多維專訪：周熊密談三小時與周恩來的悲劇角色（2）

-- 2008年10月8日22:54:2(京港台時間) --多維新聞網  

多維社記者萬毅忠／洪朝輝教授從民國要人熊式輝遺留下來的故紙堆中發現新東西，如四平戰役中熊式輝與杜聿明的關係、熊式輝在東北辭職的原因、熊式輝與蔣介石關係的轉變等。洪朝輝借多維社專訪，放大解說了其中三個歷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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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前）1945年8月5日，談判代表們飛抵莫斯科，準備就蒙古問題進行最後的談判。據《海桑集》記載，宋子文和蔣經國主張妥協，熊式輝和王世傑則堅決反對，甚至記錄了宋子文用硬幣占卜的情節。關鍵時刻，蔣介石沒有表態，8月13日晚10點，蔣介石複電「允許代表團全權處理」，這為他日後翻案提供了空間。當時斯大林堅持如果國民黨不簽約，蘇就不對日宣戰，於是在8月14日上午簽訂條約。　()


《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但就在簽約前不久，中方代表們已經知道蘇軍發動了對日本關東軍的進攻。原本可以反悔不簽，但還是簽約了，痛失外蒙主權，歷史真是一個誤會，直讓後人為之扼腕。《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當時就引發全民共誅，國民黨隨即改變態度，直到現在，在國民黨統派的地圖上，中國還是一片海棠葉，而不是雄雞。　()

30年代農民對土地的道德與宗教情懷　()

　　長期以來，中共黨史的主旋律一直是跟著紅軍的腳步走，從1934年10月紅軍離開江西直到1949年，江西的地方史乏人問津，而熊式輝的日記為我們提供了可借鑒的資料。　()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撤離，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要重建江西，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土地所有權的第二度轉移。從1927年到1934年的七年間，紅軍打土豪分田地，實行的不是溫良恭儉讓式的土地轉讓，而是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導致農民無償得到了地主的土地，實現了土地所有權的首度轉移。對此，熊式輝認為，土地應該物歸原主，於是制定60多條農村土地處理條例，作為土地所有權二度轉移時，處理土地糾紛的依據。　()


　　但是，熊式輝在調查了黎川和廣昌兩個縣，發現的事實令他震撼：農民從紅軍那裡分到土地后，對待方式有二：一是拋荒，表面上土地歸農民，但實際上不去耕種；二是耕種，但農民會在秋收后悄悄地把錢或糧送給老地主，維持著地主和僱農的實質關係。江西農民的善良令熊式輝感慨，他曾問農民為何這樣，得到的回答是：天地良心，怎麼可以把別人的地搶過來，這是地痞流氓才幹的事情。很顯然，道德和宗教使人懷有內心恐懼，這比外在的法制和強制更治根本。()


熊式輝攝於東北離職后的五十年代。
　　《海桑集》為人們提出了一個研究課題，那就是比較30年代中期和50年代初期，中國農民對中共土地改革的不同行為方式。兩者是否存在不同的心理狀態、道德困境和天命情懷？為什麼50年代初的農民最後能夠心安理得地剝奪地主土地？僅僅時隔15年，農民的善良本性為什麼變化得如此之快？　()

　　另一項值得研究的是共產黨厚此薄彼的雙重標準。文革后，共產黨落實民族工商業政策，把城裡的小洋房還給了榮毅仁式的民族資本家，給他們平反，給他們很高的政治待遇，但為什麼共產黨從來沒有想過給劉文彩式的地主平反，把土地還給他們？()

　　理論上，土地和資產都是私有財產，都是神聖不可侵犯，但中共絲毫沒有對昔日的地主表示過歉意。原因是共產黨表面上是農民革命的產物，但骨子裡還是代表城市少數特權者的利益。這與1949年後，共產黨重點發展城市、犧牲農村的政策一脈相承。　()

　　有人說並不是共產黨不願意把土地還給農民，而是沒法還，因為歸還土地得依照地契，而地契在1949年後的各種運動中早被當做變天賬給燒了。前幾年我去江西，在地攤上發現有大捆的地契出賣。這些地契或是被紅衛兵抄家得來，或是為地主後代廢棄。我通過訪談得知，江西很多地主的後代還把地契藏在家裡，只要黨中央一聲令下，落實政策或實行國家賠償，這些人會如雨後春筍一般冒出來。　()


《多維月刊》2008年10月號刊登多篇獨家內幕報導。
　　也有人說不能歸還土地，設想如果美國把土地還給印地安人，偉大的非印地安人去哪裡？難道讓黑人回非洲、白人回歐洲、我們回亞洲不可？歸還土地雖有正義性，但無法操作。但是，作為學者，我們不僅要追問程序的正義，還要追問歷史的正義，要像秋菊打官司一樣討說法，中國土地產權的轉移過程存在國家的罪錯。美國在60年代民權運動時，面對實施奴隸制度的國家罪錯，通過了《平權法案》，用矯枉過正的方式，用國家補償和制度傾斜的方法去照顧弱勢群體。在中國，國家有責任和義務來澄清歷史正義。　()

　　中國需要建設和諧社會，但和諧的前提是和解，而和解的前提是釐清歷史事實。中國歷史中的冤結太多，需要由公正的歷史視野去審視，並通過正當的程序界定是非，沒有和解，何以達致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