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戰略新思路研討會」發言記錄

「中國發展戰略新思路研討會」發言記錄

仲大軍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我的觀點已在《中國應深刻反思重商主義》一文里向大家告明了，這裡再補充幾句。我國正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我們既定的發展戰略有必要隨時和及時修正和調整。中國今天的情景很象20年前的日本，不過當年的日本是在西方七國的壓力下被迫使日元升值的，而我們今天是在這裡自己討論升值。所以，今天這個會議在某種意義上類似20多年前的「廣場會議」。但遺憾的是金融界的人士今天由於各種事務和會議都沒來。易綱昨天到外地出差去了，他還是贊同我文章中的觀點的。謝平說今天上午行里開會，王宇和王松奇可能也因為這個會沒來。不過謝平透露了一個信息，說朱老闆認為外匯儲備還不夠。這和我文章里的內容並不矛盾，我也是想我們的外匯儲備大約達到4000億美元是個極限，但必須要認識到外匯儲備的代價。原來說要來的財貿所的江小娟、外匯管理局資本司的陳炳才和證券協會的巴曙松今天都沒來，炳才昨天來電話告知上司突然給他安排了個會。

今天的會議我想有兩個主要問題需要討論，一是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二是如何調動起內需，發展國內薄弱的部分。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讓資源盡量留在國內，而不是將資源外流。但是，談到人民幣升值，很多人認為我的意見就是直接調整匯率。實際上人民幣升值的形式很多，調整國內某些商品和勞動的價格就是人民幣升值。匯率是與物價緊密聯繫的，在匯率不動的情況下，提高某些出口產品和勞動的價格就是匯率升值。譬如我國勞動力價格過低的問題，到底是市場造成的還是政治體製造成的？或是貿易政策和發展戰略造成的？這是我提出的全部問題的核心。最近全球範圍內工人和公務員罷工不斷，這都是勞工維護自身利益的表現。但是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允許勞工行使這些權利，就很可能導致人為的和政治性的勞動力價格低廉和扭曲。目前在法國這樣的國家是工會勢力過強，而我們國家農工勢力可能已經變得過弱了。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黨和政府認真考慮。

其實我那篇文章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我國出口產品的真實價格問題，生態環境方面的成本還可以計算出來，最難計算的是制度成本、政策成本和政治成本，這一點特別體現在勞動力工資水平方面。現在大家都在說中國勞動力工資成本之所以低，是由於生產力整體發展水平造成的，是符合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對於這一說法我表示懷疑，因為勞動力成本是可以由於制度因素、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來影響的。當一個國家的政治傾向於勞工時，其勞工的待遇就高，如果傾向於資本或被某些利益集團所影響，那麼這個國家的勞動力工資水平肯定會被壓到最低。因此，我們在研究進出口和人民幣匯率問題時，不上升到政治角度來審視是不行的。目前，我國勞動力成本是東南亞國家的1/7，台灣的1/30，日本和美國的1/40，在這種情況下，說我們的勞動力成本還沒有提升的空間，那就是立場和感情的問題了，那就是一任我們的兄弟姊妹受苦受難，那就是將利潤拱手讓給外國資本。

我總感覺我們的發展有問題，這麼多年來一大批人口的生活水平沒有變化，每年平均8%的增長到底到哪去了？對外貿易方面要好好找問題。1996年至2000年，外商企業的虧損面平均達到60-65%，如此大面積的虧損大多是利用關聯交易人為導致的虛虧實盈。最近幾年外商企業帳面上大面積虧損，年虧損金額1200多億元。按稅法規定，以後的贏利可以彌補前年度的虧損。按此計算，中國每年要少征大小外商所得稅300多億元。蘇州紫業紙業公司擁有員工1500多人，技術人員500多，其素質之高，在中國造紙行業中首屈一指。然而這家年產能達14萬噸銅版紙的大型一級造紙企業在2001年虧損高達8270萬元，加上以前的虧損，紫興紙業的5.4億的資本至2001年底已經虧損一空，還產生了所有者權益負債9603萬元的巨大黑洞。中方合資企業五六年來不僅沒賺錢，還欠了一屁股債。

我的基本思路是：我國重商主義的成本和代價極其巨大，不能僅僅看到現在的成就，還要考慮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我想明確指出的是，在一個存在著明顯的二元結構的國家，不遺餘力地實施外向型經濟，可能使這個國家的社會發生更大的斷裂。一部分人口和產業與國際接了軌，另一大部分人口可能仍然停留在傳統里。特別是一部分人的富裕和發達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貧窮和生態環境資源的破壞之上。我總感覺這樣一種發展模式存在著風險。

我毫不掩飾自己的經濟觀點來源於政治觀點，我的政治觀點就是使中國的老百姓能均衡地發展，不至於產生窮的窮，富的富，不至於以某些地區的犧牲來換取另一些地區的繁榮，特別是不能以殺雞取卵式的方法發展。中國要儘快改變自己在國際上廉價勞動力、廉價產品的形象。20多年來，我國各種商品的價格已經翻了好幾倍，但沿海地區打工仔的勞動工資沒有多大變化。以人民的過度付出和資源生態為代價的國際競爭力不值得提倡。

中國今天發展的環境有個好條件，那就是可以充分借鑒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汲取他們犯錯誤的教訓。80年代日本所犯的錯誤是過度地製造泡沫經濟和過度地海外投資。日元升值后，當國內外資金在日本大量聚集起來后，日本將四五千億美元的資金輸出到海外，由於文化的差異和經營不善，這些投資後來都損失慘重。阿根廷是由於不能及時調整本幣的升值，由於國內儲蓄率太低而引發金融和經濟危機。而我們卻可以利用本幣升值后的資金充裕來大力發展國內。問題是我們怎麼調整國內的政策，調動出更多的內需來，更多地利用國際資源來加速國內的發展和建設。以目前這種主流思路是根本不可能實現這種轉變的。因此，當前我國最重要的事情是高層和理論界統一思想，形成共識。

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各方面的人來共同研究制定方案。我們要加大綜合性的研究和戰略的研究。從我的性格上講並不喜歡走極端，我們都是孔孟的後代，求同、居中是中華文化的傳統。我們現在做的事情不要糾纏在左或者右的圈子裡，我們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找出一條切實符合我國發展的道路，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不是迎合某些部門和既得利益集團。當然，在這其中需要我們擺脫許多外部流行觀點的影響，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左大培 [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我們目前的狀況還不如重商主義，重商主義拿回的還是黃金這類硬通貨，我們現在換回的是一堆紙。中國現在實際上是債權國。我們離富國強兵有多遠？有兩點值得注意：（1）讓外資流入，事實是我們的資金往外流。由於地方政府將出口和賺取外匯當政績，則資金就大量外流。外匯儲備多，就意味著我們的資金往外流。因為我們缺少賺錢機會，使大量外匯在境外投資。（2）吸引外資能賺來技術嗎？在購買技術和專利后，再讓外資投入。目前並沒有真正買來技術，因為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目的是保守技術，而不是外漏技術。所以，直接投資帶不來技術，只能送走資金和資源。在直接投資情況下，在搶走市場后，依賴他們的技術，而停滯我們自己的技術進步。我的意見是：有錢就去買人家的技術。在沒有技術的情況下，只要中國企業能生產的行業，就會開展殘酷的競爭大戰，而造成虧損經營，如中國的家電行業。家電的發展不是靠引進外資發展起來的。我們應該投資於飛機等高技術的產業，可是在這方面卻要不出搞研究的錢來。

湯敏 [亞洲銀行駐華首席經濟學家]：

我想亞行是支持你[仲大軍]的意見的，但是作為我個人還不同意人民幣升值。目前各發展中國家都在增加外匯儲備，有的國家在幾年間增加了6到8倍。這裡的確存在著風險。但發展中國家不得不這樣做，這裡涉及到國際金融體系問題，規則不是發展中國家制定的。你只有在這種規則和體系中行事。不過，發展中國家的動蕩對於發達國家也是一樣的危機，因此我們需要尋求一種雙贏的制度。但是，發達國家會不會改變這種金融體系呢？第二，通過人民幣升值能否解決我國的出口問題？目前我國的出口目的主要在於解決就業問題，擴大出口有利於解決就業，而進口對於解決就業作用太小，有些機器不能替代就業，我們造不出來。第三是順差問題，我想中國可能不能長期保持貿易順差，入世之後兩三年可能就要變為貿易平衡。外匯儲備的增加主要是直接投資的進入，是資本帳戶的順差。在這種情況下升值可能就不是好辦法，那樣可吸引來更多的外資，等著你升值。日本當年拚命地擋也擋不住，你升值外幣就進來。通過人民幣升值減少順差是不合適的。所以，升值不是好辦法。

減少外匯的辦法很多，不過國內現在的政策是在90年代初制定的，是在外匯儲備只有100億美元時制定的。我國對外匯儲備的消化能力有限，所以造成了外匯的大量儲備和外流。前幾年美國的債券利率在4%以上，我國內投資的穩定收入利潤率也不過5%。

左大培先生剛才講的外資排擠人民幣投資的問題，原因主要是我們的金融體系和投資機制等造成的。當前我們要花大力氣來解決投資機制問題，先解決了外匯管制、外匯機制、投資體制和金融體系存在的問題，也就解決了出口和資金外流的問題。那時再考慮本幣大規模升值，這樣風險就會小得多。否則會造成外資大量湧入，遊資已經使東南亞國家身受其害。中國今後要積極參與制定國際規則。

王建 [國家計委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

升值不是我們要升的，是美國的壓力。怎麼看國際匯率的變化？我已經寫文章說警惕全球金融風暴。列寧那個帝國主義的時候爭的是市場，今天爭的是資本。關於貨幣貶值問題：虛擬經濟和資本市場是資本主義發展到現階段的產物，現在的服務業是虛擬經濟，目前世界每天的貨幣交易量是貨物交易量的100倍以上。匯率的變動幾乎與進出口沒關係。今天資本主義的危機性質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那就是危機不是貿易逆差造成的，是金融體制發生了變化。美國在家裡印紙就拿到了各國的產品。美國一定要維持它霸權的地位。打伊拉克的目的是什麼？就是害怕國際資本流往歐洲，歐洲的資產增長了，美國就一定要動武，現在流入歐洲的資金越來越多，這是美國最不能接受的。

目前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已經超過了日本，真正感到中國壓力的是日本，美國慫恿日元貶值，美國不希望人民幣升值，它害怕人民幣升值奪了它的風頭，終結它的貨幣霸權。全球資本流動帶來了資金和貨物，洋房和汽車，但走了後會產生嚴重後果。我們要歡迎它來，來了就走不了。要創造一種溫室效應，花房可以吸收陽光的熱量，但熱量進來后散發不出去。吸引外資后，不開放資本市場可以減少外資出走。美國的兩個泡沫已經破了一個股市，房地產今年也要出大問題，接著就是歐洲。當他們垮下來，我們就要升值。前提是不開放資本市場。

王小魯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大軍文中的兩個東西值得重視，第一是環境經濟成本很高，我贊同「國民經濟成本高」的觀點。但資源破壞和污染與出口關係不大，在出口產品中，資源產品的比例不大，關鍵是怎樣控制污染的問題。在環境成本沒體現出來的時候，簡單地靠本幣升值是否能解決問題？能否對某些出口產品不但不退稅還要增收環境污染稅？第二個問題是我國的外匯大量購買他國債券，巨額的外匯儲備是否需要遏制和究竟如何辦？靠出口升值是否可以解決問題？

還有些問題值得討論，例如貿易順差問題，是不是順差就意味著輸出了資源？我國目前的石油和糧食都是凈進口。出口與其說是資源的輸出不如說是勞動力的輸出。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工資比是1/40，這種不公平的背景是中國發展水平低造成的，勞動力成本低的原因是中國整體的人均收入低，大量剩餘勞動力和下崗人員，造成了勞動力成本的降低。最大的問題是農村勞動力，人均1畝多地，條件惡劣，改革20年來也不過是轉移出1億人，還有3億人靠什麼生活？如果不創造大量就業機會，農村的困境將更加嚴重。經濟增長一定要考慮為低收入人口提供就業機會。中國需要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來解決這個問題。出口扮演了一個不可替代的角色，出口是一條途徑。輸出勞動力可以賺錢。

貨幣升值是一種雙刃劍。在提高成本核算的同時會破壞出口，減少就業機會。幣值低時，與發達國家算帳不合算，如果升值就會減少出口，鼓勵進口。這就等於減少我們的國外市場，讓給東南亞國家。眼下人民幣升值可能有雪上加霜的效應。但要有中長期的考慮，我同意王建的觀點，美國資本市場如何變，要觀察。

劉福垣 [國家計委宏觀研究院副院長]：

大軍同志憂國憂民，我對國家命運有同感。但是，升值是沒有必要的。我們現在的出口是「物離鄉賤」。我在美國發現在國內賣1000元的商品在美國只賣300多元。中國貨太便宜。原因是我們的出口沒有經過全要素成本合算。這是一種「送禮」經濟。因為我們開發區內的外商企業所使用的土地、各種費用全不計費，加上出口退稅，就使出口貨變得如此便宜。再加上各個地區經濟結構同構，競爭激烈，出口價格就更低。浙江永康的小五金原先賣80美元一箱，後來8美元就出去了。有的地方賣襯衫論磅稱，一公斤10美元，兄弟之間相互慘殺，國內市場是個無底洞，寧給外人不給家奴。[左大培插話：實際上最後貼的都是國家資金，造成國內資源白白外流。]

現在我國經濟的外向度竟然達到45%。作為一個大國的外向度這麼高，相當危險。現在有個問題要搞清楚：就業是靠外需還是靠內需？為什麼內需沒啟動？是因為忽視教育和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當前壓在內需上有三座大山：第一座是社會保障，第二座是教育，第三座是內部體制。說到底是卡在既得利益上，是因為當前的官僚體制及對稅收和社會財富的認識觀念上。今天這一批新形成的官僚買辦帶著濃厚的封建烙印，不懂得社會保障給社會帶來的好處。 資產稅是最好的稅種，西方國家人家經過幾百年的鬥爭，認識到社會保障的實際作用是保障資本安全，保障市場繁榮和穩定，保證資金的有效使用。因此，社會保障的解決是解決內需不足的關鍵。

我們現在是把資金過份地用在表面政績上，而忽視長遠的發展，到處是大廣場，縣一級的政府大樓蓋得跟外國一樣，一講率先現代化，眼睛都瞪圓了，一講社會保障氣就癟了，沒錢，善財拿不出來。必須要有社會保障這個平衡器，為什麼人家說馬克思偉大，這是因為只有把勞資關係的矛盾解決了才能發展和演變。[仲大軍補充：勞資矛盾是任何國家任何社會的最基本矛盾，我國當前把這一矛盾放在次要的地位，把發展放在第一位，顯然預示著社會隱含的衝突越來越大。]

社會主義不是掛著羊頭賣狗肉，為什麼現在有8萬多億元的存款？是因為社會沒保障，這種存款是「虧銷儲蓄」，那就是犧牲家庭消費，靠增加儲蓄來增加個人的社會保障。有一半的人是在壓縮消費來存款，社會保障變成了家庭保障。與一些國家比起來中國最富，根本不缺資金，社保資金的不足是因為記錯了帳號。把土地算上現在我們的家底至少還有幾十萬億元，這筆國有資產是幾十年間工人農民貢獻出來的，是人民的資產，工人農民有這個錢，要讓他們吃顆定心丸。可是現在，最敗壞國有資產的是國有資產的管理者。我曾對外賓說中國不缺錢，缺的是資本，沒把錢變成資本。

再是教育，教育也是最大的需求缺口。如果把社會保障、教育和就業體系這三座大山揭開，中國就有巨大的內需。問題是現在地方政府眼睛一致對外，我在寧波當了兩年副市長，非常了解地方官的情況，一講就是外資，許多是賠本賺吆喝。外國人來了點頭哈腰，不管什麼代價，合同簽下來就行。現在整個全國的情形是優惠於外而傾軋於內，對外拱手相送資源而對內則得紅眼病。

深圳的民工一天干15個小時一月才掙五六百塊錢，但不給外資打工就沒活干。為什麼非要讓外資來拉動經濟？我們現在有多少人眼睛向內？我們自己到底有沒有能力拉動內需？看看現在我國的環境條件多好，城市化加工業化，修不修路沒有關係，重要的還是社會保障，要從戰略上解決就業問題。

石小敏 [國家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

十六大之後，北京有人開戰略研討會了。我認為是到時候了。十五規劃講的是子戰略，可總戰略是什麼？我希望研究要從實際出發，討論不是光有理論就行，還要抓住實際演化的規律。現實經濟中有大圈、中圈、小圈，還有層次，各種事物都處在自己的位置上。湯敏剛才講的國際圈是最大的圈，弄不清這個大圈就很難弄清中圈和小圈。其次是中國自己的循環，這是中圈。一個政府配置資源的圈，花錢效率是最差的。現在我國是越來越差，窟窿越來越大。[李培林插話：地方銀行的壞帳率更高，收回30-40%就不錯了。]

建國50年來我們只有國民收入的概念，沒有國民財富這個概念，只算收入不算財富。國家的資產由誰來花。如果講財富，1958的教訓是最慘重的。出口與污染的帳怎麼算？我們缺少總循環的資源成本合算。我們的內循環不暢，內循環之所以不暢，與組織機制、各環節阻隔有關係，先走哪後走哪，要摸准各個環節，摸准環節還要搞清由誰來實現。如果要給高層提建議，就要把主體間的相互關係和主要問題搞清楚，你要看不清楚就別瞎吵吵。

在大圈子后，還需要中圈子和小圈子。如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民進城，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對全國的貢獻大於長江三角洲。亞洲金融危機被珠江三角洲擋在了外頭。但現在珠三角又被長江三角洲壓住了，估計5年起不來。在戰略上，匯率切入口是對的。但在討論時，要搞清各種圈層的關係。

蔡眆 [社科院人口所所長]：

我們現在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出發點是利用我國的現有資源。這個資源主要是過剩的勞動力。出口造成污染也是存在的，但考慮一下資源不出去是什麼狀況？農民貧困的主要原因是資源惡性循環。掠奪后便不能溫飽。按我們自己的標準，我們最大的出口收益是換來就業。就是真的不能提高社會保障待遇，只要有就業就行。如果不出口，資源又用在哪裡？在我國現階段，資源的破壞往往是與落後相伴隨的。如果用大量資源還換不回來收入的話，則是不合適的。

[左大培插話：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在增加就業和總需求上是等價的。就業是總需求決定的。經貿部天天在用政策促進出口，但這幾百億元是用在促進出口上好，還是用在進口替代上好？出口不拉動內需是浪費資源。19世紀美國和德國都是搞進口替代。而拉美是搞出口替代。拉美的失敗在於過晚地搞進口替代。攻擊進口替代就是一種XXX的謊言。]

我們刺激出口的政策有很多問題，譬如媚外的問題、地方長官搞政績的問題，但不能因為有問題就否定這個政策。出口對增加就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對外貿易和外商投資對就業貢獻是其它行業所不能代替的。中國的錢沒有花出去，而外資就在國內花出去了。不同的人花錢是不同的。外資對就業的貢獻是很大的。國有經濟對就業在近年沒有貢獻，但非國有經濟的貢獻是明顯的。現在有些政策是扭曲的，但還是要看大成本，如何讓8億農民走出來。

李培林 [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 ：

我們社會學所的統計與國民經濟的統計結果不大一樣，他們樂觀一點，上面總讓我們拔得高一點，把情況說得好一點。我同意劉福垣院長的意見，但他把問題主要歸結在社會保障上，我認為主要是消費和收入。消費不足造成價格指數不斷下降，近年來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比較小。社會保障只是影響內需的一個方面，應該有四個方面：收入差距、就業、貨幣政策和社會保障。

（1）收入分配是第一影響內需的問題。如果從消費階層來看，中層消費邊際遞減是最小的。中層人數最小。最窮的人沒有消費能力。十六大增加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是好的。現在財富調查還沒有數據。有人說我國基尼指數現在是0.45，我覺得還要高，因為一些隱性收入沒調查。銀行儲蓄也查不清，因為實名制下一個人可以有多個帳戶存款。不管如何，收入對消費是有很大影響的。因此，消費啟動中，自我保障較為嚴重，阻礙了現實消費。

（2）就業的影響，[插話：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原因是沒有錢。] 技術和就業之間的矛盾如何解決。林毅夫和江小娟說，技術進步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但如何解決就業問題？十六大提的新型工業化是兩頭都顧，技術和勞動密集型都要有。

（3）社會保障目前遇到瓶頸，不可能再走下去了，技術問題很多，按現在的規定，我國凈工資以外的人工成本比德國的還要高。養老、醫療、失業等要佔到工資的80%。如果再繼續加大，則會削弱競爭力。[插話：應該用一部分錢來放在社會保障上，但是放在了出口退稅上。] 靠減持國有股來彌補社保資金不但錢沒拿回來，還衝擊了股市。國有企業資產的變現存在極大風險，縮水問題嚴重，儘管國有資產有十幾萬億元，但在變現時就賣不出這個價錢。要解決國有資金閑置和浪費的問題。出賣土地后錢從哪兒來？[劉福垣插話：土地不拍賣，就收租。]

目前，中國農村和城市斷裂成兩大塊，在消費市場中，僅從城市來看全國是不全面的，汽車洋房與農村農民沒關係。要是看平均數的話，跟哪個地區都不適合，既不符合發達地區，也不符合落後地區。所以，人均GDP這個概念基本不能用。在市場斷裂的情況下，很難有一個全管用的政策，一個政策不能解決全國的問題。

（4）貨幣政策，我還不大讚同貨幣升值，穩定的貨幣政策沒有彈性。目前我國的問題是基礎設施建設與擴大消費關係不大。我國的水庫比美國田納西的都多，因為水利部的建築工程隊要有活干，建起那麼多高速公路有的半小時才過一輛汽車。閑置的基礎設施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庫存，而不是真正的產值。[高粱插話：有的是壞帳。] 目前我國存在著生產與消費的斷裂，富裕與貧窮的斷裂。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的確要鬆動一下了，特別是對民營經濟。2002年民間資本投資的增長實際上是外資投入拉動的，並不是內部的民間資金。現在地方銀行仍然不敢貸款，金融體系不健全，貸款信譽和借貸渠道不好，民營企業貸款要雙向抵押。

溫鐵軍 [《中國改革》雜誌社總編輯]：

當前我國的現狀是微觀研究過剩、宏觀研究不足，戰略研究沒有。今天這個戰略研究的問題從民間研究所[指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提出來了，很有意義。從各個領域考慮宏觀問題價值不大。應考慮熱點問題。不能一味強調緊縮，如果研究不能瞄準熱點，就沒有價值。不必拘泥於某些理論爭論，我們是為政策和決策服務的。現在有些說法，宏觀好微觀不好，稅收好財政不好，城市好農村不好。為什麼出現這些現象？戰略研究必須把握規律性，對中國宏觀戰略的把握有幾點，一是就業，在人口保持增長的條件下，想解決是不可能的。無論中國怎樣加快城市化步伐，農村人口將長期維持在8億人左右，一二十年都不會改變。農村人口的失業是不能完全解決的，勞動力成本的增加也是不可能的，農民收入的增加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靠農村內部的調整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這是不可逆的矛盾，認清了這些國情，才能談戰略。

難道我們僅僅是勞動力過剩嗎？實際上當前我國存在著兩大過剩：勞動力過剩和資本過剩，目前我國官民加起來的外匯美元存款在4000億以上。這種狀況在逼著人民幣升值。所以根本的問題是資金過剩。從1995年開始，我國勞動力成本降到世界最低水平，我國的社會保障不把農民統計在內，認為農民有地就不算失業，國家統計局就這樣算的。但這樣算不符合規律。

在全球資金都處在過剩的情況下，我們大量吸收高價格的外來投資是逆規律性的。王建剛才說美國要維持它的資本霸權，中國為什麼也跟著做？主要是存在著既得利益集團。在中國，官僚壟斷資本的存在是根本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所有的改革都難以實現。這是前提，對策的討論不用說就明白了。

高粱 [國家體改委體改研究所研究員]：

大軍提出的問題觸動了我們的神經。敏感的匯率問題、戰略問題和出口問題。今年的出口大數是這樣的，進出口6200億美元，順差280億美元，出口中80%是製造業。拉動作用：輕紡24%，電子40%。出口對資源有多大影響值得考慮。關於外匯問題：外匯平衡是四大目標之一 。發展開放型的外向經濟是20年來的既定政策。據測算，我國出口100萬美元的貨物需要進口50萬美元的設備。當今的進出口結構集中地反映了這種狀況。出口是勞動力密集型，進口主要是設備，占固定資產總投資的60%。我對大家剛才講的收入差距和農民問題是認同的。關於工業結構的調整，我對江主席提出的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是贊同的，要利用各種優勢。[左大培插話：中國大學生就業難，就是因為不發展高科技。發達國家的高科技為高層次就業提供了機會。低層次上的出口解決的是低層次的就業。進口高科技設備損害了我國的高層次就業。我們思路是中國要加大投資搞自己的技術研究。]

王勇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我談的題目是：「摒棄低價出口戰略：人民幣升值之外的另一種思路」。人民幣是否需要升值，是個複雜的問題。我認為，解決所謂「重商主義」出口政策的問題，除了考慮人民幣升值的問題外，還有另外一個思路：即在保持人民幣幣值短期不變的情況下，提高中國出口的相對所得，改善環境和勞動者待遇。

第一，中國對外貿易連續上台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已經成為主要貿易國家。但是，目前應當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國際市場是否能夠繼續容納中國不斷增長的出口產品？相關的問題是，中國當前實行的低價出口戰略能否長期持續下去？

為了實現出口的最大效益，使出口服務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長遠需要，中國應當放棄這種低價出口戰略。這裡可以考慮通過國家和地方立法，提高出口產品的環境成本和勞動成本，使出口增長帶動環境改善和勞動者待遇的改善。那麼，這種通過增加環境和勞動成本的方式提高中國出口產品的價格，減少中國產品對國際市場的過度衝擊，涉及一個量化的問題：即增加多少成本合適，既要提高中國產品的出口價格，同時又不喪失中國出口的國際競爭力。這需要進行實證研究。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如何通過立法和執法來保證提高出口產品價格的實施。沒有統一的立法和執法，這種政策在地方保護主義面前很難推行。

第二，提高中國在貿易價值鏈條中利益的「相對所得」。貿易涉及到「絕對所得」和「相對所得」。貿易各方均能從貿易中獲得利益，但是，貿易各方的「相對所得」是不同的。當前，中國加工貿易佔中國出口總額的50%，說白一點，中國實際上充當了廉價勞動力的角色。加工貿易的好處是我們學習了技術，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但是，我們處於貿易價值鏈條的低端，所得到的價值很少，大量的附加價值為國際投資者、營銷者和貿易服務商取得。因此，中國的出口加工企業要不甘於僅僅充當接單加工的角色，而應該力爭直接進入國際市場，直接進入其它國家的營銷渠道，只有這樣，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相對所得和取得的附加值才會增加，才能成為真正富強的國家。政府要創造有利於國際營銷人才成長的環境，國家要加大在國際社會文化和國際營銷的研究和教育的投入力度。政府的作用要體現在引導中國出口企業直接進入國際營銷網路，而不是出台直接促進出口的優惠政策。

第三，保持國際市場的開放對於中國越來越重要，中國必須明確地站在自由貿易一邊。當前由於虛擬經濟製造的「泡沫」在消失，國際貿易體制面臨著較大的保護主義壓力。作為對外貿易依存度較高的國家，中國必須明確地選擇自由貿易的立場，利用WTO的機制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和自身的利益。中國實際上在走20世紀60年代以後日本加大出口的路子，當時，要擴大出口，必須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日本當時的選擇至少是在口頭上堅持自由貿易的政策。

楊帆 [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一直是名義匯率貶值，實際匯率升值。想通過匯率升值解決進出口平衡問題是否可以。中國只要存在著升值的預期，外資就會大量進入，並且繼續壓迫人民幣升值。調節不能解決升值預期的問題。外資為何如此之多？因為它們在國外已沒有了去處。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取消一切外資優惠政策，對外資沒有必要再優惠了，應該與內資同樣對待。我們國家的空間就這麼大，外資進來就會侵吞你的產業，弄垮你的企業。現在國內和國外儲蓄不平衡，要通過解決投資問題，達到儲蓄和投資平衡。如果人民幣升值不足，則外資在國內的收益就會繼續投資，反之則外流。要取消外資優惠，或增加民營經濟與外資的平等性。存貸差加大，容易導致資金外流；縮小差別可有利於資金在國內投資。

90年代，我國引進了大約5000億美元的直接投資，但中國流出的資金是7000億美元。其中2000億美元是非法出逃的，另有5000億美元是合法流出的，它包括3000億的外匯儲備，將近2000億的企業和居民外匯存款。這種存款就是一種資金外流的表現。儲蓄大於投資，就只能超前消費，沿海地區消費高，低級公路靠人修，高速公路靠機器修，增加不了就業。

90年代實行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但少數人先富起來的後果是大多數人未被帶動起來。沿海地區更富裕，差距更大，這樣搞中國產業肯定要垮台。不關心農民問題，集聚效應使個別地點吸引大量投資，只顧少數人暴富，拉美型的發展，使全國大量企業垮台。鋼材過剩是農民沒錢消費。

要警惕這種分割發展導致的外部需求。個別超前消費使資金用在了豪華建設上，而忽視了大多數人的消費。高檔需求不是針對中國大多數企業的，而是針對個別階層和國外的消費結構。象遠洋大廈這樣的高級寫字樓就一定要進口外國鋼材。有些項目連油漆什麼都要進口。

股市垮台將會使中國經濟陷入危機。國外股票市場也是非常黑的。把出口退稅的錢用來在主要戰略行業上是應該的。應該投資多一點，爭取能自己造飛機。否則，5年後企業倒閉、股票市場危機、銀行的危機是不可避免的。市場導向不會引導資金投資自己造飛機。主要問題不是產權問題，追求洋房汽車造成了腐敗。

江時學 [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長]：

大軍的文章有許多新意。我談幾點學習體會。一、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能擴大出口總不會是壞事。國際學術界在比較20世紀下半葉拉美和東亞的經濟發展業績時，傾向於同意這樣一種觀點：拉美的「失敗」和東亞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與兩地區出口能力有關。五六十年代，拉美國家曾在普雷維什的發展主義思想（又稱聯合國拉美經委會的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下，信奉「出口悲觀主義」，因此沒有為擴大工業製成品出口和減少初級產品出口而採取必要的措施。

二、且不論初級產品在我國的出口貿易中佔有多大的比重，我們在強調出口的重要性時，確實應該重視可持續發展。我的老家在「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蘇南。記得兒時常在水中游泳或釣魚。那時許多人家沒有自來水，因此淘米、洗菜都在河中。最近幾年，家鄉的經濟取得了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父老鄉親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水質清晰可見魚兒的河流已一去不復返了。

我的老家曾從台灣引進一家在台灣島上不允許生產的化工廠。幹部們沒有環保意識，認為這是台資，求之不得。上級考察幹部政績的指標之一是引進了多少外資，不是水中的汞含量或其他有毒成分的含量。其結果是，這家污染嚴重的廠雖有一些產值，但河流卻被污染了。這些幹部往往是從其他地方調來的，因此，幹了幾年，他遠走高飛了，不會喝到這種已被污染的水。受害的是當地的子孫後代。

三、最近幾年，國內學術界不時提到「拉美病」，而且希望中國不要犯這種病。誠然，「拉美病」的含義似乎尚無確切的「癥狀」，因為不同的學者可從不同的角度來加以診斷；然而，拉美的經濟建設中有許多教訓確實很值得我們借鑒。例如，拉美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公，國有企業效率得不到提高，腐敗十分嚴重，對外資的依賴很大，民族企業在外資的衝擊下節節敗退，等等。此外，拉美國家也面臨著如何正確處理改革與穩定的關係這樣一些重大的難題。90年代以來，拉美已爆發了多次金融危機或金融動蕩。我們應該從中總結出一些教訓。

四、大軍在文章中提出的匯率問題當然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甚至是爭論）的話題。我對此沒有研究，因此無發言權。但從拉美的情況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看法：在全球化時代，由於與國際經濟的交往越來越頻繁，實施一種恰如其分的匯率制度確實是很重要的。在過去幾十年拉美國家實施過的各種匯率制度中，盯住匯率制頗為引人注目。盯住匯率制構成了拉美反通貨膨脹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以匯率為基礎的穩定化計劃（實際上就是把匯率作為「名義錨」）一般有3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一般說來都比較成功，通貨膨脹率明顯下降。但在第二階段，匯率高估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最後，匯率高估變得如此嚴重，以至於經常項目的平衡面臨巨大的壓力。當政府認識到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往往為時已晚，因為一旦國際投資者預料到高估的實際匯率和龐大的經常項目赤字難以為繼，他們就會迅速逃離，從而誘發金融危機。墨西哥的經歷似乎證實了這一點。因此，墨西哥金融危機和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許多人對盯住匯率制大加鞭撻。1999年初巴西金融動蕩爆發后，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曾說過：巴西雷亞爾計劃的崩潰是敲在盯住匯率制這口棺材上的最後一根釘子。不知中國學者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是否同意他的看法。

五、2001年12月阿根廷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上一些分析人士預料中國可能會是爆發危機的下一個新興市場國家。他們認為，中國與阿根廷有不少相似之處：例如，阿根廷在危機前奉行的是貨幣局匯率制度，中國的匯率制度是一種「準貨幣局」制度，同樣比較僵硬，難以適應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又如，阿根廷的財政赤字長期得不到控制，中國的財政赤字也比較大。再如，阿根廷的外債負擔十分沉重，中國的外債規模雖被控制在「警戒線」以內，但外債增長速度很快，令人擔憂。此外，中國如同阿根廷一樣，也面臨著收入分配不公、國內企業效益差和出口貿易增長速度不太快等一系列問題。

由於以下幾個原因，中國不會成為「亞洲的阿根廷」：（1）人民幣雖然盯住美元，但它與貨幣局匯率制度下的阿根廷比索有著很大的不同。換言之，人民幣是一種可在一定範圍內上下浮動、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貨幣。（2）我國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來應對金融動蕩。（3）雖然我國的財政赤字較大，但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也很大。（4）從國際公認的外債「警戒線」來看，我國的外債負擔是可持續的。（5）與阿根廷不同的是，我國的經濟長期保持較高的增長率。（6）阿根廷的「鍋碗瓢盆力量」很強大（因示威者手持鍋碗瓢盆而得名），民眾對政府極度不信任。我國人民具有很強的愛國主義情感，能在國家面臨困難時經受考驗，作出犧牲。(7) 我國的資本項目未開放。當然，雖然中國不可能爆發象阿根廷危機這樣的動蕩，但作為一個經濟轉軌國家，中國應該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充分吸取阿根廷的教訓，未雨綢繆，將危機的風險降低到最低限度。

顧海兵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教授]：

我覺得中國沒有戰略，全面小康太軟。下面談幾個觀點，反對出口退稅，追求進出口的意義是什麼？講全球化多，講全國化少，譬如表現在一些服務部門講外語方面，門檻設置太多，邊貿特權是否正確？中國加入知識產權組織過早，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是什麼？外匯如何管理？電子銀行的管理；美鈔能隨便印刷嗎？重商主義是什麼？強調社會保障時，資金如何運用？不良資產與GDP的比值問題，很多問題是制度問題，如三農問題中，農民在高層缺少代表者。

楊繼繩 [新華社原《經濟參考報》高級記者]：

仲大軍先生主張人民幣升值，對這個意見我不敢苟同。理由如下：1，在當前情況下人民幣升值，對弱勢群體來說損失大於收益。2，目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主要來自國外資金流入，一旦有升值預期，會來更多的資多流入，會使升值的壓力進一步加大，人民幣升值的趨勢就會失控。3，人民幣不升值有利於出口。有人擔心出口多了會使環境壓力加大，會加速資源枯竭。實際上，現在出口資源性商品比例越來越小了，我們的商品出口不是出口資源，主要是出口物化勞動。匯率是一把雙刃劍，它的變動對所有人的利益都有影響。但是，匯率的變動對不同利益群體的人的影響是不一樣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匯率的變動在一定的程度上會引起財富的再分配。有的群體會因此得到更多的利益，有的群體會造成更多的損失。當前中國有這樣的群體，他們的利益對出口產品依賴性較強。人民幣貶值對這樣的群體收益大於損失，農民就是屬於這樣的群體，因為農產口出口對農民的利益影響很大。從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工人，也屬於這樣的群體，出口產品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就增加。而這兩個群體恰恰是當今中國的弱勢群體。

廉價勞動力是中國在世界市場上最大的競爭優勢，這種優勢一方面源於中國剩餘勞動的巨大供給，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中國人對低工資的忍耐力。在周邊地區貨幣大幅度貶值的情況下，人民幣幣值相對抬高，中國弱勢群體的的勞動力價格也就相應高估。在當今世界，產品可以在國際間流動，勞動力不能在國際間流動。但是，如果把勞動力物化在產品中出口，即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也就是變相向國外輸出勞動力。人民幣幣值相對抬高以後，就阻斷了中國通過變相手段向世界市場輸出人口的通道，減少了中國低收入階層的就業機會和工資上漲的可能。

和上述弱勢群體相對應的還有另一些群體，他們的利益對進口產品的依賴性強。對這樣的群體來說，人民幣升值收益大於損失。買進口汽車的人，消費洋貨的人，如果人民幣升值，他們的洋消費就更便宜。人民幣一升值，原來20萬元才能買到的汽車15萬元就能買到，他們當然會很高興。人民幣的升值增加了他們對進口產品的消費能力，刺激了他們對進口產品的消費胃口，從而進一步帶動進口商品的增加。但是，這樣一來，那些在中國工廠里生產同樣產品的工人就會失業。這些工人不能享受這些進口商品，卻為這些商品的大量進口付出代價。

人民幣的升值還對那些主要依賴進口設備、進口原材料和大量使用國外債務的壟斷企業有利，比如電信、航空、電力、鐵路等壟斷行業。人民幣升值，他們進口設備的成本就會降低，他們償還外債的負擔就會減輕。而這樣的群體恰恰是當今中國的強勢群體。以上只是直觀地作簡要的分析。要準確地判斷匯率變動對某群體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得做多因素的相關分析。

[記錄整理者：姚永玲 仲大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