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周年口述史：三隻蚜蟲「拯救」全省森林

口述人簡歷

　　郭榮昌，1933年9月生，廣東潮陽人。1975年，42歲時直接從羅定縣委書記調任廣東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後來又以省委書記身份兼任肇慶地委領導職務。1985年任廣東省委副書記。1993年2月至2003年1月擔任了十年廣東省政協主席。2008年9月13日凌晨1時 45分在廣州逝世，享年76歲。

　　策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 特約撰稿：楊漢卿、陳憲宇、周珺

　　採訪時間：2008年3月4日 採訪地點：省政協大樓412室

　　改革開放初期那段時間可以用一個詞形容，就是「勢如破竹」。問題是一個接一個冒出來，接著被突破，層出不窮。而且都是群眾自發的起來突破啊，省委省政府簡直是來不及反映。比如廣州蔬菜、塘魚放開問題，那是下邊的群眾催促上面的領導者啊，於是各種副食品票一下就取消了、放開了。之後相關部門才下通知，領導才公開表態。

　　　　　　　　　　　　　　　　　　　　　　　　———郭榮昌

　　廣東是全國最早放開糧價的，1993年，廣東率先在全國取消糧簿，告別延續近40年的糧食統購統銷的傳統體制。廣東當年分管農業的老領導郭榮昌沒有將這一功勞歸於自己。他說，這其實是「群眾自發起來突破的，有時省委省政府簡直是來不及反應。比如廣州蔬菜、塘魚放開問題，那是下邊的群眾催促上面的領導者啊，於是各種副食品票一下就取消了、放開了。之後相關部門才下通知，領導才公開表態。」

　　2008年9月13日凌晨，郭榮昌在廣州逝世，享年76歲。就在此前的半年左右，郭榮昌在省政協大樓412室接受了廣東省黨史研究室的專訪，回顧了30多年曆程，談到了廣東改革開放的一些重大事件，透露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比如上世紀80年代初期高要農民陳志雄承包魚塘引起的全國大討論，「十年綠化廣東」過程中發生過一次大規模的「松突園蚧」蟲害等問題。本報發表時有刪節。

　　「和尚頭」省委書記

　　同志們都愛叫我「和尚頭」，因為我年輕，沒有什麼歷史問題，沒有辮子可以給別人抓

　　[1975年，年僅42的郭榮昌直接從羅定縣委書記調任廣東省委書記。這麼年輕就能擔任省級領導，這在今天的社會政治環境下都是很少見的。]

　　我是怎麼被提拔的，說實在的這個問題其實我也不清楚。當時沒有任何一個領導和我正面交談過提拔我的原因。後來慢慢地我才通過別人的談論聽說了一些大概的緣由。大致的情況是當時鄧小平同志剛剛出來主持工作，一批「造反派」想插入各級領導班子掌控政權。小平同志就提議從基層縣、部隊團級以上年輕領導幹部中選拔一批人提拔任用。聽說當時省委領導和地委書記們進行推薦，經過醞釀后就確定了三個候選人。一個是海南文昌的縣委書記，一個是遂溪的縣委書記，還有一個就是我，當時我正擔任羅定的縣委書記。經過討論，最後確定了我作為考察對象，經過考察我就上來了。

　　開始我只是協助張根生同志管農業工作。之後由於主管宣教工作的雍文濤同志腸出血住院，省委就讓我來負責他的工作。宣教戰線當時是一條最尖銳的戰線，「造反派」老想藉機抓辮子，中央、省委領導也很重視。同志們都愛叫我「和尚頭」，因為我年輕，沒有什麼歷史問題，沒有辮子可以給別人抓。一碰到什麼敏感問題就讓我去處理。

　　拖延保住一所大學

　　「造反派」鬧著要將華農大搬到農村去，我們心裡都很清楚，這個學校一搬就等於被破壞了，最後，我們想到了用經費緊缺這個理由

　　印象最深的是關於華農大搬遷的事情。毛主席曾經說過：「農業大學辦在城裡不是見鬼嗎？農業大學要統統搬到農村去。」於是華農裡面的「造反派」就鬧著說要搬遷，鬧得很兇。如果省委不答應，「造反派」肯定要揪住不放，大鬧一場。省委也緊急就這件事情進行討論，提出了幾個方案，寫了一個稿子讓我去向「 造反派」們說明。我到了華農大，現場有一千多人，圍在一個禮堂里。我進去后就按照稿子念，念完馬上就走。我們心裡都很清楚，這個學校一搬就等於被破壞了。所以科技文衛辦和高校工委的領導幹部都很擔心，大家就在一起合計有什麼辦法能把這個形勢先緩解一下。最後，我們想到了用經費緊缺這個理由。因為沒有搬遷經費，自然沒法搬遷。省委做了一個計劃，說經過預算，搬遷需要800萬經費，這筆錢省委肯定拿不出來，只能到教育部去申請。教育部當然是支持省委不支持搬遷的。那些「造反派」跑到了教育部，結果當然是拿不到錢，只能相信了，局勢也就緩和了下來。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了，「造反派」也沒了權，搬遷問題自然也得到了解決，華農也就沒有搬成。

　　陞官太快引人不滿

　　省內有一些人有議論，說我年紀輕輕就任省委書記，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於是我就向習仲勛和楊尚昆提出到基層再鍛煉幾年

　　1979年我為什麼回到肇慶任地委副書記？當時，省內有一些人有議論，說我年紀輕輕就任省委書記，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

　　習仲勛來到廣東之後，在工作中發現，經過「十年動亂」，流毒不少，路線是非不分，思想不解放，許多幹部心有餘悸，黨的路線方針未能很好地貫徹執行，就決定進行整風。在會議上許多省委領導幹部都帶頭進行了檢討。當時我年輕，沒有什麼政治歷史，習老大概認為我來開頭比較合適，就說：「小郭，你來開個頭吧。」於是，我就帶頭檢討，誰知道一開頭就像跳下了水一直泡著起不來，這個人對我有意見，那個人對我提意見。有人說我是造反上來的，有人說我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這個時候就有很多老同志，特別是在位的老地委書記說了公道話，說我不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是推選上來的。

　　省委整風后我就到了中央黨校，進行了為期7個月的學習，是由胡耀邦主持的第二期領導幹部解放思想學習班，中間還適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學習回來后，我心裡就在想，確實我是上升得太快了，從地委常委兼縣委書記一下子就到了省委書記，別人當然會不服氣，而且自己也覺得理論水平和工作經驗還有不足。於是我就向習仲勛和楊尚昆提出，希望到基層再鍛煉幾年。楊尚昆說還是不要下去吧，跟著習老幫幫做些工作，也是鍛煉嘛。習仲勛支持我下去，說：「可以，下去鍛煉兩年再回來，帽子不揭掉，戴著省委書記的帽子下去。」後來經省委常委討論，同意我下去鍛煉。

　　那麼去哪呢？我雖然之前是肇慶地委常委，但工作都是在羅定縣委，沒怎麼在地委工作，於是還是決定回肇慶去，以肇慶地委副書記身份開展工作，但仍掛著省委書記的頭銜。

　　高要農民引起全國熱議

　　陳志雄承包魚塘曾被指資本主義經營，引起全國大討論。一位領導還給任仲夷寫信，要求予以制止和糾正，並在全省通報

　　我在肇慶地委工作時，出現了引起全國討論的陳志雄承包魚塘事件。

　　高要縣農民陳志雄是個養魚能手，他經營的魚塘平均每畝產量比生產隊的魚塘高一倍半到兩倍。他和妻子從1979年開始承包集體魚塘養魚。他承包后，魚產量大增，本人收入大增，他所在的生產隊集體收入大增。1979年，陳志雄的年純收入3100元；1980年，他的純收入增加到7250元，與此同時，生產隊的收入也顯著增加。鄰近另外一個生產隊有33畝魚塘，過去派幾個勞力管理，一年最多收魚6000斤，扣除成本和各項開支，年年虧本。1980年下半年，陳志雄承包了這個生產隊的33畝魚塘，僅半年就產魚一萬餘斤，生產隊不花一分錢，不出一個工，就凈收入承包金4500元。

　　沒想到，陳志雄承包魚塘無意中卻引起了一場大爭論，從《南方日報》報道到《人民日報》開闢專題討論，各種各樣的意見爭相出籠亮相，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

　　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報》二版頭條位置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場關於承包魚塘的爭論》的調查報告，並以「怎樣看待陳志雄承包魚塘問題」為總標題，開闢了一個專欄，進行了為時三個月的討論。尤其是圍繞僱工問題的討論最為激烈。因為1980年中央75號文件明確規定：「不準僱工。」而1981 年陳志雄因承包魚塘雇了5個工人。

　　在討論中，很多人認為，陳志雄僱工也不算剝削，因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勞多得，是無可非議的。也有人上綱上線，認為按照馬克思《資本論》論斷依據中「僱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按馬克思的計算，在19世紀中葉，僱工八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是「介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而超過八人，則開始「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被視為資本家。「七上八下」成了當時一條頗為有趣的界線，陳志雄沒有超過八人不算剝削。

　　就在《人民日報》的討論開始后不久，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與華南師範學院有兩個工作人員專程到陳志雄所在的沙浦公社做調查，用「左」的觀點寫了篇調查報告，觀點是「陳式承包以雇傭勞動力為基礎，脫離集體統一經營，已不屬集體經濟內部責任制性質，而成為資本主義經營，弊多利少，應予限制」。兩位作者認為「陳志雄的經營方式同舊社會（資本家）實在沒有什麼差別」。這篇調查報告後來刊登在廣東經濟學會、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出版的《經濟問題筆談》 1982年第1期。這份調查報告所提出的問題，用過去習慣的語言來說，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不可等閑視之。

　　之後，一位新華社記者以這份報告為根據，寫成《廣東沙浦公社出現一批雇傭勞動基礎的承包大戶》一文，刊登在1982年1月17日出刊的《國內動態清樣》上。適逢國家農委召開全國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討論會，這篇文章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重視。儘管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和國務院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的批示都是溫和、商討的口氣，但也有一位領導同志給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寫了封信，信中說，「我個人認為，按這個材料所說，就離開了社會主義制度，需要作出明確規定予以制止和糾正，並在全省通報。事關農村社會制度的大局，故提請省委考慮。」

　　這封信發出后，掀起軒然大波，由省到地，由地到縣，一層層討論。任仲夷立即通知省農委杜瑞芝組建調查組，再赴陳志雄所在地進行調查。4月22 日，廣東省委將《關於陳志雄承包經營的情況報告》送到國家農委。報告列舉的事實與過去的調查基本相同，但與廣東社科院那兩位工作人員寫的調查報告在觀點上卻有明顯不同，報告認為這種承包方法和經營方式，就其經濟效益來說，比原來「吃大鍋飯」的集體經營要好，同時強調這是發生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效益。

　　廣東省農委的調查報告，一方面同意「要堅決糾正」陳志雄等承包大戶存在的問題，同時又提出「對推行專業承包生產責任制中出現的問題」，「應當從總結經驗教訓上去解決，並從政策上加以引導和限制，不宜採取通報批評的辦法」。也就是否定了「予以制止和糾正，並在全省通報」的提議。由於得到省委的支持，陳志雄的承包一再擴大，後來因面積過大經營不善而效益不佳。然而，農村承包卻像放開了閘門的洪水無法阻擋。

　　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明確指出：「前些時候那個僱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省委開的口子，給了個體私營經濟一個生存發展的空間，經過歷史的檢驗，廣東省委的這個口子還是開得對的。

　　群眾推動糧價放開

　　省委就要求中央放開糧食價格。起初國家不同意，省委無奈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它干去吧，慢慢地全省也就鋪開了

　　[糧食價格的放開是廣東領先全國走入市場經濟最為重要的一步。1993年，廣東率先在全國取消糧簿，告別延續近40年的糧食統購統銷的傳統體制。1985年，郭榮昌回到省委任副書記主抓農業，對廣東糧價的放開過程比較熟悉。]

　　糧價放開，是廣東突破價格難關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代表作，不僅持續時間長，影響面大，所招致的指責和批評最多，也是難度最大的一場變革。

　　我們把廣東糧價嘗試放開的試驗田選在深圳，主要是藉助深圳特區的政策優勢，放開統購的政策口子，並開始了逐步縮小統購統銷的範圍。廣東糧價在全國第一次掙脫高度統一管理，在深圳出現了「雙軌制」。

　　1985年，我們改革糧食購銷體制，糧油由購銷倒掛改為購銷同價，合同訂購以外的價格放開，實行自由購銷。糧價在廣東放開的面積加大，力度加大。市場上糧食價格與價值的關係逐漸接近。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召開期間，中央領導同志曾找參加會議的廣東省領導林若、葉選平和楊德元談話，特別談到糧食問題，說在廣東城鄉糧價拉平的可能性比較大，通過徵收特產稅去補貼，公購糧任務可以不動，但糧食價格也可以放開。考慮廣東作為試驗區，廣東自己的問題不大，而對內地的影響則要研究。到了1988年，廣東曾想將糧價在全省放開，但中央認為糧食價格全面放開，對內地影響太大，不同意我們這樣做。於是我們就首先放開了食油的價格，並取消了居民供應的定量，這一下，仍然震動全國。後來，我們逐步放開糧食價格。廣東開放糧食市場，鄰省的江西、湖南、廣西等省區的糧食大量流向廣東，車運的、肩挑的，什麼運輸工具都用上，當地領導堵也堵不住。對廣東意見非常大。1993年4月後，廣東在全國率先放開糧食的購銷和價格，取消糧簿，告別了延續近40年的糧食統購統銷的傳統體制，使糧食的購銷走上了市場調節的軌道。

　　糧食生產是省委主抓的一件大事，不是哪個分管領導負責的，但是確切地說具體管理糧食問題但是常務副省長楊德元。這是一個複雜的工程，主要原因是廣東糧食不夠，加上很多產糧地區改種經濟作物，改魚塘，改種蔬菜等等，糧食就減少了。上面又調不來，一些個人、小集團就開始把糧食偷偷運到廣東來。最早是（廣州）火車站附近有一個秘密地點，很多人就在那裡進行糧食交易，之後規模越來越大，省委就要求中央放開糧食價格。起初國家不同意，省委無奈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它干去吧，慢慢地全省也就鋪開了。

　　糧食突破這個問題是群眾自發起來突破的，沒有政策命令。所以我們也很為難，中央的政策不能改，群眾的呼聲也不能不聽。省委沒有公開對抗中央，而是通過群眾自發起來改革突破，一點一點地半公開，最後省里慢慢就放開了。到了一定程度，中央也就同意逐步放開了。省委沒有頂中央，也沒有壓制群眾，只是開了些口子，群眾就慢慢突破了。

　　改革開放初期那段時間可以用一個詞形容，就是「勢如破竹」。問題是一個接一個冒出來，接著被突破，層出不窮。而且都是群眾自發起來突破啊，省委省政府簡直是來不及反應。比如廣州蔬菜、塘魚放開問題，那是下邊的群眾催促上面的領導者啊，於是各種副食品票一下就取消了、放開了。之後相關部門才下通知，領導才公開表態。這就是說當時很多領導一方面是意識還跟不上，覺得怕被批評搞「資本主義」，一方面也怕承擔責任。可以說都是群眾先干，政策在形勢的催促下不得不跟著出台。

　　300萬畝林木差點砍掉

　　日本教授帶來了一件特殊的「武器」，就是一種蚜蟲，採取「以蟲治蟲」的方法，全省的大面積山林才算是逃過了一場大災難

　　[1985年郭榮昌主持召開全省造林工作會議，提出了「十年造林綠化廣東」的口號。廣東當時的造林綠化、山區開發在全國有較大的影響，因而榮獲中共中央、國務院授予的「全國荒山造林綠化第一省」的稱號。但在「十年綠化廣東」過程中，曾發生過一次大規模的「松突園蚧」蟲害，廣東森林險遭一次滅頂之災。]

　　廣東在造林過程中發生過一次大規模的「松突園蚧」蟲害。這個蟲子很小，肉眼只能看見一個小白點，用殺蟲藥噴殺可以消滅30%～40%，但是繁殖力很強。被「松突園蚧」侵蝕的松林，仿如遭火燒一般，葉焦枝枯破敗不堪。受這種害蟲入侵的松樹，猶如得了「癌症」，大部分面臨死亡威脅。蟲害最早是在新會發現的，我們趕緊請來專家研究防治的辦法。專家也沒有什麼有效的措施，建議我們從新會開始至汕尾開出一條溝，把感染的林區「隔離」開來，這大概要砍掉 300萬畝的樹林，在這條溝里重新種雜樹。群眾當然是不願意啊，所經過的地縣的書記也跑來我這裡苦苦哀求，說這樣砍法對當地林業無疑是毀滅性打擊。可是又沒有別的辦法。省委和林業部共同研究了這個問題，認為如果不犧牲這些地縣小林區的部分利益，就會使蟲害蔓延到廣東的韶關、肇慶幾個大林區，損失更加大，而且還有可能蔓延到湖南、江西等鄰近省份，後果難以預料。當時的網際網路還沒有現在發達，省委後來想到了網際網路這個辦法，又發動林業廳上網搜索世界各地有沒有有效的防治方法，結果就發現在琉球島也有這種蟲，但是「有蟲無害」，疫情發展不起來。於是林業廳火速派人到琉球島進行考察，並聘請了當地的一個教授來到惠東指導蟲害的防治工作。這個教授帶來了一件特殊的「武器」，就是一種蚜蟲，採取「以蟲治蟲」的方法。這種蚜蟲就是「松突園蚧」蟲的天敵「花角蚜小蜂」。日本專家帶來了100多隻「花角蚜小蜂」，但因氣候影響，「花角蚜小蜂」繁殖不順利，最後死掉了很多，只剩下3隻。專家說，這三隻可是十分珍貴的寶貝，你們要好好地讓它們繁殖開來。

　　於是我們開始培育這剩下的三隻「花角蚜小蜂」，使它們迅速繁殖開來。緊接著我們就把繁殖出來的「花角蚜小蜂」幼蟲按照一定的區域進行布點，用來吃掉「松突園蚧」。這樣「松突園蚧」感染率下降至到了20%～30%以下，情況逐漸得到了控制，開始好轉，全省的大面積山林才算是逃過了一場大災難。我們之前還在擔心如果情況得不到有效控制從而導致要砍伐300萬畝這麼大面積的林木，一定會成為歷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