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

謹以此文獻給朗奴·高斯。他那權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喚醒了一個龐大的國家。並以此祝賀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改革三十周年。

張五常談學術生涯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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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制度目錄

第一節：中國的問題
第二節：思想的衝擊
第三節：合約的一般概念
第四節：承包責任合約的演進
第五節：承包合約的擴張與縣際競爭的興起
第六節：縣制度的佃農分成
第七節：分成方程式的效果
第八節：縣現象的經濟解釋
第九節：縣際競爭的其它效應
第十節：中國的貨幣制度與人民幣的興起
第十一節：結語
不愉快的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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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談學術生涯的終結

為高斯的芝大會議提供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文，是我在學術上的嚴謹論著中最後的作品了。不會再寫。專欄文字還會繼續一些日子吧。不少舊文需要整理，三卷本的《經濟解釋》還要修改，但正規的學術文章──結構慎重、註腳詳盡的那種──我是不會再染指的了。七十二歲，還有其它有趣的要做──書法也愈來愈有看頭──以《中國的經濟制度》終結學術生涯既有意思，也很痛快。

多年來我擔心思考能力走下坡自己不知道，寫出令人尷尬的學術分析。一些老了的朋友遇到這樣的不幸。就算自己得天獨厚，跟大自然鬥法是鬥不過的。《中國》一文是得意之作，向前看，這樣水平的學術文章自己無法重複，再向前走，下坡必然，就此終結，仰天大笑，不亦瀟灑乎？

我的《佃農理論》發表於一九六八，《中國的經濟制度》二○○八，剛好四十年。加上《佃農》之前的創意爭取，是四十三年。史德拉曾經以出版日期算，從一個經濟學者的第一件重要作品到最後重要的，依稀記得，最長不到三十年。我達四十，上蒼網開一面，於願足矣。

二十個月前，高斯要搞一個中國經濟改革的研討會議，問我意見。我想，他九十六歲了，還能搞什麼呢？當時大家都沒有想到他選的日子剛好是中國經改的三十周年。我回信說：「如果你要搞，我可以提供一篇題為《中國的經濟制度》的文章。」以為他只是說說，會議多半開不成，文章不一定真的要寫。但我可不是信口開河。當時我肯定地知道《中國的經濟制度》會是一篇大文，之前沒有嘗試過那麼重要的。二○○四年底我大致上解通了中國經濟制度的密碼，知道這制度史無先例，寫得深入全面此文的重要性自成一家，但題材複雜，牽涉到的理論與事實非常廣泛，還有很多細節要再作調查或複核，恐怕自己不會有需要的魄力了。說說無妨，建議無妨，但真的動筆是另一回事。

殊不知個多月後，高斯的助手傳來一個暫定的會議程序表。我的《中國的經濟制度》開場，給我兩個小時，跟著是兩個諾獎得主評論該文，加上其它人的討論佔了整個上午，其它提供文章的是空白格子，要填上，每人僅得二十分鐘。高斯跟著來信，說要以我的開場文章引導整個研討會議的發展。一九九一在瑞典見過他，當時我的女兒剛進大學，今天已有兩個懂得欺負我的孩子了。難道高斯忘記了我早就是個老人家？昔日他欣賞我的來去縱橫的思想，還在嗎？他怎可以假設我還寶刀未老？

我逼著去信，說：「答應你的文章我會寫，但不少被邀請的人會來自中國，費用不少，會議的經費怎樣，要我幫助嗎？」他回信說不需要資助，他自己的基金足夠。我想，那應該主要是他的諾貝爾獎金，很感動。跟著想，我欠他，中國也欠他，大家來日無多，他要搞，我就捨命陪君子吧。於是給他信，說：「我答應你的文章將會是我平生最重要的作品！」

是經過很長的調查與思考的時日了。一九七九我開始跟進中國的發展，時疏時密，沒有中斷過。八五年起深圳與北京的朋友給予很多方便，需要的資料有求必應。到了八十年代後期，發展愈來愈複雜，也很混亂，要到好些年後回顧，大手而又武斷地簡化，才得到一個自己認為是可靠的大略，怎樣取捨我要集中於制度的發展，不少話題要被撥開了。我是一九九七才驚覺到中國經濟制度的重點是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史無先例。當然，地區競爭某程度世界各地都有，但中國的是一種特別的生意競爭，外地沒有出現過。

我要到二○○三年才肯定縣是地區競爭的主角，這種競爭是公司與公司之間的競爭，為何如此不容易解釋。複雜難明的問題多得很，而最後一個難關要到二○○四年底，深夜彷佛睡著時突然想到一九六六年讀到的馬歇爾的一個註腳，才解通整體。要是我沒有從始就跟進中國的經改發展，沒有親自替家傳的拋光蠟到國內找地方設廠，沒有深入地研究過佃農分成、公司性質、合約理論等，我不可能解通中國經濟制度的密碼。

解通是一回事，寫出來是更頭痛的另一回事了。不打算寫出來，因為認為要用一本書的篇幅才能處理，而自己老了，體力應付不了。另一方面，我熟知高斯的固執品性：只要還健在，他說要做的一定會做，答應了他我是走投無路的。以一篇文章處理，反覆考慮多處刪減，一篇長文的結構想出來了。

重要的困難是要有一個一般性的理論來支撐著整篇文章。為此，去年四月起我一連寫了十一篇關於經濟學的缺環，是基於跟進中國的發展多年的思維，補充了自己早期的制度研究。這十一篇發表后，再多想兩個星期，把心一橫，我決定放棄自己多年來用慣了的產權分析，轉用以合約約束競爭的角度，而交易費用則變為約束競爭的費用了。有這樣的需要，因為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一連串的承包合約的組合──整個國家的經濟制度是一個龐大的合約組織。這個有一般性的理論是後來文章中的第三節，是原創，高斯喜愛，認為重要，建議我把該節起名為《合約的一般概念》。這是制度經濟學的一個沒有人到過的層面了。

去年七月開始動筆。知道要一氣呵成，但年逾七十，短暫的記憶大不如前，是長文，思維的連貫性不可以寫一陣停一陣。於是決定不睡覺地一口氣寫了三個星期，減了五磅，寫好了自己滿意的初稿。其間每天稍事休息多次，晝夜不分，足不出戶。

《中國的經濟制度》的寫法跟我以前的學術論著還有另一點不同。那就是我只寫給高斯一個人讀。四十年前在芝大校園我跟他怎樣對話，這次動筆就怎樣說。我要向他「彙報」一下從中國的研究得到的收穫。此前對他說過，我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走進了一個死胡同，再不是有趣的學問了。一士諤諤，思想殺出了重圍，何處覓知音哉？高斯還在，大家有共通的語言，高山流水一番有意思吧。

去年八月初稿傳了給高斯，過了一天叫他不要讀，因為將會有第二稿。他讀第二稿后顯得興奮，對助手形容為powerful（後來蒙代爾在芝大評論該文時用上同一個字）。高斯跟著給我的信，只說：「不用擔心，你的文章完全滿足了我的要求。」

個多月後，高斯給我一封長信，說他和助手一起花了幾天再細讀我的文稿，提出了二十七處認為要修改的建議，但說改不改由我。其中大部分是文字上的小修，舉手之勞。有七處比較麻煩，其中三處我認為不應該改。餘下來的四處怎樣處理我決定擱置幾個月再想。

到了今年初，高斯催促要看第三稿。我見時間還多，再等。四月修改，第三稿花了兩個星期，瑣碎耗時的是加進五十三個註腳。四月底高斯收到第三稿，更滿意了，對助手說我改了很多。其實不多，我只是把四處他不滿意的地方再寫，也刪去了部分不易懂但不是那麼重要的。沒有聽過高斯給其它文章更高的評價，但他認為該文難讀，對讀者的要求甚高，同時又說這難度看來是需要的。

高斯沒有讀過第四稿。那是在正式「交卷」前我從頭複核一次所有用上的資料，作了幾處小修。還會有第五稿的，那是要將一處常被誤解的再加澄清，而一個重點我認為不言自明，但讀者一般看不出其重要性：資源使用的權利界定（私產）重要，但不同的合約組織可以有很大的效率差別，單靠市場的自由選擇是不可以達到中國制度的合約組織的。自由市場不成，計劃經濟也不成。成事要靠經濟壓力——資源貧乏十三億人要吃飯的壓力——也要有一個懂得疏導交通的政權。

中國的經濟制度是個奇迹，既精彩又重要。一腳踏中這個題材是萬中無一的機緣巧合，而我平生所學剛好全部用上。天助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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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祝賀中國經改三十周年，《中國的經濟制度》(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英文原文及中譯以精裝推出，七月二十三日面市，書價港幣一百。張教授簽名本香港加郵費港幣三十，海外空郵加六十，接洽花千樹出版社，電話：27291208，傳真：2729 7162，電郵：arcadia@netvigator.com。國內讀者可與花千樹聯絡。

[ 本帖最後由 廣南子 於 2008-9-28 13:00 編輯 ]

個人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始於一九八○。一九七九的秋天，我到離別了多年的廣州一行，看不到任何改革的跡象。北京當局與將來的史學家無疑會選一九七八為改革的起點。這裡日期明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布了一項極為重要的決定。有了這個日子，朗奴‧高斯策劃的這個中國研討會議就有一個特別的意義：肯定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改革，今天剛好是三十周年了。

當年的三中全會決定了兩件事。一、中國開放推動經濟發展；二、鄧小平再獲授予權力。那時，相信這兩項公布的人不多吧。關於經濟，類似的豪言壯語曾經表達過。至於鄧的復出，這是第三次了。雖然這一次說明他獲授予的是最高的權力，但資歷比他高而又反對市場經濟的同志，大有人在，而一九七八年的中國，資歷輩份重要。有誰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鄧可能再下台。

一九七九的夏天，英國的經濟事務學社的主編要求我寫關於中國的前景。他說戴卓爾夫人的辦公室對一個學術性的分析有興趣。那年的秋天我到廣州一行，跟著是愈來愈有興趣地跟進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改革。一九八一年，我察覺到中國的局限在急速轉變，於是為該學社寫了一篇足以印成小冊子的文章。一九八二發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注一）作出了肯定的推斷：是的，中國會向資本主義的道路走！延遲了一年才出版，因為不同意的批評者無數。在西雅圖最親密的同事巴賽爾，不同意我的推斷，但他認為關於理論那一節真好，不發表很可惜。

於今回顧，我當年的準確推斷使朋友與同事驚奇，而我自己驚奇的，是跟著的改革發展速度。差不多三十年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超越了日本的明治維新，而發生於一個那麼龐大，人口那麼多而又是那麼複雜的中國，近於不可置信。還有的是，在這奇迹的發展中，中國要面對貪污，面對一個不合格的司法制度，控制言論與宗教自由，教育與醫療公非公私非私，有外匯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據說每年有六萬次動亂。除了動亂的統計數字——不知定義為何，不同地區的朋友說他們沒有見到任何他們會認為是動亂的——其它上述的負面事項皆屬實。

大約二○○三年，幾位熟知中國的朋友向我投訴國家的多種不是。我回應：「不要告訴我什麼不對。我可以在一個星期內寫一本厚厚的批評中國的書。然而，在有那麼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麼久，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尤其是，不要重複某些人相信的：貪污對經濟發展有利。朱鎔基的肅貪行動早就把這假說推翻了。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迹。那是什麼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我用一個比喻對這些朋友解釋困擾了我好幾年的問題。一個跳高的人，專家認為不懂得跳。他走得蹣跚，姿勢拙劣。但他能跳八呎高，是世界紀綠。這個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對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對。那是什麼？在不同的內容上，這就是中國的問題。

這篇文章要找這問題的答案。長而複雜，因為我有一段歷史要敘述，有一個理論要解釋。這樣，我要專註於中國做對了什麼。這裡我只能再說，要批評中國我可以寫很多本書。

自一九八○起，中國真是個經濟奇迹。米爾頓‧弗里德曼曾經高舉香港的經濟奇迹，因為人口上升了十倍而人均收入還有可觀的增長。然而，香港以北的深圳，人均收入的增長比香港還要快，而同樣的時間人口上升了四十五倍。舉另一個例，我和太太造訪紹興后五年，再回去面目全非。報道說，一些勞工離鄉三年，回鄉找不到自己的家。有些深在內陸的城市，像三藩市那樣，高樓大廈在夜間燈光閃閃。目前，世界上過半的新升降機是在中國裝置的。

今天在中國，高速公路每年建造四千多公里，足以橫跨整個美國。九十年代中、後期，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建築起重機集中於上海。那時樓價急跌，但午夜還可見到鎔焊工人在高高的鋼架上操作，彷佛天上的星星。上海在五年間建成的商業樓宇面積，比發展得快的香港的五十年還要多。二○○二年，上海的策劃者突然大幅減低樓宇建築的容積率，因為發覺高樓大廈的重量使該市下沉。從南京到上海的四線公路，啟用時因為車輛稀少而被批評浪費，但五年後交通堵塞，進帳可觀，要擴寬為八線了。因為車輛按大小收費，載貨超重嚴重，世界級的公路很快就被壓壞了。整個國家的所有港口都要排隊落貨。二○○五年，地球最長與次長的跨海大橋同時建造，而且是在同一地區。

溫州一家造鞋廠僱用十二萬員工。該市差不多產出地球上的所有打火機及聖誕燈飾。義烏，十五年前以地攤小販多而知名，今天每日輸出過千個貨櫃，來自韓國及非洲的購買商人云集該市，使寫字樓的租金升穿樓頂。有誰聽過幾千間店子只賣短襪，不賣其它？這是義烏，那裡的批發商場大得我一看就坐下來，因為老人家不容易走那麼遠。樂從鎮有一條馬路，兩旁滿布傢具商店，長達十公里。蘇州的廣大工業園，園藝美觀，滿是世界級的名牌工廠與世界級的廠房設計，五年間在農地上冒出來。杭州每年遊客四千萬。該市有一間零銷店，出售一個名牌的皮包，每天平均進帳八萬美元。

我可以不斷地繼續敘述類似的現象。沒有什麼意思吧。需要補加的，是浦東的一個故事，即是上海黃浦江之東。一九九三年我帶弗里德曼夫婦到那裡，見到的只是一行一層高的店子，據說是建造給鄧小平看的。米爾頓當然反對這樣做，指出政府的發展策劃一般失敗收場。然而，八年後，我帶一位美國建築設計師到浦東商業區，他目瞪口呆，說那裡密集的摩天商廈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上了一課：一個像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而又發展得那麼快的國家，會有很大的空間容許以嘗試的方法學習（注二）。

今天，浦東的商業樓宇還在建造不停，空置著的很多。樓價卻在上升。這些看來是互相矛盾的現象只有一個解釋：人們在等待。他們下注投資而等待，期望著一旦中國解除外匯管制與金融管制，上海浦東會立刻成為一個有領導地位的金融中心。

統計的數字加不起來。一個從事統計的官方朋友，直言無法前後一貫地把數字組合。二○○五年，北京相當大幅地把過往統計的增長率提高，但這調整可沒有算進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是戲劇性地改進了。不止此也，大部分的省份統計的增長率，高於北京對整國的統計，有些高很多。二 ○○六年，廣州報道該市的人均收入暴升，但主要是因為他們用產出總值除以戶籍人口，忘記了數百萬沒有戶籍的流動人口的產出貢獻。沒有疑問，二○○○年起農民的生活直線上升，但官方的統計卻說他們的增長率低於城市的。他們一定是用了戶籍人口算，因為沒有誰知道多少農民「流動」去了。我認為三分之一以上的勞動人口在國內流動。不知道這個陷阱，外間的機構幾番報道，說中國的基尼係數正在危險地上升。這些報道脫離目標要以英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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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高斯、韋爾因、巴賽爾和張滔。他們細讀了此文的初稿，提供了意見。

注一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1982), Hobart Paper 84.

注二　當一九九七年上海宣布將在浦東建設一個新的國際機場，懷疑的人說舊機場的使用還沒有達到飽和點。浦東的新機場一九九九啟用，過了不久一條跑道不夠。二○○五增加了一條跑道，二○○八再加一條及一個新的候機處。舊機場現正增建另一條跑道。這樣看，上海每隔兩年半就增加一條國際機場跑道了。

      收費的公路與橋樑有類同的故事，本來虧蝕的沒多久就賺錢。一位朋友惋惜賣掉一段公路，因為不久后滿是車輛。一位來自台灣的規模不大的速食麵生產商，五年後每天產出三千萬包。從二○○○到二○○六這六個年頭，在中國投資的人差不多不能出錯。可惜好景不常，到了二○○七年底，這樂觀的景象不再。

羅拔·蒙代爾，北京的榮譽市民，是高斯的仰慕者。聽到老人家親自策劃一個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研討會議，他建議要有一篇頌讚高斯的學術貢獻的文章，而我是寫這篇文章的適當人選。但高斯已經邀請我寫這篇關於中國經改的開場主題，不是寫高斯本人。我想，這裡起筆說一下高斯的經濟思想對中國的影響，也是適當的。這樣做，我無可避免地要牽涉到自己，因為把高斯的思想介紹給中國同胞的只我一人。

一九七九我發表第一篇中語文章，題為《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注三）。這個古怪的題目是回應早一年我讀到的、中國著名經濟學者孫冶方發表的《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注四）。文革期間，孫先生說了這句話，被困坐牢七年。我當然同情他，但不同意他高舉的馬克思的價值與價格概念。我的長文只申述一點：資源稀缺，競爭無可避免；決定勝負要有準則，在無數可以採用的準則中，只有市價不會導致租值消散（注五）。我列舉了多個不同的準則，包括排隊輪購、論級分配等，指出必會有租值消散的浪費。只有市場價格這個準則沒有，而市價的使用是基於有私產的存在（注六）。

很多年後我才知道該文在北京廣泛流傳，不少朋友說影響了後來中國差不多什麼都收費的習慣。有系統地以中文解釋高斯的界定資產權利與交易費用的理念，始於一九八二，見於《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中譯（注七）。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開始熱心地以中文下筆。《從高斯定律看共產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發表（注八）。該文詳細地討論了畜牧與種麥的例子。到今天，我發表了大約一千五百篇中語文章，一半是關於經濟的。經濟改革與政策分析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吧。我不是個改革者。然而，抗戰期間在廣西差不多餓死了，今天作為還活著的老人，我對國家的關心無從掩飾。外人是否同意無所謂，只要他們讀我寫出來的。我相信任何人讀任何人的文章，多多少少會受到影響。

沒有更好的時間，沒有更好的地方，也許沒有比我這個寫手更好的推銷員，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推廣高斯的思想。那時，國內的意識大門逐漸打開：同志們知道他們歷來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處。一九八二年五月，我獲任香港大學的經濟講座教授，那是當時跟進中國發展的最佳位置。我對高斯的論著瞭然於胸，而眾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注九）。我是個中國文化與歷史專家，同志們不能對我說我不懂中國——他們對外人例必這樣說。我可以用中文動筆，沒多久就寫出讀者認為通俗、風格鮮明的文字。這一切之上是高斯的原創思想，當時容易推銷。如果當時的中國像今天那樣，我是不會那麼幸運的。

首先是交易費用的思維。中國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識那無數的瑣碎麻煩，例如要背誦口號，要排隊輪購，要搞關係，要走後門。他們每天要花幾個小時做這些事。當我說如果這些費用減低，收入會飆升，就是最頑固的舊制度維護者也難以應對。當時的交易費用奇高，怪事天天有，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時間與多篇文章才能說服中國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費用不會下降。這方面，應歸功於我。

要改為哪種制度呢？不容易說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觀點：市場價格是唯一不會導致租值消散的準則，那些慣於排隊數小時的人不難明白。然而，當我指出市價只能用於私有產權的制度，同志們不易接受。私字當頭，在中國的文化傳統里沒有半點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產權更是直接地違反了北京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執著。

在這重要關鍵上，高斯的資產權利需要清楚界定這個思想大顯神功。作為當時的經濟科學推銷員，我知道同樣的產品有了個新的包裝。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帶弗里德曼夫婦會見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時，趙先生急於向米爾頓解釋資產權利界定的重要。這對話有存案，在好幾個地方發表過。成功地推銷高斯的經濟觀給總書記也應歸功於我。今天，在百度，那普及的中文搜索引擎，「高斯定律」的幾個譯法出現過不止十萬次。

同樣重要的，是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我用上好些例子申述。當時的香港，土地是政府或皇家所有，一幅官地的私人業主只持有一紙長期的租用合約。當我在洛杉磯加大作學生時，借錢購買了一部細小的快意牌汽車。我是註冊車主，銀行是法定車主，但這兩權的分離對我使用該車是沒有影響的。高斯對權利界定的分析，在那一九六○的鴻文中用上的多個精彩的實例，我看不到所有權是否私有對資源的使用有何重要（注十）。這話題的出現，是因為當時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九八三開始盛行的承包責任合約。我看到在邏輯上推到盡，這合約是准許私人使用資產但沒有私人所有權。承包合約是這篇文章的重心所在，我稍後才詳論。

讓我跳到二○○六年八月於北京。周其仁給我看兩本我自己的書：《中國的前途》（一九八五）與《再論中國》（一九八六）（注十一）。二者皆在香港出版，但被影印複製，扉頁蓋上一個「內部閱讀」的印章。這些書是北京同志的內部或「秘密」讀物。我從來沒有那樣高興見到自己的書給人盜版（據說每書複印二千冊）。在這兩本結集中，高斯的影響是清楚而又廣泛的。

注三　張五常，《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一九七九年十月《信報財經月刊》。


注四　孫冶方，《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一九七八年十月《光明日報》。


注五　租值消散是個重要論題，起於公共資源使用的分析：資源的租值，會因為沒有約束的競爭使用，引起使用成本增加而消散了。由此引申，我指出只要不用市場價格，或市價被政策壓制著，其它的競爭準則一定會出現，而某程度上這些其它準則必會導致租值消散。從租值消散的角度來解釋經濟行為是一個重要的法門，可惜經濟學行內不重視。我的經驗是分析交易費用時，採用租值消散這個通道非常有效。
     有關讀物，見Frank H. Knight, 「Some Fallacies in the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 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 (August 1924); H. Scott Gordon, 「The EconomicTheory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Political Economy (April 1954); Steven N. S. Cheung, 「The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70);Idem,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Economics (April 1974).


注六　採用市價是有費用的，但作為一個競爭準則，市價本身不會導致租值消散。關於採用市價的費用，見R.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ovember1937); George J. Stigler,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61); Steven N. S.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and Economics (April 1983).


注七　張五常，《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一九八二，重刊於張五常，《中國的前途》，一九八五年八月初版，再版多次，今天由香港花千樹出版。


注八　張五常，《從高斯定律看共產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發表於《信報》，轉刊於《賣桔者言》，後者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初版，再版無數次，今天由香港花千樹出版。


注九　一九八○年在底特律的美國經濟學會的年會中，高斯催促我回到中國去，因為他聽到中國有可能開放改革，而他認為我是向中國人解釋經濟制度運作的最佳人選。幾個月後，我聽到香港大學的經濟講座教授的位置將會空出。一九八二年五月獲委此職，十八年後退休。


注十　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0).在早一篇同樣重要的文章里，高斯寫道：「人們看來不明白的，是聯邦傳播委員要分配的，或者要在市場出售的，是以一件儀器傳達信號的使用權。這樣看問題，我們無須想到頻率或無線廣播的所有權誰屬那邊去。Coase,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Journal of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59), p. 33.


注十一　張五常，《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二者皆再版多次，目前由花千樹出版。

艾智仁提出：任何社會，只要有稀缺，必有競爭，而決定勝者與負者的規則可以闡釋為產權制度。作為他的入室弟子，加上後來受到中國經改的啟發，我嘗試從一個修改了的角度看世界。我的看法，是資源使用的競爭一定要受到約束，人類才可以生存，因為沒有約束的競爭必然帶來的租值消散，會滅絕人類。這些約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權利結構，界定著經濟制度的本質。

約束競爭的權利結構可分四大類，而任何社會通常是四類並存的。第一類是以資產界定權利，也即是私有產權了。第二類是以等級界定權利，也就是昔日中國的幹部同志按資歷級別的排列（注十三）。第三類約束競爭的法門是通過法例管制。最後，競爭也可以受風俗或宗教的約束。

因為約束競爭含意著互相同意的行為，或暗或明，或自願或強迫，這就含意著合約的存在。不一定是在市場以市價交易的合約。一九八二我說過，一個國家的憲法是合約（注十四）。私有產權、等級排列、法例管制、風俗宗教，等等，以我之見，都是不同形式的合約安排。

這裡介紹的合約的廣泛概念是需要的。原則上，我們可以把為了約束競爭而界定權利視作一類合約，而把交換權利或市場合約視作另一類（雖然市價也是約束競爭的局限）（注十五）。困難是這兩類合約好些時不容易分開，而在中國，這兩類合約往往是織合為一的。我們稍後將會討論這後者的有趣安排。

為了理解中國，我以合約的關係來看社會裡的人際互動。一九七九在廣州，見到不同職業的等級排列的細微劃分使我震撼。某級別的同志可以分享一部汽車，或每隔一天可得雞蛋一隻，或有權到市場買魚但不需要排隊。這些現象有啟發力。我最初的解釋，是天生下來人是不平等的，如果在一個「無產」的社會中每個人平等地「無產」，人權一定要不平等才能找到社會的均衡。再過兩年，我看到深入一點的真理：中國的等級排列其實是合約的約束，在資產本身沒有權利界定的情況下，需要有這種排列界定來減低在競爭下的租值消散。

這裡的重要含意，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必須有一種轉移，要從以等級界定權利的制度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或者說要從一種合約安排轉到另一種合約安排來約束競爭。這一點，我認為是解釋中國三十年來的發展的重心所在。沒有經過流血的革命而做到這種合約轉移，可以視為奇迹，而我將指出，成功的關鍵，是中國用上一種剛好坐在上述的兩種合約之間的另一種合約。後者稱為承包責任合約。真正的奇迹可不是他們做到這重要的合約轉移，而是他們達到的一種前所未見的經濟制度。

既然在討論一般性的理論，我要指出約束資源使用的競爭是需要費用的。這些費用被稱為交易費用，實在有點誤導。多年以來，我強調不同種類的交易費用只能在邊際上分開，而驗證假說所需要的，是指出這些費用的邊際轉變。我也曾經強調，交易費用不需要用金錢來量度，需要的是在不同的可以觀察到的情況下，我們有本事排列交易費用的高低。不容易，但可以做到，我曾經無數次以觀察到的現象轉變來衡量交易費用的轉變，作出準確的推斷或解釋。你可以不同意我對優質座位票價為何偏低的解釋（注十六），但多年以來我對中國將會發生的事的推斷，得分之高，不可能是看水晶球的成績。

除了從邊際轉變的角度看，不同種類的交易費用無法分開，這逼使我為交易費用下一個廣泛的定義：涵蓋魯賓遜一人世界中不存在的所有費用。這樣看，交易費用是可以在一個完全沒有交易的情況下出現的。我認為應該稱為制度費用才對，即是只有社會才能出現的費用。我的論點是交易（或制度）費用的起因，主要是為約束使用資源的競爭，或者從上文提出的廣義合約安排看，起於用合約來約束競爭的需要。結論是：只要競爭存在，交易或制度費用一定存在。換言之，說一個社會沒有這些費用是矛盾的說法。

一九八二年，我指出如果交易或制度費用不存在，不會有市場。評論高斯定律時，我寫道：
如果廣義的交易費用真的是零，我們要接受消費者的意欲會不費分毫地準確表達；拍賣官與監察者會免費搜集與整理訊息；工作的人與其它生產要素會得到免費的指引，去從事與消費者的意欲完全吻合的產出；每個消費者獲得的產品與服務，跟他的意欲會是一致的。仲裁者會免費地決定一個工作者或消費者的總收入：把他的邊際產值，加上社會其它所有資源的租值的一個分成，這分成是依照大家不費分毫地同意的任何一種準則而決定的。如此推理，高斯的效果可以沒有市價而達致。（注十七）

市場的存在是因為交易或社會費用不是零而起，跟高斯的經典公司分析和我早年的合約選擇分析是沒有衝突的（注十八）。說市場的出現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是近於定義性的了。然而，要解釋座位票價或自助餐的安排，我們只須指出某些交易費用或制度費用的邊際轉變，但解釋一個複雜的制度，或制度的轉變，困難得多。

腦子閉塞，我的困難持續了差不多二十年。我不知道哪種交易或制度費用應該加進去來解釋私產及市場的存在。我的廣泛定義顯示著這些費用無處不在，再沒有加進的空間。二○○一年的一個晚上，我看到曙光：我們不是要加，而是要減這些費用，才能得到解答。

我跟著想到一篇只兩頁紙的文章，A.Bottomley一九六三發表的（注十九）。作者的論點，是的黎波里的草原極宜種植杏仁樹，但因為草原公有，於是用作畜牧（注二十）。有價值的資源毫無約束地讓公眾使用的現象曾否出現過，我歷來懷疑，但假設真有其事，租值消散是效果。那麼，的黎波里的草原公用畜牧，其交易或制度費用是些什麼呢？答案是消散了的租值！在我一九七四發表的關於價格管制的文章里，我指出租值消散是一種交易費用（注二十一）。的黎波里的例子，同樣的看法比較困難，但在兩方面土地的租值消散真的是交易或制度費用。一方面，租值消散不會在一人世界發生；另一方面，成本（這裡指費用）是最高的代價——的黎波里的畜牧代價是種植杏仁樹的土地租值。定義說，把草原轉作種植杏仁樹的用途的總交易或制度費用，一定不會低於租值的消散，否則這用途的轉變會出現了。跟著的含意是，如果我們能認定這些費用在哪方面有了轉變，制度的轉變可以推斷。這正是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的方法。

上述的觀察，明顯地說，如果的黎波里的草原是私有而種植了杏仁樹，有三個結果。其一，土地的租值會上升而交易或制度費用會下降——這下降是減下去，在我們的例子中是租值代替了交易費用。其二，交易或制度費用的性質或類別是改變了，雖然這些費用永遠不會下降至零。其三，從我們的廣泛概念看，以合約安排來約束競爭，一種合約是取代了另一種。以我之見，後者是制度轉變的正確意義。

上述的分析或看法，就是研究新制度經濟學的人也可能不熟識，但對理解中國三十年來的經濟改革卻至關重要。尤其是我在交易或社會費用與合約安排的知識的增長，主要是從中國的經驗學習得來的成果。

很不幸，制度的轉變或合約安排的轉變，不一定是朝減低交易費用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史密斯認為土地使用安排的轉變是朝改進效率那方向走，不一定對（注二十二）。災難性的安排單是二十世紀就出現過多次了。有時我想，人類可能有一天會因為自己的選擇而毀滅自己。在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的假設下，人類自取滅亡的理論難以構想，雖然我嘗試過好幾次（注二十三）。我的老師赫舒拉發曾經以《力量的暗面》（TheDark Side of TheForce）作為他出版的一本書名，這本書可能解釋博弈理論今天在行內的盛行。我不贊同這個取向，因為我相信經濟解釋首要的，是辨識可以觀察到的局限變動。可幸的是，以中國的經濟改革而言，「力量的暗面」還沒有大行其道。不管將來如何，一個古老而偉大的文化終於從深邃的黑洞中走出來了。我說過，這篇文章要回答的問題是：中國究竟做對了些什麼才出現了大家見到的壯觀表演呢？

注十二　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弗里德曼九十大壽那天，我寫了《合約的一般理論》。（張五常，《制度的選擇》，第五章，第一節。）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到八月九日，我發表了十一篇關於經濟學的缺環的文章。（張五常，《經濟學的缺環》與《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後者分十篇，《壹周刊》。）這系列是為準備寫這篇獻給高斯的長文而作的。我認為這裡的第三節，與上述的合併起來，會有一個完整的合約一般理論。


注十三　安排有所不同，等級排列也可以在一個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機構見到。然而，在共產制度下的同志等級排列，在一些重點上與一家私營企業的排列不同，前者較為近於政府設立的機構，例如一間公立醫院或一間公立大學。單從等級排列看，共產制度與私營企業的主要分別，是前者的市民或員工沒有權不參與，而轉換工作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自由選擇工作會導致同志等級排列制度的瓦解。當一九八二年底見到自由轉業在珠江三角洲開始出現時，我立刻為文說中國的經濟改革不會走回頭路。在北方，工作的自由選擇要到一九九二才開始，在鄧小平於該年春天南下之後。


注十四　Cheung,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London1982), Hobart Paper 84, Section II.


注十五　市價是約束競爭的局限。正如史密斯在《國富論》中寫道：「給我那我需要的，你可以獲得這你需要的……」(Cannanedition, p. 18). 一個市價存在。


注十六　Steven N. S.Cheung, 「Why Are Better Seats『Underpriced』?」  Economic Inquiry(1997), pp. 512-522.


注十七　Cheung,Will China GoCapitalist?  op. cit., SectionIII.


注十八　Coase, 「TheNature of the Firm,」 op. cit.; Cheung, 「TransactionCosts, 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Arrangemen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69),pp. 23-42.


注十九　Bottomley,「The Effects of Common Ownership of Land Upon Resource Allocationin Tripolitania,」 Land Economics (February1963).


注二十 在Cheung,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op. cit.,我補充說：「維護在公眾土地的植樹投資的成本高，因為植在地上的樹是固定了的，但蓄牧卻可以在晚上驅趕回家。」


注二十一　Cheung, 「ATheory of Price Control,」 op. cit.


注二十二　見Cheung,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69), pp. 32-34.


注二十三　張五常，《從全球暖化說人類滅亡》，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世界末日好文章》，二○○七年三月八日。二文皆於《壹周刊》發表。

讓我再次強調：中國經濟改革的重點，是要把等級界定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去。這是說，約束競爭的方法要改變。從前文提出的廣義的合約概念看，約束競爭的合約安排要改變。這些合約不一定是大家熟知的市場合約，但還是合約，因為規限著人與人之間在社會競爭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

要怎樣才能把等級界定權利的制度轉到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去呢？意識形態與政治考慮不論，八十年代初期出現的一個大困難，是這個轉移含意著收入的分配要重新洗牌，既得利益份子不會接受。我當時的希望，是制度開始變換時會立刻導致總收入的跳升，以致收入排列位置下降了的人的收入還可以有增長。這收入跳升真的出現了：一九八三年，南中國有幾個地區的增長率高達百分之五十以上。雖然如此，制度的變換還是惹來此前的得益份子的反對。一九八五年四月，我為文建議國家出錢把等級權利買斷（注二十四）。這建議帶點幻想而又明顯地困難，出乎意料地得到北京的一些言論支持。可是把等級權利買斷終究沒有出現。

另一種補償的方法出現：貪污。一九八四中期，貪污開始盛行。起初我是欣慰的，因為貪污是替代了早些時的後門交易（注二十五）。這清楚地顯示著等級排列的制度開始瓦解。但當北京於一九八五公布他們計劃把產品分類管制，我立刻大聲疾呼，說中國正在走上「印度之路」，指出如果貪污的權利被管制法例界定了，中國的改革會停頓下來（注二十六）。警告之下，北京的支持聲浪變得強大了。產品分類管制是放棄了的。

我不同意一些人的看法，他們認為在管制法例下的貪污對經濟發展有利。中國的經驗不支持這觀點。貪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反向關連，推翻了貪污對經濟有貢獻的說法。但是，如果一定要說一點貪污的好處，那就是用金錢補償特權份子或減少他們對改革的抗拒。我也不同意中國今天的貪污無所不在的觀點。仍然普及，但比起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初期，貪污下降了不少。我認識不少幹部對自己的工作引以為傲，足以推翻貪污無處不在的說法。自一九九三起肅貪的行動有看頭，而我將指出，肅貪是得到地區之間的競爭協助的。我認為比起其它亞洲國家，中國目前的貪污水平是偏低的。

從一種以合約界定權利的制度轉到另一種，過程的初期中國幸運地得到一張有市價的合約協助。稱為承包責任合約，用於農地功效立見。一九八六我寫道：

那所謂承包責任合約，從最簡單因而最完善的形式看，等於國家通過土地租約授予私有產權。這租約的年期可長可短，原則上是可以永久的。國家沒有放棄土地的所有權，但使用權與收入權則為承租人獨有。轉讓或出售可用轉租的形式處理。政府的幾種徵收可以組合起來作為一個固定的租金，而因為這租金交給政府，就變為物業稅。如果這土地租約是永久的，西方法律稱feesimple，加上租約可以自由轉讓，則稱fee simpleabsolute，是私產的最完善形式！（注二十七）

追查承包合約的發展，我得到同事蔡俊華慷慨地提供他搜集了多年的詳盡資料，讓我於一九八四發表一篇關於農業承包的文章（注二十八）。故事從一九五八開始，人民公社在整個國家推行了。廣泛的飢荒出現，而這悲傷的回憶持續了二十年。為了減少饑寒交迫，人民公社引進了一連串的修改措施。首先是工分制；跟著是生產大隊；跟著大隊改為小隊；到了一九七八，承包責任合約開始出現。「承包」在中文的意思，是「你擔保完成由我指定的，你可以做你的事」。起初這承包合約只用於生產隊，一九八一伸延到農戶去，附帶著指明的產出目標。到一九八三，合約的條件改為農戶擔保交出一個定額，餘下來的歸農戶所有。開始時官方的徵收有好幾項而又複雜，隨著時日的消磨逐步簡化，到二○○五取消了農業稅。有一段時期政府有權以管制的價格購買農產品，這價管在九十年代初期取消了。

承包合約在農業很成功是沒有疑問的。不同地區的農地以各區的人口平均分配，主要以人頭算，而農地使用的轉讓過了不久就通過轉包的形式出現。但當承包合約引用到工業時，遇到不少困難。工業的運作，機械資產會變舊，也可能被盜去，而法律上國家職工不可以解僱。為了考查這些困難的底因，深圳選出三個青年協助我。工業承包合約的真實樣本，有求必送。他們帶我到工廠視察。有這些方便，我獲得的卻甚少。發展轉變得太快，合約的條款不斷地更改，使我難以找出有一般性的結論。

在這個時刻，大約一九八五吧，我強烈地建議把使用權與所有權分離，希望這樣國營的企業能比較容易地私有化（注二十九）。一九八六年，我被邀請到北京的首都鋼鐵廠去研討他們的承包合約安排。在他們的宿舍住了幾晚，講了一次話。十六年後——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我被邀請到中共中央黨校講話。該校的商學院院長到機場接我，途中說當我在首鋼講話時，他在座。他說事後每個聽眾都受到警告，說不要相信我建議的把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和把界定了的使用權推到盡頭。英雄所見略同——中國人這樣說——過了不久，使用權與所有權的分離成為鄧小平說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基礎。

駛往黨校途中，院長對我說，一九八六年他不可能想象自己有一天可以擁有一部電腦，但現在是隔一年換一部新的。聽到這些話，我感觸無限。像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人，知道沒多久之前中國的情況，比起對過往知得不多的年輕人，這些年發生的事來得更屬奇迹了。從機場到黨校是頗長的路程，我意識到這位上了年紀的幹部對中國的奇迹感到驕傲，而國家必定有很多像他那樣的人，在重要關頭站起來準備拼搏。

注二十四　張五常，《官商的天堂》，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二日發表於《信報》，其後轉刊於《中國的前途》。


注二十五　「後門交易」是指偏袒的買賣。這些交易不是貪污，而是基於不同的等級排列有不同的權利。沒有犯法。見張五常，《貪污的後患》，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發表於《信報》，其後轉刊於《中國的前途》。


注二十六　見Steven N. S. Cheung, 「A Simplistic GeneralEquilibrium Theory of Corruption,」 Contemporary EconomicPolicy (July 1996).


注二十七　Steven N. S. Cheung, 「China in Transition:Where Is She Heading Now?」  ContemporaryPolicy Issues (October 1986).


注二十八　張五常，《從「大鍋飯」到「大包干」》，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表於《信報》，其後轉刊於《中國的前途》。


注二十九　詳細的解釋可見於張五常，《再論中國》，第二與第三部分，共有九篇文章從一九八六年五月到一九八七年三月發表。

承包合約用於農業是成功的，雖然要好些時日才簡化為今天的可以轉讓的土地租約。在這過程中，執政者逐步減少了他們的操控，偏向於界定土地的使用權利。九十年代初期農產品的價格管製取消了，二○○五年取消了農業稅，使農業的承包成為不需要付稅的長期租約。形式上還是承包。就是今天，農地的買賣稱作「轉包」。

把承包合約引用到工業去有困難。八十年代中期我考查這項目時，主要的困難是工業的資產要折舊。維修保養與再投資的責任誰屬，上頭政府與下面國企之間常有爭吵。我建議過些解決方案，包括發行可以轉讓的股票（注三十）。九十年代後期，發行股票開始實施，但主要是有壟斷保障而有利潤的國企。至於那些要虧蝕的無數國企，他們的資產凈值早就下降至零。事實上，九十年代，執政的人要把虧蝕的國企免費送出去也不容易。

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困難。九十年代初期起，虧蝕的國企的困難再不是資產貶值——他們沒有什麼還可以折舊的了——而是要吃飯的國家職工沒有補償不能解僱。二十一世紀開始，這些虧蝕的國企成功地近於全面私有化，主要的協助是地價上升了。這點我將會解釋。

令人失望的工業承包的經驗，到頭來卻提供了一個有巨大價值的主意。大約一九八四年，那所謂「層層承包」的合約安排在工業出現。並不新奇，外間的工業稱作「次承」，或稱「分包」。西方稱subcontracting，而眾所周知，工業或建築業的「subs」往往是好幾層串連起來的。如果一定要在中國經濟改革中選出一項關鍵的發展，我的選擇是從八十年代後期開始，農業的承包與工業的層層承包組合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成就：這組合不是引用到個別農戶或個別國企，而是引用到有地理界線劃分的地區去。我認為這是今天中國的經濟制度的重心所在。
一個長期不斷地跟進這個制度的發展的人，可能覺得非常複雜，但到後來塵埃漸定，則可以看到這制度是直截了當而又理性的。沒有在其它地方出現過。雖然制度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但組合的方法與形式是創新而又有效能。

承包合約的組合引用到地區去的初期，不同地區的安排往往不同，變動頻繁，要到大約一九九四這制度整體的共同特徵才可以辨識。我開始領略到這制度有超凡之處，是一九九七我到崑山考查那裡的發展。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是我前所未見的。二○○○年通縮終結，地區競爭的驚人活力使我震撼，但我要到二○○四的年底才能解通這制度運作的密碼。

不懷疑執掌政權的人有本領，但我認為今天的中國制度不是個別天才想出來的。這制度是被經濟的壓力逼出來——有那麼多人要吃飯，改革的浪潮震耳欲聾。處理當時的風起水涌，指導的原則可不是鄧小平說過的名句：「摸著石頭過河」，而是寡言的鄧老曾經說的：「試一試，看一看。」

在細說這地區競爭制度之前，我要澄清一些名詞。每個地區當然有它的專有名詞，但它們的普通名詞——市、鎮等——可以有混淆。有些普通名詞不同是因為起名於不同的時間，也有些經特別處理，直接由北京管轄。我喜歡用自己的地區分類，是幹部朋友之間一致認同的。

中國的地區從上而下分七層，每層由地理界線劃分，下一層必在上一層之內。最高層是國家，跟著到省，到市，到縣，到鎮，到村，最後到戶。這七層是從上而下地以承包合約串連起來的。上下連串，但左右不連。地區競爭於是在有同樣承包責任的地區出現，即是同層的不同地區互相競爭。

經濟權力愈大，地區競爭愈激烈。今天的中國，主要的經濟權力不在村，不在鎮，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縣的手上。理由是：決定使用土地的權力落在縣之手。北京中央與次一層的省政府提供關於土地及其它經濟政策的指導，有權更改地區的劃分界線，有權調動地區的幹部或把他們革職，也可以把不同地區的稅收再分配。

一個發展中的國家，決定土地使用的權力最重要。沒有土地就沒有什麼可以發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運用，其它皆次要。如果在競爭下土地的租值上升，經濟是在增長。科技的改進與資產及知識的積累當然重要——目前中國正邁步向這些方面走：私營的科技研究投資的增長率，今天的中國冠於地球。然而，如果人民吃不飽，科技及投資是沒有什麼用場的。處理好土地的使用，讓廣大的群眾脫離饑寒交迫之境，經濟會因為有儲蓄、投資與科技改進的支持而上升。

競爭的激烈程度決定著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人與人之間競爭，戶與戶之間競爭，機構與機構之競爭——傳統的經濟分析，這些是所有的競爭了。中國的情況，是在同層的地區互相競爭，而因為縣的經濟權力最大，這層的競爭最激烈。以我之見，多加了一層競爭是回答我說的「中國問題」的重要新意。

「縣」往往被翻譯為「郡」（county）。這是不對的。在中國，「市」的面積很大。平均一個市有八點六個縣。二○○六年底，官方的統計，是整個國家有二千八百六十個縣（或是同等級別的地區），各有高度的關於土地使用及日常經濟決策的自主權。縣的平均面積約三千平方公里，但差異很大。人口稀少的西部，縣的面積一般是龐大的。人煙稠密的東部，縣的面積約一千平方公里。我估計縣的平均人口約四十五萬，差異也是大的（注三十一）。

問題仍在——中心問題仍在：為什麼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會是那樣激烈呢？其它國家不是也有不同層面的地區劃分嗎？在中國經濟制度的合約結構中，究竟是哪些基本因素促成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的局面，從而出現了大家都見到的近於奇觀的經濟增長？

注三十　見注二十九的文章，及張五常，《中國的經濟革命》（1993），二○○二年四月增訂再版（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注三十一　通過承包合約而把經濟權力授予縣，這幾年出現了一個有趣的議論：中國應該取消城市嗎？贊成的認為：經濟權力落在縣之手，但政權卻是城市的幹部較高，衝突不容易避免，這會擾亂整個制度的運作。是複雜的話題，我沒有跟進。二○○七財政年度起，縣直接彙報財務事項到省政府，跳過了市，但其它政權還是市高於縣。

中國的經濟改革可分階段看。第一階段大約從一九八○到鄧小平退休的一九九二。這階段的發展，主要是從以前的等級排列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那邊去，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深圳拍賣土地（國家首次）為高峰。這拍賣是出售長期的土地使用合約，沒有私人所有權。該市的幹部說是依照我的建議：早些時，我對他們解釋，出售土地差不多是唯一能讓他們獲取足夠資金來發展該市的辦法，而他們要讓私營的發展商人表演專業的運作（注三十二）。

在這階段，經濟發展集中在中國南部的珠江三角洲。開放改革之前，這地區相對上遭到漠視或貶低，龐大的國營企業或政府保護的壟斷機構寥寥無幾。香港的商人或投資者身先士卒，帶進資金、科技與管理知識。相比之下，當時的長江三角洲，有權有勢的國企抗拒競爭，與南部只需幾天甚至幾個小時可以獲得私營的商業牌照相比，是兩回事。

在長三角，市場的衝擊大約始於一九九三。神奇地，只八、九年，差不多所有重要的經濟數字，長三角超越了珠三角。這是中國改革的第二階段，由朱鎔基掌管經濟。從一九九三至二○○○這七個年頭，是中國的困難時刻：開始時通脹如脫韁之馬，貪污廣泛，人民幣崩潰，跟著是嚴厲控制借貸與消費，重擊貪污，再跟著是通縮與房地產市場兵敗山倒。然而，就是在這些困擾的情況下，長三角出現了爆炸性的發展，其效應伸延到內陸的中、西部去。我們或可舉出好些理由來解釋這奇迹的出現，但我認為主要的原因，是縣的競爭制度剛好在那時形成，開始發揮效應了。

在情在理，在上述的惡劣經濟環境下，長三角要超越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是不可能的，但卻發生了（注三十三）。我的解釋，是那一九九四形成的縣制度在長三角運作得較好。在南方，私營的企業已經在早前的合約安排下落地生根。工廠到處亂放，既不整齊也不清潔，但投資者是下了注的。換言之，南方缺少了土地使用的調整彈性，減少了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效能。不是說南方的縣不競爭，而是他們沒有北方那種調整土地使用的大彈性。這經驗也教訓我們，不用政府策劃而單靠市場必然較有效率的看法是錯的。世界級的工業園在長三角一帶冒起，美觀的園藝與現代化的設施，是例行地由縣的幹部策劃。他們是為市場策劃的！他們知道好東西會賣得較好。他們也知道，如果策劃的賣不出去，可能被革職。

在縣與上頭之間有一條分配收入的方程式，對鼓勵競爭重要。簡略地說，發展初期，是下面承包的把一個固定的款額交給上頭。往往引起爭吵，因為發展得好而要交得多的地區認為是被剝削了。分成的安排於是引進，爭吵又出現，因為不同的地區要上繳的分成率不同。

這就帶來一九九四的一項重要發展。從那時到今天，一個地區或縣的工業投資者要付百分之十七的產品增值稅，而這個稅率是全國一致的。縣本身的分成，是此稅的四分之一，也即是產品增值的百分之四點二五。另一方面，一間小企業可以選擇支付百分之四至六的商業稅（視乎企業的性質而定）來代替。利潤或所得稅是有錢賺才交，這裡我們不管。我們的討論也可以不管商業稅——沒有利潤也要付的。增值稅給政府帶來最高的收入，縣幹部最關心此稅。我們的分析集中在增值稅：產出價值扣除原料與其它一些瑣碎費用之後的百分之十七。

問題是增值的百分之十七的抽取究竟是稅，還是租呢？我認為是租而不是稅。有兩個理由。其一是任何投資者，只要用土地或房產從事生產的，都要付此稅。其二是只要有產出，不管有沒有利潤，都要付此稅。

一九八六我寫道：

在古時的中國，正如中世紀的歐洲，「租」與「稅」的意思是相同的。當一個收租的封建地主負上一個「政府」的責任主持正義與提供保護時，收租就稱為抽稅。（注三十四）

爭論是租還是稅有點無聊，問題是在經濟學的傳統中，說爭取最高的稅收必遭批評，但說爭取最高的租金收入則往往被認可。真理是，有經濟效率的土地使用，租金一定要算，不管是由地主還是由政府收取。收得的租金要怎樣花是另一回事。我的論點，是如果土地全部使用，在縣與縣之間的競爭下，爭取最高的總租值是與高效率一致的。這不是說投資者會因而無利可圖。他們預期的收入，除去要上繳的租（稅）之外，要足以彌補利息成本，而如果因為他們的投資而經濟增長了，他們的收入可以高於預期。事實上，大部分的投資者在縣的制度下收穫甚佳，尤其是二○○○年之後。這是說，經濟增長帶來的土地租值上升，含意著的收入增加會落在投資者、勞工與農民的手上。縱觀二○○三開始的農產品的相對價格上升，上述的收入增加很有看頭。

全國一致的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稅是多番與不同的地區商討后才達到的。明顯是分成租金，所以明顯地是佃農分成制，一方面是投資者與縣政府分成，另一方面是縣與上頭高層分成。這裡有一個分析難題困擾了我好幾個月。四十年前我發表《佃農理論》，其中偏離傳統的一個要點，是我讓分成的百分比變動來推出有效率的結論。亞洲的農業資料明確地顯示，佃農分成的比率會因為土地的質量與地點不同而有相當大的變化。然而，這裡提到的增值稅，是分成租金，卻是全國用上同一的稅率。怎可以有經濟效率呢？如果沒有，中國的經濟怎可以在這分成安排下加速增長？

一天晚上我突然想起作研究生時讀到的一個馬歇爾的註腳，立刻從床上跳起來去找它。馬歇爾認為與固定租金相比，分成租金無效率。但他補加了一個註腳：

如果佃農分成的地主能自由地為自己的利益調整資本，並且與佃農協商，指明農作勞力的投入量，幾何上可以證明，地主會這樣調整來強迫農戶的耕耘密度與在英國的固定租金制度一樣，而地主的分成收入，會與固定租金相等。（注三十五）

這註腳我當年作出如下的回應：

馬歇爾沒有提供幾何證明，如果試證，他會否更改這個註腳是有趣的猜測。這猜測有趣是因為他想象的效果，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是對的，但一般而言卻是錯了。錯了，因為馬歇爾不讓分成的百分率變動。（注三十六）

基於馬歇爾的註腳與我的回應，假設縣政府是地主，我問縣的資本投入，要多少才能擔保一個不變的分成率會一般地達到有經濟效率的情況。二○○四年底我找到的答案，是縣向「佃農」分成的投資者收取的地價，可以是負值！把土地視作地主提供的資本，可以用負地價代表地主提供著無限的調整機能，只要分成的百分率落在一個不離譜的範圍，在這機能下有效率所需的邊際價值相等的條件永遠可以達到。

說負地價，我的意思是當一個投資者到一個縣考慮投資產出，縣政府不僅可以免費提供土地，也可能免費為投資者建造廠房，或把若干年從投資者交出的增值稅中的縣的分成的一部分，送給投資者。當然，不是所有的縣都值得投資，例如設廠於荒山野嶺沒有意思。社會利益不論，負地價可以去到的盡頭，是縣的稅收足以填補收回農地與改進為工商業用途的成本利息。這方面，下一節會再分析。

二○○六年北京開始禁止某些縣用負地價，顯示著他們不明白縣的佃農分成制度的運作。也可能不是不明白。一個困難是中國的人口分布可能過於集中在熱門地帶，而較為長遠的發展，略為平均的人口分布可能較上算。這話題我寫過，但沒有提出解決的方案。正如高斯和我在分析公司的本質時提及，有些事情是沒有市場價格指引的，錯誤的決策往往只能事後才知道。

注三十二　一九八六年六月，我發表了一篇分析賣地有三個好處的文章。深圳的幹部喜歡該文，一九八七年的春天請我去商討。張五常，《出售土地一舉三得》，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於《信報》發表，其後轉刊於《再論中國》。


注三十三　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帶弗里德曼夫婦遊覽長三角一帶。米爾頓見到小販在爛泥路上經營是高興的，後來在北京會見總書記時，他對書記說街頭小販要賄賂才能拿得牌照。蘇州的幹部帶我們去參觀那裡的鄉鎮企業，是令人尷尬的。晚宴上，蘇州的一位副市長與米爾頓爭論國營企業的優越性。一九九三年的秋天，我再帶弗里德曼夫婦到中國。上海的一條大街燈火通明，當我們的旅遊大車經過隨行的黎智英的商店時，大家一起鼓掌。弗氏夫婦一九九八再到上海半天，米爾頓不相信自己見到的。
        夫婦的中國行有兩個插曲這裡要存案。其一是我給米爾頓上了一課中國經濟學。一九八八在上海，在街上走，肚子餓，見到街上一個小販賣餃子。我拿出錢包，但發覺單是錢不管用，還要糧票。一個過路的人見我跟小販爭議，送給我一小疊糧票。我大喜，米爾頓問我為何那麼高興，我說：「那位先生免費地給我這些糧票。你可以想象糧票一文不值嗎？這個城市將要爆炸！」果然爆炸。第二個插曲是米爾頓輸了一次辯論！一九九三年在成都，四川的省長接見我們。米爾頓教該省長怎樣改革才對，說要斬掉老鼠的尾巴，不要一寸一寸地斬，為了減少痛苦，要一次過地把整條尾巴斬掉。省長回應：「教授呀，我們這隻老鼠有那麼多條尾巴，不知要先斬哪條才對。」米爾頓不能回應。傷感的是，那位省長今天不在了。是個勇敢的人，以大膽批評知名，聽說後來他得不到北京的支持了。


注三十四　Cheung, 「China in Transition……,」 op. cit.


注三十五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es(8th ed., 1920: London; Macmillan Co. 1956), p. 536,note 2.


注三十六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op.cit., p. 45.

二○○五年的一個晚上，一個遙遠的縣的縣長給我電話，說他碰巧到了我家鄰近，要來傾談一下。進門后，他脫掉鞋子，躺在沙發上好一陣，然後問：「教授呀，可否給我一杯葡萄酒？」當然可以。

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樣的縣幹部，全國東奔西跑尋求投資者。當一個招商集會在某城市舉行，消息傳出，無數的縣幹部會聞風而至。這些日子一個縣幹部一個晚上吃幾頓晚餐是尋常事。

一個三十萬人口的縣往往有五百個招商員。二○○五年，安徽某縣舉辦選美比賽，要選出美麗、迷人而又懂得說話的女士作招商隊長。輿論破口大罵，縣長回應：「美麗是資產，不利用可惜。」

需要一個商業牌照嗎？縣政府會派人代你奔走。要建築許可證嗎？他們給你擔保。不喜歡那不潔的小溪流過你的場地嗎？他們可能給你建造一個小湖。他們幫你找設計師，找建築商，而準備投產時，會協助你聘請員工，收的費用合理。是的，縣有招工隊，替投資者招工。他們會向你推銷他們的廉價電力，推銷他們的公園與娛樂，推銷他們的方便交通，水電供應，光輝歷史，甚至他們的女孩有多漂亮——我沒有誇張！

中國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外間沒有見過。為什麼呢？一個因素是分成的方程式。這裡談此式，其它過後才說。

說過了，投資者要付百分之十七的產品增值稅。縣取此稅的四分之一，即產品增值的百分之四點二五。土地出售的收入，如果是正數，縣收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二十五交上頭。這百分率不是一致的：地點較佳的縣，分帳率會較低。我遇到過的縣幹部，沒有誰管上頭層面怎樣分他們交上去的。

土地的成本不低。有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農民交出農地要受到補償。用百分之五的折現率，我估計二○○六年這補償是三至五倍農地租值的折現。縣政府與農民的爭吵有所聞，但不是媒體報道那樣普遍。有時縣幹部從中騙取些私下錢，而缺乏資金的縣可能欠農民一段長時日。

把農地改進作工商業用地的開發成本更高。二○○六年，這成本約六萬元人民幣一畝（六百六十平方米），大約比補償農民高一倍。這些改進包括建造馬路，引進電、水、煤氣、排污、電話電視與電腦的線路、路燈、園藝等。這些改進是土地出售之前做好的。今天，就是檔次較低的新工業用地，比我熟識的在美國華盛頓州的好。最高檔次的，例如蘇州工業園，是我見過的最好的了。中國的農民是超凡的種植能手——他們往往搬動移植五十年以上的樹——而你無法斗得過ArthurLewis說的「無限」人手供應：園藝工人每一長天的工資五美元（注三十七）。

二○○六年我作過估計，用一個發展略有看頭的縣的資料，得到如下的結果。假設一塊工業用地建上容積率零點八的廠房，投產時用上最常見的勞工密度，縣政府每年拿得的產品增值的百分之四點二五大約是工業用地的總成本的百分之十二。不包括行政費用，但可見一個縣可以把工業用地送出，再補貼投資者一小點，還不用虧蝕。

毫無疑問，在同一縣內，同樣的工業用地同期出售，地價可以很不相同。除了久不久引起非議的偏袒成交，地價不同不代表價格分歧。縣的幹部要選擇投資者。他們要爭取的不單是增值稅，還要顧及的是投資者帶來的聲望，要顧及行業是否與縣裡的其它行業合得來。不難見到，當一個投資者的項目可以引進很多其它好處時，縣政府賣地的負地價可以跌到增值稅的收入低於填補土地成本的利息。

縣的幹部可能貪污，但多年來我沒有遇到一個愚蠢的。他們知道土地與土地之間的邊際社會收益要相等才能為縣及為自己取得最高的收入，如果同樣的土地售價相同，他們的目的不可能達到。他們也知道準確的判斷非常困難，所以常派調查員到有成就的縣去考察。跟縣幹部的多次傾談中，他們的常識與他們永遠關注著互補性、招徠力、交通水電、娛樂等事項的意識，令我印象難忘。我不是說縣幹部從來不貪污，但我沒有遇到過一個投資者不認為自己有特別的關係可以利用。是的，說服每個投資的他或她有特殊關係，縣幹部的本領絕對是世界級！

讓我再說，雖然增值稅率與此稅的攤分率是全國一致的，其它的分帳率並不一致。土地出售所得的分帳率不一。不熱門的縣，此率要高一點才能填補土地的成本。方程式中的分帳獎金也要一提。如果投資者是來自國外的，以他把錢放進指定的銀行算，我知道一個縣的幹部會分得百分之一點五到百分之二。來自國內，獎金是投資的百分之一。這些其實是傭金，由縣幹部分享。早期條件欠佳的縣的獎金高達投資額的百分之五。發展有成逐步減少。有一個熱門地區，獎金是投資額的百分之零點零五。這個獎金分帳率可以商議，正如房地產交易的傭金在中國可以商議。我傾談過的縣幹部多數認為，獎金率足以鼓勵他們東奔西跑。


注三十七　這是二○○四年的數字，在中國歷史上農民的收入增長得最快的時刻。是日工的工資，二○○七年升至八點五美元左右。這個數字在不同的地區有別，是我到中國農村攝影時的大約平均估計。從二○○三到二○○五年，我攝得的作品讓我出版了七本攝影集。因此，雖然我對中國農民生活的衡量與他家的報告相差很遠，其實是基於漫長而又集中的實地調查所得，方法跟一九七二我在華盛頓州調查蘋果與蜜蜂時用上的一樣。見StevenN. S. Cheung, 「The Fable of the Bees: An Economic Investigat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73), pp.11-33.

縣與縣之間的激烈競爭不尋常。我認為那是中國在困難的九十年代還有急速發展的主要原因。大約二○○四年越南把這中國制度抄過去──有人說是得到我的文章的提點──那裡的經濟也起飛了。這制度不難抄襲，但需要地區沒有頑固的利益階層，也要有像中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來推行。像北韓與古巴那樣的國家，要嘗試成功機會很不錯。

不難抄襲，但解釋卻非常困難。不容易明白為什麼這制度運作得那麼好。我只一個晚上就打開了佃農分成之謎，卻要三年的長日子才能解通中國的密碼。困難所在，是我們面對的是個複雜的合約制度，此前沒有見過。演變迅速，過程中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安排，要到塵埃漸定才依稀地見到一個可以理解的圖案。要長時日才能看到關鍵的要素，而當我認為找到了這些，另一些重要的碎片還是缺少了。跟進中國的經濟改革學得很多，使我對合約與交易或制度費用的理解提升到一個新層面，讓我能用有一般性的理論去找尋那些缺少了的，然後把碎片組合，砌成一幅看得明白的圖畫。

讓我從一九六九的春天說起吧。當時高斯和我到溫哥華參加一個漁業研討會議。在座有人提出，因為公海的魚一般游很遠，漁業私產化公海要獨佔，所以要有壟斷權；這樣，市場的魚價會是壟斷之價。我立刻回應：「如果地球上所有的農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給無數的農戶耕耘；農戶之間會競爭，所以農產品之價必定是競爭市場的價格。」

名義上，今天北京是地球上最大的地主，擁有中國天下全部土地的所有權。他們把土地以五十年長約租出，二○○七年公布租約期滿后自動續約，指明政府有特別需要時可支付補償來收回土地。他們接受了使用權要清楚地界定為私有，也知道要廣泛地這樣做，於是把有了界定的使用權下放，達到每戶每家。為了維護有秩序的權利下放，他們知道承包合約可行，在經濟壓力下層層承包的合約安排就出現了。今天一個局外人拿著不同地區層面的文件研究內里的法規條文，很難看得出字裡行間含意著的是一連串的承包合約。這些文件其實是早前的承包合約經過了修改而演變出來的。

不同的地區層面是垂直或上下串連，同層或左右不連。這是同層的地區互相競爭的一個主要原因，而由於縣的經濟權力最大，這一層的競爭最激烈。火上加油，權利的界定的原則無處不用。縣的地理界線劃分當然清楚，而縣幹部的權力與責任的劃分來得那麼清晰，今天的縣無疑是一級的商業機構了。性質類同的商業機構互相競爭，是縣與縣之間的激烈競爭的另一個理由。

再火上加油，縣幹部的獎賞按成績算。政治遊戲與貪污無疑存在，但這些行為，就是先進之邦的市場經濟中的大商業機構也有。除了前文提到的獎賞方程式，縣幹部的應酬費用相當慷慨，視乎那個縣能賺多少錢。每個幹部可以按建築成本作價購買一間住所，而工作成績好有機會升職。有一個流行的「五十六歲的假說」：六十退休，到了五十六而積蓄不夠，幹部貪污的傾向上升。他們也告訴我，能幹的縣幹部不難有外間的商業機構招手，因為管理一個縣其實是管理一盤生意。

一九九四全面引進的產品增值稅，又再火上加油。那是佃農分成。我早期的論著指出，在佃農制度下，地主關心農戶的操作履行比固定租金為甚，因為地主的收入如何要看佃農的工作表現（注三十八）。一個鮮明的例子可以示範縣與縣之間的熱烈競爭。那是購物商場。一個縣可以視作一個龐大的購物商場，由一家企業管理。租用這商場的客戶可比作縣的投資者。商場租客交一個固定的最低租金（等於投資者付一個固定的地價），加一個分成租金（等於政府收的增值稅），而我們知道因為有分成，商場的大業主會小心地選擇租客，多方面給租客提供服務。也正如商場給予有號召力的客戶不少優惠條件，縣對有號召力的投資者也提供不少優惠了。如果整個國家滿是這樣的購物商場，做類同的生意但每個商場是獨立經營的，他們競爭的激烈可以斷言。

比起上述假設的購物商場，縣的制度對鼓勵競爭猶有過之。這是因為縣要對上層作交代或報告。上層不僅鼓勵競爭——他們強迫這競爭的出現。說到底，百分之七十五的增值稅是上層收的。這是層層承包促長競爭的激烈性的原因。

讓我們回到承包責任這個制度去深入一點地理解縣與縣之間的競爭。這個制度演進時，使用權的界定——因而有私產——是織進了市場合約中。從高斯的定律看，市場的運作分兩步。第一步是界定私有產權，我的看法是以合約來約束資源使用的競爭。第二步是市場本身的出現，通過有市價的合約來交換資源的使用或產品的權利。

承包責任制是另一種安排。使用權的界定與市場成交是結合在同一合約中。一個投資於縣的人，通常只簽一份幾頁紙的合約，裡面說明土地面積、地點與地價，他的權利和義務，以及雙方履行責任的期限。地產證或地契要等投資者的錢匯到指定的銀行幾個月後才拿得。簽好了的合約可以轉讓，但如果投資者要到銀行借錢，有地契在手就比較方便了。

問題是為什麼跟高斯的分兩步處理相比，把產權織進了市場合約會增加競爭的效應呢？答案是在織合的安排下，投資者要履行責任。付錢之外，投資者要在合約指定的期間履行指定的項目才能獲取土地的使用權。這是說，付價之外，承包合約是授予值得的優勝者。錯誤的判斷當然可能，而取巧的投資者不罕有，例如只建造圍牆而不再建什麼。地價下跌之際縣幹部可能忙顧左右，但當經濟轉熱他們會收回不履行合約的土地。當大跌了的地價在二○○○年掉頭上升時，不少投資者哭出聲來，但履行合約的卻在偷笑。

上述的織合安排不是中國獨有的。正如高斯指出，好些國家的租約或僱用合約往往有類似的安排，而我在上文指出了購物商場的合約安排很類似。我也曾指出，中國的縣制度的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新而重要的是這些部分的組合，通過承包責任合約的擴張：使用權的授予是換取履行，而這基本原則到處用。尤其是，在工業發展中，政府機構與私人企業之間的合約安排，通過上述的織合、佃農分成與層層承包的串連，是令人敬畏的經濟力量帶來的效果，在一個有超過十億貧困人口的時代，領導者既有勇氣也有智慧去執行「試一試，看一看」這個原則。

通過串連承包合約而形成的權利結構，使我聯想到一個國家的憲法，但在中國，這合約結構中的條件可以商討，所以安排的彈性比較高，而一般來說，中國的安排的市場傾向，遠比我知道的其它國家的憲法明顯。二○○四年二月，我發表了《還不是修憲的時候》那篇長文，試圖阻止當時正在進行的修憲工作（注三十九）。當時我指出，中國的經濟制度既特別而又重要，北京要先研究這制度的性質，指出重要的環節，然後寫進憲法去。北京沒有接受我的建議，而他們跟著修改了的憲法，與他們的經濟制度的結構是扯不上關係的。北京顯然沒有充分地賞識他們自己做得對，做得漂亮，做得精彩。

注三十八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op.cit., pp. 72-79.


注三十九　張五常，《還不是修憲的時候》，二○○四年二月十六日，《信報》。

這些日子，讀中國媒體報道的經濟政策要小心。撰稿的人不是說謊，但往往誤導，因為他們一般不理解中國的經濟制度。縣有相當大的經濟決策自主權，好些時沒有執行北京公布的政策。最低工資的引進，不同的縣有很大的時間差別，而一些縣只說他們有最低工資但不強迫。當北京宣稱百分之七十的新建公寓單位要約束在九十平方米以下，一些地區公布有一兩個這樣的項目，其它地區則置之不理。報章的頭條說一個外來的人不能購買超過一個住宅單位，深圳目前執行，上海說沒有聽過（注四十）。

這不是說北京失控。他們是控制著的，但地區幹部知道哪些真的要執行，哪些只是投石問路。他們懂得衡量上頭傳達下來的文件有多認真。北京徵求地區的意見常有，而推了出來的政策可能悄悄地取消但沒有公布。有些村落有民主投票，有些沒有，而有投票的引進的時間很不相同。

我認為上述的混亂畫面可不是真的混亂，而是起自地區的自主權與他們之間對政策的取向有別。一個縣是否把一項政策用作粉飾櫥窗，考慮的是這政策會否有助他們的競爭。為了增加縣的產品增值稅收，為了生存，縣的幹部要引進投資者，他們知道劣政策會把投資者趕走。如果北京堅持要執行一項政策，縣會接受，但如果這政策有損地區的利益，他們會投訴。投訴夠多往往有效。

發展到今天，縣制度的權力結構是不容易拆除的了——這是支持著可以樂觀地認為快速的經濟增長還可持續一段長時日的主要原因。困難在於地區無權過問的事項：貨幣制度，外匯管制，對外政策，言論與宗教自由，國家操控的教育與醫療，傳媒通訊，以及龐大的有壟斷性的國企。

我擔心北京對這個經濟制度的運作理解不足，因為有跡象顯示，他們正在嘗試改動這個制度（注四十一）。我認為只要把這制度精細地調校一下，就會變得堅固了。正如我在二○○四年二月的長文指出，層層承包以分成合約串連，在最理想的安排下，任何一個單位或份子的界定權利受到侵犯，某程度整個連串的所有份子都要付出這侵犯的代價。

因為地區或縣的競爭，中外合資的合約發展成為一種特別的專利使用合約，每件算的使用費可以不受管制地匯到外國的銀行。我曾經研究過發明專利的使用合約好幾年，知道監管這些合約的履行很困難，但以合資合約從事，有外來的作為董事在場監察，收錢就容易得多了。這是外資蜂擁到中國來的其中一個原因。周燕奇迹地拿得一批合資合約的真版本，贏得一篇不錯的博士論文。我邀請了她為這個會議寫一篇摘要，這裡不多說。

因為縣的競爭，工業類聚的集中發展非常顯著。中國的產品今天泛濫地球，但外間的人很少知道工業的地區集中與專業的程度。佛山的陶瓷產出歷來有名，我邀請了李俊慧為工業類聚提供一文。

因為縣的競爭，國營企業的私有化受到壓力要加速。世紀轉換，地價的上升大大地協助了這私有化的進程。較高的地價讓地區政府有錢補償解散國家職工，拿開了最大的障礙。國企的買家會把原先位於市區的物業出售，搬到地價較低的工業區去。長沙的國企私有化的速度可能破了世界紀錄。我安排了那裡的副市長劉曉明寫有關文章，因為是他主導這發展的。

縣的競爭也協助了減少貪污。有同樣條件的地區，只有無知的投資者會到一個貪污知名的縣下注。有經驗的投資者知道賄賂是一項成本，早期在南中國的廠家例行地把這些成本算進產品售價之內。不是所有貪污都消失了，而是與九十年代初期相比，減少了很多。跟我談過的幹部都同意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有助減少貪污。

最後，我認為過去十至十五年的合約選擇的高度自由——除了上文提到的地區承包合約的串連——也是縣際競爭的效果。合約選擇的彈性夠高，使九十年代的中國免於經濟衰退。

餘下來還有一個問題：總有一天，農地轉作工商業用途的邊際價值會下降至均衡點。可能十年之後吧。今天我們見到的縣與縣之間的激烈競爭會消失嗎？答案是這競爭的轉弱會出現。然而，有縣制度的存在，競爭會轉到其它方向去。最可能的新競爭目標是科技的發展。為此我曾建議北京的朋友要緊握增值稅，因為科技的引進是最有效的增值法門。



注四十　二○○七年十一月，上海也引進這規定，但該市的不同地區各自有法避去。可以說，上海沒有真的執行這個規定。深圳起初是嚴厲執行的，過了不久可以用大約四千美元購買另一條通道，後來樓價大跌，政府忙顧左右。


注四十一　二○○七年一月一日，北京給縣增加了兩項規定。其一是顯著地提升了收回農地時給農民的補償。這是判斷性的。其二是出售任何用作建築的土地，要通過拍賣。原則上，這後者對縣制度的運作不利，但有躲避之方。縣會把土地的投資項目寫得特別，廣告若隱若現，通告時間縮短。這樣，洽商好了的投資者通常是拍賣的勝出者。

朱鎔基是個精明的人。雖然職位轉來轉去，一般的意見，是從一九九三年七月到二○○三年三月，他是中國經濟的舵手。表面看他是個計劃經濟者，是個獨裁者，也是個不相信市場的人。一九九五年我批評他處理通脹的方法，後來以文章及在電視公開道歉：他對，我錯。

我們不能以一個改革者的言論甚至行動來評價他的政績。他的成敗只能以效果衡量。這樣量度，朱先生可以拿滿分。看似權力欲強，但在他掌政時中央的權力是大幅地下放了。不相信市場，但他在任時國內的市場變得那樣徹底地自由，就是崇尚新古典的經濟學者也會感動。你可以指責市場有假貨，但產品質量的急升大可與當年的日本一較高下，而市場的合約，無論產品的或勞工的，顯示著的自由其它地方難得一見。

一九九三年，中國的通貨膨脹加劇，人民幣暴跌。我在該年五月二十一日發表文章，說控制貨幣量不會有效，因為無法做到（注四十二）。我指出困難所在，是中國的銀行乃出糧機構，有權勢的人可以隨意「借」錢。於是建議，中國人民銀行要負起一間正規中央銀行的職責，不提供任何商業借貸。更重要的是：以權力借貸的行為要杜絕。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朱鎔基接管人民銀行。掌此職僅兩年，但他創立了中國貨幣制度的架構，並一直監控著這制度的運作，直到二○○三年三月從國家總理的職位退休。一九九五年他把人民銀行轉為正規的中央銀行。他控制通脹的方法，是直接地約束借貸與消費，把人民幣與美元掛鉤。我當時對他的約束辦法有懷疑，但也認為可能是斬斷權力借貸的唯一辦法。受到弗里德曼的影響，我反對人民幣掛鉤而不浮動。

一九八三年香港的財政司考慮港元採用鈔票局的制度，讓港元與美元掛鉤，我參與了討論。英國的CharlesGoodhart建議港元要下一個錨，而弗里德曼支持採用鈔票局。人民幣怎麼辦呢？八十年代後期出現不少困難，九十年代初期開始崩潰。我求教過米爾頓好幾次，遇上任何關於中國的事，他的時間是非常慷慨的。

米爾頓之見，是像中國那樣龐大的國家，不能採用鈔票局制度。他認為我提出的把人民幣與一籃子物品掛鉤原則上可行，但費用會是高的。他的選擇，是中國採用美國的無錨貨幣制，嚴謹地控制貨幣量，讓匯率自由浮動。

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后不久，一組來自北京的經濟學者邀請我到深圳會談。他們對中國的前景很憂心。在討論中我突然間樂觀起來，因為意識到朱鎔基做對了。只三年他把中國的通脹率從百分之二十以上調整至零，而當時的產品質量正在急升，通縮一定存在。我於是推論，亞洲的金融風暴是人民幣突然而又迅速地轉強的結果。當時大多數的亞洲國家，包括中國，都鉤著美元，所以當中國的通脹驟然間終結，在國際競爭下鉤著美元的亞洲小艇紛紛脫鉤，因為他們的幣值是偏高了（注四十三）。

一年之後，我更為理解朱鎔基的貨幣制度。他的方法可以理解為把人民幣下了一個可以成交的指數為錨。得到朱的啟發，我意識到一個國家的貨幣可以用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為錨，用不著要有真實物品的儲備，條件是央行當局要有些外匯儲備，必要時左右一下，而更重要的是不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把貨幣的用途限於貨幣現象，將匯率與一個可以成交的指數掛鉤是不難維持的。

是市場合約的自由與彈性協助中國在九十年代倖免於經濟衰退的蹂躪。就是不算當時產品質量的急升，通縮率逾百分之三，而房地產的價格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然而，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四，增長率約百分之八。分紅合約與件工合約當時盛行，協助了真實工資的自動向下調整（注四十四）。再者，為了確保他要達到的百分之八的增長率，朱鎔基把市場全部放開，大力推行國企的私有化，拿開約束勞動人口流動的限制，也加速了經濟決策的向下分散。上馬時朱可能是個市場懷疑者，下馬之際他必定轉為信奉市場了。

回頭說中國的貨幣問題。二○○二年在天津南開大學的一次講話中，我說人民幣是世界最強的貨幣——當時的黑市匯率還低於官價的（注四十五）。到了二○○三年三月，在一篇評論朱退休的文章中，我說人民幣那麼強勁，兩年之內西方的國家會強迫人民幣升值——那時黑市與官價匯率大致打平（注四十六）。這樣用黑市與官價匯率的互相運作來估計一種貨幣的強弱，一九九三與米爾頓研討過，加上我跟進了地下錢莊的非法交易活動。這些活動的存在，北京當然知道。

外國施壓要人民幣升值來了，不是兩年後，而是四個月。我堅決地反對人民幣大幅升值。理由是如果要改進農民的生活，他們要被鼓勵轉到工業去。除非農民的生活提升到城市工人的水平，中國的經濟改革不能說是成功。多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民的故事永遠是血，是苦，是淚與汗。記憶所及，這是第一次農民看到一絲曙光，而人民幣匯率的大幅提升會消滅這希望。

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爾摩，參加高斯獲諾貝爾獎的盛會，我對米爾頓說世界將會見到十到二十億的廉價勞動人口加入國際貿易，二十年後地球的經濟結構會有很大的轉變。這競爭來臨了，而我關心的是雖然中國的工資低廉，比起印度與越南等地還是高出相當多。這些國家也發展得強勁，我當然高興，理由簡單：他們愈富有，跟他們貿易中國賺的錢會愈多。然而，把人民幣的國際匯值提升是讓賽。很多農民到今天還沒有見過真的飛機在天空飛行，人民幣升值怎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呢？

目前中國有無數的我稱為接單廠家的工廠。他們既沒有發明專利也沒有註冊商標，只靠客戶交來樣板與設計，有單就接。當一個訂購者要求複製樣板及開價，這要求通常寄到多處，到幾個國家也是常有的。我的觀點，有大量的事實支持，是農民嘗試工業一般由接單工廠做起，學得點技術與知識然後向上爬。感謝蒙代爾，他也曾多次大聲疾呼地反對人民幣升值。

要清除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困難。與其愚蠢地壓制人民幣的需求——央行目前正在這樣做——他們大可取消外匯管制，讓人民幣大量地流進國際市場。一種貨幣的下降與上升的壓力是不對稱的。有下降壓力很頭痛，但上升壓力絕對不壞。讓人民幣外流國家賺錢，而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泛濫，有需要時可以容易地把人民幣買回來。通貨膨脹的擔心可以用一籃子物品作為人民幣之錨而解決了。

得到朱鎔基的啟發，二○○三年我建議，也重複過幾次，人民幣轉用一籃子物品為錨，正確一點地說是以這籃子的可以成交的物價指數為錨。央行不需要有這籃子的物品存貨。他們只要擔保一個幣量可以在指定的市場購得這籃子物品。

這個可以成交的指數容易調整，即是說物價的水平可以容易地調整。物品的選擇與比重的分配要慎重考慮，做得對通脹再不會是關心的問題。把貨幣鉤著一籃子物品，多年前與米爾頓研討過，而這思維與蒙代爾的貨幣觀是一致的。朱鎔基的經驗顯示，實踐的成本不高，因為貨幣之錨只是個可以成交的物價指數，央行不需要持有這些物品。

北京考慮了我的建議良久，那其實是朱鎔基的貨幣制度加上一點變化。這變化是向旁站開一步，避去與其它國家爭吵，對他們說：「我們是回復到古老的本位制，只是我們用一個可以成交的物價指數為錨，沒有真實物品的儲備。這是我們選擇的確認自己的幣值的方法，與所有其它外幣的匯率是自由浮動的。」當然，要防止通脹，以一個可以成交的實物價格的指數為錨，遠勝一籃子用紙造的貨幣。

央行沒有接受建議我不感到煩擾，但兩三年來他們的操作使我擔心。上述提到之外，我的感受是他們要嘗試美國的無錨貨幣制。貨幣政策早晩會大手採用。這會大幅地增加央行干預經濟活動的權力，到後來可能把縣制度破壞了。

讓我重複上文說過的一個重點。互相競爭的縣的權利結構不容易瓦解。任何不明智的政策，侵犯了縣的利益而縣有權說話的，我不擔心。例如我不擔心價格管制或租金管制，如果這些管制出現，我敢打賭要不是不被執行，就是執行也不會持久。我擔心的是縣無權過問的政策。這方面，貨幣政策居於頭痛項目之首。

注四十二　張五常，《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壹周刊》，轉刊於張五常，《二十一世紀看中國的經濟革命》，花千樹出版，一七五至一七九頁。


注四十三　當時我沒有發表這個解釋，因為恐怕擾亂外匯市場。當這解釋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發表時，一位曾經專註於該金融風暴的北京朋友驚叫，說我的解釋一定對。該風暴出現時，他和同事狂熱地找解釋，但後來回顧所有解釋都不對。見張五常，《鐵總理的故事》，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發表於《壹周刊》。


注四十四　分紅合約有工資自動向下調整的機能。件工合約有同樣的彈性，因為有新訂單時件工之價往往由勞資雙方再洽商。見張五常，《制度的選擇》，第四章，第六節，二○○二年花千樹出版。


注四十五　張五常，《以中國青年為本位的金融制度》，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發表於《壹周刊》。


注四十六　張五常，《令人羨慕的困境——朱鎔基退休有感》，二○○三年三月十一日發表於《蘋果日報》。

這篇文章我集中於中國做對了什麼來解釋他們的經濟奇迹，想著到結尾時說些負面的話來平衡一下，但寫到結尾我不願意這樣做。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三十周年。中國的傳統教我們，一個人生日之際不要把污泥擲到他或她的臉上。也不只是一個人。是一個曾經那麼豐富而又有深度的文化。五千年前這文化產出的陶器與玉雕我們今天還沒有本領複製出來。為這傳統我感到驕傲，而任何人研究過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會同意那是人類足以為傲的一個源頭。今天，這傳統是在復興了。

這些年北京做出來的大可引以為傲。你可以詳盡地批評執掌政權的人，但他們減少了那麼多的貧困，工程之龐大與迅速，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我認為這樣的成就不會再重複——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時。

我堅信私產與市場對社會的價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從來沒有反對過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從第一天起我反對通過民主投票來改革。一九八三年，第一次與一群老同志在北京會面時，我不客氣地直言：「你們把國家搞得一團糟，要替我把國家修理好。」我們成為好朋友。傷感的是，他們之中多位已經不在了。他們後來做到的，遠超我的期望。午夜思回，有時我幻想著要是這些老同志還活著，見到今天的中國，會有怎麼樣的反應呢？

中國共產黨做出來的成果令我拍案！政黨歷來有困難，困難多多。黨員八千萬，要怎樣安排黨的職責與執行黨規才對呢？不可思議。

黨領導與指揮了改革行動。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還是中國的人民：刻苦，聰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們可以在今天忍受著巨大的艱辛。我不想在這裡讚揚中國人，但我沒有見過一個民族可以在那麼惡劣的環境下那樣拚搏——而還在笑。二○○四年，在國內的荒山野嶺攝影，太太與一個在田中操作的婦人閑談。這婦人說久不久會有一日有受薪工作，僱主會以大車接送她及其它人到工業園去作園藝。天還未亮起程，天黑后才回家，帶著麵包與一瓶水，一天的工作可獲七美元。我見她在笑，問她為何這般開心。她說生活改進了，有生以來她的植樹知識第一次有外間的需求，而女兒剛在大學畢業，找到了一份很好的月薪二百美元的工作。是像這個婦人的人，數以千萬計的，把國家建設起來了。

一九七九我發表第一篇中語文章，熱衷地下筆是一九八三的秋天開始的。今天在盛年的幹部與企業家，那時是大學生。很多讀過我寫的，所以這些日子，作為一個老人，在國內所到之處，不愁沒有免費飯餐吃。跟他們當餐對酒是樂事，也從這些聚會中獲得一手的資料來寫這篇文章。這裡我要以深深的誠意感謝他們，也要再感謝他們的工作，把國家從漫長的黑洞推出來，見到曙光了。

流行的報道說中國的幹部例行地貪污，不可能對。他們之中很多有智慧，對國家有貢獻。一種競爭的風氣使我想到六十年代初期在洛杉磯加州大學作學生時的感受。在一組同學中大家知道或聽過誰是誰，對大家的本領互相估計，然後玩那成績排列的競爭遊戲。彷佛沒有其它目的，只是要看誰能爬得高一點。

那位到我家來求喝一杯葡萄酒的縣長是個例子。他工作拼搏，但工資低——每月約三百美元——使我懷疑是些什麼驅使他奔走。是貪污錢嗎？是升職嗎？是聲譽嗎？我試圖很含蓄地找出他的動力根源。過了好一陣他知道我要問的是什麼，說：「教授呀，我只想為國家做點事。」不難想象，氣氛環境適當，可以有很多像這位縣長的人。

回頭說中國奇迹吧。那史無先例的經濟制度之外，我選兩個現象為奇迹之首。其一是約一九九三開始，長江三角洲出現了爆炸性的經濟發展，伸延到國家的中西部去。這個現象出現的時期，開頭有人民幣的崩潰，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脹，跟著是百分之三強的通縮，而房地產的價格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其二是大約二○○○年起，通縮終結，農民的收入開始爆炸性地上升。從二○○○至二○○七，我的估計是農民的人均收入的每年增長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工作年齡的農民，四個有三個轉到工商業去了。只要這趨勢繼續，十年後中國農民的人均收入會與城市的中等人家打平。趨勢當然不可靠，但如果真的繼續，我的估計是二十年後，中國的經濟實力會等於十個日本。

結筆之際，我要對一個我批評過的人致敬。他是朱鎔基。老師艾智仁當年屢次提醒我：成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熱情──來衡量的。上述我排列為首的兩項奇迹，都出現於朱先生掌管經濟的時期。將來的歷史不會忘記這個人。

上文寫於二○○七年八月。除了中央銀行把朱鎔基的貨幣制度左改右動，我當時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三十周年有數之不盡的理由要大事慶賀一番。我沒有注意到新勞動合同法：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通過，二○○八年一月一日施行。北京沒有徵求過縣政府的意見。

二○○七年十月我收到該新法的文件，只略看內里的九十八條就知道是災難性。當時正在寫一系列關於通脹的文章，要到十二月才有機會評論該新法。十二月十三日發表第一篇，批評該法的文章，支持的聲浪高得很（注四十七）。然而，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六個政府性質的部門在北京大學舉行會議，反對我的說法。我前後寫了十一篇評論文章，主要是解釋北京不明白的市場與機構或公司之間的關係。這系列文章起不了多少作用：二○○八年三月在北京舉行的會議中，有關當局顯然固執地要推行該法。

基本上，新勞動合同法說，僱用勞力或員工的合約再不能自由了。這些合約要服從政府規定的嚴格條件。超時及假日工資加倍，僱主提供的食宿不能從工資扣除，合約要用文字寫出來，員工的假期及福利要這樣那樣，工會受到鼓勵，革職的程序改了——全部是維護勞工的利益，也引進了近於美國大學的終身僱用制：一個員工在一家機構工作了十年就不能被革職，直至退休。

雖然時間剛好吻合，我不敢說中國股市的暴跌是新勞動法與北京的三月會議引起的。正如牛頓所說，只有上帝才明白股市的變動（注四十八）。我也不敢說二○○八年頭兩個月的出口急跌，尤其是玩具與成衣，是新勞動法的效應。雪災是記憶中最嚴重的。可以說的是山東的一個地區，約一百二十家韓國人擁有的工廠，在春節假日中悄悄地關閉，員工假后回來見大門鎖上，內里無人。該新法對舊機構的損害比新機構為甚，成千上萬的在舊工業區的工廠關門，骨牌效應推到工業的後援行業去。員工被革職的無數，不少舊工業區的食肆破產。工人有聯群上街的行動。

見到工業的發展一時間轉暗，北京某部門認為次貸風暴與美國不景是原因。不對，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輸出是上升了。沒有疑問，新勞動法觸發了工業轉移到其它廉價勞力的國家去。好些檔次較低的在中國的工業投資者搬家，尤其是搬到越南。有些在外地興建工廠，可開工時會把客戶一併帶去。

不能想象北京不知道這些事。他們一定知道。為什麼呢？為什麼到了二○○八年三月，負面效應那麼明顯，他們還在堅持新勞動法的執行呢？除了律師與一小撮勞工，所有的人都受損。廣東的省長說，政府的政策要考慮到員工、僱主與政府本身的利益，但新勞動法對這三方面都有損害。明顯地，北京的三月會議這位省長之見沒有受到歡迎。

我看不到有什麼壓力團體會因為新勞法而獲益。幾位律師朋友也反對該法，說預期的生意增加補償不了處理員工問題的麻煩。考慮到該法在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周年及北京奧運的大日子推出，難以明白。

我有三個可能的解釋，最可能是三者的合併，雖然經濟邏輯加不起來。其一是北京不知道自二○○○年開始，中國的貧苦農民的收入出現了史無前例的迅速增長。不容易知道。月入人民幣一千六百以下的不用報稅，流動的勞工一般不報，這些人的收入不易估計。更重要是農村的戶籍人口依然多，雖然不少流動去了。如果以農戶的總收入除以戶籍人口，一個不實的低數字會出現。

二○○四年一月，兩位中國作者出版了一本贏得國際讚譽的書。這本書提供資料，說中國農民實在苦（注四十九）。一年後，世界銀行的報告說，中國進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后，農民的生活轉壞了。這些言論，在中國歷史上農民的生活改進得最快的時刻說出，是不負責任的。是的，就是到了二○○八年三月三日，林毅夫在上述的北京會議講話，說中國的收入分配愈來愈不合理。這是他的報告主題（注五十）。毅夫是負責農業政策的人，怎可以不知道農民的日子從來沒像今天那麼好？他怎可以不知道從百分比的增長看，中國的貧富差距這幾年正在急速地收窄？

新勞動法的意圖是幫助窮人，但二○○八年一月十七日我發表文章，推斷中國貧民收入的直升線，會因為此法而折下（注五十一）。這折下是明顯地開始出現了。

第二個推出新勞動法的可能理由，是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了要優化結構的觀點（注五十二）。沒有人有理由反對，但不幸地，這觀點被不少人闡釋為要取締低科技、勞工密集的行業。我們不要忘記經濟改革的主旨，是要使貧苦大眾脫離饑寒交迫的困境，而在人口那麼多的中國，科技的發展是要讓低下階層在下面競爭而把上層的科技推上去的。

最後一個可能的理由，是西方經濟學的不良影響。那所謂效率工資理論，其可靠性有疑問（注五十三），但回歸的經濟學博士闡釋為工資愈高，工人的產出愈多。如果說有兩組生產力完全一樣的工人，工資較高的一組會產出較多，我可以接受。這隻不過是說如果刊物的老闆把我的稿酬加倍，我的文章會寫得可讀一點。但一個僱主究竟要員工在哪個水平操作呢？工資較低的那一組怎樣了？為什麼最低的工資要讓置身事外的政府來決定？

回到這篇文章的主題，我們要問：正在競爭的縣的權力怎樣了？雖然通過新勞動法之前沒有徵求過他們的意見，但我說過，他們對中央上頭的不當干預有頑固的彈性抗拒力。他們會怎樣應對呢？目前，大部分的縣對新勞動法忙顧左右。可惜這一次不容易抗拒。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新法之前有舊勞動法，軟性的，基本沒有執行。新勞動法引起人們注意違反舊法的舊帳。其二，因為新法中的第十四條（終生僱用條款），僱主與員工要回頭看十年的已往。最後，北京建議如果員工起訴僱主，政府提供律師費。一團糟！

如果北京堅持要執行新勞動法，效果會如何？上文說過的不論，兩項發展是肯定的，其實已經開始出現了。其一是企業會採取逃避性的合約安排，不僅是員工合約，企業本身的合約結構也會改變。這會使交易費用上升，對經濟發展不利。其二，從事生產的老闆會多置機械，解僱那些生產力較弱的員工。目前的情況，是倒閉的大部分是較小的或在「邊際」的工廠。這可能使北京認為他們成功地推進科技，減少了勞力密集的產出，但實際上，科技的進步會因為少了下層的勞動力支持而轉慢了。

今天，北京當局顯然忘記了鄧小平的對改革過程幫助很大的格言：試一試，看一看。他們應該選幾個縣來試行新勞動法，監管與觀察他們的表現，與沒有推行此法的其它縣比較一下，然後才決定去不去馬。

中國的情況轉變得快，我要指出這後記寫於二○○八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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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五月九日，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規則刊於網上，以五月二十為限期，徵求公眾意見。一些律師認為這些規則是對該法作出修改，希望減少對經濟的衝擊。五月十二日四川地震，經濟問題被擱置了。炎黃子孫的靈氣與大自然的摧毀力交上了手。地球上的人看著，深表關懷，也對一個民族意志的凱旋增加了仰慕。

五常，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注四十七　張五常，《新勞動法的困擾》，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發表於《壹周刊》。

注四十八　在股市輸掉了身家后，牛頓說：「我可以算出宇宙物體的運行，但算不出人類發神經。」見JohnCarswell, The South Sea Bubble （London: Cresset Press,1960），一三一與一九九頁。

注四十九　陳桂棣與春桃，《中國農民調查》，二○○四年一月人民文學出版社。

注五十　《林毅夫稱收入分配不合理越來越明顯》，二○○八年三月七日《新京報》。

注五十一　張五常，《災難的先兆——三論新勞動法》，二○○八年一月十七日發表於《壹周刊》。

注五十二　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

注五十三　有些人認為效率工資理論源於我的「Why AreBetter Seats 『Underpriced』?」 op.cit.，但我的意思可不是該新理論說的。一個批評效率工資理論的分析可見於張五常，《制度的選擇》，二○○二年花千樹出版，一五六至一五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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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刊登完了。羅拔·蒙代爾七月十五日在芝加哥的研討會上給予如下的評價：「一篇強而有力的文章，是三十年來分析中國經濟最具洞察力與魅力的論著。」（A powerful paper, by far the most insightful and charming paper onChina』s economy in the last 30years.）

-------------------------The End----------------------

最不要臉的東西

大致看了一下後記，是乎作者不贊成新勞動法，也沒看明白，作者的意思好像是新勞動法維護勞工的利益錯了，是乎近幾年貧苦農民的收入大幅上漲，是乎國家規定最低工資也錯了，一派胡言。
難道我所見到的農村是特例？因為我的老家在農村，去年我回去過，凄涼得讓人悲哀，完全看不到前些年的那種生氣，這難道是因為他們的收入大幅增長了？
不是很明白張五常的意思，他在替誰不愉快呢？
至少我不認為2000年後貧苦農民的收入大幅上漲過，也不認為新勞動法維護勞工的利益有什麼過錯。或者他可以說，勞工利益維護了，就降低了老闆的利潤，於是企業轉到別處去，於是勞工以前的利益也沒有了，但是靠損害勞工的利益來賺取利潤的企業能給中國帶來什麼呢？
經常看到有關張五常的帖子，但都沒有認真看過，現在也只是粗略地看了看後記部分，給我的感覺是張五常此人可疑，如果讓他左右了中國的經濟政策，中國只能是貧富分化更加巨大。
看來此人也是浪得虛名，人品低下。

民工：
沒理由的話，請SHUT THE FUCK UP.

另一位，
沒讀完，就同上。

工廠關門難道是假的？自己見識淺薄還把自己看得跟偉人似的。。。沒讀完沒資格廢話。

收下，研究研究

謝樓主的費心轉載

原帖由 佘文 於 2008-9-29 03:04 發表 [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 - 經濟觀察 -  backchina.com]  
...看來此人也是浪得虛名，人品低下。 ...

前半句不敢苟同，後半句見仁見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