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凋零：晚清的最後十年

也許是因為戰爭的緣故，1895年的春天來得特別的早。在這個令人迷醉的季節里，各省的舉人們雲集京師，參加對自己前途命運有重大決定意義的全國性會試。考試結束后，在臨發榜的緊張氣氛里，似乎又瀰漫著另外一種不安和躁動。

當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清晨，都察院外聚集了一群讀書人，他們手裡拿著狀子，正湊在一起竊竊私語。不一會，路的另一頭又來了一撥同樣是文質彬彬的書生，這群人似乎彼此相識，見面后他們相互作揖問候，領頭的兩個人則上前低聲商議了幾句，隨後便向自己的隊伍一招手，帶著這群讀書人往都察院的大門走去。

原來，這兩撥人不是別人，正是那些前來參加會試的各省舉子們。他們手裡拿的，也不是什麼喊冤的狀子，而是給當今皇上的「萬言書」，也就是歷史上所稱的「公車上書」。由此，中國歷史上這場近代意義的「學潮」，繼十二世紀宋朝太學生髮動的知識青年救亡運動（當時金軍包圍了宋朝首都開封）后，在甲午戰敗與中日談判的非常時期，爆發了。

這場政治狂飆的發起人，是當時人稱「康聖人」的康有為和他的得意弟子梁啟超。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當師徒兩人得知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即將簽訂后，他們心急如焚，決心發動各省舉人向朝廷聯名上書，並提出「拒和、遷都、再戰」 三點要求。在師傅的指揮下，梁啟超先是聯合了廣東舉人麥孟華、張壽波等一百多人準備上陳，而湖南等省的舉人們聽說后也不甘落後，也積極加入了他們的隊伍。

再說那些都察院的大人們收到舉子們的上書後，都感到十分的驚詫莫名。在大人們的眼裡，這些文弱書生不好好的讀聖賢書，何以要妄談國事？何況當時形勢所迫，條約將簽，有什麼理由讓他們去冒險代為轉奏呢？萬一事情沒弄好，老佛爺一發飈，豈不是誤了卿家性命？於是，大人們從一開始便拒絕了舉子們的上書（當時舉人不能向朝廷直接上書，按規定得由都察院轉送）。

可事態似乎沒有按照都察院大人們的思路去發展。這頭兩撥人的上書沒有被接受，但隨後群起響應的大有人在。於是乎，都察院拒絕了廣東的，他福建的又來了；你拒絕了湖南的，他江西的又來了；後面還有四川的、貴州的、江蘇的、湖北的、陝西的、甘肅的、廣西的、直隸的、山東的、山西的、河南的、雲南的，這些舉人們一個個壯著膽子，都拿著狀子奔都察院來了。

乖乖，這下好了，平時一貫門庭冷落的都察院衙門，一下子便變得熱鬧非凡。這幾天里，都察院的門口總是車水馬龍，擠滿了各省前來上書的舉人。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台灣省籍舉人羅秀惠。在得知台灣即將割讓給日本的消息后，他在都察院門口外捶胸頓足，號啕大哭一整天。羅舉人長跪在地，為家鄉父老向朝廷請命，當時路過的人看見后，沒有不感傷掉眼淚的。

「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滄溟一哭休；四萬萬人齊落淚，天涯何處是神州？」如今國家大難，喪權割地，梁啟超的這首詩更是讓國人痛徹心肺。可是，那些舉子們的慷慨悲歌，又能有怎樣的結果呢？

一、嘩啦啦去上書，轟隆隆搞變法
　　
　　「公車上書」是1895年的大事件，但對那些舉人們來說，風光不過一時，生存才是永久。等到會試的成績一公布，大部分的舉人都是榜上無名，眼看抗議無效，氣憤無用，最多也只能對著空蕩蕩的大街罵兩聲娘。落榜的舉人們最後還是無可奈何的收拾鋪蓋，打道回府，或者來年再考，或者另尋出路。而那些考上的，自然是喜笑顏開，「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恐怕早把這國讎家恨拋了到九霄雲外！
　　
　　唯獨有一個人沒有忘，這便是中了進士的康有為。康有為的科考路走得也頗為坎坷，他小時候雖有「神童」之譽，但秀才就考了三次，舉人更是考了七次之多，直到最近才時來運轉，考上舉人後便順利的中了進士。不過，對於當時已是三十八歲的康有為來說，功名只不過是對自己能力的一個證明罷了。畢竟，以當時康有為的名聲，遠比那剛剛獲得的進士頭銜來得更加響亮。
　　
　　考中進士后，康有為被朝廷授予戶部主事之職，正式進入了國家中央公務員的隊伍。不過，康有為一向自詡為「聖人」，從來就是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這一個小小的戶部主事，是滿足不了「康聖人」的雄心壯志的。
　　
　　有人也許要問，康有為自稱「聖人」，那他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呢？康有為，字廣廈，號長素，出身於官宦世家，前幾代祖先做過布政使和按察使等省級幹部，他從小受到的本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後來從游佛道，遍讀典籍，有博古通今之稱。康有為一次偶然遊歷香港，被「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所折服，方知這些洋鬼子「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後來他路過上海到租界參觀后，更是加深了他對西方的印象。從此後，康有為多方收集西方書籍，細加研讀，在當時的讀書人里，算是領先一步了。
　　
　　不過，康有為在反思近代中國的衰落時，他依舊認為其根源是國人沒有學習到古人的精華，而學的儘是些糟粕。在潛意識裡，康有為面對西方挑戰時，還是回到中國的傳統思想里尋找武器。早在甲午戰爭之前，康有為就曾嘗試向朝廷上書，但都因為「上書無門」而無疾而終。
　　
　　不過如今不同了，康有為現在是新科進士、戶部主事，可當他想發出呼喊的時候，卻又發現個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好在當時他年富力強，精力充沛，在弟子們的協助下，康有為在京師的官僚士大夫中組織了強學會。由於甲午新敗，人人思變，康有為抓住這個機會，倒也把強學會搞得有聲有色。
　　
　　強學會的活動主要是每十日集會一次，大家聚在一起聽取有關時事的演說；另外，康有為等人做了一份《中外公報》的報紙，和當時的京報捆綁免費派送，幫助京師的官員們了解世界大事。強學會當時得到了京城大員們如帝師翁同龢、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兩江總督張之洞及後任劉坤一等人的支持，經費上頗為充足，就連帝國新軍的少壯派軍官如聶士成、袁世凱等人，也各捐若干元（譬如袁世凱，就一次認捐了五百元）。
　　
　　不過，強學會的活動過程中也有不和諧的插曲。當李鴻章主動提出向學會捐款兩千元以示支持的時候，康有為等人卻視李鴻章為妥協賣國之人，將他拒之門外。康有為的固執和堅持己見，給強學會的發展帶來了隱患。李鴻章在奉命出使俄國前揚言說：「若輩與我過不去，等我回來，看他們尚做得成官嗎？」沒過多久，李鴻章的兒女親家、御史楊崇伊隨後便上折彈劾強學會「私立會黨」、「植黨營私」，請求清政府下令查封。由此，強學會雖然風光一時，但也就很快煙消雲散了。
　　
　　強學會的失敗，讓康有為等人稍微人冷靜了一段時間。但就在這時，國家的危亡和民族的危機卻越來越深重：1897年11月，德國借口教案問題強佔了山東膠州灣和青島港口，隨後俄國派遣炮艦進入了旅順，由此引發1898年初各國列強爭奪中國租借地的滔天狂潮，英國人要威海衛、法國人要廣州灣，就連小小的義大利也提出要租借福建的三門灣（被拒絕）。
　　
　　中國要被瓜分了。列強們帶來的恐懼讓國人一片驚慌。康有為憤怒了，他要再次大聲疾呼，中國再不變法，就要亡國了！
　　
　　1898年，又是舉子們聚集京師參加會試的時間。當年4月，康有為邀請御史李盛鐸出面，聯合了一些官員和舉子們，成立了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的保國會，並準備在北京、上海設立總會，在各省、府、縣設立分會。
　　
　　但可惜的是，保國會的壽命還不如強學會，這次幾乎沒有重要的朝廷大員參與其中。反之，保守派們的實力卻非常強大，他們諷刺保國會的人「日執途人而號之曰『中國必亡！中國必亡！』名為保國，勢必亂國而後已」，並攻擊保國會「保中國不保大清」，「僭越妄為，非殺頭不可」。在這些人的眼中，康有為等人儼然成為了危險的敵對勢力。
　　
　　在保守勢力的攻擊恫嚇之下，一些人畏禍退出，其中包括了發起人李盛鐸，他甚至加入了攻擊保國會的行列，以求自保。結果保國會召開了三次大會後，由於會試結束，落第舉人們返回故里，出席的人越來越少，最後也是不了了之。
　　
　　當年還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恭親王奕?的去世。年輕的光緒皇帝對於局勢的日益惡化何嘗不是心急如焚，他也想利用這個機會，以變法求生存。後來，他便向慶親王奕劻提及變法維新之事，並抱怨說：「太后若仍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後來慈禧太后聽了奕劻的轉述后怒道：「他不願坐此位，我早已不願他坐之！」經過奕劻的極力勸說，慈禧太后才消了氣，恨恨的說：「由他去辦，等辦不出看他怎麼說！」
　　
　　慶親王回去后，沒有把慈禧太后大怒之事告訴光緒，卻只是輕描淡寫的說：「太后不禁皇上辦事。」光緒得到這個消息后喜笑顏開，便意氣風發地在當年6月11日頒布《明定國是詔》，正式拉開了百日維新的大幕。
　　
　　但是，變法的大幕還沒拉開幾天，慈禧太后便免去了光緒的師傅翁同龢的軍機大臣和一切職務，將之驅逐回籍；同時，又任命了自己的親信榮祿署理直隸總督。慈禧太后的決定可謂是老謀深算，她將帝黨首領翁同龢罷黜，這讓維新派失去了一個家長和緩衝的餘地；而任命榮祿則確保了其對京師的絕對控制。

慈禧太后先下手為強，如此說來，維新派會有什麼對策呢？殊不知，此時的康梁等人，正在為光緒皇帝毅然頒布《定國是詔》而歡欣鼓舞，絲毫沒有察覺到危險的到來。就在翁同龢被罷黜的第二天，康有為在覲見光緒時，不僅沒有為翁同龢的免職提出任何異議，反而鼓勵光緒將更多守舊的高官剔除出局。

據說康有為在朝房等候皇帝召見的時候，恰好遇到了新任直隸總督榮祿。榮祿問康有為如何才能夠補救時局時，康有為語出驚人，他說將那些守舊的高官免職出局還不夠，最好能夠殺幾個一品大員。榮祿大為震驚，隨後便到慈禧太后那裡密告此事。

除了榮祿在慈禧太後面前大說壞話外，那些覺得自己朝不保夕的反對派們也紛紛跑去告狀，跪求太后回朝訓政。慈禧太后見自己威望還在，心裡十分舒坦，一直笑而不答。那些人不知所以然，又跑到天津督署向榮祿訴苦，榮祿深知慈禧太后的用意，便笑道：「先讓他（光緒）去胡鬧幾個月嘛，鬧到天下共憤，惡貫滿盈，不就好辦了嗎！」

不錯，在守舊派的眼裡，當時光緒皇帝發布變法維新的上諭簡直就是胡鬧。短短的三個月，光緒發布了上百道諭旨，其中包括了「刪改則例，裁汰冗員」；「開辦實業，獎勵發明」；「設立鐵路，開採礦產」；「辦理郵政，裁撤驛站」；「改革財政，編製預算」；「廢除八股，改試策論」；「裁減舊軍，改練洋操」；「設立學校，開辦京師大學堂」等一系列新政策。

這些政策好不好？好得很。但中國的問題，往往壞就壞在理想主義上。這些新政策看起來很美，對將來的發展也是非常有好處的，但一個良好的出發點未必能產生好結果。以「廢除八股、改試策論」為例，這本是這次變法中最值得稱道的，但結果卻是激起最強烈的反抗。

正如唐德剛所言，科舉考試是涉及到「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和數以百萬童生」的榮譽和進身之道，你康有為剛剛考中進士，卻將這一數以千萬人已為之奮鬥或正為之奮鬥的制度廢除，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這些人所做過的努力付之東流，他們花錢買了那麼多的考試秘笈，又花了這麼時間熟悉八股科目，如今說取消就取消，這帳怎麼算？

果不其然，廢八股改策論的消息一傳出，天下的讀書人一個個激憤異常，口誅筆伐還不算，據說直隸的一些讀書人甚至打算對康有為行刺，從肉體上消滅這個「名教罪人」！這樣的結果，恐怕是康有為等人所始料未及的。

康有為太想當然了，他以為光緒皇帝往乾清門一站，「令群臣簽名具表，咸去守舊之謬見，力圖維新。誰要不服，重罰一人以懲其後。如此一來，一日之間，風雲俱變，更月得數詔頒下，則海內皆動色奔走矣。」

更要命的是，在形勢已經岌岌可危的時候，康有為還要揪著清朝那條敏感的「國寶」級辮子大做文章。他上書光緒皇帝，請求「皇上先斷髮易服，詔天下，同時斷髮，與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並「大集群臣誓於天壇太廟，上告天祖，下告臣民，以今年為維新元年」。

對此，慈禧太后早就表示過強烈反對，費行簡在《慈禧傳信錄》里記載了她的這樣一句話：「若思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則是得罪祖宗，斷不可行」。這些政治符號，看似是剪刀加裁縫的簡單事情，其實極為敏感，也只有在維新運動穩步推行的時候可以考慮更改，若試圖以此來推動變法，豈是光緒和康有為等人所能掌控的？

由此可見，這一百多天里頒布的絕大部分政策，主次不分，貪多求全，又大都沒有經過反覆協商和權衡利弊便匆忙推出，這不但激化了各利益中人的矛盾，往往也使得這些政令在現實中不具備可操作性。
至於下面的各省督撫們，出了湖南巡撫陳寶箴力行新政，其他人對於這些新政詔令幾乎視同兒戲，他們要麼推諉敷衍，要麼就乾脆不予理睬。如兩廣總督譚鍾麟，對變法期間「諭令籌辦之事，竟無一字復奏」，經電旨催問，譚鍾麟依舊是「置若罔聞」。

有人也許覺得奇怪，光緒皇帝和維新派非常積極，但為什麼手下的那些官員無動於衷呢？對這事，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曾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老兄變法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措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

七月中旬，光緒下詔裁撤詹事府、太僕寺、太常寺等中央衙門和地方部門，據時人描述，當時立刻導致京城裡失業或者連帶的人就有上萬人，朝野為之震驚。裁撤當日，被裁的部門「群焉如鳥獸散，衙門內不見人跡。」

說白了，無論是改革還是革命，其變動的背後都意味著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消長。任何一個新政策，在獲取一部分人支持的同時，往往會傷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任何新政的變法改革措施，都必然要衝擊到一部分守舊派的既得利益，任何的改革進程都會受到他們的重重阻力。就這一點而言，無論是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或者戊戌變法，甚至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都絕無例外。

由於自身利益受到損害，守舊派官僚和那些既得利益者當然要拚死反對。在變法過程中反對新政最厲害的，莫過於那些樞臣大吏和督撫大員。對於這些執掌舊政權的權貴來說，舊制度和以往的政策法令都是他們謀取私利的手段，一旦進行改革，這將使得他們失去已有的一切，對此他們怎麼可能會袖手旁觀？

所以，當康有為主張改革官制，大規模地裁撤冗署冗員時，很快便把絕大多數官員逼到了他的對立面。中國官場的傳統是「只上不下」，裁撤冗署冗員，就是要敲別人飯碗嘛！從古至今，下崗再就業的安撫問題一向都是極難解決的。於是乎，利益受損的老舊官員們紛紛跪求慈禧太后回宮重新主持朝廷日常事務，也就絲毫不稀奇了。

就拿禮部尚書懷塔布來說，他被光緒革職后，立刻到慈禧太后那裡哭訴，稱「皇上為左右熒惑，變亂朝政，求老佛爺作主」。後來，當光緒皇帝到頤和園向慈禧太后請安時，太上皇強壓心頭怒氣，警告小皇帝不要輕易罷免自己挑選的那些老成穩重的大臣，也不要隨便提拔那些年輕的政治新銳，更不能想當然的改變大清王朝的既有體制。

慈禧太后與光緒的矛盾，是最高權力之爭，慈禧太後作為一個權力的攫奪者，她本能的對一切政治對手，包括自己的親生兒子同治在內，都報有極大的戒心（這也是一切專制者的共同特徵）。光緒親政后，從他甲午戰爭中頗為糟糕的表現來看，慈禧太后沒法讓光緒放手大幹。當時的光緒太年輕、太衝動了。光緒畢竟不是康熙，他缺乏強硬的個性和突出的能力，但又有著年輕人常有的逆反心理，而這更加招致了慈禧太后對他的不信任和反感。

眾所周知，清朝是滿人建立的王朝，這種「打天下坐天下」的固有模式導致了滿族的「一族專政」。作為大清王朝的守護者，慈禧太后最擔心的是變法會影響到祖制，即「滿人統治」的立國之本。清朝從建國后的兩百多年來，在人數和權力分配的對比上，滿漢之間嚴重失衡，數量極少的滿人佔據了過多的權力，而大多數的漢人則遭到了壓抑。

在西方列強加緊蠶食、民族危機空前深重的情況下，國家利益和王朝利益的衝突自然而然的引到了滿漢衝突這個核心問題上。那些滿族官僚雖然昏聵無知，但對權力的變化卻極為敏感。在他們看來，維新變法的實質不過是要把權力從他們手中奪走罷了。對此，諳熟權術的慈禧太后洞若觀火，又怎能豈能等閑視之？

譬如，1898年三月康有為在北京召開保國會的時候，其聲勢之浩大，令守舊派們大為驚恐。當時守舊派最為有力的反對借口，就是御史文悌所上長折中所說的，「保國會之宗旨，在保中國而不保大清」。這指的其實就是國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間的衝突，而這也是戊戌變法中最為根本的衝突。

正如黃鴻壽在《清史紀事本末》中描述的，「時百日間，變法神速，幾有一日千里之勢。其尤為雷厲風行者：一令都中築馬路，二令辦理國防，三命八旗人丁，如願出京謀生計者，任其自由。於是滿族諸人大嘩，謠謗四起。」整個滿族統治集團很快意識到，無論變法給中國帶來多大的好處，但都要讓滿族親貴這個主要既得利益團體付出沉重的代價，不但可能喪失自己的特權，更有可能喪失三百年來一直把持的政權。改革固然是可以有利於國家的，但那些守舊派和既得利益者的代價也是沉重的。

光緒自己也是滿人，何嘗不知道反對的力量主要來自於本族的既得利益者。過於激烈的改革，只能把他自己逼成全滿族之公敵。為此，他也曾下詔改善「八旗生計」，但這種安撫的策略，畢竟是遠水救不了近火，也滿足不了這些人過度的貪慾。要知道，慈禧太后和滿洲親貴大臣要的是萬世不易的「一族專政」，任何對這個「國之根本」的變法主張都是他們無法容忍的，因為這極有可能讓他們享受了兩百多年的特權和既得利益將從此一去不復返。對此，他們會束手就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