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社論：官民衝突先用「西式療法」——中國官民衝突解析之三

-- 2008年9月24日21:22:52(京港台時間) --多維新聞網  

應該大大提倡「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方式，也就是說，要「對症下藥」，對事實的認定、對性質的判斷，都應該根據證人和證據而定，而不能節外生枝，借題發揮，將分析猜測包括網上的各種真假難辨的傳言當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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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奧運這輝煌的一頁翻過去，中國官民從舉國歡騰的興奮中回過頭來，重新面對無休無止的利益之爭，一度暫時消歇的社會群體衝突，重新浮現和激化。真正令人沮喪的是，還不只是衝突事件本身，而是後續處理的粗糙、粗暴，使官民之間的信任更進一步流失，更大的衝突在醞釀之中。()

　　眼前一個不可理解的新例證，就是上海法院對楊佳殺警案的違法審理。楊佳這種不原本能被接受的「復仇」，卻讓那麼多人覺得解氣、解恨，甚至寫成詩、譜成歌來讚頌為「大俠」「義士」，就足該讓當權者引以為恥，痛加反思和糾偏了。然而，上海司法當局明明知道官民之間缺乏互信，卻採取一系列加重民眾疑慮和反感的舉措，例如，涉嫌不讓楊佳母親露面，拒絕楊佳父親聘請的律師，拒絕對楊佳作專業精神鑒定，號稱「公開審理」卻安排公安人員坐滿旁聽席……()

　　眾多網民指出，這樣審理，完全沒有「公開、公平、公正」可言，根本達不到司法裁決應該達到的效果，判處楊佳死刑，他也會以「犧牲品」甚至以「悲劇英雄」的形象活在部分民眾的心目中。這樣的審判，非但沒能緩解矛盾，凝聚社會共識，反而進一步火上澆油，觸發、加劇了民眾對官府的敵對情緒，與國家領導人強調的「和諧」、「以民為本」完全是背道而馳！()

　　不誇張地說，正是上海司法當局在培育更多楊佳！正是上海司法當局在加深國家政治合法性危機！如果國家政權不能彰顯公正，人們就不可能有對國家政權的認同，而中國民眾又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樣容忍、接受或恐懼當權者的惡行，最後必然演變成更大的災難。()

　　無論站在中國官方的立場，還是站在民眾的角度，官民衝突都是一種兩方權益的損害，而且降低了和平轉型的可能性。()

　　如何使官民衝突找到緩解之道？我們認為，在政治生態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在具體的、局部的衝突個案中，雙方都應就事論事，是什麼問題就認定什麼問題，打破鍋說鍋，打破碗說碗，不要上綱上線，也不要輕率猜疑，「順藤摸瓜」，也就是說，要摒棄政治思維模式，樹立法治思維模式。所謂「政治思維模式」，就是「見微知著」，以小見大，對任何問題都從利益格局、階級鬥爭著眼，民方懷疑官方「搞陰謀」，官方懷疑民方「有後台」；而法治思維模式，就是重規則，重證據，重程序，將一切事件都當成單獨的個案，以證據而不是以猜想為依據，處理問題也必須遵循憲法和有關法規。()

　　曾經有人譏評解決問題的這種方式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但是在官民衝突中，應該大大提倡這種「西醫」方式，也就是說，要「對症下藥」，對事實的認定、對性質的判斷，都應該根據證人和證據而定，而不能節外生枝，借題發揮，將分析猜測包括網上的各種真假難辨的傳言當成依據。()

　　這一條首先是針對官方的要求。在中國的現實環境下，主要是官方掌控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媒體的資源，而民眾處於弱勢，透明不透明都由官方欽定，民眾如何獲得直接的證據？再則，官方是有高度組織性的機構體系，一般來講，誰官大誰說了算，容易統一口徑，民眾則是成員模糊的非正式群體，七嘴八舌，其中某些人的看法可能出格；官方應該將關注點集中到發生衝突的事件本身、集中到主要當事人本身，而不應該上掛下聯，從陳年舊帳翻到當事人的三姑六舅；更不應將民眾對於衝突的各種看法和猜測輕易列為「社會上和海外敵對勢力插手」的憑證。()

　　民眾也應該秉承「有一分證據說一份話」的原則，在發生衝突的場合，主要當事人應該冷靜、理性，不要輕信不負責任的流言蜚語，輕率將猜測當事實，以免授人以柄。胡適說過「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是一個完整原則，不能只記著前者，而丟了後者。按照中國目前的國情，街頭政治雖然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仍然是選擇之一，但是操起這把「雙刃劍」，應該慎之又慎。必須看到，對於具體、局部的糾紛，就事論事是成本最小、最容易達到目的的解決手段。一般來講，最好的處理方案，必然是帶有某種妥協性的方案。如果上綱上線，將事情說成了大是大非，你死我活，就給自己拆掉了下台的台階，也封死了對方迴旋的餘地，不是大獲全勝，就是滿盤皆輸。這樣，即使憑藉手中強權或者人多勢眾，強行壓服了對方，也一定會留下長久的後遺症。()

　　小處著手，但還要大處著眼。在個案上，應該側重本身；在全局上，則應該強調系統。也借用醫學的說法，就是要提倡中醫的治療方式。不能見木不見林，而要將中國的諸多社會問題看成一個出了大毛病的整體系統，來進行綜合整治。國家迷失方向，只有GDP等經濟增長的指標，而沒有根本、全面的價值目標的局面，在國家轉型期間是難以避免的，但是帶來的負面作用日益顯現。中國的發展長遠戰略缺位或者空轉的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歷史告訴我們，從法國革命開始，現代政治發展形成兩條線，一條是以契約為基礎，在傳統基礎上逐漸演變；另一條是主張用革命手段實現社會平等，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到後來的共產國家都是走的這條路。這條道路造成了巨大的危害：顛覆傳統，文化斷裂，撕裂社會原有結構，社會革命后陷入無序狀態，於是又回到強權，社會的鐘擺就在無政府和專制之間來回擺動，暴民與暴政互為作用，惡性循環，久久回不了正位。這正是今天中國問題的癥結之一。()

而這兩方面，竟然同時集中在毛澤東身上，他給後人投下了專制和民粹主義的雙重陰影，給兩方面都提供了行動表率和思想武器。最直接和深刻的惡果，就是社會不再有誠信，官民不再有信任。毛澤東有一段在「文革」期間膾炙人口的語錄：「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現在問任何一個群眾：你相信黨嗎？現在請黨的任何官員自問：你相信群眾嗎？得到什麼回答是可想而知的。黨已經背離了原來的宗旨，民眾已經丟棄了傳統的理念，黨與民眾不再互信，官員與官員、民眾與民眾之間也不再互信；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使官民似乎站在一起的民族主義，又那麼容易失序、失控——這正是目前中國民眾所處的政治生態！在這種政治生態中，任何雞毛蒜皮的小衝突，釀出任何不可收拾的大災禍，我們都不會奇怪。()

　　所有人都知道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但是通過危機成熟的方式來換取政治新生的遊戲，又不敢再寄予希望。所以，我們提倡先西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后中醫，既是為了更容易達到共識，也是希望通過這一個一個事件的解決，形成一個一個判例，從而重建全社會互信的契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