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無社會狀態比無政府狀態更可怕

2007年10月，我在比利時參加中歐文化論壇。當時這個國家正深陷政治危機，已經幾個月沒有政府。儘管議會選舉結束了100多天，但由於北部荷蘭語區弗蘭德斯和南部法語區瓦隆尼亞的政治領導人遲遲未就權力分配達成一致，組閣談判陷入僵局。然而，幾個月來，比利時人無不按部就班地生活，一切和我幾年前路過時一樣。如有媒體報道，人們每天正常上班，照常納稅，地鐵準點來，不可不謂安居樂業。

之所以想起比利時的這一「無政府狀態」，與我今年暑假在老家縣誌上讀到的一則「文革」史料有關。據記載，1967年初，「停產鬧革命」使縣政府癱瘓。幾個月後，分化為兩派的造反派發生大規模衝突，武鬥中，雙方共死亡10人。

值得思考的是，同是「無政府狀態」，為什麼布魯塞爾街頭沒有發生類似當年中國之混戰？

論及什麼是社會，管理學家德魯克曾經說過，人類作為社會和政治的存在，必須要有功能正常的社會，正如人類作為生物的存在，必須要有空氣以供呼吸。

沒有人能脫離社會而生存。然而，有人未必有社會。如德魯克所說:「沒有人會把船隻失事時一群無組織、驚恐奔跑的人叫做一個『社會』。那兒儘管有一群人，但並不存在社會。事實上，這種恐慌的直接原因便在於社會的崩潰，而克服這種恐慌的唯一途徑，是要用社會價值觀念、社會紀律、社會權利和社會組織來重建一個社會。」照此說法，你在公共場所所看到的不會排隊，打成一團，甚至還有人提刀在春運窗口買卧鋪票，這些也算是零星的「社會崩潰」了。

轉型期中國人漸漸熱衷於討論政府如何對社會進行危機管理，事實上，同樣值得思考的是:如何建立起一種制度文化，使社會能夠充分自治；能夠在遇到危機時繼續自由自我、自發自為地生活。在我看來，討論一個國家是否穩定，政治是否文明，社會是否功能正常，首先需要觀測的，就是在出現危機時社會能否秩序如常。

自古以來，中國人稱以暴力奪取江山為「打天下」，所謂「逐鹿中原」，實則是將打天下當作打獵，將天下當作可被射殺或戲弄的獵物。

相較之下，在擁有政治文明與社會文明的國家，短暫的「無政府狀態」尚不至於使社會陷入「痛打天下」的混戰，因為權力無主時，權利歸屬卻還在；因為那兒社會已經訂立底線契約，既承認天下並非必將鹿死誰手的獵物，又圈定了政治與社會的界限。所以，無論政治出現了怎樣的危機，社會仍不至於受滅頂之災。不難理解，某些歷史時期之所以處處是「人對人的狼戰」(英國哲學家霍布斯語)，就在於當時政治綁架生活、國家吞併社會，既無現代意義之政府，也無現代意義之社會。就此而言，「文革」的大混亂不僅在於國家進入了「無政府狀態」，更在於在那個政治挂帥的年代里，它已深陷「無社會狀態」。

對於國民來說，最可怕的是自己的國家同時陷入「無政府狀態」與「無社會狀態」。但是，如果比較兩種狀態，細心者會發現，「無社會」之害遠甚於「無政府」。而且，更重要的是，一個功能正常的社會能夠及時結束兩種「無政府狀態」。第一種，如法國「五月革命」的混亂就是在許多市民上街遊行，在「法國要工作」、「把索邦打掃乾淨」等口號中結束的；第二種「無政府狀態」則是指政府空言政治，有權無責。倘若有個好社會，此一局面自有改觀。

回到前文，比利時的這場政治危機足足持續了半年時間。如一位布魯塞爾人所說:「也許我們締造了無政府最長紀錄，但生活並沒有因此變壞。如果政客不小心點，他們會知道我們比利時人不需要他們。」顯然，比利時人並非不需要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