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對中國文人的影響

    佛經伴隨著西域負有傳教任務的僧人來到中原，但由於語言的阻隔，一般人都看不懂，不知它到底講些什麼。於是，漢譯佛經的工作便應運而生。中國讀者通過譯文，了解了大量梵文佛典本身就像浩瀚的文學作品。其雄壯的氣勢、活躍的思維、空靈的文筆、優美的詞藻，給因循相習的中國文學園地吹來了春風。

馬鳴的《佛本行贊》勢如高山流水，敘述了釋迦牟尼的一生，樹立了長篇敘事詩的典範。

    《法華經》、《維摩詰經》、《百喻經》以幽默、細膩的筆觸，表達了深奧的佛理，為晉唐小說提供了借鑒。印度史詩《拉馬耶那》中的哈奴曼，被一些文學家看作是《西遊記》中孫悟空的原型。

   不要以為文士戀功名，僧侶愛清靜，兩者風牛馬不相及。其實讀書人與出家人的交往，是屢見史冊的。尤其在唐代，詩人大多親近佛教，並視之為清高，產生了不少游山寺、與僧人贈答以及代僧人而作的作品。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苑鹹的《酬王維》：

    王員外兄，以予嘗學天竺書，有戲題見贈。然王兄當代詩匠，又精禪理，枉采知音，行於雅作，輒走筆以酬焉。又久未遷，因而嘲及。

蓮花梵字本從天，華省仙郎早悟禪。

三點成伊猶有想，一觀如幻自忘筌。

為文已變當時體，入用還推間氣賢。

應同羅漢無名欲，故作馮唐老歲年。


   苑鹹的自序及酬詩，反映了王維虔誠奉佛、淡泊名利、創立詩體佛教文學的情形。

    其實，不僅是唐朝，歷代都有詩人和僧侶的接觸、相互影響，因而擴大、提高了詩歌的題材和境界。比如，「諸行無常」是佛教的重要理念，曹操的《短歌行》也表達了類似的思想：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晉代大詩人陶淵明，顯然也受佛學的影響，在棄官回鄉后寫下的《歸園田居》中，就有兩句反思：「誤入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唐代大詩人王維，晚年寄情山水，過著亦官亦隱的優遊生活，宣揚隱士情趣和佛教禪理。在《愚公谷》詩中，他感慨地問道：「寄言塵世客，何處欲歸臨？」唐代詩人李坤則是熱情地讚揚佛門，在《晏安寺》中有這樣兩句：「寺深松桂無塵事，地接荒郊帶夕陽。」其他諸如孟浩然、韋應物、白居易、柳宗元、劉禹錫等人的詩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禪宗思想的影響。試舉兩例：

孟浩然《題義公禪房》云：

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

戶外一峰秀，階前眾壑深。

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

看取蓮花凈，方知不染心。

柳宗元《晨詣超師院讀禪經》云：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

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

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

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

日出霧露余，青松如膏沐。

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孟浩然的詩，在欣賞義公習禪環境的同時，流露出觀蓮花而知其不染之心的看法。柳宗元的詩，描述了他晨讀佛經，在自然環境中欣然領悟的情形。

    宋代大文學家蘇軾，七八歲時，經常夢見自己當了和尚；成人後，喜歡親近禪門高德。他深諳佛理，后築室於黃州城東，因以「東坡居士」自稱。他的詩文中，處處閃爍著智慧的靈光，如其《地獄變相偈》云：

我聞吳道子，初作酆都變；

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宰。

此畫實無相，筆墨假和成；

譬如說食飽，何處生怖汗?

乃知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若人了此言，地獄自破碎。

   蘇軾見吳道子所繪地獄變相圖，筆力勁怒，變狀陰怪，使見者無不毛骨悚然，驚駭不已，便聯想到如果人人都行善積德，地獄也就不攻自破，沒有什麼可怕的了。

    出家人中也不乏吟誦的好手，《全唐詩》收有二千二百餘位詩人的作品，其中就有寒山、拾得、豐干、懷素、貫休等一百十多位僧人的詩篇。他們的詩大多飄逸無礙，諷詠了心境冥會、優遊物外的境地。尤其是寒山的詩，不加雕琢，脫口而出。其自雲——

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

不煩鄭氏箋，豈用毛公解?

不恨會人稀，只為知音寡。

若遣趁宮商，余病莫能罷。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歷代都出過著名的詩僧：唐釋皎然是個傑出的詩人，詩句雋麗，受到顏真卿、韋應物的推崇，有詩集《杼山集》及《詩式》、《詩評》等著作。宋釋契嵩，博通內典，有紮實的文學根基，著有《鐔津集》。元釋本誠(覺隱)、大欣(笑隱)、圓至(天隱)，時稱「三隱」，均以詩自豪。明釋斯學，天分甚高，為詩極工，吐詞自然秀拔，著有《幻華集》。清釋湛性，師承王士禎，名揚詩壇，著有《雙樹軒詩抄》。

   佛教傳入中國，給文學帶來了新的題材、新的意境、新的文體和新的辭彙，使文學的天地更加廣闊；作為回報，文學以奇妙的構思、形象的語言、優美的辭藻，幫助佛教登堂入室，走進社會各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