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轉帖自滕訊
作 者： 楊天石
自 序

　　人的本相常常迷失，歷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

　　人的本相迷失的情況很複雜。一種是因"捧"。將某一個人捧為天縱之聖，絕對正確，永遠英明，彷彿斯人不出，世界就永遠處於黑暗中一樣。一種是因"罵"。將某一個人罵成十惡不赦，壞事做絕，禍國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殺的天字第一號大壞蛋，彷彿一切罪惡，一切黑暗，均源於斯人。

　　蔣介石生於1887年（清光緒十三年九月十五日），逝世於1975年4月5日，活了88歲。他一生經歷了近、現代中國的許多大事。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討袁、護法；孫中山逝世后，領導北伐、清黨、剿共、抗日、內戰，很長時期內擔任中國黨、政、軍三方的最高領導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國共產黨有過兩次合作，又兩次分裂。1949年後退到台灣，既堅持反共復國，又堅持一個中國，在活過88年以後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筆下，他被神化、美化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勛盛德"，"光華流澤"；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筆下，他則被鬼化、醜化為人民公敵、元兇首惡、民族敗類、千古罪人。

　　兩種情況，簡單的捧和罵，都背離蔣介石的實際，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尋找。

　　廓清迷霧，尋找真實的蔣介石，正確評價其功過是非，揭示其本相，對於正確認識歷史上的國共關係，正確認識和書寫中國近代與現代的歷史，有其必要；對於建立兩岸的和平關係，實現中華民族的和解與和諧也有其必要。時至今日，距離蔣氏去世已經30多年，距離當年國共大戰、生死搏鬥的年代也已快到60年，塵埃早已落定，各種恩怨都已化為歷史陳跡。人們全面掌握資料，綜合蔣氏一生的前前後後、方方面面，對其做出比較科學、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已有可能。

　　我從20世紀70年代起，投身於中華民國史的研究。開始研究孫中山，其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研究蔣介石。第一步，在海內外廣泛收集資料，第二步，選擇若干重大問題進行研究。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曾將他的部分日記和手稿交給他的老師和秘書毛思誠保存，我曾以這批資料為主撰寫了一批論文。2002年，結集為《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其後，我又多次到台灣，研讀蔣介石帶到台灣的大量檔案，特別是根據其日記所編寫的《困勉記》、《省克記》、《學記》、《事略稿本》等資料，寫成又一批論文。2006年3月，寄存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蔣介石日記》的手稿本開放，我有幸受邀成為最早的讀者之一。2007年，胡佛研究院繼續開放日記的1932至1945年部分，我再次受邀訪問該院。

　　日記，記個人經歷和內心世界，在各種歷史文獻中有其特殊價值。蔣的日記，長達五十餘年，大有助於人們了解其內心世界和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秘密。當然，只看日記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大量閱讀相關的檔案資料和文獻，反覆比較、勘核，同時，將蔣的所思、所行置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思考、研究，才有可能揭示真相，找出真實的蔣介石來。

　　我在研究蔣介石的過程中，得到過許多鼓勵。1988年，我的《中山艦之謎》一文發表后，胡喬木多次在談話中稱讚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當面對我說："你的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2001年，我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完稿，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審讀，得到"華夏英才基金"資助，於2002年出版。但是，我的研究也碰到過若干困難。2003年，有少數幾個人化名給中央領導和有關機構寫信。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我的書，就張冠李戴、毫無根據地指責我吹捧蔣為"民族英雄"，要求對我加以懲處。幸賴中國已經處於改革開放的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對我的書和我的研究採取肯定和支持態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堅持和繼續。

　　本書是我多年來所寫關於蔣介石研究專題文章的一個精選本。部分文章利用收藏在大陸和台北的蔣介石日記仿抄本或類抄本寫成，部分利用胡佛研究院開放的日記手稿複印本寫成（本書註釋簡稱為"手稿本"）。由於類抄本經過不同程度的刪削、改動，已非原汁原味，故此次再到胡佛研究院訪問，又利用日記手稿的複印本對各文所引日記進行核對，並作了部分增補或修訂。

　　2006年我在胡佛研究院閱讀蔣介石日記時，新華社有一位記者要求我簡明扼要地對蔣介石"定性"。我曾說過三句話。一、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個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個很複雜的人物。三、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同年在香港鳳凰衛視演講時，我曾對此作過比較詳細的闡述：大陸時期，蔣介石反清、反袁（世凱）、反陳（炯明）、創立黃埔軍校，是功；領導北伐，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抗戰，直至勝利，是大功；1927年至1936年的"清黨剿共"和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內戰，是大過。台灣時期，實行土改，反對台獨，是功；白色恐怖，是過。我至今仍堅持這樣的看法。也許有讀者不同意，或者不完全同意。這是正常的。見仁見智，說三說四，都可以，但是，要用學術的方法、討論的方法，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斯所禱也。

　　看來，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恢復其本來面目，正確評述其功過是非，給以準確的歷史定位，其事有相當難度，其時將不會很短，只有群策群力，通過長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道路解決。通過"爭鳴"，人們對蔣介石，對中國國民黨史，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將會進步，將會深入，距歷史本相將越來越近，科學性也會越來越強。應該說明的是，本書根據蔣介石的日記論述蔣介石生平的若干問題，故副題《蔣介石日記解讀》，但是，本書遠不足以概括蔣豐富、複雜的一生，也不足以表現蔣介石日記的豐富內容，故以後會有續集、三集的出版。

　　感謝蔣方智怡女士開放蔣介石日記的無私而勇敢的決定。感謝胡佛研究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等機構多年來給予的閱讀便利。感謝馬若孟（Myers Romon）教授、郭岱君教授、宋曹琍璇女士、潘邦正博士、林孝庭博士等許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

　　斯為序，並期待海內外廣大專家、讀者的批評。

　　著者，2007年7月15日寫於美國斯坦福大學之Blackwelder Court，時為第四次訪問胡佛研究院也。

[ 本帖最後由 jydeng 於 2008-9-5 08:06 編輯 ]

　　蔣介石的早年思想

　　--從向左到向右

　　這裡所說的蔣介石的早年，指1918到1926年，時當32歲到40歲之間，這一時期，蔣介石追隨孫中山革命，和共產黨合作，是他一生中比較重要的時期。但是，歷史不能割斷，一個人的思想也不能割斷，因此本文的考察範圍將適當下延。

　　一個人的日記往往最能反映他的內心世界。本文所用資料，以蔣介石留在大陸的日記為主，結合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2006年開放的蔣介石日記手稿本，少數地方則以其他資料參證。

　　為什麼考察從1918年開始呢？因為蔣介石此前的日記僅存片斷，其他已在福建永泰作戰時失落。

　　讀書生活：吸納新潮，崇拜舊學

　　五四以後，新思潮大量湧入，知識分子們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新式書報，企圖從中找尋救國真理，蔣介石也不例外。這一時期，他把"研究新思潮"列為自己的學課①，自覺地、有計劃地閱讀《新青年》等刊物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方面的書籍，儼然是個思想開通、追求進步的新派人物。

　　蔣介石閱讀《新青年》始於1919年，至1926年，在他的日記中不斷出現有關記載。如：

　　1919年12月4日日記云："看《新青年》雜誌。"①

　　1919年12月5日日記云："上午，看《新青年》。往訪林士及執信。下午，看《新青年》。"

　　1919年12月7日日記云："看《新青年》，定課程表。"

　　1919年12月10日日記云："看（《新青年》）易卜生號。"

　　1920年4月9日日記云："在船中看《新青年》雜誌。"

　　1926年4月21日日記云："上午看《新青年》雜誌。"

　　1926年4月22日日記云："上午看《新青年》。"

　　1926年5月5日日記云："下午看《新青年》雜誌。"

　　五四以後，各種新式刊物如雨後春筍，但蔣介石對《新青年》似乎情有獨鍾，除該刊及北京大學羅家倫等編輯的《新潮》外，別的刊物蔣介石很少涉獵。

　　經濟問題是社會發展和變革的中心問題。從蔣介石日記中可以發現，他曾經用相當多的精力鑽研經濟學的有關問題。如：

　　1919年12月8日日記云："下午，看孟舍路著《經濟學原論》。"

　　1919年12月12日日記云："看津村秀松著《國民經濟學原論》第一章。"

　　1920年2月6日日記云："看《經濟學》，至《社會主義》止。"

　　1925年3月30日日記云："船中看《經濟學》，如獲至寶也。"

　　1925年5月4日日記云："上午看《經濟思想史》。以後擬日看《經濟思想史》及《將帥之拿破崙》數十頁。"①

　　在閱讀經濟學有關著作的過程中，蔣介石也偶爾寫下他的感想。1920年1月16日日記云："看經濟學，心思紛亂，以中國商人惡習不除，無企業之可能。"②同年2月７日日記云："看《經濟學原論》完。津村主張，皆調和派的論調，其中不能自圓其說者亦只顧滔滔不絕，誠實堪笑，亦甚堪憐也。"

　　研究經濟學不可能不研究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蔣介石同樣投入過相當的精力。如：

　　1923年9月6日日記云："下午看馬克思經濟學說。"

　　1923年9月21日日記云："下午看馬克思學說。"

　　1923年9月22日日記云："下午看《馬克思學說概要》。"

　　1923年10月4日日記云："上午復看《馬克思學說概要》，習俄語，下午看《概要》。"

　　1923年10月７日日記云："看《馬克思學說概要》。"

　　1923年10月9日日記云："下午看《學說概要》。"

　　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給蔣介石的第一印象是深奧難讀。據他自述，《馬克思學說概要》的"經濟主義"部分，他讀了三遍，還感到"不能十分了解，甚嘆馬克思學說之深奧也"。③有時，他不得不掩卷而去，但是，讀來讀去，他終於讀出了滋味，甚至讀出了"趣味"：

　　1923年9月24日日記云："今日看《馬克思學說概要》，頗覺有趣。上半部看不懂，厭棄欲絕者再。看至下半部，則倦不掩卷，擬重看一遍也。"

　　1923年10月18日日記云："看《馬克思傳》。下午，看《馬克思學說》樂而不能懸卷。"

　　看書看到了"不能懸卷"的程度，說明蔣介石對馬克思主義已經有了相當了解並且相當有感情了。

　　《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主義學說代表作，對該書，蔣介石也有涉獵。

　　1923年10月13日日記云："晚，看《共產黨宣言》。"

　　1923年10月16日日記云："看《共產黨宣言》。"

　　從蔣介石日記中，還可以看出，他還多次閱讀《列寧叢書》，印象良好。1925年11月10日日記云："晚，看《列寧叢書》第五種。其言勞農會與赤衛軍之組織與所犧牲之價值，帝國主義之破產原因，甚細密也。"同年11月21日日記云："看《列寧叢書》。其言權力與聯合民眾為革命之必要，又言聯合民眾，以主義的感化與訓練為必要的手段，皆經歷之談也。"

　　在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的過程中，蔣介石接受了某些影響。1925年11月，他準備為黃埔軍校第三期同學錄作序，打算既談人生觀，也談宇宙觀，苦無心得，最後決定重點闡述"精神出自物質，宇宙只有一原"二語，顯然，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基本觀點。不過，這一時期，蔣介石又讀到了《太〔泰〕戈爾傳》一書，使他又從馬克思主義身邊走開了。同年11月12日日記云："太〔泰〕戈爾以無限與不朽為人生觀之基點，又以愛與快樂為宇宙活動之意義。列寧以權力與鬥爭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以唯心，一以唯物。以哲學言，則吾重精神也。"這段日記表明：在唯心與唯物的二元對立中，蔣介石選擇了"唯心"；在"愛與快樂"和"權力與鬥爭"的二元對立中，蔣介石選擇了泰戈爾學說。這成為他後來走向基督教，拒絕馬克思的起點。①

　　這一時期，蔣介石也曾深入地研究過德、法、俄諸國的革命史。1923年，他認真地讀過《德國社會民主黨史》。1926年，他在閱讀《法國革命史》的過程中發現俄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6月9日日記云："看《法國革命史》，乃知俄國革命之方法、制度，非其新發明，十有八九，皆取法於法國及改正其經驗也，可寶貴也。"可見，他對俄國革命中的許多做法是持肯定態度的。其後，他認真地閱讀《俄國革命史》一書。6月23日、26日、2７日、28日，其日記都有閱讀該書的記載。７月21日，他開始閱讀《俄國共產黨史》。8月11日，他在向衡州進發船中繼續閱讀《俄國革命史》，並且在日記中寫道："甚覺有益。"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1931年12月，他還在閱讀該書。②蔣介石後來雖然反蘇反共，但是，在他的統治術中，仍然有不少來自蘇俄的東西。

蔣介石日記中，也常有他閱讀孫中山思想有關著作的記載。如：

　　1923年5月9日日記云："看《平均地權論》。"

　　1925年1月9日日云："摘錄《精神教育》'軍人之勇'，中師之精神文辭，使人閱之而不能掩卷，可謂觀止矣！"

　　1925年1月16日日記云："船上看《民生主義》第三講完。到省校辦事。晚，回長洲，船中看《民生主義》第四講完。打倒帝國主義，解除人民痛苦，為餘一生事業。《三民主義》一書，博大精深，包羅萬有，而其主腦則在此二語也。"①

　　1926年8月７日日記云："看《建國方略》……全以經濟為基礎，而以科學方法建設一切，實為建國者必需之學。總理規劃於前，中正繼述於後，中華庶有豸乎？"②

　　1926年8月8日日記云："甚矣行易知難之理大矣哉，非總理孰能闡發無遺也。"

　　從這些記載中，不難看出蔣介石對於孫中山的崇拜心情。這種情況，使他很難聽得進任何對孫中山學說的批評。

　　五四時期許多新潮人物大多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強烈批判態度。蔣介石與他們不同，他雖然吸納新思想，卻並不廢棄舊學。1914年至1915年之間，蔣介石研讀王陽明、曾國藩、胡林翼三人著作，自稱"研究至再，頗有心得。甚至夢寐之間亦不忘此三集。"③ 五四前後，他喜讀諸葛亮《前出師表》和文天祥《正氣歌》等，也喜讀《心經》等佛學著作。④ 不過，他最喜讀、常讀的還是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的著作。1921年4月29日，他重讀《曾文正公全集》，有"舊友重逢"之感。1922年3月，他讀胡林翼的《撫鄂書牘》，決定"日盡一卷"。比較起來，蔣介石讀新學諸書，常常食而不化，而讀舊學諸書，則如魚得水，常常用以作為立身處世、待人接物的原則，或用以作為治兵、從政的規範。如：

　　1922年3月25日日記云："看胡（林翼）集，其言多兵家經驗之談，千古不易之論，非知兵者不能言，亦非知兵者不能知其言之深微精確也。"

　　1922年4月11日日記云："胡公之言、德、功三者，皆有可傳，而曾公獨言其進德之猛，是可知其虛心實力，皆由刻自砥礪之德育而來，其辦事全在於'賞罰嚴明、知人善任'二語中用工夫……崇拜胡公之心，過於曾公矣！"

　　1922年11月14日日記云："晚，看曾公尺牘，至《復陸立夫書》，有'事機之轉，其始賴一二人默運於淵深微莫之中，而其後人亦為之和，天亦為之應'。信乎，吾可不以潛移默運之人自任乎！"

　　這些地方，可以看出曾國藩、胡林翼等人對蔣介石的深刻影響。

　　1926年以後，蔣介石的讀書生活逐漸發生方向性的轉變，即廢棄新學，專讀舊籍。例如，他1934年的讀書計劃為：王船山、顧亭林、程朱、《資治通鑒》、張居正、王安石、管子、韓子，沒有一本新潮方面的書。這種情況，反映出蔣介石思想的重要變化。

　　民族主義：反對列強侵華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遭到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華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因此，民族主義思想空前發達起來。

　　蔣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當時主要內容是反清，宋遺民鄭思肖（所南）的《心史》曾經是他最愛讀的著作。① 五四運動后，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思想逐漸向反帝方向發展。

　　五四運動給了蔣介石以強烈震動。他高度評價中國人民在運動中表現出的鬥爭熱情和愛國精神，視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所在。當年9月24日日記云："至今尚有各界代表群集總統府門前，要求力爭山東各權利及各處排日風潮，皆未稍息。此乃中國國民第一次之示威運動，可謂破天荒之壯舉。吾於是卜吾國民氣未餒，民心不死，中華民國當有復興之一日也。"① 1920年6月，蔣介石出資5000元，與陳果夫等創立友愛公司，購買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但不久，銀價大落。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金融機關，在外人之手，國人時受壓榨，可嘆也。"同年11月8日，蔣介石遊覽香港，看到英人在當地大規模建設的狀況，慨嘆道："英人之規劃宏遠，誠足浩嘆。此皆吾錦繡河山，自不能治，而使人治之，尤為可惜！"

　　蔣介石不僅反對外人侵佔中國土地，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而且反對為洋人服務的洋奴買辦。1920年9月3日，他往訪張靜江，為車夫所侮辱。下午打電話時，又為"電話手"所梗，蔣介石極為生氣，在日記中寫道："洋奴之可惡，不止於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殺也。"蔣介石將車夫、"電話手"等類人視為"洋奴"是錯誤的，但從這段日記中不難看出他對洋場買辦一類人物的憎惡。

1923年9月，蔣介石受孫中山派遣，作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訪問蘇聯。12月12日乘輪自大連回上海。日本船主任意更改船期，不守信用，船中腐敗不堪。蔣介石居然由此預言："吾料東邦帝國資本主義之命運，不久將盡矣！"

　　蔣介石反帝思想的高潮出現於五卅運動后。1925年6月23日，廣州群眾為支持香港工人大罷工，舉行遊行示威，隊伍經過租界對面的沙基時，英國軍隊悍然開槍射擊。群眾死50餘人，傷1７0餘人，形成沙基慘案。事件發生后，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國勢至此，不以華人之性命為事，任其英賊帝國主義所慘殺，聞之心腸為斷，幾不知如何為人矣！自生以來，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他自黃埔赴廣州途中，覺得一路景色凄涼，天空"頓呈不可思議之紅灰色"。第二天，他在發病高燒中仍集合士兵講話。第三天，他在日記提要欄目中寫下："如何可以滅此橫暴之陰〔英〕番？"自此，他逐日在日記中書寫"仇英"標語，總計約近百條，如：

　　英虜皆可殺！

　　英仇可忍耶！

　　毋忘英番之仇！

　　英虜我必殲汝！

　　英夷可不滅乎！

　　汝忘英虜之仇乎？

　　英夷不滅非男兒！

　　英番不滅革命不成！

　　英番不滅能安枕乎？

　　漢有三戶，滅英必漢。

　　英虜，我的同志為你殺害！

　　英番不滅，國家焉能獨立！

　　英夷不滅，焉能解放世界人類！

　　一年將匝，英番如故，竊自愧餒弱。

　　新年又逾二日，試問對付英夷工作成效如何？

　　舊曆新年已越一日，英番盤踞如故，思之痛徹骨髓。

　　英夷氣焰方張，當亟圖最後對付，不可徒幸其國內工黨革命也。

　　等等。凡此種種，和中國人民當時同仇敵愾的感情是合拍的。

　　蔣介石把"英虜"、"英夷"看做是中國人民的頭號敵人，"英虜"、"英夷"也必欲除蔣介石而後快。1925年10月19日蔣介石日記云："陰〔英〕番勾通北段（祺瑞），竟以十萬金懸賞執余。"21日日記云："陰〔英〕番畏我益甚，而謀我更急乎！"

　　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給了港英當局以沉重打擊。1926年3月下旬，港英當局得到英國政府授權，決定提供1000萬元借款，用於改良廣州市政，企圖以此為餌，誘使國民黨人結束罷工。當時，廣州市長伍朝樞和孫科都有意接受英國條件，遊說蔣介石，爭取支持，但蔣介石卻堅決抵制。4月14日日記云："梯雲急於解決罷工問題，以貪英國借款，推其意為英人所利誘，余反對之，並斥其妄。不料哲生為彼所愚，后以余據理反對，彼亦無異詞。"同年７月21日，廣州工人糾察隊因英僑拒絕檢驗貨物，扣留其船舶及商人二名，港英當局派兵佔領深圳車站。當日日記云："蠻番不問理由，即將我深圳車站派兵佔領，事之可恥孰甚於此！"次日日記再云："得陰〔英〕番佔領深圳之報，不勝憤激，乃與鮑顧問磋商應付諸事。"可見，蔣介石的反英並非只是一時熱情。

　　除英國外，蔣介石對美、法等國也持警惕態度。其日記云："英番可滅，美、法亦不可玩忽！"對美國外交，更曾嚴厲批判。1926年1月７日，蔣介石接見美國新聞記者，"痛詆美國外交政策之錯誤及其基督教之虛偽"。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儘管蔣介石早年思想中具有激烈的反帝成分，但是，他在北伐期間的行動卻是十分審慎、溫和的。1926年末至192７年初，他多次向日本方面伸出橄欖枝。1月2日，通過黃郛向日本駐武漢總領事高尾亨表示："國民黨軍斷不會對租界發難"，"目前只希望對租界組織實行改良（例如給中國人參政權等）便可滿足，並打算採取緩進的、合理的、和平的手段實現這一目的"。① 同月25日，蔣介石接見日本駐九江領事大和久義郎，說明自己奉行的外交方針是：尊重歷來的條約，不採取非常手段和直接行動加以廢除，一定負責償還外債，充分保護外國企業。① 同月底，他在廬山會見留日時的老師小室靜時也表示："對於上海租界不欲以武力收回。既佔領杭州、南京等地后，擬即提出收回上海租界之合理的提議。若各國對於此合理的要求不予採納，則更講求他種手段。"② 這些思想，後來進一步發展為對外妥協政策。

　　社會觀：厭惡舊社會，立志改造中國

蔣介石出身鹽商之家，社會地位不高，又早年喪父，自幼即受土豪劣紳的歧視和壓迫，因此，極不喜歡鄉村士紳階層。③1919年2月，他在閩南長泰軍中，憶及往事，勾起宿憤。26日日記云："吾國紳耆階級之不破，小民終無樂利之一日。"1921年10月，蔣介石在家鄉興辦武嶺學堂，受到鄉紳的阻撓，28日日記云："鄉願阻礙不少。周星垣之守舊迂闊，不可言狀，鄉間事辦理之難如此。"29日又稱："鄉居極感痛苦，事事為鄉願所阻礙，不能改良稍些，愧恨無涯。"他甚至發誓："鄉願不死，殊無回鄉之樂，甚想不願來鄉也。"④

　　蔣介石也不喜歡商人和資本家。1919年10月12日日記云："政客、武人、官僚之外，商人之狡猾勢利，尤為可惡。資本家不掃除殆盡，則勞動家無樂利自由之道。"他甚至說："為平民之障礙者，不在官僚與武人，實在資本家與紳耆扞格其間。以致一切權力不能伸張，一切意思不能自由。而政客、議員，名為民意代表，實則媒介於紳耆、官僚之間。凡有罪惡，皆此種蟊賊所造成者也。吾以為革新社會，資本家與紳耆二者之中等階級，須先掃除廓清。"

　　蔣介石在上海經營交易所，從事證券與棉紗等物品買賣期間，目睹董事們傾軋、壟斷的黑幕，更增加了他對資本家的厭惡感。1920年1月24日日記云："赴開元會議交易所選舉董事。商人積弊，仍不能脫把持與專制，大股份壓制小股份，大多數壓迫小多數，舞私牟利，壟斷其間。小商人中雖有達材正士，不能施展一籌，以致中國實業，日趨衰落，安得將此種奸商市儈一掃而空之，以發榮社會經濟也。"①

　　在受到交易所中"大股份"壓迫的同時，蔣介石也感受到房東的壓迫與欺詐，進一步增加了他對資本家的憎惡。蔣介石同年12月9日日記云："晚，為房東朱子謙作惡不仁，心甚憤激，資本家之害人焉大矣哉！"不僅如此，房東還企圖吞沒蔣妾姚冶誠寄存的交易所單據。同月22日，蔣介石日記云："為富不仁，復欲害人，居心毒極！滬上商人行為卑陋至此者，見不一見，亦無足怪，惟恨冶誠之生事也，氣極矣！"

　　以交易所的活動為紐帶，蔣介石結識了上海資產階級形形色色的人物。對他們，蔣介石日記常有嚴厲的批評。1921年5月11日云："知交股價落，不勝煩悶。遇盛四及一班無賴，社會之形態丑劣，嫌惡實甚，無可如何也。"1922年11月28日云："中國商人，見之頭痛。商家利祿之心，狡猾之謀，過於官僚也。"1923年2月3日云："又因奸商妒忌，發怒憤激，殊非其道。"凡此種種，都表露出蔣介石對資本家和商人們的憎惡。

　　對軍閥，蔣介石在日記中也多所指斥。如：

　　1919年8月20日日記云："看《申報》，知浙江偽督楊善德已於12日病斃，繼其任者為盧永祥。羊死驢繼，吾浙其無噍類乎！"

　　1921年3月2７日日記云："北方無不倒之理，惟在吾黨能起而應之耳！"

　　1922年6月14日日記云："黎元洪違法入京，就總統之位，從此天下又起紛糾，政客、議員之肉，其足食乎？恨手無寸鐵，不能一掃荊棘，憂悶無已！"

　　1925年12月1日日記云："郭（松齡）宣言討張作霖而戴張學良，可稱滑稽。然如此矛盾，則北方大小軍閥不能不自行瓦解耳。舊時代崩潰之症象，於此益明矣！"①

　　1926年７月12日日記云："余以關稅會議為賣國條件，決心與吳佩孚宣戰，通告中外。"

　　這些日記表明了蔣介石反對北洋軍閥的鮮明態度與立場。

　　與憎惡商人、資本家相反，蔣介石對工人有一定同情。

　　蔣介石對工人接觸不多，對中國工人階級的勞動與生活狀況也了解不多。1921年8月，蔣介石在鄉監督改建廳屋工程，目睹工人辛勞狀況，有所感動。28日日記云："工人之辛苦危險，可謂極矣，資本家見之，如無慈悲之心，非人也。"10月21日日記繼云："自嘆為我一人，而苦彼二十工人，自朝至暮，除食事外，毫未休息，每日足作十小時余苦工。嗚呼！小工何罪，其苦如此，資本家與勢力家之不勤儉自持，厚利報工，其必為神人所不容。不必言近世之潮流如何，徒問你自己良心過得去否耶！可不警惕乎？"11月6日日記再云："工人困苦，小工更苦。工場法如不速實行，小工無法保護，中國人民只見死亡病傷，決無完全生存之理。有責者其可不惻然設法，實行提倡乎？"這些地方，顯示出蔣介石願意通過社會改良的途徑改進工人的生活待遇。

1925年7月7日，蔣介石向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提出"革命六大計劃"，其中說："工人為革命中有力之成分，且對於吾革命前途之難易成敗，實有莫大之影響。"但是，他的具體建議只有"吾革命政府，宜努力安置為我國犧牲之失業工人"，"利用罷工工人建築道路"等寥寥數語。值得注意的是，他曾提出：對罷工工人，可"酌加編製，施以軍事及政治之訓練，以植工人軍之基礎"①。不過，這一思想，對蔣介石說來，恰如火星一閃，後來的正式文本就被修改得很模糊了②。

　　在北伐進軍途中，蔣介石還同意工人在特殊情形下可以管理工廠。1926年9月，蔣介石參觀安源煤礦，發現廠主無能，受到日本資本壓制，停工近1年，便主張："工人乘此廠主放棄權利時，起而自己管理也。"③ 不過，蔣介石只同意對工人生活做一定程度的改良，而堅決反對階級鬥爭。還在北伐出師前夕，他就宣布："階級鬥爭及工農運動的罷工鬥爭，在戰時是破壞敵人的力量和方法，對付敵人是可以的。若是在本黨和政府之下，罷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動。"④ 北伐出師之後，國民革命軍佔領地區的工人運動日漸發展，蔣介石曾發表文告，要求商人不要拒絕工人的"急迫要求"，"早早解決了工潮"，同時則要求工人集中在"本黨之下"，"受本黨指揮"，"非但不應該仇視商人，並且須在可能範圍內急謀諒解"。⑤ 此後，罷工日漸頻繁，蔣介石仇視工人運動的態度日漸明顯。1927年1月底，他與小室靜談話，一方面聲稱"勞動者地位之向上與幸福之增進，乃吾等之主義，故不能中途而輟"，表示不能動用軍隊來"制止勞動者之罷工"，但同時又說："唯勞動者苟有跋扈行為，甚且危及國際關係，亦不能過於放任，彼時或采非常手段，亦未可知。"① 這些地方，已經預示了他日後的行動方向。

　　蔣介石一度認為，中國"不存在大土地佔有制"，"中國很少發生大土地所有者與農民之間的衝突"②。但是，蔣介石的早年日記顯示，他對土地問題還是關心的。1926年2月3日，蔣介石與鮑羅廷談話，鮑主張以"解決土地問題為革命之基礎"，蔣介石表示贊成，日記云："余亦以為然，惟憂無法引起全國大革命耳。"但是，這以後，蔣介石逐漸傾向於北伐期間，暫不提出土地問題。③ 出師前夕，鮑羅廷建議發布土地政綱，蔣介石不贊成；鮑提議攻克武漢時發布，蔣還認為太早。④ 不過，他仍然在思考和研究這一問題。同年７月30日，他收到鄧文儀的俄國來信，述及土地問題，日記云："土地制不外土地國家化（即歸國有）與土地社會化（即歸社會分配），如太平天國制是也。"次日再云："近日甚思研究土地問題，有一解決之方。"8月1日，他在湖南九峰村致電張靜江、譚延闓，要他們和鮑羅廷商量，在國民黨中央設立土地制度委員會，規定詳細辦法，或根據"平均地權"所言，再加細定，"逐條登報，公諸國人參考，且可臨時應用也"。⑤

　　1926年12月７日，國民黨中央部分人員及鮑羅廷等在廬山開會，討論各地工農運動問題。會議"對工人運動主緩和，對農民運動主積極進行，以為解決土地問題之張本"。蔣介石在會上表示："只要農民問題解決，則工人問題亦可解決也。" ① 這一時期，蔣介石所率領的北伐軍受到湖南各地農民協會的熱烈歡迎和積極支持，因此，蔣介石對農民運動和農民協會都相當有好感。8月3日日記云："各村人民與農會有迎於十里之外者，殊可感也。農民協會組織尤其發達，將來革命成功，還在湖南為最有成績。"

　　民國期間，使用奴婢的現象仍普遍存在。奴婢們大多沒有人身自由，受到各種虐待。蔣介石對奴婢有一定同情，主張禁止畜奴。1918年，蔣介石在福建永泰軍中，聽到一陳姓主婦毒打婢女之聲，很為之不平。1919年9月，又見到鄰婦虐待婢女，較往日陳婦尤甚，憤慨地在日記中寫道："中國奴婢之制不革除，尚何有社會平等之可言乎！吾覺欲求人類平等，第一當先除奴婢毒制也。"②

　　蔣介石還反對家族觀念。1920年1月23日日記云："家族觀念打不破，家族範圍跳不出，埋沒古今多少英雄。"③

　　以上種種，都表現出蔣介石所受五四后新思潮的影響。

　　出於對舊社會的厭惡，蔣介石有改造中國社會的志向。1919年11月，蔣介石在日本，發現各書坊中社會主義書籍特多。4日日記云："吾知其社會改革必不遠也。以中國人民不識字者之眾，提倡革命，不及十年而得實行，則今日日本人民之智識普及，其改革進程之速，更可知矣！"當時，日本自然主義作家武者小路實篤接受空想社會主義和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等思想影響，提倡新村主義。蔣介石在日本讀到了《新村記》一書，有所觸動，即萌生"改造本鄉"的念頭。① 1920年12月，他自覺"矜張自肆，暴躁不堪，對於社會厭惡更甚"。② 日記云："我對中國社會，實厭惡已極，其將何以謀脫也？"。③ 這一時期，他對邵元沖等宣稱："中國宜大改革，宜徹底改革。"④

早期，蔣介石認為中國缺乏實行共產主義的條件，但對共產主義並不反感。1920年2月2日日記云："書廚包工來，欺偽百出，心甚嫌惡。中國工人之無道德，無教育如此。對於共產事，甚抱悲觀。非從根本上待其心理完全改革，教育普及之後，斷乎談不到此。"⑤1923年蔣介石出使莫斯科時，認為中國革命應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實行民族獨立和政治民主，第二階段才是宣傳共產主義，實行"經濟革命"、"社會革命"。⑥1925年12月，他在《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同學錄序》中稱："吾為三民主義而死，亦即為共產主義而死"，"三民主義之成功與共產主義之發展，實相為用而不相悖"⑦ 云云。衡之以他在日記中表現出來思想，他的上述言論當非完全是違心之言。

　　左右之間

　　孫中山在世時，國民黨內部在聯俄、容共等問題上，即有不同意見。孫中山去世后，迅速形成對立的兩派，通稱左派與右派。

　　蔣介石最初站在左派方面。1925年11月23日，林森、鄒魯、謝持等在北京西山召開會議，通過《取消共產黨員國民黨黨籍》、《鮑羅廷顧問解僱》等案。12月24日，在上海另立中央。同月下旬，廣東右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的王柏齡等人準備示威響應。28日晚，蔣介石從汪精衛處得到有關消息，當日日記云："王柏齡糊塗至此，可惡殊甚，嚴電阻止，不知有效否？"

　　當時，蔣介石反對在軍中形成派別。1926年1月2日日記云："下午，對各將士痛誡派別之惡習，不禁淚下。"當時，在黃埔軍校中，與孫文主義學會對立的是左派組織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2月2日，他約孫文主義學會與青年軍人聯合會兩派幹部開聯席會，限令高級官長退會，同時要求雙方幹事互入兩會，企圖消弭二者之間的界限。4月，又進一步要求兩派組織同時取消。

　　"三·二○"事件后，右派紛紛做蔣介石的工作，企圖爭取他站到自己一邊。4月3日，劉峙、古應芬、伍朝樞三人陸續見蔣，進行遊說。蔣介石日記云："右派徒思利用機會，聯結帝國主義以陷黨國，甚可嘆也。"同月5日，宋子文向蔣介石反映，廣州右派計擬召開市黨部大會，舉行示威，蔣介石立即函廣州公安局長吳鐵城，加以制止。次日，蔣介石並通電反對西山會議派在上海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表示"誓為總理之信徒，不偏不依，惟革命是從。凡與帝國主義有關係之敗類，有破壞本黨與政府之行動，或障礙我革命之進行，必視其力之所及掃除而廓清之。"①

　　蔣介石反對右派的立場一直持續了很久。北伐期間，樊鍾秀一直在河南南部活動，組織軍事力量，企圖響應北伐。1926年8月，蔣介石聽說居正、謝持有離間樊鍾秀等與北伐軍的打算，憤怒地在日記中寫道："彼等誠反革命矣！"② 同年9月16日，蔣介石會見田桐、周震鱗后，在日記中留下了"其語不堪入耳"的記載。

　　不過，由於蔣介石在聯俄、容共問題上和西山會議派的觀點有相通之處，因此，最終必然會走到一起。1926年5月22日日記云："總理責任交給國內青年，願以奮鬥之青年贊成國民黨，然而非欲黨員對三民主義疑為不澈底之革命也。如言不澈底，則俄國革命迄今仍未澈底也，不革命一語，為宣布革命黨員之死刑，聞者無不反對，革命必致破裂。應聯合革命的新舊黨員對外也。"這段日記，已經預示著他和西山會議派矛盾的溶解。

　　"一個主義，一個黨"

　　1923年，蔣介石訪問蘇聯，原擬請蘇方支持國民黨人在蒙古的庫侖建立軍事基地，遭到拒絕。他滿懷期望訪問蘇聯，卻沒有得到什麼具體成果。但是，他卻總結出了一條經驗--必須獨立、自動、不受外人支配。

　　蔣介石在訪問蘇聯時，遇到過一個名為趙世賢的中國青年，相談融洽。離開蘇聯時，蔣介石又和這位年輕人作了一次談話："略述此次來俄經過情形，戒其毋為外人支配。"此後，蔣介石即力圖擺脫共產國際和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控制，并力圖和左派及中共爭奪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1926年3月8日，蔣介石與汪精衛商決"大方針"。蔣稱："中國國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實權皆不宜旁落，而與第三國際必能一致行動，但須不失自動地位也。"① 同月30日，又在日記中表示："只要大權不旁落外人之手，則其他事皆可遷就也。前日政府事事聽命於外人，以致陷於被動地位，此非外人之故，而精衛自讓之也。"5月21日日記再云："革命須求自立，不可勉強遷就。世界革命應統一指揮，但各國革命政權仍須獨立，不能以用人行政亦受牽制。"這時，蔣介石孜孜以求的是他能獨立自由地處理中國革命的各種問題。當年12月，蔣介石聽說托洛茨基將要出使中國，將希望寄托在他身上，29日日記云："黨務、政治不能自由設施，則勝無異於敗也，托氏來華，或能改正，而本身應具獨立之心也。"

蔣介石的蘇聯之行還使他得到了一條經驗，即革命必須由"一黨來專政和專制"。他開始致力於"一個主義、一個黨"宣傳和努力，並以此為指針，處理國民黨內的左右派紛爭。1926年6月７日，他在黃埔軍校發表演講稱："俄國革命所以能夠迅速成功，就是社會民主黨從克倫斯基手裡拿到了政權……什麼東西都由他一黨來定奪，像這樣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我們中國要革命，也要一切勢力集中，學俄國革命的辦法，革命非由一黨來專政和專制是不行的。"同月26日，他與邵力子談話，強調"革命以集中與統一為唯一要件"。① 不久，他即派邵力子赴蘇，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要求共產國際承認中國國民黨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

　　誰妨礙革命的統一和集中呢？蔣介石覺得是中共。1926年3月9日日記云："共產分子在黨內不能公開，即不能開誠相見。辦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內部分子貌合神離，則未有能成者。"於是，他的第一步便是限制共產黨的發展。1926年5月14日日記云："對共黨提出條件雖苛，然大黨允小黨在黨內活動，無異自取滅亡。"5月16日，他訪問鮑羅廷，表示"甚以兩黨革命，小黨勝於大黨為憂，革命不專制不能成功為憂。"5月2７日，他在高級訓練班致開學詞，聲稱為"集中革命勢力"，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應退出共產黨。6月8日，他明確向鮑羅廷提出："共產分子在本黨應不跨黨理由。"②

　　由於鮑羅廷等人的抵制，蔣介石要求跨黨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的目的未能實現。此後，蔣介石日記中不滿共產黨發展與活動的記載日增。如：

　　1926年７月3日日記云："各處宣傳，多是ＣＰ，心甚不悅。"

　　1926年8月23日日記云："閱《嚮導》報，陳獨秀有誹議北伐言論，其用意在減少國民黨信仰，而增進共產黨地位也。"

　　1926年8月30日日記云："他黨在內搗亂，必欲使本黨糾紛分裂，可惡也。"

　　這樣，他雖然知道"總理策略既在聯合各階級"，表示"余不願主張違教分裂"，① 但他最終還是走上了和共產黨"分裂"的道路。

　　蘇俄創立了一黨制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沒有想到，蔣介石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以對付共產國際和中共。

　　"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

　　蔣介石的日記表明：1. 他早年追隨孫中山革命，有一定思想基礎；和共產黨合作，也有一定思想基礎。2. 在若干問題上，早年的蔣介石與共產黨以及國民黨左派之間有一定分歧。這些分歧，屬於革命陣營的內部矛盾，並非革命與反革命的對立。後來在這些分歧基礎上演化為爭取領導權的鬥爭，並進而演化為你死我活的生死鬥爭，是不幸的、遺憾的。3. 蔣介石既是國民黨中心主義者，也是個人中心主義者。在蔣看來，他自己就是革命的化身、真理的化身，凡與他持不同意見或反對他的人都是"敗類"或"反革命"，都需要加以"制裁"。1927年2月，他在南昌演講稱："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① 這段話，典型地表露出他的個人中心心態。同一時期，他在日記中表示："鮑爾廷固為罪人，而一般趨炎附勢之敗類更可殺也。"② 這一段話，是對他上述演講中"革他的命"一語的註腳，不久之後進行的武力清黨已經在此埋下了伏筆。

做"聖賢"還是做"禽獸"

　　--蔣介石早年修身中的"天理"、"人慾"之戰

　　儒家學派認為：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項事業的起點。《大學》有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說法，又有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程序。到了宋明時代，道學家們提出了以"存天理，去人慾"為核心的一系列修身主張，一方面將儒學倫理規範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一方面則前所未有地細密設計了各種遏制"人慾"的辦法。

　　蔣介石很早就接觸宋明道學，不僅是服膺者，而且是身體力行者。在他的日記里，有大量修身的記載。從中不僅可以看出他的個人修養歷程和極為隱秘的內心世界，而且可以看出他早年的三重性格特徵：上海洋場的浮浪子弟、道學信徒、追隨孫中山的革命志士。

　　重視修身，按照道學家的要求進行修養

　　蔣介石年輕時沒有受過良好教育，養成了許多壞毛病。辛亥革命之後，"狹邪自娛，沉迷久之。"① 1919年7月24日，他回憶當時經歷，在日記中對自己寫下了"荒淫無度，辦理無狀"的八字考語。① 由於這些壞毛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朋友們不大看得起他。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亂罵"，蔣介石一時激動，閃過與戴拚命的念頭，但他旋即冷靜下來，檢討自己，"彼平時以我為惡劣，輕侮我之心理，亦於此可見一般"，"我豈可不痛自警惕乎"！② 一直到30年代，蔣介石想起早年種種劣跡，還痛自悔恨。日記云："少年師友不良，德業不講，及至今日，欲正心修身孝友，已失之晚矣！"③ 又云："少年未聞君子大道，自修不力"，"至今悔之不及"④。一言之不足，反覆言之，當系出於內心，而非泛泛虛語。

　　為了克服年輕時期形成的這些壞毛病，蔣介石曾以相當精力閱讀道學著作，企圖從中汲取營養。1919年5月24日日記云："今日有研究性理書，思憤發改過，以自振拔之機，甚矣不求放心也久矣。"所謂"性理書"，指的就是宋明以來道學家們的著作。蔣介石不僅讀，而且選抄對自己進德有用的語錄，寫入日記，甚至作為自己的箴言或座右銘。例如，1919年，他為自己選擇的箴言是"靜敬澹一"四字，同年8月，增改為"精渾澹定，敬庶儉勤"八字。1923年1月5日，他模仿道學家的做法，自製銘文："優遊涵泳，夷曠空明，曄然自充，悠然自得，此養性之功候也。提綱挈領，析縷分條，先後本末，慎始圖終，此辦事之方法也。"⑤ 在此之後，他仍然覺得意有未足，又抄錄道學家們常說的"修己以嚴，待人以誠，處事以公，學道以專，應戰以一"諸語，作為對自己立身處世的要求。⑥

　　宋明道學有所謂理學和心學兩派。前者以朱熹為代表，後者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蔣介石涉獵過朱熹的著作，例如1923年1月4日日記云："晨興，思良友，竊取乎朱子'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二語以自循省。"① 可見，他對朱熹的學說有所了解。哲學史上有所謂朱陸異同之爭，或是朱非陸，或是陸非朱，蔣介石對兩派均無所軒輊，日記中也常有讀王陽明著作的記載。如，1926年11月17日日記云："車中悶坐，深思看陽明格言。"

　　在這一方面，他是兼收並蓄的。

　　宋明以後的道學家中，蔣介石最喜歡曾國藩，很早就用功研習他的著作。1921年日記云："晚編《曾文正公全集》。此書已經看過，甚以為遺失於永泰縣之役。今竟復見，不啻舊友重逢也。"② 永泰之役，指1918年9月蔣介石在福建討伐李厚基的一次戰鬥。此戰中，蔣介石中敵緩兵之計，倉促中棄城出走，僅以身免，隨身攜帶的曾國藩著作連同日記等物遺失殆盡。蔣既自稱"不啻舊友重逢"，可見他對曾著的感情。

　　20年代，蔣介石仍然喜讀曾國藩的著作。1922年歲首，他曾節錄曾國藩的"嘉言"作為自己的"借鏡"。其內容有："慮忘興釋，念盡境空"；"涵詠體察，瀟灑澹定"；"韜光養晦，忍辱負重"；"以志帥氣，以靜制動"；"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言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做官以不愛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軍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濟；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1925年1月2日，他又將曾國藩的"懲忿窒慾"、"逆來順受"、"虛心實力"、"存心養性"、"殫精竭力"、"立志安命"等"嘉言"抄在當年日記卷首。可見，他在力圖按曾國藩的訓導立身處世。其後，蔣介石多次在日記中給予曾國藩以高度評價，如：

　　1925年1月9日日記云："看《曾文正公雜著》，其文章真可告不朽矣！"

　　1925年2月10日日記云："終日在常平站候車，看曾公日記，以勤、恕、敬三字相戒，可為規範矣。"

　　1926年3月8日日記云："昨今兩日，看曾公《嘉言抄》，乃知其拂逆之端，謗毀之來，不一而足。而彼勸其弟以咬牙立志，悔字訣與硬字訣，徐圖自強而已。"

　　曾國藩之外，蔣介石也很敬佩胡林翼。胡有云："林翼至愚，當不自作聰明；亦惟林翼頗聰明，當不自用其愚。"1922年3月，蔣介石讀到這段話，不禁悚然嘆惜，日記云："可知我自作聰明，實為至愚之人，以後切不可自作聰明也。"① 胡集中曾論及"愚公移山"、"精衛銜石"等古代寓言或神話，蔣介石讀後深有所感。日記云："因知成功之難，非一朝一夕之可能也。今日之事，固非三五年不能收一段落，豈可心猿意馬，朝三暮四，猶豫不決，輕舉妄動，來往隨便乎！以後應不再作回家掃墓之想，吾母有靈，其亦以此為慰安乎！"② 胡集書牘中云："所望有兵柄者，日夜懸一死字於卧榻之旁，知此身之必死則於以求生，或有生機。"蔣介石讀後特別將它們節錄下來，用以自勵。

　　道學著作中有《菜根譚》一書，蔣介石也很喜歡。1926年3月7日日記云："途中看《菜根譚》，以毋憂弗逆與不為物役二語最能動心。"

　　蔣介石不僅認真讀道學書，而且也真像道學家一樣進行修身。道學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張"省、察、克、治"，蔣介石也照此辦理。

　　1919年10月23日日記云："過去之罪惡，悔恨莫及；將來之嗜欲，奢望無窮。若不除此二者，將何以求學立業也。"

　　1920年1月17日日記云："中夜自檢過失，反覆不能成寐。"①

　　1922年10月25日日記云："今日仍有幾過，慎之！"②

　　1925年2月

　　道學著作中有《菜根譚》一書，蔣介石也很喜歡。1926年3月7日日記云："途中看《菜根譚》，以毋憂弗逆與不為物役二語最能動心。"

　　蔣介石不僅認真讀道學書，而且也真像道學家一樣進行修身。道學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張"省、察、克、治"，蔣介石也照此辦理。

　　1919年10月23日日記云："過去之罪惡，悔恨莫及；將來之嗜欲，奢望無窮。若不除此二者，將何以求學立業也。"

　　1920年1月17日日記云："中夜自檢過失，反覆不能成寐。"①

　　1922年10月25日日記云："今日仍有幾過，慎之！"②

　　1925年2月4日日記云："存養省察之要，未能實行也。"

　　1925年9月8日日記云："每日之事，自問有欺妄與愧怍之事否，日日以此相課。"

　　上述日記表明，蔣介石是經常檢討自己的。

　　宋明道學家有所謂"功過格"，做了好事，有了好念頭，畫紅圈；做了壞事，有了壞念頭，畫黑圈。蔣介石則專記自己的"過失"，較之道學家們還要嚴格。1920年1月1日，蔣介石決定自當日起，至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記事外，必提敘今日某某諸過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現），靜敬澹一之功未呈也"。③ 他所警惕的過失有暴戾、躁急、誇妄、頑劣、輕浮、侈誇、貪妒、吝嗇、淫荒、鬱憤、仇恨、機詐、迷惑、客氣、賣智、好闊等16種。如果一旦發現有上述過失，就在日記中登錄。因此，他的日記對自己的疵病，常有相當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記載。

　　蔣介石很重視日記在自己修養過程中的作用。毛思誠根據他的指示將日記分類照抄，其中有《學行》一類，蔣介石命毛另抄一本寄給他，"以備常覽"。④

　　蔣介石之所以重視個人修養，不同時期有不同作用。早年是為了做"古來第一聖賢豪傑"①。五四運動爆發，蔣介石從中看出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他當時在修身上對自己的要求，應是上進、自強的表現。其後，蔣介石投身國民革命，參加廣東革命根據地建設，反映出傳統道學中"民胞物與，宏濟群倫"思想對他的影響②。北伐戰爭期間，國共矛盾逐漸尖銳，蔣介石處境困難，他企圖通過修養錘鍊自己，應付環境，獲取突破難關的意志和力量③。1927年以後，蔣之地位已定，繼續修養則是為了做"國家代表"④。

　　戒 色

　　中國古代思想家孟子很早就承認，人有兩種天性：食與色。但是，孟子又主張，人必須遵守道德規範，否則和禽獸就沒有差別。清朝的道學家唐鑒曾經提出："不為聖賢，則為禽獸。"從蔣介石的日記里可以看出，他好色，但是，同時又努力戒色，力圖做"聖賢"，不做"禽獸"。為此，他和自己的慾念進行過長達數年的鬥爭。

　　1919年2月，蔣介石在福建曾勉勵自己："好色為自污自賤之端，戒之慎之！"⑤ 次月，他從前線請假回滬，途經香港，曾因"見色起意"，在日記中為自己"記過一次"。① 不料第二天，他就在旅館中"見色心淫，狂態復萌，不能壓制矣"。不過。他當晚又檢討："介石以日看曾文正書，不能窒慾，是誠一生無上進之日矣"！他勉勵自己，在花花世界努力"砥礪德行"。②

　　到上海后，蔣介石與戀人介眉相會。4月23日，蔣介石返閩，介眉於清晨3

　　蔣介石收到此信后，不為所動，決心以個人志業為重，斬斷情絲。1919年5月25日日記云："蝮蛇蟄手，則壯士斷其手，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立業！"同年9月27日，蔣介石自福建回滬。舊地重遊，免不了勾起往事。日記中有幾條記載：

　　10月1日："妓女嫟客，熱情冷態，隨金錢為轉移，明昭人覷破此點，則戀愛嚼蠟矣！"①

　　10月2日："以後禁入花街為狎邪之行。其能乎，請試之！"②

　　10月5日："自有智覺以至於今，十七八年之罪惡，吾以為已無能屈指，誠所謂決東海之水無以滌吾過矣。吾能自醒自新而不自蹈覆轍乎？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

　　10月7日："無窮孽障，皆由一愛字演成。"③

　　上述各條，可能都是蔣介石為割斷與介眉的關係而留下的思想鬥爭記錄。從中可見，蔣介石為了擺脫情網，連佛家的"色空觀念"都動用了。值得注意的是10月2日的日記："潛寓季陶處，半避豺狼政府之毒焰，半避賣笑妓女之圈術。"當時，北京政府在抓捕作為革命者的蔣介石，而青樓女子介眉則在尋找"負心漢"蔣介石，迫使蔣不得不躲進戴季陶的寓所。

　　蔣介石謀求與介眉斷絕關係是真誠的，但是，卻並不能戒除惡習。10月15日日記云："下午，出外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④ 同月30日，蔣介石赴日遊歷，這次，他曾決心管住自己。關於這方面，有下列日記可證：

　　10月30日："自游日本后，言動不苟，色慾能制，頗堪自喜。"

　　11月2日："今日能窒慾，是一美德。"

　　11月7日："欲立品，先戒色；欲立德，先戒侈；欲救民，先戒私。"

　　可見，蔣介石的自製最初是有成績的，因此頗為自喜，然而，蔣介石終究難以羈勒心猿意馬。11月4日日記云："色念屢起，幾不能制也。"同月8日，蔣介石到"森福家待花"，結果是"討一場沒趣"，自責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遷改，而又自取辱耶！"12日，又在日記中寫道："一見之下，又發痴情。何痴人做不怕耶！""海外逆旅，豈有妙妓真心眷客者，先生休矣！"①

　　同年11月19日，蔣介石回到上海，過了一段安靜日子，心猿意馬有所收斂。12月13日日記云："今日冬至節，且住海上繁華之地，而能不稍應酬，閑居適志，我固為難事矣，近日固不知如何為樂事也。"② 12月31日歲尾，蔣介石制訂次年計劃，認為"所當致力者，一體育，二自立，三齊家；所當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慾。"他將這一計劃寫在日記中："書此以驗實踐。"③ 看來，這次蔣是決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制力實在太差，於是，1920年第一個月的日記中就留下了大量自製與放縱的記載：

　　1月6日："今日色念突發，如不強制切戒，乃與禽獸奚擇！"

　　1月14日："晚，外出遊盪，身分不知墮落於何地！"

　　1月15日："晚歸，又起邪念，何窒慾之難也！"

　　1月18日："上午，外出冶遊，又為不規則之行。回寓次，大發脾氣，無中生有，自討煩惱也。"

　　1月25日："途行頓起邪念。"

　　可見，這一個月內，蔣介石時而自製，時而放縱，處於"天理"與"人慾"的不斷交戰中。

　　第一個月如此，第二、第三個月，也仍然如此。

　　2月29日："戒絕色慾，則《中庸》'尚不愧於屋漏'一語，亦能實行。污我、迷我、醉夢我者惟此而已，安可不自拔哉！"

　　3月25日："邇日好遊盪，何法以制之？"

　　3月27日："晚，又作冶遊，以後夜間無正事，不許出門。"

　　3月28日："色慾不惟鑠精，而且傷腦，客氣亦由此而起。"

　　3月30日："邪念時起，狂態如故，客氣亦盛，奈何奈何！"

　　4月17日："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

　　6月27日："色念未絕，被累尚不足乎？"

　　7月2日："抵沈家門，積善堂招待者引余等入私娼之家，其污穢不可耐，即回慈北船中棲宿。"

　　當年7月3日，蔣介石遇見舊友陳峻民，暢談往事，蔣自覺"舊行為人所鄙"，因而談話中常現慚愧之色。這以後，蔣又下了決心，日記中多有自我批判、自我警戒的記錄。8月7日日記云："世間最下流而恥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關，則茫茫塵海中，無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為眾所鄙之虞！" 可見，蔣有保持"高尚人格"的念頭，因此"為眾所鄙"始終是蔣介石心頭的夢魘，迫使他不得不有所檢點。8月9日日記云："吾人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23日日記云："午後，神倦假眠，又動邪念。身子虛弱如此，尚不自愛自重乎！"①

當時，"吃花酒"是官場、社交場普遍存在的一種惡習，其性質類似於今人所謂"三陪"中的"陪酒"。9月6日，蔣介石"隨友涉足花叢"，遇見舊時相識，遭到冷眼，自感無趣，在日記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謹慎，否則就會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轍。①11月6日蔣介石寄住香港大東旅社，晚，再次參加"花酌"，感到非常"無謂"。這些地方，反映出蔣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進一面。

　　1921年全年，蔣介石繼續處於"天理"與"人慾"的交戰中，其日記有如下記載：

　　1月18日："我之好名貪色，以一澹字葯之。"

　　5月12日："余之性情，邇來又漸趨輕薄矣。奈何弗戒！"

　　9月10日："見姝心動，又怕自餒，這種心理可憐可笑。此時若不立志樹業，放棄一切私慾，將何以為人哉！"

　　9月24日："欲立品，先戒色；欲除病，先戒欲。色慾不戒，未有能立德、立智、立體者也。避之猶恐不及，奈何有意尋訪也！"

　　9月25日："日日言遠色，不特心中有妓，且使目中有妓，是果何為耶？"

　　9月26日："晚，心思不定，極想出去遊玩，以現在非行樂之時，即游亦無興趣。何不專心用功，潛研需要之科學，而乃有獲也。"

　　12月1日："陪王海觀醫生診冶誠病。往游武嶺，頗動邪思。"

　　12月8日："邪心不絕，何以養身？何以報國？"

　　道學家主張，一念之萌，必須考察其是"天理"，還是"人慾"。倘是"天理"，則"敬以存之"；倘是"人慾"，則"敬以克之"。上述日記，大都屬於"敬以克之"一類。

　　1922年，蔣介石繼續"狠斗色慾一閃念"。日記有關記述僅兩見。9月27日云："見色，心邪不正，記過一次。"10月14日，重到上海，日記云："默誓非除惡人，不近女色，非達目的，不復回滬。今又入此試驗場矣，試一觀其成績！"次年，也只有兩次相關記載，3月1日云："近日心放，色利之欲又起，戒懼乎！"6日云："出外閒遊，心蕩不可遏。"兩年中，蔣介石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閃現，並無越軌行為，說明他的修身確有"成績"。

　　1925年，蔣介石在戒色方面繼續保持良好勢態。4月6日日記嚴厲自責云："盪念殊甚，要此日記何用。如再不戒，尚何以為人乎！"11日日記云："下午，泛艇海邊浪遊，自覺失體，死生富貴之念自以為能斷絕，獨於此關不能打破，吾以為人生最難克制者，即此一事。"這段日記寫得很含蓄，看來，蔣介石打熬不住，又有某種過失。同年11月16日晚，蔣介石參加蘇聯顧問舉行的宴會，在一批外國人面前"講述生平經過、惡劣歷史"，對自己的"好色"作了坦率的解剖和批判。

　　1926年全年安靜無事，僅11月21日日記云："見可欲則心邪，軍中哀戚不遑，尚何樂趣之有！"

　　蔣介石的懺悔不僅見於日記，也見於他的《自述事略》中。例如，他自述辛亥前後的狀況時就自我批判說：

　　當時涉世不深，驕矜自肆，且狎邪自誤，沉迷久之。膺白冷眼相待，而其所部則對餘力加排斥，余乃憤而辭職東遊。至今思之，當時實不知自愛，亦不懂人情與世態之炎涼，只與二三宵小，如包、王之流作伴遨遊，故難怪知交者作冷眼觀，亦難怪他人之排余，以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也。且當時驕奢淫逸，亦於此為盡。民國元年，同季回滬，以環境未改，仍不改狎邪游。一年奮發，毀之一旦，仍未自拔也。①

　　膺白，指黃郛，蔣介石的把兄弟。從這份《事略》里，可見當時蔣眾叛親離，為人所不屑的狀況。本文一題《蔣主席自述小史》，這時，蔣顯然已經成為"黨國要人"，但他不僅不隱諱早年惡跡，反而有意留下相關記載，這是極其不易的。

　　懲忿，對自己的暴怒常常自責、愧悔

　　蔣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個大毛病是動輒易怒，罵人、打人。為了革除這一惡習，蔣介石也進行了多年修養。

　　《易經·損卦》云："損，君子以懲忿制欲。"後來的道學家們因此將"懲忿"列為修身的重要內容，要求人們控制自己的感情，避免暴怒，也避免惡語傷人及相關行為。蔣介石對此也很重視，日記云："以後修身之道，端在懲忿，其次窒慾也。"①

　　蔣介石深知自身性情上的弱點。1919年1月3日日記云："近日性極暴躁。"同月7日，有黃定中者來談報銷問題，蔣介石"厲斥其非，使人難堪"。事後追悔，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近日驕肆殊甚，而又鄙吝貪妄，如不速改，必為人所誣害矣。戒之！戒之！"幾個月之後，蔣介石接見鄧某，故態復萌，"心懷憤激，怨語謾言，不絕於口"。這樣的情況發生多次，蔣介石"自覺暴戾狠蠻異甚。屢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寫了"息心靜氣，凝神和顏"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還曾有意閱讀道學著作，用以陶冶性情②。

然而，俗話說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種弱點如果已經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頗為艱難的。1919年6月27日，蔣介石感嘆說："厲色惡聲之加人，終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為"會客時言語常帶粗暴之氣"而對自己不滿，在日記中寫下"戒之"二字。但是，蔣介石有時剛剛作了自我檢討，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蔣介石與陳其尤談話，談著談著，"忽又作忿恚狀"，蔣深自愧悔，但是當晚繼續談話時，蔣"又作不遜之言"。這使蔣極為苦惱，日記云："如何能使容止若思，言辭安定，其惟養吾浩然之氣乎！"

　　除了罵人，蔣介石有時還動手。

　　1919年10月1日 ，蔣介石訪問居正，受到人力車夫侮辱，不覺怒氣勃發。居正家人與車夫辯論，發生毆打，蔣介石見狀，忿不可遏，上前幫力，自然，蔣介石不是車夫的對手，反而吃虧。接著，又"闖入人家住宅，毀傷器具"。蔣介石自知理曲，他想起1917年在張靜江門前毆打車夫，被辱受傷一事，真是與此同一情景。當日日記云："與小人爭閑氣，竟至逞蠻角斗，自思實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絕無長進，奈何！"

　　蔣介石打車夫畢竟只是個別情況，更多的是打傭人。1920年12月，蔣介石在船中與戴季陶閑談，戴批評蔣"性氣暴躁"，蔣聲稱"余亦自知其過而終不能改"，認為要杜絕此病，只能不帶"奴子"，躬親各種勞役。

　　1921年4月，蔣介石因事與夫人毛氏衝突，二人"對打"，蔣介石決定與其離婚。4日，蔣介石寫信給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縷訴與其妹決裂情形及主張離婚理由"。正在此時，發現毛氏尚未出門，又將毛氏"咒詛"一通。當日，蔣在日記中自責說："吾之罪戾上通於天矣！何以為子，何以為人！以後對母親及家庭間，總須不出惡聲。無論對內對外，憤慨無似之際，不伸手毆人，誓守之終身，以贖昨日餘孽也。"然而，自責歸自責，蔣介石仍然時發暴性。見之於日記者有下列記載，試為分類：

　　（一）打罵傭人、侍衛、下級：

　　1921年4月7日："叱嚇下人，暴性又發，不守口不詈人之誓，記過一次。"

　　1925年2月21日："自誤飲水，遷怒下人，逞蠻毆打，尚有人道乎！記過一次。"

　　1925年2月22日："吾勉為莊敬寬和，以葯輕浮暴戾之病，則德可進，世可處也。叫人不應，有頃始至，又逞蠻根，日日自悔而不能改之，所謂克己者，如斯而已乎！"

　　1925年3月4日："肆口漫罵，自失體統，幾不成其為長官，記大過一次。"

　　1925年10月5日："昨夜十時到黃埔，閽者弛卧，鼾聲達門外，久叫始應，又動手打人。記大過一次。"

　　1925年10月11日："為傭人蠢笨，事事不如意，又起暴戾躁急，如此將奈之何！""暴戾極矣，動手打人，記大過三次。"

　　1926年1月5日："腦脹耳鳴，心煩慮亂，對傭人時加呵斥，即此一事，已成吾終身痼疾矣！"

　　（二）辱罵同事、同僚：

　　1921年10月22日："慶華、穎甫先後就談，又發暴性，犯不著也。"

　　1922年2月25日："下午，回八桂廳，對禮卿發脾氣，自知形態不雅。"

　　1926年1月13日："茂如來會，以其心術不正，敗壞校風，憤恨之餘，大加面斥，毋乃太甚乎！"

　　1926年8月1日： "動手打人，蠻狠自逞，毫無耐力，甚至誤毆幕友，暴行至此極矣！"

　　（三）對象不明：

　　1925年3月3日："欲為蓋世之人物，不可不自深其學養。近日常多很（狠）厲憤狷，而無靜默沉雄氣象，其何以幾及之也？"

　　1925年3月5日："昨夜罵人太甚，幾使夢魂有愧。今日在途懊悔不已。平日宅心忠厚，自揣差近長者，而一至接物，竟常有此惡態，尚何學養可言乎！"

　　1925年10月7日："今日暴性勃發，幾視國人皆為可殺。"

　　以上三種情況中，不論哪一種，蔣介石都知道自己不對，因此事後對自己也多所責備。他也曾設法改正，例如立誓做到"四不"，即"口不罵人，手不打人，言不憤激，氣不囂張"。又立誓作到"四定"，即"體定、心定、氣定、神定"。還曾提出"三要"，即"謹言、修容、靜坐"，但是，收效不大，暴躁狠蠻，幾乎成為他的終身"痼疾"。

　　戒客氣，警惕虛驕

　　蔣介石日記中常見"戒客氣"的記載。所謂客氣，指的是一種虛驕之氣。《宋書·顏延之傳》稱："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悔。"因此，宋明時代的道學家們也將"戒客氣"作為修養要求。

根據現有資料，蔣介石批評自己的虛驕之氣始於1919年。當年2月4日，蔣介石出席許崇智的晚宴，席間，蔣介石"客氣與虛榮心並起，妄談孫先生事"，當日即懊悔無已，在日記中自責，認為自己的言談"不覺自暴其誇鄙，為人所嗤鼻矣"。同年，他自感人才難得，

　　檢討原因，認為自己"常有驕矜暴戾之色，盛氣凌人之事"，不能"虛心包容"，所以有才之人不樂為己所用。①

　　此後，蔣介石即將"客氣"作為自己修養中的大敵之一，稱之為"凶德"。1919年9月9日日記云："言多客氣，為人所鄙，良用慚咎。謹其言，慎其行，自強其志，不徇外為人，立身之本也。"同年11月24日日記云："近日思想漸趨平實，欲改就社會上做一番事業，奈私利心、野心、客氣終不能消除何！"

　　蔣介石認為："客氣"的表現之一是"言語輕肆，舉動浮躁"，針鋒相對地提出："我守我拙，言語遲鈍。"① 表現之二是是氣質漲浮，行為佻達，說話太多，因此提出：多言不如少言，有言不如無言，能言不如不能言。日記稱："人之是非好惡，己之愛憎取捨，默會於心，斯得之矣，何以言為哉！"

　　1923年7月16日，蔣介石清晨醒來，自省差誤，認為自己"為人所嫌棄者乃在戲語太多，為人所妒忌者，乃在驕氣太甚，而其病根皆起於輕浮二字"，因此，要求自身今後要"謹然自持，謙和接物"。他表示："寧為人笑我道學，而不願人目我為狂且也。"

　　戒名利諸欲

　　道學家們既反對縱情聲色，也反對沉溺名利，視之為"膠漆盆"，要人們通過修養，從中滾脫出來。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陸九淵到朱熹的白鹿洞書院講學。陸的講題是《論語》中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二語。他說："今人讀書便是為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朱熹對他的這段講詞非常欣賞，認為"切中學者深微隱痼之病"。

　　蔣介石早年修身時，也很注意戒名利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勵："主靜主敬，求仁學恕，寡慾祛私，含垢明恥"，明確地要求自己"寡慾"。6月24日日記云："今日餒怯有餘，謹慎不足，終是名利患失之心太重，能於敬、澹二字上用功一番，庶有裨益乎？"

　　蔣介石這裡所說的"敬"，指的是敬於所事；"澹"，指的是"澹"於所欲。蔣介石要求自己將事業放在首位，而不岌岌於求名求利。這一層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則日記中表述得更清楚："事業可以充滿慾望，慾望足以敗壞各種事業，不先建立各種事業，而務謀饜足慾望，是舍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貪。蔣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慾"，因此，特別注意戒"貪"，保持廉潔。1921年，蔣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銷較大，欠下一批債務。次年9月，孫中山命他去福建執行軍務，蔣乘機寫信給張靜江，要求張轉請孫中山為他報銷部分債務。寫信之前，蔣矛盾重重，思想鬥爭劇烈，日記云："今日為企圖經濟，躊躇半日。貪與恥，義與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為我所當辨。如能以恥字戰勝貪字，此心超然於利義之外，豈不廉潔清高乎！一身之榮辱生死，皆為意中事，安有顧慮餘地乎！"1923年7月，蔣日記有云："戲言未成，貪念又萌，有何德業可言！"可見，像他努力戒色一樣，對"貪念"，也是力圖遏制的。

　　蔣介石長期生活於上海的十里洋場，習染既久，難免沾上奢侈、揮霍一類毛病。1920年歲末。蔣介石檢點賬目，發現全年花費已達七八千元之譜，頓覺驚心，嚴厲自責說："奢侈無度，游墮日增，而品學一無進步，所謂勤、廉、謙、謹四者，毫不注意實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藥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兩家著名的百貨公司選購物品，自以為"奢侈"，在日記中提醒自己："逸樂漸生，急宜防慮。"同年5月，自覺"心志漸趨安逸，美食貪樂，日即於腐化"，曾嚴厲自責："將何以模範部下，而對已死諸同志也？"

　　道學家們大都要求人們生活淡泊，甘於"咬菜根"一類清苦生活。上述日記表明，蔣介在這一方面同樣受到道學的影響。

　　在道學家的修養要求里，寡慾，不只是寡於物質生活，也包括求名一類精神生活內容。在這一方面，蔣早年對自己也有所要求。1925年1月22日日記云："好名之念太重，一聞蜚語，即覺自餒，是不能以革命主義為中心，而以浮世毀譽為轉轂，豈得謂知本者乎！"

尊"誠"，重視形貌

　　誠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範疇，原意為信實無欺或真實無妄，後來被視為道德修養的準則和境界。《禮記·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將"誠"視為天的根本屬性，要求人們努力求誠。在《中庸》有關思想的基礎上，《大學》進一步將"誠意"作為治國、齊家、修身、正心的根本。自此之後，道學家無不尊誠、尚誠。北宋的周敦頤將"誠"說成"聖人之本"，要求人們經過"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後，回歸"誠"的境界。

　　蔣介石深受道學影響，自然，他在早年也尊誠、尚誠。1922年11月20日日記云："率屬以誠為主，我誠則詐者亦誠意矣！"這裡，"誠"被蔣介石視作一種馭下之道。1923年5月4日日記云："凡事不可用陰謀詭計，且弄巧易成拙，啟人不信任之端。"這裡，"誠"被蔣介石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1924年5月3日日記云："機心未絕，足墮信義與人格。"這裡，"誠"才被蔣介石作為一種道德修養準則。

　　道學們不僅提出了諸多內心修養方面的要求，而且在人的形體外貌方面也有許多規範。朱熹寫過一篇《敬齋箴》，要求人們"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在這方面，蔣介石也是身體力行者。1925年2月11日日記云："蒞團部時履不正，為屬下窺見，陡覺慚汗。"近年來出現若干影視作品，其中的蔣介石形象大多衣冠端正，這是符合蔣的性格的。

　　中世紀的修養方法

　　道學形成於宋明時代，它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統治思想，也是中國儒學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其總體作用在於將傳統的儒學倫理規範哲學化，以便進一步強化其教化作用，藉以整飭人心，調節社會矛盾，鞏固既定社會秩序。但是，其中，也包含著若干合理因素。

　　蔣介石少年頑劣，時代的激流將他推進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大潮：留學日本，歸國革命，追隨孫中山。這樣，蔣介石早年就具備了兩重性格：既是上海洋場的浮浪子弟，又是革命志士，兩種性格相互矛盾而又長期共存。可以看出，在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漫長過程中，道學曾促使他勵志修身，克服了浮浪子弟的某些劣根性。但是，這也使他比較拘守傳統文化，未能在接受新文化、新思潮方面邁出更大的步伐，也未能使他在中國近代日益複雜的社會生活中，辨潮流，識方向，作出正確抉擇。

　　中世紀的修養方法無法完全適應近、現代的社會生活，這是自然的。

　　原載台北《傳記文學》2001年5月號

　　蔣介石與1937年的淞滬、南京之戰

　　1937年的淞滬之戰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規模巨大、作戰最烈的一次戰爭，時間長達三個月，日方動員兵力約25萬人，中方動員兵力約75萬人，其後的南京之戰實際上是它的尾聲。兩次戰爭時間相連，地區相連，可以看作是一次大戰役的兩個不同階段。

　　蔣介石決定拒和、應戰

　　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長期對日本採取妥協退讓政策；盧溝橋事變后，蔣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細，方針難定，日記云："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逼我屈服乎？""將與宋哲元為難乎？使華北獨立化乎？""決心應戰，此其時乎？""此時倭無與我開戰之利。"① 次日，他一面派遣中央軍北上，支持宋哲元部"守土抗戰"，同時電復北平市長秦德純等，"應先具必戰與犧牲之決心，及繼續準備，積極不懈，而後可以不喪主權之原則與之交涉"。②

　　當時，中日兩國國力、軍力相差懸殊，因此，在國民政府內外，都有一部分人積極主和，或者設法推遲大戰時間。在國民政府內部，以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徐永昌為代表。他認為，中日空軍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戰準備至少尚須六個月。7月14日，徐永昌致函軍政部部長何應欽，主張"和平仍須努力求之"。① 16日，徐致電閻錫山，"請為和平運動"。② 18日，通過魏道明轉告外交部長王寵惠，"在能容忍的情勢下，總向和平途徑為上計"。③ 何應欽同意徐永昌的意見，建議徐向時在廬山的蔣介石陳述。21日，徐永昌致函蔣介石稱："對日如能容忍，總以努力容忍為是。蓋大戰一開，無論有無第三國加入，最好的結果是兩敗俱傷，但其後日本系工業國，容易恢復，我則反是，實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險。"④ 24日，他又向蔣介石建言，"勿忘忍是一件很難挨的事"。⑤

在知識階層中，胡適、蔣夢麟等都主張"忍痛求和"，認為"與其戰敗而求和，不如於大戰發生前為之"。為此，胡適兩次面見蔣介石。7月30日，他向蔣提出，"外交路線不可斷"。五日，他向蔣建議，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以此解決中日兩國間的一切"懸案"，換取東亞長期和平。⑥ 8月6日，胡適要求在大戰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他在面交蔣介石的書面建議中提出：1. 近衛內閣可以與談，機會不可失；2. 日本財政有基本困難，有和平希望；3. 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築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輕易毀壞。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⑦ 胡適希望經過努力，能在中日間維持五十年的和平。

　　和戰是攸關國家命運、前途的大計，蔣介石不能沒有矛盾。7月10日，蔣介石認為，日軍挑釁，意在奪權盧溝橋，"此為存亡關頭，萬不使失守也"。① 12日，蔣介石得知日本關東軍已到天津，內閣宣言動員全國政界與產業界擁護閣議，感到"勢必擴大，不能避戰矣"！當日下午，與汪精衛商談時局。② 同日晚，蔣介石決定在永定河與滄保線作持久戰，嚴令制止與日方的妥協行為。16日，蔣介石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廬山舉行談話會，討論《應戰宣言》。該《宣言》空前堅決地聲稱："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③ 但是，對於這份宣言應否發表，何時發表，眾議不一，蔣介石自己也猶豫不定。16日日記云："宣言對倭寇影響為利為害？應再研究"④ 17日日記云："倭寇使用不戰而屈之慣技暴露無餘，我必以戰而不屈之決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戰禍乎？""我表示決心之文書，似已到時間！"⑤ 19日，蔣介石決定排除阻力，公開發表"應戰宣言"，"再不作倭寇迴旋之想，一意應戰矣"。日記云："人之為危，阻不欲發，而我以為轉危為安，獨在此舉。但此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⑥ 當日決定核發戰鬥序列。為了減少這份《宣言》的衝擊力，他將之改稱為"談話"。

　　廬山談話的措辭空前激烈，但是，蔣介石並沒有下決心關閉"和平解決"的大門，所以同時表示："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此後，隨著日本軍事行動的擴展，蔣介石的抗戰決心逐漸堅決。27日，日軍全面進攻北平附近的通州等地，蔣介石日記云："倭寇既正攻北平，則大戰再不能免。""預備應戰與決戰之責任，願由一身負之。"① 28日，日本政府下令長江沿岸近三萬日本僑民撤離，顯示出異乎尋常的跡象。同日，北平淪陷。30日，天津淪陷。蔣介石感覺到，再不抗戰，必將遭致全國反對。其日記云："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與其國內分崩，不如抗倭作戰。"蔣介石認為：中國方面可謂完全沒有組織與準備，弱點很多，"以此應戰，危險實大"，但日本"橫暴"，"虛弱"，"以理度之，不難制勝"，"為民族之人格與振興民族之精神，自有轉危為安，因禍得福之機"。② 7日，蔣介石召開國防會議，會上，何應欽報告軍事準備情形，提出第一期擬動員一百萬人投入作戰，其中，冀、魯、豫方面約60萬人，熱、察、綏方面約15萬人，閩粵方面約15萬人，江浙方面約10萬人，可見，當時尚未將上海地區視為主戰場。何陳述的困難有財政開支擴大，槍械、子彈勉強可供六個月之需，防禦工事未完成，空軍機械不足等。蔣介石在談話中對胡適主張頗有譏刺，參謀總長程潛甚至指責胡適為"漢奸"。會議決定"積極抗戰與備戰"。③ 通過此次會議，抗戰遂被正式確定為國策。

　　當時，蔣介石估計中日戰爭將是一場"持久"戰，戰期大約一年，而且估計"對外戰爭易於內戰"。④

　　中國軍隊力圖"先發制人"，

　　但缺乏重武器，攻堅戰未能取勝

　　上海處於東海之濱，距當時的中國首都南京不過三百公里。1932年5月的中日《淞滬停戰協定》規定，中國在上海只能由"保安隊"維持秩序，而日軍則可在上海公共租界及吳淞、江灣、閘北等地駐兵，建立據點。為防止日軍自上海入侵，南京國民政府於1934年起密令修築上海周邊工事，在吳縣、常熟等地，利用陽澄湖、澱山湖構築主陣地--吳福（蘇州－福山）線，在江陰、無錫之間構筑後方陣地--錫澄線，同時在乍浦與嘉興之間興建乍嘉線，以與吳福線相連。其後，又在龍華、徐家匯、江灣、大場等地構築包圍攻擊陣地，並且擬有《掃蕩上海日軍據點計劃》。① 盧溝橋事變發生，蔣介石為加強上海防務，接受何應欽推薦，任命張治中為京滬警備司令。張受命后，即命所部化裝為保安隊入駐上海虹橋機場等處。7月30日，張治中向南京國民政府提出，一旦上海情況異常，"似宜立於主動地位，首先發動"。蔣介石同意張治中的設想，複電稱："應由我先發制敵，但時機應待命令。"②

日本海軍積極主張向華中地區擴張。7月16日，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清中將向日本海軍軍令部報告：局限戰將有利於中國兵力集中，造成日方作戰困難，"為制中國於死命，須以控制上海、南京為要著"。③ 8月7日，米內海軍大臣建議杉山元陸軍大臣向內閣提出，為保護青島和上海日僑，應迅速準備派遣陸軍赴華。④ 次日，長谷川清得到指示，為因應事態擴大，實施新的兵力部署。9日，上海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西部派遣隊長大山勇夫中尉攜帶士兵齋藤要藏，以汽車沖入虹橋機場，開槍射擊中國保安部隊，中國保安隊當即還擊，將大山等二人擊斃。⑤ 日軍乘機在上海集中兵艦，以陸戰隊登陸，要求中國方面撤退保安隊，拆除防禦工事。海軍中央部通知第三艦隊稱，除武力外，別無解決辦法，將在陸軍動員之後20天開始攻擊。10日，日本內閣會議同意派遣陸軍。長谷川清命在佐世保待命的艦隊開赴上海。12日，陸軍省決定動員30萬兵力分赴上海與青島。

　　保安隊是上海地區僅有的中國部隊。蔣介石認為，撤退保安隊，上海將與北平一樣為日軍佔領，決定拒絕日方要求，同時下令準備作戰。11日，蔣介石得悉日艦集中滬濱，決定封鎖吳淞口。同日，命張治中將所屬八十七師王敬久部、八十八師孫元良兩師自蘇州等地推進至上海圍攻線，準備掃蕩在吳淞和上海的日軍，拔除其據點。① 當時，日本在上海的海軍特別陸戰隊總兵力不超過5千人。② 12日，國民黨中常會秘密決定，自本日起，全國進入戰時狀態。③ 何應欽在會上表示："和平已經絕望"，"如果他稍有動作，就要打他，否則，等他兵力集中，更困難了。"④

　　張治中原定於13日拂曉前開始攻擊，但蔣介石因英、美、法、意四國駐華使節等方面正在調停，要張"等候命令，並須避免小部隊之衝突"。⑤ 同日上午九時15分，日本陸戰隊水兵衝出租界，射擊守衛橫浜路東寶興路段的中國保安隊，中國軍隊還擊。⑥ 10點半，商務印書館附近的中國軍隊與日軍發生小衝突。⑦ 同日黃昏，八字橋附近日軍炮擊中國軍隊，中國軍隊以迫擊炮還擊。① 日軍並以坦克掩護步兵攻擊八十七師陣地，日艦連續炮擊上海市中心。② 14日拂曉，張治中奉蔣介石令，發起總攻。同日，中國空軍出動，轟炸日第三艦隊旗艦及在虹口的海軍陸戰隊本部。淞滬之戰爆發，意味著中國在華北之外，又開闢了第二戰場，名副其實地進入"全面抗戰"。很快，淞滬戰場就成了中國對日作戰的主戰場。

　　戰爭初起，中國方面以優勢兵力進攻日軍在滬各據點，雙方在上海虹口、楊樹浦等處進行巷戰。15日至18日之間，中國軍隊進展至閘北、虹口、楊樹浦之線。20日夜，推進至匯山碼頭，將日軍壓迫至黃埔江左岸狹隘地區，同時包圍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等據點。但是，日軍在上海的據點大都以鋼筋、水泥建成，異常堅固。8月17日，張治中向蔣介石報告說："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堅，但因每一通路，皆為敵軍堅固障礙物阻塞，並以戰車為活動堡壘，終至不得不對各點目標施行強攻。"這種攻堅戰，中國軍隊必須配備相應的重武器。張治中報告說："本日我炮兵射擊甚為進步，命中頗佳，但因目標堅固，未得預期成果。如對日司令部一帶各目標命中甚多，因無燒夷彈，終不能毀壞。"③ 僅有的三門榴彈炮，一門因射擊激烈，膛線受損；一門膛炸；一門不能射擊。這種情況，自然無法克敵制勝。

　　中國軍隊當時是否完全缺乏攻堅武器呢？並非。關鍵在於何應欽沒有想到，蔣介石也沒有想到。11月20日，蔣介石檢討說："緒戰第一星期，不能用全力消滅滬上敵軍。何部長未將所有巷戰及攻擊武器發給使用，待余想到戰車與平射炮，催促使用，則已過其時，敵正式陸軍，已在虯江碼頭與吳淞登陸矣。敬之（指何應欽--筆者）誤事誤國，實非淺尠。"④

　　蔣介石對張治中的指揮不滿意。8月20日，陳誠向蔣介石提出，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勢，必將利用其快速裝備南下直撲武漢，於我不利，不如擴大滬事以牽制之。① 蔣介石對陳誠的這一戰略思想沒有表示肯定或否定，僅答以一定要打。同日，軍事委員會將江蘇南部及浙江劃為第三戰區，蔣介石兼任司令長官，顧祝同為副司令長官，陳誠為前敵總司令。張治中被任命為淞滬圍攻區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被任命為杭州灣北岸守備區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守衛上海左翼浦東。這些舉措，說明蔣介石開始重視上海戰場，但是，蔣當時還沒有在上海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對這次戰爭的艱難與嚴酷也還缺乏認識。當日日記云："本日滬戰頗有進展，南口陣地已固，此心略安。對英提案運用其能實現，使倭得轉圜離滬，以恢復我經濟策源地，以今日戰況或有退卻可能也。判斷情報，倭寇陸海軍意見紛歧，政府內部不一致，已陷於進退維谷之勢也。"② 次日，日本拒絕英國調停，蔣介石感到事態嚴重，"憂心倍增"。③ 22日，蔣介石下令成立第十五集團軍，以陳誠為總司令，守衛上海右翼長江江岸。

日本陸、海、空軍協同，中國反登陸戰失利

　　日軍在上海的兵力有限，要持續進攻，必須通過海上的遠距離運輸，將軍隊源源不斷地送到中國戰場。中國海軍的軍力本極有限，艦艇在戰爭開始時或被炸沉，或奉令自沉長江，封鎖航道，已經沒有和日艦進行海上作戰的能力；空軍能作戰的飛機不過一百八十餘架，不足以從空中遏制日本運兵艦艇的航行。④ 中國軍隊所能進行的只有反登陸，在海岸及相關縱深據點布置軍隊，阻遏日軍，但是，中國方面又未予以足夠重視，守衛江岸、海岸的兵力都很薄弱。

　　8月13日夜，日本內閣會議決定出兵。15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為討伐中國之暴戾，以促使南京政府之反省，如今已到了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之地步"。① 同日，日本政府下令，以松井石根大將為司令官，率領第三、第十一師團組成上海派遣軍，協助海軍，掃蕩、殲滅上海附近的中國軍隊，佔領上海。17日，日本閣議決定："放棄以往所採取之不擴大方針，採取戰時態勢上所需要之各種準備對策。"② 22日，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率第三、第十一師團到達上海東南的馬鞍群島。23日，日軍第十一師團在三十餘艘軍艦密集炮火的掩護下，於長江南岸川沙口強行登陸，佔領川沙鎮，第三師團在吳淞鐵路碼頭登陸，進攻上海北部的吳淞、寶山等地。據中國方面第九集團軍司令部作戰科長史說回憶："在23日拂曉以後，日空軍開始猛烈轟炸，使我援軍不能接近，日海軍也以猛烈炮火支援日軍登陸。我沿長江岸守備的第五十六師和沿黃埔江口守備的上海市保安總團，兵力薄弱，日陸軍登陸成功。"③

　　日軍登陸后，中國方面力圖阻止敵人向縱深發展。張治中在敵機猛炸下騎自行車趕赴前線，一面任命王敬久為淞滬前敵指揮官，指揮部隊固守原陣地，一面抽調第十一師彭善在部、第九十八師夏楚中部北上，拒止登陸之敵。雙方在羅店等地激戰。中國軍隊向日軍發動數次猛攻，雖有進展，但均未奏效。28日，守衛羅店的中國軍隊傷亡過半，日軍第十一師團佔領羅店。31日，日軍第三師團攻佔吳淞鎮。9月1日，日軍精銳部隊久留米第12師團等三個師團到達上海，實力大增，向中國軍隊發動全線攻擊。9月5日，日軍以優勢兵力及戰車、炮艦、飛機聯合進攻，中國第十八軍第九十八師姚子青營奮力抗戰，激戰至第二日，全營官兵壯烈犧牲。① 蘊藻浜沿河之戰，"雙方死亡俱奇重，浜水皆赤，所謂流血成河，顯系實在景況。"② 據陳誠報告，該部自8月22日參戰，至9月7日，僅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八、第五十六五個師即傷亡官兵9039名，第六師吳淞一役，即傷亡過半。"大部受敵飛機、大炮轟炸，人槍並毀"。其三十六團第二連，守衛火藥庫，"死守不退，致全部轟埋土中"。③

　　由於江岸地形有利於日本陸海空軍協同作戰，日軍又源源增援，中國軍隊為減少損失，只能主動退守。史說回憶說："日軍在長江沿岸及黃埔江沿岸繼續登陸，與我軍一個點一個點地爭奪，往往日軍白晝佔去，夜間我又奪回。""在日軍艦炮火下，傷亡慘重，往往一個部隊，不到幾天就傷亡殆盡地換下來了。我親眼看見教導總隊那個團，整整齊齊地上去，下來時，只剩下幾付伙食擔子。"④ 9月10日，第十五集團軍右翼陣地被突破。11日，第九集團軍奉命向北站、江灣等地轉移。

　　反登陸戰爭失利，日軍後續部隊源源增加。9月11日，自青島調來的日軍天谷支隊進入月浦鎮。12日，由華北方面軍轉調的後備步兵十個大隊陸續抵達上海戰場。14日，自台灣調來的重藤支隊登陸。中國軍隊的處境越來越困難了。

　　為維護中蘇交通線，蔣介石決定吸引日軍改變主戰場；

　　為配合外交鬥爭，蔣介石決定堅守上海

　　9月11日以後，中國軍隊轉入頑強的守衛戰。

　　作為淞滬戰場的最高統帥，蔣介石最先感到了中國軍隊的不利態勢。8月28日，羅店失陷，蔣介石日記云："近日戰局，漸轉劣勢，人心乃動搖矣。"31日，吳淞失守，蔣介石再次在日記中表示："我軍轉入被動地位矣。"在這一形勢下，蔣介石不得不重新思考，仗將如何打下去。9月2日日記云："戰略應盡其全力貫注一點，使敵進退維谷，以達我持久抗戰之目的。""敵之弱點，以支戰場為主戰場，故其對華戰爭全在消極，且立於被動地位，故我如處置得策，不難曠日持久，使敵愈進愈窮也。"① 這則記述說明，儘管上海戰場形勢不利，但蔣介石決定"全力貫注一點"，在上海長期拖住日軍。其後，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作戰組長劉斐等向蔣提出，淞滬會戰應"適可而止"，部隊應及時向吳福線國防工事轉移。蔣介石一度接受這一意見，下令執行，但第二天又決定收回命令。② 同月14日蔣介石日記云："集中兵力，在上海決戰乎？抑縱深配備，長期抗戰乎？"③ 兩種方案，前者意味著在上海和日軍決出勝負，後者意味著向吳福線轉移。這則日記，說明蔣對自己的戰略決定有過猶疑。但是，這一時期，蔣從全國各地抽調的部隊正陸續到達淞滬戰場，因此，蔣仍然決定長期堅守上海。其日記云："各部死傷大半，已覺筋疲力盡，若不支撐到底，何以懾服倭寇，完成使命也？"④ 16、17日，日軍發動總攻擊，中方陣地動搖，前線指揮官向蔣要求撤退，蔣嚴令死守，並親往崑山督師。⑤ 21日，蔣介石調整部署，將中國軍隊分為右翼、中央、左翼三個作戰軍。右翼軍以張發奎為總司令，下轄第八、第十兩個集團軍；中央軍以朱紹良代替張治中為總司令，下轄第九集團軍；左翼軍總司令陳誠，下轄第十五、第十九兩個集團軍。

當時，中蘇之間的槍械、彈藥有兩條運輸線。一條是經外蒙古、內蒙古、山西大同至內地，一條經新疆、甘肅、山西，連接隴海路。9月11日，大同失陷，蔣介石極為震痛。14日日記云："閻之罪惡甚於宋之<失>平津，其為無膽識，一至於此，實為夢想所不及也，可痛之至。對於蘇俄之運貨交通更生困難矣。" 當日，蔣介石向自己提問道："集中兵力在上海決戰乎？抑縱深配備，長期抵抗乎？" ① 25日，蔣介石得悉平漢線中國軍隊潰退，河北滄州不守，估計日軍將進攻河南鄭州，中俄之間的第二條聯絡線有可能截斷，決定加強上海戰場，吸引日軍主力。② 27日，蔣介石決定四項抗敵策略："一、引其在南方戰場為主戰場；二、擊其一點；三、持久；四、由晉出擊。"③ 10月8日，蔣介石決定調驍勇善戰的桂軍加入上海戰場。10月15日日記云："相持半年，遲至明年三月，倭國若無內亂，必有外患，須忍之。"17日，蔣介石到蘇州督師。次日，中國軍隊在上海戰場發動總反攻。

　　蔣介石之所以決定堅守上海，一是為了減輕華北戰場的壓力，維護中蘇交通線，同時也是為了配合外交鬥爭，爭取對即將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有較好的影響。《九國公約》簽署於1922年2月，其簽字國為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等九國。該條約表示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強調各國在華機會均等與中國的門戶開放。盧溝橋事變后，南京國民政府即向國聯申訴，要求"譴責日本是侵略者"。國聯沒有採納中國的要求，提議召開《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討論。10月16日，比利時向有關19國發出邀請，初定同月30日在布魯塞爾召開。蔣介石希望通過該次會議，"使各國怒敵，作經濟制裁，並促使英、美允俄參戰"。① 因此，蔣希望在該會召開之前，上海戰場能有較好的戰績，至少，要能堅守上海。據唐生智回憶，蔣介石曾向他表示："上海這一仗，要打給外國人看看。"② 同月22日，蔣介石通電全軍將士，說明九國公約會議即將舉行，全體將士"尤當特別努力，加倍奮勵"，"於此時機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國際地位與友邦同情"。③ 為此，蔣介石向全國各地普遍調兵。24日，蔣致電龍雲，詢問滇軍出發各部到達何處，要龍命令該軍"兼程急進，望能於九國公約會議之初到滬參戰"，急圖在會前有所表現的企圖躍然欲出。④

　　日本政府採取對應措施，不斷從華北、東北及國內向上海戰場增兵。10月1日，日首相近衛、陸相杉山、海相米內、外相廣田會議，通過《中日戰爭處理綱要》，決定發動十月攻勢，擴大華北和華中戰局，將中國軍隊分別驅逐至河北省及原上海停戰協定規定區域以外，迫使南京政府議和，結束戰爭。此後，上海戰場日軍參戰兵力超過華北，達9個師團，20萬人以上。17日，日本陸軍省限令上海作戰部隊在《九國公約》簽字國會前攻克閘北、南翔、嘉定一帶。⑤

　　雙方既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較量，戰場上的拼殺自然更加激烈。10月21日，廣西增援部隊第二十一集團軍廖磊率部到滬，向蘊藻浜沿河之敵發起全線反攻。桂軍作戰勇敢，但武器落後，缺乏與現代化武裝的日軍作戰的經驗，未能挽救危局。22日蔣介石日記云："滬局以桂軍挫敗頓形動搖。滿擬以桂軍加入戰線為持久之計，不料竟以此為敗因也。"① 次日，桂軍因傷亡過大，撤至京滬鐵路以南地區整理。② 其他部隊也傷亡慘重，第三十三師打到官兵僅剩十分之一，師長負傷，旅長失蹤。③ 25日，中央軍第七十八軍第十八師朱耀華部防地為日軍突破，朱軍放棄位於上海西北的戰略要地大場。至此，蔣介石才覺得"滬戰不能不變換陣地"，決定命中國軍隊作有限度的撤退，轉移至蘇州河南岸。但是為了給世人留下仍在堅守蘇州河北岸的印象，他決定在閘北"派留一團死守"。④ 27日夜，第八十八師第五二四團團附謝晉元奉命率部留守閘北四行倉庫，演出了八百壯士（實只四百人）孤軍抗敵的悲壯一幕。31日，該團退入上海公共租界，堅持至1941年12月18日。

　　蔣介石認識到，中國的對日戰爭只能是持久戰、消耗戰，但是，他提出的戰略原則卻是防守戰。8月18日，他發表《告抗戰將士第二書》，主張"敵攻我守，待其氣衰力竭，我即乘勝出擊"。"要固守陣地，堅忍不退，以深溝高壘厚壁，粉碎敵人進攻。"⑤ 9月13日，蔣介石手擬《告各戰區全軍將士文》，再次強調固守，"雖至最後之一兵一彈，亦必在陣中抗戰到底"。⑥ 10月28日，他在松江召開軍事會議，仍然表示："要嚴密縱深配備，強固陣地工事"，"要不怕陣地毀滅，不怕犧牲一切"，"我們已移至滬戰最後一線，大家應抱定犧牲的決心，抵死固守，誓與上海共存亡"。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