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與外來政權——紀念成都大屠殺360周年

節選自天涯.

文章來源：往複論壇 文章作者：王怡  


    歷史記憶的中央集權化

    1644年是舊曆甲申年。郭沫若曾作甲申300年祭，祭的是李自成在這一年成王敗寇，功虧一簣。在滿清異族統治的威脅下，漢人農民軍的縱橫，就具有了民族主義視野下的某種正當性。其功德也容易被史家無限誇大。只要他們殺滿狗，他們同時殺漢人也就不打緊。漢人可由漢人來殺，川人可由陝人來殺，但漢人卻萬萬不可被異族殺戮。這就是亂世之中的漢民族主義歷史觀。「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在這種與暴力革命如出一轍的民族主義邏輯下，不問青紅皂白亂殺一氣的屠夫，就被某種大一統的記憶刻化成了民族英雄。但對被殺戮者而言，區分劊子手的種族卻是沒有意義的。死就是死。良民們橫死在刀槍之下，是一樁極端個人主義的遭遇，而不是某種被假想的集體主義獻祭。敵人的敵人是什麼人？在360年前煙塵四起的成都平原上，一個真實而殘忍的答案是：敵人的敵人張獻忠，不過是更兇殘的敵人。

    1644年亂賊張獻忠入川，9月成都淪陷，獻賊稱帝，隨即在成都平原拉開了一幕四川有史以來最殘酷的大屠殺。張獻忠不但殺官紳，也殺士民。更可恨的是上承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他以科舉為名，騙進士、舉人、貢生一萬七千人於青羊宮中，盡數殺戮。古蜀以來四川三千年文明史跌入最黑暗的年代。成都府十室九空，府南兩河「屍為之塞，不能行船」，成都平原頓成曠野，天府之國數年之間竟虎狼遍地。這些基本史實在1949年前的史學界，在海外漢學界都有定論。如蕭一山在東北大學流亡我的家鄉四川三台時撰寫的《清代史》，和詹姆斯•b•帕森斯1957年的論著《一次中國農民起義的頂點：張獻忠在四川1644－1646》，都描寫了張獻忠登峰造極的恐怖統治。幾十年後的劍橋中國史也採納了詹姆斯的觀點。但1949年後的大陸，出於抬高農民起義之合法性、進而彰現中共農民革命之合法性的「唯物主義」需要，史書關於這場大屠殺的史實，均被無良之史家說成是滿清對抗清義軍的造謠侮蔑。如王綱的《清代四川史》，戴逸的《清史》等，都睜眼說瞎話，稱張獻忠部為萬民敬仰、英勇抗清的義師。

    然四川的先人含冤不白，五十年來每逢成都城區改造、挖路修渠，都暴殄白骨，現身說法。如《荒書》記載，獻賊入城后「先殺衛所指揮千、百戶，后殺僧人、道士、匠作、醫士，皆令州縣解入成都。殺則投南門外大橋下」。2002年初，成都新修南門大橋下穿隧道，在工地上挖出記載中的萬人坑。我曾聞訊前往河邊觀看，骨白如玉，天地可鑒。一堆一堆，就在眼前。先人360年的冤屈與悲情，迄今仍在歷史教科書的謊言中被子孫抹煞和遺棄。一旦想及此節，令人慾哭無淚，欲泣無聲。

    中央集權主義最可怕的一層，就是我們的歷史記憶和知識系統也被逐步地中央集權化。統治者不但在政治上要求犧牲地方服從中央，犧牲今天服從將來；而且在文化上要求犧牲地方記憶，服從宏偉敘事。於是就連我們的苦難都是中央集權化的，如果四川人的哭泣不能被統一到一個相同的哭泣聲中來，四川人的哭泣就會被歷史省略，被民族主義敘事一筆勾銷。一個四川人可能很真誠的為「揚州十日」而垂淚，但他對始自甲申年的成都大屠殺卻可能一無所知。正如我曾經在四川的鄉下特意詢問那些小學生，他們知道中國所有三山五嶽、大河大川的名字，能背誦中國歷史所謂正統朝代的整個譜系。但他竟不知道家鄉的河流和山脈從哪裡來，到哪裡去？不清楚四川三千年以來的歷史脈絡。因為我們的知識譜系，我們的情感方向，從小就是被按照一種中央集權的模式來塑造和培養的。這種模式一步步教會我們愛遙遠的事物勝過愛眼前的花草。教會我們如何對當下的苦難保持麻木，而對抽象的辭彙保持亢奮。

    這種模式，成功的培養出一代又一代中央集權體制的崇拜者。地方的記憶，地方的知識，地方的情感，不是在事實上被編排，就是在價值上被藐視。這使眾多的受教育者在最基本的個人情感上，成為了地方主義的痴呆症患者，和集權體制的發燒友。然而地方主義，是鏈接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的中介。沒有地方主義的崛起就不可能有政治民主，因為民主首先是一個地方概念，首先意味著政治權力及其來源的本土化。沒有地方記憶的凸現和地方情感的養成，就沒有一種健康的集體主義和政治共同體的立足之地。我若沒有作為一個四川人的驕傲，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的驕傲就是虛妄的。我若沒有對四川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認同，我對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認同就是危險的。如同婚姻是一種最小單位的社會共同體，地方主義也是一種最小化的政治集體主義。地方主義的政治觀是一種中道，既能抗衡無政府的個人主義，又能適度消解虛妄的天下觀與狂熱民族主義。

    在眉山人郭沫若式的歷史觀中，張獻忠的抗清被賦予太多的民族大義，被給予李自成之後太多絕望中的厚望。但1644年張獻忠的入川和大屠殺，卻是蜀文化三千年歷史最悲慘的一場浩劫。在這一年，四川人的敵人是張獻忠，而非滿清。因此這一年之於四川的意義，是與其之於中國之一般的意義截然相反的。而與中國之一般相反的地方意義，是否就是沒有意義？如同與全體利益相悖逆的個人利益，是否就是不正當的利益？大陸20年經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重新確立了個人利益及其權利主體的正當性。而我們未來政治轉型的目標之一，則是要進一步確立地方利益及地方政治的正當性。

    中國歷史上的地方主義和某種自治傳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儒家的祖先崇拜和宗祠制度。因為李家的人顯然不會去祭王家的祖先。成都人也不會去拜上海的城隍。因此祭祖的政治意義就是培養地方主義的情感，培養一種源遠流長的本土價值傳統，即宗族與城邦的傳統。這種傳統曾經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秦之後中央集權體制的有效性。但1949年，中共建立了一個依託烏托邦意識形態的、徹底的中央集權政治。在共產黨政權出現之前，人類社會並沒有徹底的集權主義體制。因為只有現代極權主義才能徹底的消滅地方主義和個人主義，從而帶來徹底的中央集權。當古典的地方主義被消滅后，所有的人都同唱一首歌，在政治上都拜同一個生祠（黨啊母親），在文化上都成了炎黃子孫。最近大陸也開始流行祭祀黃帝，因為你若已沒有自己的祖先可祭，你就只有去祭黃帝。如果說祭宗廟是古典地方主義的文化儀式，那麼祭黃帝就是中央集權主義的文化儀式。

    因此凸現地方的真相，在文化上伸張地方的苦難，就與在政治上伸張地方的利益幾乎同等重要。都是在一種屈辱的政治生活中，對於中央集權主義的反抗。

眉山人郭沫若-->樂山人郭沫若

原帖由 trump 於 2008-8-27 06:19 發表 [大屠殺與外來政權——紀念成都大屠殺360周年 - 史海鉤沉 -  back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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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 轉的時候沒有注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