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淵：鳥貓論……

學淵評：早幾天就讀了此文，『以平常心對待奧運』不過是平庸可口的『甘草』，它既不治標，也不治本，謂之『鳥論』與的『貓論』相比，是太過譽了。即便是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貓論』，落得今日下場，也被證明了是個失敗，再來一個『鳥貓論』，可能還算不上是什麼『東施效顰』了……
   
   『是誰將林子砍伐得只剩下中共這棵大樹？』是妙問。一樹獨大，只容得兀鷹，逐盡了嘰喳的麻雀；於是蛆蟲瀰漫，食盡了樹皮，乾枯了枝葉……。話說毛澤東時代還有什麼『民主黨派』『知名人士』『各人民群眾團體』，它們固然不是天然灌木，但如今這些盆景也不見了。生物鏈的斷裂，日理萬機的大兀鷹就必須事必躬親去食小蛆蟲，食不完樹上的弊病，天下就會動亂不止，就會星火燎原……
   

    重建中國的政治生物鏈，那麼星星之火就『不必燎原』，反之『必然燎原』，這不是由單方理性決定的，而是歷史規律使然。說『誰都拿不出立馬消解官民尖銳對立的靈丹妙藥』是中世紀的妄言，問題是一味堅持『黃帝內經』，反對現代政治病理學，再好的『靈丹妙藥』之於中華民族，也是白費。
   
   革命是社會的『提升和飛躍』，五千年的中國只有『造反』而沒有『革命』。但我們也絕對不可以說『暴力革命』一定不能達成『理性提升』的結果；而應該說我們更歡迎『光榮革命』，即和平理性的妥協、改革、提升。我們更不可以因為『暴力革命』的惡果，而呼喚『告別革命』。
   
   『以暴易暴』的確是『一副毒藥』，但『無葯不毒』也是箴言。如果共產黨認定『民主』比較『暴力』毒性更劇的話，那中華民族就會伴共產黨而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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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作為主管北京奧運的最高領導人，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月前在接受香港記者訪問時表示，應以平常心對待「拉薩騷亂」、「奧運火炬境外傳送受干擾」等噪音。他舉例稱：「在一個籠子里有各種鳥，如果把那些吵得厲害的鳥拿出去，那麼籠子里就不熱鬧。我們對於熱鬧已經懷平常心了，司空見慣，關鍵是我們自己把這個事情做好。」
   
   習近平的這番「鳥論」，明顯有意將浮躁、張揚的北京奧運拉回到到正常軌道，同時也顯示中共執政思路正在升級，所以獲得很好的反應，甚至有人將之與鄧小平「貓論」相提並論。
   
   問題在於，中國現在這個籠子有多大，可以容納多少只鳥？即使不是「籠子」而是「林子」，中國這個「林子」又有多大呢？這五十多年來，「籠子」「林子」是變大了還是縮小了，鳥是越多了還是更少了？是誰容忍不了「吵得厲害的鳥」，又是誰將林子砍伐得只剩下中共這棵大樹？
   
   今年以來，中國各地天災人禍不止，尤其是民怨沸騰、系列暴力衝突事件，已經為上述提問作了回答。
   
   官民對立，民怨暴烈，這恐怕就是力贊中國「盛世」「騰飛」的人也無法否認的事實。初夏以來，甕安火燒公安局、楊佳上海殺警、昆明公車連環爆炸……更令人吃驚的是，這些事件傳開之後，不少網民為之叫好，殺死六名警察的兇嫌楊佳，竟被稱為「義士」「大俠」，民調顯示得到七成同情率，還有人用毛澤東引用過的一句名言呼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否！我們要明確地表達態度：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說燎原之「不可」，首先是說客觀上「不可能」。各地發生的這些暴力事件，是從制度、利益、程序弊病、官員作風，到人際關係、信息傳遞、個人性格等等多種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互為作用的結果。相似的背景和前提是：媒體被箝制，司法被濫用，民意得不到正常表達，一方面是民眾信仰錯失、慾望被撩撥，一方面是官員盡求面子工程、短期效益，且有的與黑白兩道合謀，擅權貪利，官民之間缺乏基本的信任，官視民為刁民，民看官為貪官，乾柴一逢火星，一場大火就難免。
   
   然而，各地主要矛盾並不相同，這些暴力事件又不能夠簡單地「一言以蔽之」，各有各的具體原因，反映的是中國在變革過程中，社會問題的多重性，而且並不具有全國互聯性。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央集權放鬆，地方自主權增大，發展路徑和具體政策的差距拉大，官府與民間矛盾對立的糾結點也多樣化了。雖然我們說各地布滿乾柴，但是乾柴彼此分割，更重要的是：能引燃乾柴的火星並不相同，甲地老百姓怒火中燒的是此原因，乙地老百姓怒不可遏的是彼原因，這樣一來，某一處燃燒，另外哪怕就是相鄰的地方，並不必然被引燃。
   
   另外，我們還要看到：信奉和實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毛澤東和他的團隊，在執掌中國之後，就回過頭來致力於防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從「文革」 中雖然鼓勵群眾成立組織，卻嚴格禁止成立全國性組織；到禁止傳銷、對網際網路加強監控，中國當權者一以貫之的思路，就是將所有的動亂、反抗，都封鎖割斷在一個個局部區域，以便集中優勢兵力來解決。不得不說，中國當局的這一策略在半個多世紀中是行之有效的，除了1989年中共高層內部分裂導致全國性動亂，我們很難再看到一場反抗能夠形成全國性的連鎖反應。
   
   說燎原之「不可」，更重要的是說主觀上「不可以」。解決官民對立、社會矛盾，不應該動不動採用暴力手段。暴力手段逞快於一時，卻遺禍於久遠。深感不公的當事人鋌而走險，雖然通過暴力發泄了憤怒，宣洩了壓力，但是報復不可能做到恰如其分，不可避免地會傷及無辜，不僅使當地的社會秩序、公共財產、百姓生活受到慘重損失，而且更積攢起來新的社會對立，進一步造成了或者加劇了不同利益群體的仇恨。
   
   星火燎原，以暴易暴，這一種解決官民衝突的方式，中國人已經玩了幾千年了，對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有多少好處呢？從孫中山對袁世凱發動「二次革命」搞武裝北伐，到毛澤東「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打江山坐天下，都是這一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敗則橫屍百萬，就不用說了，勝則建立一個暴力統治機器，一切陷入惡性循環，從頭再來一遍。
   
   歷史事實已經一再證明，以暴易暴，難以建立新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機制，難以帶來祥和、安寧，也無法保障人們的權益。在當今尊重生命、以人為本的舉世呼聲之下，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號召暴力反抗，更顯得格格不入，這是一種危險、荒唐、虛妄的鼓吹，應該遭到譴責，而決不應該鼓勵。
   
   當然，我們知道實施和鼓吹暴力反抗的人，無不可以舉出不得不如此的理由。我們也知道中國古話所說「官逼民反」確實有其道理——正如有學者引用過的唐詩： 「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從來不讀書」。人能承受的壓力是有限的，如果統治者堵塞了民意的正常、理性的表達渠道，壓力累積，終究要通過非理性的方式爆發。西方民主社會許多先賢也諄諄告誡：百姓天然擁有推翻政府的權利，暴力解決是民眾爭取自身權益的最後的方式。中國執政者應該用這些警世通言自我惕勵，不要逼得老百姓只能運用這種高成本、高風險、玉石俱焚的「最後的方式」，更絕不能將這種「最後的方式」當作自己的首選方式，迷信武力，迷信用槍杆子來壓服民意。
   
   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無論社會、政治如何轉型，官民衝突事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在中國都只會越來越頻繁、越來越激烈。任何人，不論中南海里的執政者，還是滿腹經綸的學者，誰都拿不出立馬消解官民尖銳對立的靈丹妙藥，聲稱自己擁有靈丹妙藥，多半是江湖騙子。而當前，宣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暴民來推翻暴政，可以肯定，決不是一副良藥，而是一副毒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