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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裂變來了:中國改革三十周年墓誌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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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T001 發表於 2008-8-2 02:27 |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袁劍

歷經30年漫長的改革跋涉,中國似乎終於修成了正果。與西方市場經濟的先進們相比,今天的中國不僅擁有了一整套宏、微觀市場經濟體系,擁有了一大批熟練駕馭這套體系的技術官僚,更擁有讓西方前輩們望塵莫及的增長動力。這種看上去似乎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經濟活力讓西方國家自嘆弗如、艷羨不已。在經過了十數年的迷惑、懷疑、苦思而終於不得其解之後,(現有的思想資源似乎已經很難令人信服的解釋中國的經濟神話),西方的觀察者們終於將中國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作為一個事實接受下來,而在地球的這一邊,中國內部最頑強的懷疑論者也開始銷聲匿跡。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迷,而是永無休止的高增長的代名詞。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資本主義逐漸老邁、遲暮之際,中國正在東方續寫資本主義新的歷史傳奇,並為世界資本主義提供新的想像力。揆諸中國100多年的現代化歷史,這種天時地利的歷史境遇還是第一次出現,可謂千載難逢。

       雖然仍保留著中國式的剋制和低調,但一種樂觀主義情緒顯然已經在中國的精英群體及官僚體系中開始蔓延並逐漸上升為主流意識。中國的精英們確信:只要憑藉過去三十年奠定的體制基礎並在這個體制基礎上小心翼翼的調整和應對,中國就能像過去的三十年一樣,將經濟增長的神話再延續三十年。然而,這是真的嗎?
   
    一、遲到的幽靈
   
    在2007年11月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以其一貫的平穩風格說到:「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長期積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依然存在,同時還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況新問題。」
   
    不仔細體會這個講話的背景,很多人都會將這個講話當作典型的官樣文章而熟視無睹。但如果人們真正了解2007年中國經濟形勢的詭譎,我們就會發現:胡的講話中其實充滿了憂慮與疑惑。
   
    中國的最高領導者們的確有充足的理由對2007年歲末的中國經濟形勢表示疑惑。雖然GDP一如既往的高速增長,並無異樣,但一場久違了的通貨膨脹卻不期而至。中國領導人顯然早已經習慣了高速甚至過熱的增長,但新世紀以來歷久不衰的低通脹高增長環境卻讓他們對通脹變得相當陌生。在很多技術官僚那裡,通貨膨脹甚至早已經是貨幣政策可以輕易降伏的對象而成為現代經濟史的遺跡。然而,在人們普遍認為已經徹底消滅了的通脹的時候,這個在中國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問題卻陡然捲土重來,這讓中國的的技術官僚們頗有點措手不及。不過,這並不是唯一令中國領導人疑惑的「新情況、新問題」。在2007年,原因不詳的流動性泛濫、民怨沸騰的房地產市場都久治不愈。而在中國南方,一向被視為中國最具活力的製造業也開始出現大規模倒閉風潮。幾乎是在一夜之間,中國開始變得陌生起來。所有這一切,都不能不讓中國領導人疑竇叢生、惴惴不安。在他們前面,彷彿一個巨大的幽靈已經開始舞動它的翅膀。
   
    是的,中國領導人的直覺非常準確。在一場歷時三十年的資本主義狂歡之後,中國可能的確正在進入一個前途詭譎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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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最近幾年已經被廣泛揭示的那樣,在過去三十年沸騰的資本主義實驗中,中國不僅締造經濟史上無與倫比的增長紀錄,但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這些成本雖然無法像GDP一樣反映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之中,但卻是加諸於中國社會的實實在在的債務。長期以來,這些成本被轉移、隱匿起來,不僅沒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國的GDP一樣處於高速積累之中。如果說我們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並快樂的享受高速增長之紅利的話,那麼在未來的很多年中,我們將為過去三十年中積累的巨額債務痛苦地埋單。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其實正在進入一個還債高峰期。中國經濟在2007年所發生的種種詭異癥狀,其實就是這個債務洪峰即將到來的明確信號。
   
    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高速的經濟增長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來源。而對於1989年之後的中國來說,則尤其如此。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使中國快速轉變成一個徹底的世俗國家。在所有的認同都煙消雲散之後,經濟增長就變成這個世俗國家最新的意識形態。可以說,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義之外,經濟增長是1989年之後中國官方與民間、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種種的利益主體之間所達成的唯一交集與共識。雖未明言,但中國政府與民間卻達成了一種顯而易見的默契:政府許諾經高速經濟增長,而民間許諾放棄所有的政治訴求。這實際上就是鄧小平先生所謂「發展就是硬道理」的歷史由來。作為一個嗅覺及其靈敏的老資格政治家,鄧小平顯然非常精準的把握了中國在1989年之後的精神脈動。在他看來,高速經濟增長可能是繼續凝聚這個在精神上已經徹底裂解的國家的唯一法寶。於是,增長不僅成為官方與民間的一種隱性契約,也成為中國官僚系統頭上一道緊箍的精神魔咒。在相當程度上,它就是1989年之後,中國官方與民間共同認可的一部隱性憲法。不過,經濟增長作為一種民間與官方共享的意識形態,實際上暗含這樣了這樣一種假設,那就是:經濟增長必定可以帶來普遍而且相對平均的福利改進。1990年代之前中國的經濟增長的確具有這種特點,這也為經濟增長成為一種新的國家認同,提供了經驗基礎。然而,這只是一種錯覺。我們將會看到,實際上,經濟增長並不能自動帶來福利的改進,更不會自動將增長紅利以一種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給全體國民,在相當多的情況下,它甚至可能帶來福利損害。而當它作為一種壓倒性的政治任務和政治錄用標準時候,經濟增長就可能被中國各級官僚系統推向極端並成為他們邀功請賞的統計遊戲。不幸的是,中國1990年代以來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經濟增長就非常經典的詮釋了增長的這種另類意涵。
   
    1992年的「南巡景氣」之後,中國新生的市場經濟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過剩危機,接踵而至的亞洲金融風暴則使這種危機雪上加霜。急迫之下,從中央到地方,中國各級政府開始全面涉入經濟增長並成為經濟增長之中最活躍也是最決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經濟增長中扮演活躍角色的情況還基本上限於沿海地區,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這種情況則遍及全國。雖然沒有正式的號召,但考核官員事實上的GDP標準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內在利益衝動使全國各級地方政府了陷入了一場狂熱的GDP競賽。在中央政府層面,政府主要通過其掌控的財政金融手段來推動經濟增長,其中包括積極的財政及寬鬆的貨幣,甚至積極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級地方層面,則通過其掌握的一切資源瘋狂地招商引資,不管是內資還是外資。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在內)的招商引資活動中出現得最頻繁的,就是中國的各級官員。在中國,由於各級政府壟斷性的掌握了經濟增長所需的幾乎全部要素和資源(這是中國政府的得天獨厚之處),所以,只要他們願意,在理論上他們就可以通過將要素及資源價格降至最低在世界範圍內吸引最多投資,並生產出世界上最廉價的產品。事實上,將各種資源及要素價格儘可能地壓低至極限以吸引投資(唯一沒有被壓低的可能是腐敗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經濟超速增長的關鍵密碼。於是我們就看到,中國有超低的能源價格、超低的水價格,超低的環保標準、超低的土地價格(有時候是白送)、超級的稅收優惠、超低的勞動標準。在一個人均資源佔有量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國家(中國的人均資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至30%),資源理應由於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場價格,然而在中國,資源卻長期維持極低的水平。這其中的巨大差價,其實就是被政府送給了各類投資者以及其他利益合謀者。難怪有人說,在中國搶土地搶生態不僅風險極小,而且收益極大,比搶銀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將中國的投資吸引力(我不傾向使用「競爭力」這個詞語)歸結為所謂勞動力價格的低廉,這其實是一種嚴重的誤導。勞動力價格的低廉只是中國高投資的因素之一。而即便是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實際上也是在政府與企業的合謀之下形成的(正是這個合謀形成的勞動力價格正是造成中國消費率長期低迷的主要元兇),權力的高度壟斷一向是中國體制最重要的特殊稟賦。與理論界流行認識所不同的是,這個稟賦並沒有阻礙經濟增長,反而一直是中國經濟高增長最重要的秘密之一。憑藉這種稟賦,中國可以通過壓低一切需要壓低的價格從而在國際投資的競標中獲勝。然而,它的另一面則是人民權利的極端矮化和萎縮。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一個關鍵秘密實際是:極端廉價的公民權利。也正是這種長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權利,使得中國經濟高增長的福利效果受到了嚴重扭曲,使得高增長的成本一再被隱匿、轉移,直至積累到難以負荷的地步。
   
    所有這一切,都讓那些在全球範圍內尋求價格及「環境」套利的國際資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實際上成為全球名副其實的投資天堂。在全球套利資本蜂擁而至的情況下,中國的投資想回落恐怕都難。如果說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的是國內的高投資的話,那麼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的經濟增長則同時為國內及國際兩個高投資所支撐。這種高投資所帶來的高增長與毛澤東時代的投資頗有幾分相似。區別在於,現在的這種高投資多少要受到市場需求的約束。從理論上及經驗上看,長期畸高的投資必然帶來嚴重的過剩,幸運的是,冷戰結束之後越來越緊密的經濟全球化市場,為中國的這種高投資暫時找到了出路。但條件是:必須低價,甚至是最低價。所以,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本質並不僅僅在於國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壟斷企業,而是通過國家力量為所有資本所造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套利環境。在奇高的固定資產投資的推動下,中國積累了越來越龐大的過剩產能,雖然這種過剩產能通過維持低價在國際市場上暫時找到了出路,但是災難接踵而至,維持這些產能的所需要消耗的原材料、資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幾乎一切要素)卻立即發生了嚴重的短缺。在中國,有人看到了過剩,也有人看到了短缺,但事實上,中國是過剩與短缺並存。
   
    我們大致可以這樣圖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循環:中國利用國家操縱的極端廉價的投資環境在國內和國外同時吸引投資(當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資),通過最廉價的方式消耗國內資源或者以昂貴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購買所需資源來維持這些產能,然後以最低廉的價格在國內及國際兩個市場上同時傾銷其巨大的產能。我們絲毫也不懷疑中國的高增長,但總整體上看,這越來越像一樁賠本的買賣。賠本的買賣是很難持續的。
   
    必須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個極端廉價的投資環境的過程,並不是一個中性的過程,而是一個充滿了剝奪的過程。(在某些經濟學家看來,這正是交易成本為零的理想境界)。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的土地被剝奪了,人民的社會保障被剝奪了,勞動階層的工資被剝奪了,子孫後代享受正常自然環境的權利被剝奪了。而這些被剝奪的福利通過市場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斷的饋贈給國內的特殊利益集團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費者(這個過程中的市場交易外表特別具有欺騙性)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高增長的政治經濟學本質。可以相當有把握的說,中國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經濟增長,已經不再是一個多贏的遊戲,而是一個典型的零和博弈。這就是為什麼1990年代中期之後,越來越多的人對經濟增長感到疑惑和不耐煩的原因。人們似乎漸漸明白,中國的高增長實際是這樣一個怪誕的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剝奪、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則是低工資、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費以及急速擴大的貧富懸殊。在這樣一種經濟增長中,投資焉有不高之理、消費焉有不低之理?中國民間對經濟增長的逐漸祛魅向執政者發出了一個警告:作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長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不過,這並不是中國真正的麻煩,真正的麻煩在於:中國1990年代中期以來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競爭力以及建基於此上的高增長循環,實際上是一個異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條件稍稍改變,這個高增長循環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們已經看到這個循環正在發生突然梗阻的強烈信號。其集中表現,就是突如其來的通貨膨脹。
   
    對於這場讓人措手不及的通脹,中國經濟學家做出的解釋已經連篇累牘,但其歷史本質,則是長期被隱匿的高增長成本開始逐漸釋放的結果,是長期被壓抑著的要素、資源、環境等價格從最底線開始反彈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這次通貨膨脹並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脹,而是一次歷史的報復。
   
    初看上去,中國這次通脹的誘發因素似乎相當複雜,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上升的推動。而所謂成本上升,無非是中國國內的勞動力價格、資源價格、環保及勞動保障標準在不提高則無以為繼的基礎上略微上漲而已。在我看來,目前的上漲可能也僅僅只是能夠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而環保、資源價格的上升對彌補已經造成的環境破壞和支持可持續發展則完全是杯水車薪。如果所有這些價格向一個正常社會可以容忍的標準看齊的話,不僅大量中國企業會破產,而且通貨膨脹也可能會飛到天上去了。有人將中國的這次通脹歸結為境外輸入型,意思是說,中國的通脹主要是由於國際市場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漲所引發的。但仔細分析這個所謂境外輸入說,結論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國輸入通脹,而恰恰是中國(當然也包括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黑洞般的需求導致了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暴漲。數據表明,在2006年,中國消耗了世界32%的鋼材,25%的鋁,23%的銅,30%的鋅和18%的鎳。在石油方面,隨著中國石油進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價格開始了一輪令人驚嘆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國已經佔據了31%。另外一個最新的例子則是,當中國2007年上半年中國首次由煤炭出口國變為煤炭進口國的時候,世界煤炭價格立即在短時間內上漲了近一倍。國際能源機構預測,中國將在2010年以後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國,毫無疑問,雖然有其他諸多因素影響世界大宗商品價格,但中國需求的因素,卻是世界大宗商品價格暴漲最重要的基本面背景之一。今天的中國已然成為標準的大宗商品進口國。中國這種建立在高消耗基礎上的高增長模式,引發全球基礎原材料以及能源價格的暴漲實際上只是時間問題。正所謂「中國買什麼什麼就暴漲」,前幾年的一句調侃,竟然一語成讖。據說,由於中國對鐵礦石的巨大需求導致澳大利亞礦業勞動力嚴重不足,以至於出現澳大利亞海軍兵員不足的情況。
   
    當中國巨大產能所需要的基礎原材料及能源,還可以在中國國內滿足的時候,中國可以通過政府力量強行壓低要素、資源、環保等等價格,維持商品的低價輸出,這就是本世紀初,中國向全球輸出通縮的真相(所謂「中國賣什麼,什麼就跌」),而當中國的產能日長夜大,國內的基礎原材料及能源遠遠不足以滿足需求的時候,為了維持這個巨大產能,中國就只能向全球購買這些原材料及能源,從而引發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國外的人力價格、資源價格、環保標準遠遠超過中國,其成本自然也要遠遠高於中國,政府既然沒有能力像壓低國內價格一樣壓低國際市場的價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脹之苦了。以中國潛在經濟規模之巨,增長之迅速,「中國需求」(當然不僅僅是中國)引發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可能還僅僅是開始。在國際金融界,人們將中國需求所引發的大宗商品牛市,稱之為「超級周期」。言下之意很明顯:這輪牛市可能持續的時間以及上漲的幅度,將大大超出傳統智慧的想像。如果有朝一日,中國政府無力或者不願意再壓低資源價格、土地價格,並且讓勞動力價格恢復到人道可以容忍的水平,以中國增長模式的消耗之巨,人均資源之貧乏,中國的通貨膨脹幾乎肯定將達到難以容忍的水平。否則,恐怕就只能通過一次非比尋常的大蕭條來消滅過於龐大的產能。以中國經濟目前的情形,我們離一次劇烈通脹或者一次大蕭條可能都只有一層紙的距離。在這裡,我們應該終於可以理解什麼是中國經濟增長不可持續的真實含義。很顯然,中國愈演愈烈的通脹絕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發,而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一個必然後果,是中國經濟早就應該付出的成本。這是一個遲到的幽靈,當它姍姍來遲卻又終於來到的時候,它可能預示,中國經濟增長可能正在迅速奔向其閾限。現在,該是發達國家為長期享受中國廉價產品的美好時光付出代價的時候了。
   
    在中國經濟增長一路凱歌的表象之下,還有一個比環境的破壞、資源的消耗隱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會分裂的成本。與大多數人的想像不同,社會分化,不僅僅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結果,更是其條件。道理很簡單,不維持一個龐大的低工資低層,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剝奪農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勢階層的利益,中國經濟的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這種內在要求,將中國在極短的時間中,變成了一個貧富差距懸殊的國家。無論是是數據還是經驗都表明,中國的社會分化程度正在迅速超越在這方面名聲最差的幾個國家。社會財富分配的嚴重失衡,在短短三十年中徹底瓦解了中國的社會團結,也因此瓦解了社會合作最隱性但卻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礎。在中國,所有的精神紐帶幾乎都已經折斷,社會認同幾乎蕩然無存。人民僅僅被一種與經濟增長如影相隨的虛假幻想扭結在一起。這種幻想向人民許諾:假以時日,每一個人都能夠發財致富。這是中國改革從未明言但卻不斷向全體人民暗示著的一個「中國夢」。可惜的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它的確只是一個夢。健康的經濟增長本應是一個鞏固社會團結,加強社會認同的過程,很不幸,在中國三十年的經濟增長尤其1990年中期之後的經濟增長中,中國不僅沒有在新的基礎上重建社會認同,反而加速破壞了原有的社會認同和社會團結。與環境破壞及資源消耗一樣,社會團結的瓦解,不會計入任何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也不會計入國民經濟統計體系,但它作為一種真實的負債,則隨時都可能引發整個經濟體系的內爆。從概率上講,任何經濟體都會遇到經濟危機。所以重要的不是我們是否會遇到危機,而是我們在遇到危機的時候,社會是否團結,人民是否能夠共度時艱。很多人對韓國在遭遇亞洲金融危機時,韓國人紛紛捐出自己的金銀首飾共度難關的情形記憶猶新,這就是社會認同與社會團結在關鍵時刻的關鍵作用。這是一個古老的智慧,但卻是人類代代相傳深植於社會基因之中幾乎成為本能的一種智慧。在今天的中國,很多人可能無法理解緣何日本可以歷經十多年的經濟停滯不至於土崩瓦解,而社會卻一片祥和,其中原因並不神秘: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日本的財富分配非常平衡。如果這種停滯換在今天的中國,不要說十年,就是兩年恐怕都無以為繼。如果說以掠奪自然資源和環境為條件的經濟增長,還可以通過戰爭或者掠奪其他國家的資源勉力維持的話,那麼以剝奪內部人民為條件的經濟增長則肯定會遇到重大挫折。這不僅是因為它造成內部需求的嚴重萎縮進而阻塞經濟循環(內需不足一直是中國經濟最大的苦惱之一),更是因為它破壞了一個社會最重要的信任環境和抽象資源,而這恰恰是一個社會之所以為社會的基礎設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通貨膨脹只是一個經濟體系自毀的助燃劑,而社會認同和社會團結的裂解卻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燃料。這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可持續的另外一層更加深層的含義所在。
     
     
     
     
   
    屈指算來,從1978年開始,中國經濟已經高速增長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積累了三十年。三十年之後,中國似乎出現了一種奇異的格局:在積累了巨大的對外債權(巨額外匯儲備)的同時卻也積累了天文數字般的對內債務。常識告訴我們,成本不能無限制地向未來轉移,也無法永遠隱藏在地毯之下。中國經濟中的種種不祥之兆暗示,中國經濟增長高昂的成本正在進入集中釋放周期——這個曾經被我們強行捉進瓶子里的幽靈,正在悄悄從後門回到我們中間。顯然,在三十年的增長盛宴之後,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危機四伏的麻煩周期,或者說是一個還債周期。不巧的是,中國內部這個危險的周期可能與另一個不祥的周期疊加在一起併發生共振。
一個內心陰暗的人是容不得任何光明的,因為光明讓他們原型畢露,嘲笑正義、調侃崇高是他們的心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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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DDT001 發表於 2008-8-2 02:27 | 只看該作者
二、 歷史沒有終結
   
    2008年3月,在中國人大的記者招待會上,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評論美國次貸危機時說:「在全球化深化的局面下,有很多影響是超出我們以往的經驗和以往的分析套路的,所以我們需要給予密切關注。」不愧為嗅覺靈敏之人,在愈演愈烈的美國次貸危機中,周小川似乎已經嗅到了一股異樣的氣味。不知道周是否真正察覺了這股異樣氣息背後的東西。在次貸危機飛灰湮滅的財富灰燼中散發出的,是一股秋天的氣息。因為,次貸危機可能並不是那種周期性爆發的金融災難(比如1980年代的住房信貸危機,1990年代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危機,2000年的網際網路泡沫),而是一個大時代行將結束的預兆。不了解這一點,我們就可能還沒有真正理解我們目下的歷史處境。
   
    二戰之後,美國憑藉其在戰爭之中積累起來的經濟實力及道德力量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新霸主。由此,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中心也正式遷移到美國。繼荷蘭、英國之後,接續資本主義數百年歷史血脈的任務落到了美國人頭上。通過創製一整套的規則(如關貿總協定、布雷頓森林體系)和一整套組織機構(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美國在慘烈的戰爭廢墟上迅速重構了一個新的世界經濟體系。在接下來的四十多年中,這個資本主義體系不僅幫助老歐洲恢復了繁榮和增長,也孵化了新東亞的經濟奇迹。雖然有冷戰的軍事及意識形態對峙,但毫無疑問,及至冷戰結束之前,作為一種歷史運動的資本主義版圖,在美國體系時代已經遠遠超出荷蘭及英國時代。資本主義在美國體系時代的這種黃金般的成功,實際上也是美國最終取得冷戰全勝的關鍵原因之一。柏林牆倒塌,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最強大的競爭對手轟然倒地,美國體系時代以自己都感到詫異的方式全速進入鼎盛時期。美國體系時代的這一歷史盛景,被兩個重要的特徵強有力地呈現出來:其一是,幾乎所有國家都加入了這個資本主義體系。無論是前共產主義國家如俄羅斯、東歐、中國,還是以前徘徊在兩大陣營之間態度曖昧的如印度等國家,都在上個世紀末期毫無保留的加入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尤其是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巨型人口國家的加入,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它意味著,這個星球上的絕大多數人口已經被納入資本主義的全球體系。這一時刻,這個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都不再能倖免於資本主義市場邏輯的滲透、規制和裹挾。尾隨全球大國的這一歷史性的集體轉向,市場資本主義成為全球唯一共享的新的意識形態。在這一尊新神的普照之下,世界似乎又一次跨越了「史前的黑暗」而終於進入大同時代。福山言之鑿鑿的「歷史終結」暗示的就是這一情形。全球大國在市場資本主義上的這一高度共識——後來的「華盛頓共識」實際上是對這一歷史進程的正式確認,不僅是美國體系時代處於鼎盛時期的又一重要表徵,而且也反過來推動了這一體系在空間上的迅速擴張。從這個維度考察,中國1990年代中期之後直到今天的高速經濟成長,既是這一體系擴張的一個結果,也是這一體系擴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到了本世紀之後,由於人口以及越來越龐大的經濟規模,中國更成為這一體系擴張的關鍵因素。正是由於中國,印度、俄羅斯等人口大國(這些資本主義的新大陸被國際投行興奮的概括為「金磚四國」)對這一體系的捲入,將資本主義的美國體系時代推向了頂峰。然而,正當人們將增長和繁榮當作一種歷史常態並樂觀地以為:增長和繁榮還會像過去60多年一樣一如既往的持續下去的時候,美國體系——這個擴張了60多年並且直到最近還在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無形帝國,卻可能正在發生所有帝國都必經的宿命式的斷裂。沒有一種統一的貨幣,任何市場體系的擴張都是難以想象的。檢視戰後60多年的全球市場體系的發展,作為一種世界貨幣的美元起到了極其關鍵的作用。沒有美元在世界範圍內的被接納、認可,戰後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市場體系就不可能擴張到像今天這樣無遠弗屆的地步。正是美元——這個可以穿透國界的幽靈,將這個星球上被國界分割成碎片的民族經濟體,在最大程度上實現了無縫對接,粘合成一個統一的全球市場體系。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國總統布希,但可能很少有人不知道美元,不知道美元背後所隱藏的堅挺的購買力。美元這種世界貨幣的地位可以由IMF提供的下面這個數據得以確證:截止2007年9月,全球央行的外匯儲備之中,美元比重高達64%。(雖然這已經比2002年72%的峰值下降了8個百分點)。這個佔比遠遠超過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佔比。如果說美國的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還多少有些疑問的話,那麼美元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貨幣的地位則絕對是無可爭議的。就其本質,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巨大的全球市場體系,乃是一個美元的帝國。美元,為這個每天都在高速運轉的全球市場體系提供了最基本的信用基礎,是這個體系得以成立的基石。否則,這個巨大的市場體系就可能在一剎那轟然解體。當年,中國的始皇曾經以「車同輒、書同文」一統天下,而美元只是憑藉一張綠紙,便建立了遠為龐大的隱形帝國。
   
    不過,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個曾經使全球市場體系得以建立並將其觸角延伸全球每一個角落的美元,可能也正在成為動搖這個體系的禍首。
   
    自尼克松震蕩之後,美元徹底擺脫了黃金的羈絆,自此,隱藏在美元背後的貨幣發行基礎不再是可以測度的黃金,而是不可測度的「實力」和信用。人們之所以相信並接納美元,是因為人們相信隱含在美元中的美國的實力和信用。實力和信用雖然可以通過全球最強大的美國媒體以及美國偉大的歷史被明確地「感受」到,但卻是一個無法被準確測度的東西。這就為美元的超越國界的無限發行提供了可能。作為一種潤滑劑,無限發行的美元為全球市場體系的擴張提供了信用基礎。美元的購買力(注意,不是美國的購買力。美元的購買力與美國的購買力並不總是相稱的)通過吸收全球剩餘產能支持了全球市場體系的擴張。事實上,日本,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所積累的龐大過剩產能都是通過美元購買力而得到吸收的。這不僅支持了這些體系中新夥計的經濟擴張,也使這個體系本身的邊界大大擴展。而在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國加入這個體系之後,美元又充當了同樣的角色。沒有美元在全球市場體系內提供的信用基礎,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最近幾十年的高速成長是難以想象的。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國家央行里堆積如山的巨額美元就是全球經濟發展這一歷史路徑的明證。然而,弔詭之處在於:中國、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國家的加入在讓美元帝國擴張到極致的同時,也使這個帝國出現了深刻的危機。如果說,與美國實際消費能力相稱的美元購買力可以支持日本以及東亞國家的歷史性擴張的話,那麼,它卻絕對不足以支持中國、印度這些巨型國家所製造的過剩產能。要想繼續通過美元這一原有路徑來吸收這些海量產能,遠遠超過美國實際消費能力的美元濫發就成為唯一的辦法。而這也是我們現在正在看到的情況。那些躺在各國央行中的巨量美元,實際上已經失去購買力,只能被金融投機領域所吸收。美國的購買力因為美元全球通貨的特殊性質被大大的放大了。數據表明,最近十年來,美國家庭的支出一直超過美國家庭的收入。這就是說,美國的吸納全球過剩產能的消費能力實際上是通過美國家庭的巨大負債所支撐的。讓美國家庭以負債的方式來消化中國、印度等國數十億人口所製造的而且還在不斷膨脹的產能,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至少是難以持續的。實際上,目前愈演愈烈的美元危機,就是美國不堪重負的表現。揆諸美國體系60多年的擴張史,美國的這種不堪重負事實上早已暴露。美元兌日元在1970年代之後的急劇貶值,就是同一種危機的早期癥狀。只不過,這個危機由於以下兩個原因被有意忽略和掩蓋了。一是美國在冷戰中的全勝,這將美國的軟實力膨脹到了巔峰。在一個貨幣發行已經失去了可測度標準的時代,不可捉摸的軟實力恰恰是最重要的貨幣發行基礎。第二個原因則是:1990年代在美國發軔並蓬勃興起的新技術革命,這個革命不僅推動了美國1990年代超長的增長周期,也使美國在資本主義內部的模式競爭中獲得至尊地位。到這個時候,人們已經不僅僅是相信美元,而幾乎是在膜拜美元。由於這個緣故,不僅美元的危機被掩蓋,反而進一步鞏固了美元在全球貨幣競爭中的地位。然而,這兩個因素對美元的支撐隨著時間的推移都在逐漸銷蝕。冷戰結束之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外部威脅被消除,體系內部的紛爭和美國模式本身的問題開始逐漸浮現,美國已經不復是以前的美國,它正在被「祛魅」。而在另一方面,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們看不到美國發動另外一場(像信息技術那樣的)新的科技革命的可能。這就是說,美國很難再現1990年代的超級增長。如此一來,一直支持美元濫發的「魅力」和經濟基本面因素都流失殆盡。
   
    以一個民族國家名不副實的消費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美國的消費能力被美元大大的放大了)來吸納人口數十倍於它的其他民族國家的產能,進而維持整個體系的擴張,是目前這個美元體系中的一個深刻悖論。而這個體系更加深刻的悖論則在於:美元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貨幣,美聯儲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中央銀行,雖然強烈的影響著體系內其他國家的經濟,但卻無須對此負責。美聯儲的政策以及美元的發行從來就是以美國的國內問題為首要考量(這是民選政府必須遵從的鐵律),而由此可能形成的外部性則從來不是他們要考慮的事情。正如美國的前財政部長的康納利那句著名調侃所揭示的那樣:美元是我們的,問題是你們的。在2007年發生的次貸危機中,隱藏在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中的這個悖論,以一種經典的方式被呈現出來。當體系內其他國家仍然處於水深火熱的資產泡沫、經濟過熱以及通貨膨脹的時候,美聯儲為了挽救美國經濟卻大幅度降低利率並向市場不斷注入流動性。這其實是將體系內其他國家的貨幣政策推向了深淵。美聯儲這種飲鴆止渴的政策雖然目前還沒有引發問題,甚至可能在短期內推動全球市場體系的經濟發展,但正如「911」之後美聯儲所做的那樣,這將給全球經濟體系未來的劇烈動蕩埋下伏筆。指責美聯儲以鄰為壑是荒謬的,因為它沒有義務也不可能對全球經濟負責,尤其是在美國國內問題與體系內其他國家的問題相背反的時候。而隨著體系的擴大,這種背反由於各民族國家發展階段之不同以及國內問題之千差萬別,將會越來越成為常態。但惟其如此,我們才更加深刻的領會了這個體系的悖論所在。由此引申出來的另外一幅世界圖景則是:在民族國家的邊界仍然涇渭分明,全球政治遠未統一之時,各主要國家以及跨國公司卻在努力推動著全球經濟的統一。諷刺的是,並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這是一個新型的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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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邏輯上講,要想消弭目前全球市場體系的這個悖論,無非兩個方案:要麼美國政府成為世界政府,並對全球選民負責;要麼美元從目前體系中退出,不再充當世界貨幣。前一個方案在民族國家仍然是主要政治單位的世界中無疑是一個幻想。后一種方案,則同樣意味著巨大的風險。貨幣是不能退出的,它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想象一下如果在中國突然停用人民幣將是一種什麼情形,我們就能洞悉這種發展將可能引發多麼巨大的混亂。
   
    作為一種衡量商品及服務的價值尺度,貨幣必須保持相當的穩定性。如果貨幣本身處於動蕩之中,那麼,生產與貿易實際上就已經無以為繼。目下的這個全球市場體系即處於這種有由貨幣而起的大混亂之中。不具備任何生產價值而且早已退出貨幣領域的黃金如今受到神經質般的追捧,並不表明投資者真的重新發現了黃金的價值,而是暗示我們:全球貨幣財富的擁有者們已然處於莫大的驚恐之中,正在四處尋找著財富的避難之所。透過這種驚恐,我們看到的是全球市場體系瀕於解體的噩兆。在評論糖價飆漲時,一位糖生產商斷然說道:「糖價必須上漲,這樣才能彌補美元疲軟造成的損失」。這種貨幣綜合症說明,貨幣動蕩已經給全球市場體系造成了何種程度上的紊亂。
   
    一批幼稚的市場信徒認為,只要美元對其他貨幣有足夠的貶值,市場就能夠出清美元的濫發,就像過去美元對日元以及其他貨幣所作的那樣。因此,這一次的美元危機同樣可以安然度過。然而,無論對那些擁有巨額美元儲備的國家,還是對美國自身,美元的貶值都是有其政治和市場底線的。一旦超越這個底線,目前的這個全球市場體系所面臨的,將不是出清,而是崩潰。對於那些巨額美元持有國來說,美元的過度貶值不僅會給國民財富造成天文數字的損失,而且也會觸發他們加速拋售美元的強烈動機,而這會進一步加劇美元的貶值;而對於美國來說,美元的過度貶值會引發美國國民購買力的急劇下降,繼而大幅拉低美國中產階級的實際上收入水平,這在政治上是不堪忍受的,事實上,美元目前的貶值所造成的購買力下降,正在美國國內引發政治上的麻煩。更為重要的是,美元急劇貶值所造成的美國國內實際消費能力的萎縮,對於以美國為中心的這個全球市場體系來說,是非常致命的。它意味著,在這個體系中,將不再有一個吸納全球剩餘產品的調節器。其後果是,這個全球市場體系的大蕭條。因為這個緣故,所有的美元持有國,尤其是那些美元持有大國,都不能忍受美元的過分貶值,甚至必須支持美元的某種強勢。有趣的是,在1920年代聯合王國霸權衰落的時候,美國也曾極力維護英鎊的地位。這種歷史的雷同,對於今天的全球經濟來說,大概不是什麼好兆頭。它暗示著,全球霸權體系已處於高度不穩定狀態。
   
    有人藉助冷戰術語,將目前的美元形勢,非常精當地比喻為「恐怖平衡」。意思是說,無論美國還是那些巨額美元的持有國,都不敢輕易打破目前美元的平衡。因為美元一旦不可控制的貶值,將意味著系統的瓦解和全輸的局面。以中國為例,如果中國大規模拋售美元,美元就可能在瞬間急劇貶值,而中國所持有的美元財富也將立即大幅縮水。中國在美元上的這種尷尬處境也是這個體系中其他大大小小的美元資產持有者的處境。正如金融市場中那句著名格言所說的那樣,美元實際上已經「大得不能倒」(too big to down)。然而不同的是,在冷戰棋盤上對峙的,是兩個對核武器具有絕對控制力的冷靜的對手,而在今天的全球金融體系中,卻充滿了形形色色的參與者,其博弈關係要複雜得多。所以,美元目前的「恐怖平衡」,實際上也要比冷戰中「核威懾平衡」脆弱的多。誰都無法保證,某些國家不會出於政治或者財富保值目的而突然拋售美元。而在金融市場中,任何初級投資者都知道這種拋售所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意味著什麼樣的資產災難和財富損失。很清楚,現在的問題不是美元會不會崩潰的問題,而是美元何時崩潰的問題。
   
    作為二戰之後建構出的全球市場體系的象徵符號,美元的危機並不僅僅是一種貨幣的危機,而是這個體系的危機。這種體系危機可能表現為美元貶值,但卻絕不是美元貶值可以化解的。要想達到一種新的平衡,長期的經濟動蕩與政治較量將是不可避免的,毫無懸念的是,這其中一定會險象環生。
   
    在過去的六十多年中,由美元所支撐的美國消費需求,實際上起著維持世界貿易正常循環的作用。這種作用,創造許多國家的經濟奇迹,推動了全球市場體系的膨脹,許多發展中國家受惠於此。然而,現在可能到了我們要為此買單的時候了。隨著美元崩潰式的下跌,美元吸納全球剩餘產品的能力將會急劇收縮。美元——這個曾經在過去六十多年中推動全球市場體系不斷擴張的關鍵發動機,正在逐漸熄滅。
   
    不幸的是,推動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不斷擴張的另外一架發動機也處於事故頻發的災難之中。
   
利潤作為資本主義企業的氧氣,是資本主義企業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不斷開疆拓土的引擎。沒有了利潤,資本主義企業以及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也就會停止呼吸。為此,資本主義必須不遺餘力地開拓任何潛在的利潤來源。從歷史上看,資本主義一直在兩個維度上開拓其利潤流。一個是空間維度上的擴張,其主要手段就是開拓各種新興市場和邊陲地區,這種新興市場不僅包括新興的民族國家市場,也包括各種新技術帶來的新的產業市場。然而,新興市場畢竟是有限的,在資本積累已經相當充裕的情況下,無論是新興國家市場還是新興的產業市場都迅速被各種競爭者所擁塞。於是,資本主義必須竭盡其想象力在時間維度上另闢蹊徑。這就是現代金融。就其本質而言,現代金融是一個向未來索取利潤並將未來的收入流折現為當期利潤的一個行業。無論是按揭貸款、各種期貨衍生產品,還是資本市場,都是將透支未來預期收入並折現為當下利潤的工具。在資本主義體系擴張的晚期,「未來」才是資本主義最大的利潤金礦。需要指出的是,未來的利潤被多鎖定和透支一份,資本主義企業在未來的「利潤礦藏」就少一份。在資本主義的實體經濟越來越增長乏力的情況下,金融的這種魔術性質就成為資本主義擴張和維持活力的最關鍵手段,資本主義越是擴張,金融的重要性就會愈加突出。以美國為例,早在1990年代中期,美國金融服務部門在GDP中的佔比就已經超過製造業,而到2007年,金融服務部門的所創造的利潤更是佔到全美公司利潤的40%。美國對金融業利潤的依賴由此可見一斑。在很大程度上,美國實際上是一個金融國家,擔負著全球市場體系金融中樞的功能。華爾街正在越來越等同於美國,是全球市場體系的命脈所系。一個讓人警覺的歷史鏡像是,在荷蘭及聯合王國的霸權衰落時期,金融擴張也是世界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特徵。換句話說,金融擴張乃是資本主義全球市場體系擴張乏力及最後階段的顯著標志之一。資本主義在空間及地理維度上的開拓潛力越是被竭盡,在時間維度上的開掘就越是瘋狂。全球金融體系當下有目共睹的幾乎成幾何級數增長的規模膨脹及複雜程度,表徵的就是資本主義利用金融工具向未來掘進的狂熱程度。然而,金融體系越是向未來掘進及延伸,其面臨的風險就越是增加。其中道理是:越是久遠的未來,就越是難以預測,就越是充滿不確定性之迷霧。在這個意義上,立足於對未來的想象的現代金融,實際上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信心遊戲,天生就具有高度不穩定性。這就是為什麼,最近幾十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頻率越來越高的原因。洞察到這一點,我們就能夠理解,目前美國的次貸危機並不僅僅是個別人的貪慾以及監管者的疏忽所釀成,而是現代金融體系的內在強制使然。資本主義的利潤邏輯像鞭子一樣時刻驅使金融家們去瘋狂冒險,也同樣驅使資本主義國家不斷放寬監管尺度。更加通常的情況則是,以金融創新的名義,金融家們甚至是故意設計許多(很少人搞得懂的)複雜的金融產品以便給自己發獎金。而監管當局也樂得裝聾作啞。這種瘋狂使得傳統資本主義時代所培育出的金融紀律及投資智慧都被拋到腦後,而向未來冒險,遂成為這個時期金融最真實的本性。
一個內心陰暗的人是容不得任何光明的,因為光明讓他們原型畢露,嘲笑正義、調侃崇高是他們的心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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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DDT001 發表於 2008-8-2 02:27 | 只看該作者
在資本主義體系的擴張晚期,金融往往居於支配地位,成為企業之王,在這種情勢之下,資本主義國家就被迫以曖昧的態度鼓勵金融的冒險以獲得維持資本主義前進的利潤動力,而一旦這種冒險變成了災難,由於現代金融所具有的公共品性質(任何金融企業的倒閉都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從而累及它業已覆蓋完畢的千家萬戶),政府就必須以納稅人的金錢為此買單。這反過來鼓勵現代金融業道德風險的泛濫。這種情況在最近幾十年不斷發生的金融危機中我們已經司空見慣。一位財經評論家正確的評論道:「金融系統的脆弱性與其為內部人士創造的巨額回報的結合,將在全球範圍內摧毀一些更重要的東西——市場經濟本身的政治合理性」但這位評論家似乎並沒有意識到:現代金融的這種政治合法性的流失恰恰是深嵌於資本主義核心的內在邏輯之中的。)金融從業人員的工資遠遠高於其他行業,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或者具有更多的智慧,而是因為金融在創造利潤繼而維持資本主義生命中的不可取代的位置。一個真實的幽默是,一位國際投行的職員在領取了50萬英鎊的年終獎金之後,高聲表達他的不滿:「這哪裡是獎金,這簡直是小費!」對於一個在為整個資本主義體系輸送氧氣的現代金融從業人員來說,他的確是有底氣發出這種抱怨的。
   
    不過,正如資本主義在地理和空間上的開掘是有盡頭的一樣,金融在向未來攫取利潤同樣面臨著某種極限,金融的利潤來源不可能向未來無限延伸。當所有的地方都變成了資本主義,當所有地方的資本主義公民都債台高築,並將自己的未來都抵押給金融資本家的時候(各類按揭貸款不要說在美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新興市場中的中產階級當中也達到了極其普遍的程度),資本主義還能夠從什麼地方吸取能量,並繼續向前呢?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全球市場體系的中心,美國一直是靠吸納全球儲蓄來維持金融膨脹的,但是,這種能力卻在這一次次貸危機中受到重創。在1990年代末期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全球儲蓄紛紛湧向美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尋求避險,而在美國爆發的新經濟浪潮,恰好為這些避險儲蓄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想象空間。思科、雅虎、微軟這些神話般的公司對於全球儲蓄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在高峰時期,美國的股市的市值佔到將近全球股市市值的50%。新經濟不僅為全球市場體系的金融膨脹提供了動力,也為全球巨量的過剩美元提供了一個蓄水池。它帶來的一個意外後果是,美元在經歷了長時間的貶值之後,開始迴光返照。然而,隨著新經濟歸於沉寂,以及在次貸危機中的美國本身金融市場脆弱性的暴露,美國金融市場的吸引力也出現逆轉。在當下還在繼續的金融危機中,全球儲蓄不是在追逐那些在1990年代熠熠發光的所謂「軟資產」,而是將投機想象力瘋狂傾注於那些新興市場急需的「硬資產」,比如石油、農產品等等大宗產品,其中的歷史轉折意味相當濃厚。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美國金融市場很難再複製一次類似新經濟的奇迹,美國金融市場將不再是令人心馳神往的地方,它甚至也不再是安全的避風之處。如此,過往源源不斷湧向華爾街的資金就會出現歷史性的斷流甚或倒流。在全球市場體系金融中心的華爾街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就標誌著全球市場體系金融擴張的動力臨近衰竭危險,這也會間接加速美元的崩潰(美國強大的資本市場一直是吸收過剩美元從而間接支持美元匯率的一個重要因素)。不過這種情況並不簡單的意味著其他某種貨幣走強或者資金流向某個其他金融市場,接下來的麻煩反而是:全球資本流動將愈發失序,失去家園的熱錢的走向也將更加漂浮不定,而金融動蕩也將更加頻繁。
   
    總而言之,金融危機越來越頻繁的發作,實際上是全球資本主義金融體系——一座活火山,正在進入活躍期的明確跡象。次貸危機並不是一次那種周而復始的經濟周期的結束,而是二戰之後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市場體系一個更大的危機周期的開始。次貸危機不是一個單獨的危機,而是一連串危機的一個部分,是全球市場危機的一個明確信號。它象徵著現代金融,因而也就同時象徵著現代資本主義可能正在進入一個高度不穩定的時代,同樣,它也可能象徵著金融為全球市場體系提供擴張所提供的動力正迅速滑入一個螺旋式下降的衰竭時期。看來,資本主義美國體系時代在冷戰之後榮耀加身的快樂時光真的要結束了。而更令人擔心的一種前景則是:二戰之後為期六十年的美國體系時代正在退出歷史舞台。
   
    如果我們對二戰之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猜測恰好被證明是正確的話,那麼,我們就已經走在全球巨變的前夜。沿著已經出現的線索,不需要任何想象力,我們首先就看到了一幅全球滯脹的可怖圖景。具體來說,就是發達國家之滯和新興國家之脹。
   
    在目前的全球體系之中,新興市場國家普遍處於高速工業化時期,對基礎資源的需求可以用「饑渴」形容,尤其是中國、印度等巨型人口國家的工業化,對全球資源的供應已經構成嚴峻考驗。以人口因素計,是次工業化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化和最後的工業化階段——全球將近四十億人將同時躍入中等發展水平。一旦這些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完成,全球的絕大多數人口都將完成工業化。所以,它考驗的不是這些工業化國家本身的資源承載能力,而是考驗整個星球對已經勃興了數百年工業化及資本主義運動的資源承載能力。或者我們乾脆說,它是對工業文明是否真正適合這個星球的一次最終裁決。只有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目前這場正在上演的全球通脹的歷史性質。雖然,在整個工業文明的歷史中,人類通過創新制度不斷應對工業文明對資源的消耗。但資本主義以及如影隨形的現代消費主義,在本質上仍然是傾向於掠奪並最終耗盡自然資源的。資本主義市場可以利用稀缺,但決不能消滅稀缺。很不幸,就我們在中國觀察到的現實而言,新興市場國家幾乎是完美的繼承了工業文明最糟糕的模式。在中國,資源的消耗、浪費以及環境的污染都已經達到觸目驚心的程度。不過在這裡,我們並不是要裁判資本主義及其現代消費主義的最終命運,而是要探討以中國為代表的新一輪全球工業化究竟會給全球價格帶來什麼樣的衝擊?這個問題的部分答案已經通過不斷刷新歷史記錄的石油價格、農產品價格以及幾乎所有大宗產品價格得到了部分回答。但考慮到中國、印度等國家的工業化的還遠未完成,以及長期以來新興國家在全球投資競標中對環境、資源、勞動力價格的極端壓抑和透支(新興國家國內矛盾的加劇,已經不再允許這種無底線的競標繼續下去),我們相信,目前已經讓人匪夷所思全球價格暴漲可能還僅僅是開始。這些產品價格接下來的走勢,可能還會讓大多數人——他們以為基礎資源的價格僅僅是周期性上漲,不斷跌破眼鏡。除非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停止工業化或者出現大蕭條,否則不足以哪怕是暫時阻絕這一價格趨勢。而顯然,這在政治上是一條死路。在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不要說蕭條,哪怕就是增長的放緩所引發的失業等一系列連鎖後果在政治上都是不能承受的。然而,對於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來說,通貨膨脹同樣是不可忍受的(哪怕它同時伴隨著經濟的高增長)。在未來的一段時間中,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通脹與增長之間尋求某種高危的平衡,就像今天我們在中國所看到的那樣。之所以是一種高危的平衡,是因為新興市場國家缺乏維持這種平衡的調控手段。在全球產業鏈基本固化的今天,過往封閉經濟中行之有效的調控手段都告失效,而最嚴峻的則是,最需要資源的國家根本無法左右資源價格的國際定價,而這些基礎產品恰恰是他們需要天量進口的。換言之,他們無法調控他們最需要調控的資源價格。對於新興市場國家來說,這是他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將要面臨的最為無奈也最為恐怖的前景。稍有不慎,通脹就可能失控從而連鎖導致一系列的社會災難。事實上,在最近的半年之中,馬爾薩斯的冷酷預言已經在部分發展中國家的低收入階層中復活(比如在埃及和泰國,都因糧價上漲而發生騷亂,這是多年來未見的異象))。毫無疑問,我們已經相當接近一場全球資源的殊死爭奪戰。新興國家為了保障其就業,緩解國內政治矛盾(不管他們會製造多少過剩,這也因此推動了它們在全球爭奪市場的努力),將在這種爭奪戰中扮演特別活躍的動力。經濟手段不能奏效,就訴諸政治甚至更加極端的手段,類似事件在全球工業化不同階段的歷史中,都有跡可循。對於由新興市場國家所引發的全球通脹,發達國家並不具有獨特的免疫力,其所激起的效應同樣具有災難性。首先出現的後果就是,全球通脹將會大幅拉低發達國家的消費能力,進而將體系內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掙扎在蕭條邊緣的經濟最終拖入深淵。作為發達國家政治穩定基礎的中產階級,早已經因為全球化過程而蒙受重創,經濟停滯乃至蕭條必然進一步刺激他們的政治抗議。前不久美國國會要求調查歐佩克操縱油價的事實表明,政治家們似乎已經嗅到了某種潛在的政治緊張氣氛,並開始提前採取行動。問題的嚴重性在於:由於金融擴張、新經濟增長動力的衰竭(當然也包括1990年代以來如火如荼的全球化之後所引致的大規模產業轉移),發達國家的衰退將是長期的。而通脹只是加速了這一進程、並使美國的長期衰退前景變得更為明確。次級債危機之後的美國與1990年代泡沫破裂后的日本頗為相似。在那之後,日本經歷十多年的痛苦的經濟停滯。那麼,美國呢?不管蕭條會導致什麼,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美國的社會結構及意識形態對蕭條的耐受力比日本要脆弱得多。
   
    發達國家長期的停滯以及新興國家長期的通脹,組合起來就是全球市場體系未來的圖景。可謂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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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幅圖景,讓很多人不安的聯想起1970年代。同樣新興國家的高增長、同樣的石油危機、同樣的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同樣的貨幣動蕩,1970年代初期的這一幕經濟危機與今天何其相似。如果說,1970年代初期美國的滯脹以及貨幣動蕩(尼克松衝擊)是當時的全球市場體系對日本等新興國家的迅速崛起所做出的適應的話,那麼今天的全球體系則是對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的工業化將會做出更加痛苦的適應。而它的癥狀首先就會通過美國,這個體系霸主的經濟反應出來。不過,將當前的全球經濟僅僅於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相比,恐怕過於樂觀了。目前全球市場體系內的新興國家與發達國家處於完全不同的發展階段,國內社會矛盾也迥異,這決定了他們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僅不可能一致,甚至連任何協調的可能都沒有。在這個意義上,目前的全球市場體系已經基本失去調控的功能,是不可改革的。一方面是目前的全球市場體系已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而另外一方面則是,重建這個體系的努力毫無進展。在這方面,人們經常聽到的是毫無緊迫感的官話:加強各國之間的政策協調。如此,今日全球市場體系就面臨著一種極其兇險的可能:新興國家之脹與發達國家之滯形成巨大的正反饋效應,從而最終導致體系的崩解。全球經濟這個兇險前途的歷史鏡像,吻合於英國霸權行將解體的前夜。那時,到處尋找利潤的資本家們也曾瘋狂地致力於建立一個自由放任的全球市場體系,結果是一戰、二戰接踵爆發,體系霸權與體系本身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瞬間崩潰。全球體系的大混亂之中,各民族國家紛紛逃離全球體系,進入各自的經濟救生艇。波蘭尼曾經提示我們,「一戰之後,羅斯福新政,蘇維埃五年計劃,法西斯主義,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都是脫離正在解體的世界市場,進入國民經濟救生筏的不同手段」。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歷史理解,已經有人已經提醒我們:我們正在面臨一場類似於1930年代的大蕭條。
   
    歷史從來不會簡單重複,但在一戰、二戰的廢墟之上建立起來的美國體系進入大混亂、大爆炸時期,卻是確鑿無疑的。這是美國體系的秋天季節,一個蕭索的晚秋。我們無法預知這個巨大的體系爆炸將將在何時並以何種形式結束,但其中肯定充滿了爭奪,衝突、乃至殺戮。在這個體系巨變的時候,任何在前面六十多年中被奉為金科玉律的經濟管理智慧都將無濟於事。而這,正是處於經濟增長興頭上的中國,很快就要面對的。作為這全球體系中的重要一員,中國的命運與這個體系的榮衰有著深刻的扭結。在相當程度上,體系的命運即中國的命運。但歷史閃爍出的詭異在於:中國既無法繼續受惠於這個衰敗的體系,但也絕不會從這個體系的崩解中獲益。顯然,這種處境比中國那些幼稚的民族主義者以一種危險的浪漫心態所勾勒出的幻象——他們總是想當然地以為美國的衰落等於中國的崛起,要不測的多。在冷戰即將結束之前,歷史終結論的始作俑者們曾經樂觀地暗示我們:即將終結於資本主義及民主價值之下的新世界將是一個長期和平及繁榮的永恆紀元。然而,已經展開的紀元,比那些樂觀主義的預測卻要遠為險峻。歷史,幾乎從未滿足過任何思想的願望。
   
    三、胡溫革命:與危機的賽跑
   
    如果歷史還算是多少有些可信的知識來源的話,我們就會發現,所有的資本主義都經歷過重大經濟危機。不管是它是哪一種資本主義,也不管它是那個時期的資本主義,似乎都沒有逃過這種歷史宿命。即便是自奉為上帝子民、擁有一切好運氣的美國人,也未能擺脫1930年代的經濟災難。有些蹊蹺並讓人費解的是,在所有的危機發生之前,該國的資本主義無一不經歷著極度的繁榮,而該國人民(尤其是主流的中產階級)也無一不處於極度的樂觀之中,彷彿好日子永不落幕。1929年之前的美國如此,1990年之前的日本如此,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的東亞同樣如此。除非幸運之神真的已經降臨中國,否則,我們無法相信,中國可以例外於這一歷史命數。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資本主義的繁榮與前述幾個資本主義的標誌性時代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其毀滅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狂野程度也無出其右者。這讓我們有理由懷疑,中國資本主義內部所積累的危機能量,也可能遠勝於前。雖然中國新一代領導人一直戒慎恐懼、臨淵履薄,雖然中國的技術官僚們可能已經從過往的危機中繼承了最多的管理智慧,但中國經濟及社會中的種種最新跡象都顯示,我們可能無法規避這一命定的劫數,所不同的可能只是危機的形式及其後果。如果非要尋找一個具體的歷史對應者的話,那麼,中國的經濟地貌與1929年之前的美國的確有幾分相似。在1929年的災難之前,美國人在一片得天獨厚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場自由資本主義的宏大戲劇,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繁榮,但災難幾乎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從天而降。雖然最後的結果相當幸運,但危機的毀滅性卻差一點就斷送了這個如今獨步全球的資本主義文明,其慘烈程度我們可以從當時華爾街的歷史照片中獲悉。美國1929年開始的危機,正好與當時資本主義的全球體系危機重合,這也正是今天中國可能的歷史際遇。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提示的那樣,如果中國30年改革積累的內部危機與全球體系60多年的外部危機相互疊加併發生共振,將大大增加危機的複雜性及可管理性,因而也將大大增加危機的摧毀性。
   
    這一代中國領導人以及主流技術官僚對市場經濟的歷史記憶,是在資本主義的全盛時期形成的。在這種記憶中,市場經濟即意味著永無休止的繁榮,所謂危機和蕭條如果不是年代久遠的老黃曆,就是可以通過提前防範而得到化解的。的確,在過往僅有的幾次危機中(無論是1993年起自內部的經濟危機還是1998年源於外部的亞洲金融風暴),中國都成功的化險為夷。而在危機化解的過程中,中國領導人及新生技術官僚群體的超級學習能力也令人印象深刻,但必須記住的區別是:在前面的兩次危機中,中國是一個幾乎完全封閉的經濟體,市場主體本身也相當稚嫩。但今天,防火牆已經撤除,市場主體的政策遊說能力也今非昔比。從最近幾年中國政府在房地產、宏觀經濟以及環境資源等領域調控中所顯露出的無奈,我們多少可以看出,以往手到擒來、點石成金的行政能力可能並不是未來可靠的依恃,而好運氣也不會永遠都一路相隨。相反,在一個已經天翻地覆的調控環境中,過去的經驗往往會成為未來的絆索,從而招致重大挫折。危機之所以為危機,就是因為它是不可預測的。危機的發生、發展以及最後的毀壞程度總是超越於我們的視野和想象之外。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行政全能型(資源幾乎全部控制在行政當局手中)社會而言,行政力量很容易通過迅速調動並集中資源解決局部危機(地方或者某個行業的危機)。這種能力,在中國的銀行危機中得到了充分的驗證。熟悉中國金融改革的人都知道,中國金融改革之所以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化腐朽為神奇,並不是中國的金融家們真有什麼三頭六臂,而是因為中國行政當局可以迅速的將巨額財政資源注入銀行系統,從而化解危如累卵的金融危機。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種全能政治的能力一直被中國官方誤讀為「社會主義優越性」,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因為這個緣故,中國更有可能的危機形式是一種疑難雜症式的情況,從而導致多目標之間的相互衝突以及多種手段之間的相互抵消,呈現出一種無法治理的狀況,並最終從整體上耗盡所有的行政資源。在這個時候,我們一直引以獨家優勢的全控能力就可能突然被肢解。在中國這樣一個有政府而無社會的地方,這種情況將是非常具有災難性的。因為這將意味著出現某種無法修復的整體性崩解。就目前的思考所及,我們顯然無法清晰勾畫未來危機的具體形式,但有一點卻是沒有疑問的:危機從來就不是以我們熟悉的方式出現的。中國,顯然正在疾馳入一個風高浪激但卻沒有任何航標的危險水域。對此,無論是我們的人民還是我們的精英,似乎都遠遠沒有做好準備。
   
    如果危機註定要到來,那麼,哪裡才是我們最後的避難所?一如我們無法真正看清危機本身的面貌一樣,我們也無法真正了解,我們如何才能從危機中倖存下來。或許,我們真的無處可逃。然而,現在就開始行動總比坐以待斃要好得多。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已經提前看到了一場與危機的賽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種古老的智慧,可能是我們倖免和倖存於危機的唯一希望。
   
    2002年,中國執政團隊在毫無波瀾的情況下實現了新老交替。但這場看似沒有任何戲劇性的接班,卻開啟了中國三十年改革中的一個重要轉折。就其精神取向與內在氣質而言,這個被媒體稱之為「胡溫新政」的改革轉向,實際上更像是一場革命。
   
    與革命時代中國留給外界以及學術界的印象截然不同,改革時代的中國不僅擁有全球最世俗主義的政權也擁有最世俗主義的民眾。有很多人已經觀察到,無論是政權、企業,還是人民,效率至上的意識在中國已經發展到相當扭曲的極端程度。因此,在市場經濟的框架及市場利益主體基本形成之後,微觀及局部效率已經根本不是問題。反而是個體的極端理性及效率至上所導致的整體非理性及反效率,已經引發了嚴重的問題。在中國目前已成公共災難的環境污染、社會失信、以及貧富懸殊等等都源自於此。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在一直作為中國改革唯一維度的效率與增長的價值之外,為中國改革引入另外一種公平正義的價值維度,就成為中國的當務之急。不如此,就不足以規制和平衡極端個體理性對整體社會環境以及自然環境的敗壞。正是看到了這一點,胡溫執政伊始就一直高舉公平正義的大旗,並將其作為新政的核心論述之一。現在看來,這的確找到中國改革最隱秘的罩門。在這種新思維的視野之下,缺失了公平正義的經濟增長,不僅不能帶來合法性,反而會加劇社會資本及環境資源的快速乾涸,並最終導致增長的停滯和社會的解體。所謂和諧社會,其實就是以公平正義為社會新的價值基石在經濟增長與社會基礎及自然環境基礎的可持續性上取得一種平衡。雖然這些論述被官方意識形態機構解讀得相當糟糕並因此受到民間社會的習慣性調侃,但很多人並沒有發現,與過往「發展就是硬道理」以及「悶聲發大財」改革取向相比,這裡隱含著中國改革對經濟增長一個重大的認識論轉向。從這種認識出發,胡溫新政在公平分配、扶助弱勢、環境保護等方面做出一系列的努力,其目的就在於要將人民的認同從單純的經濟增長轉移到更加堅實的公平正義的價值上來。增長不可能永遠持續,公平正義基礎上的繁榮與富足才是一個社會永續生存的基礎。在這一層意義上,胡溫新政的實質是在中國改革已經被廢棄的精神之維上重建一種新的社會和國家認同。如果我們的人民和領袖有更加偉大的宏願,那麼,這就是建設一個新國家和新社會的重要起點與契機。胡溫轉折的革命性意義也正在於此。對這種革命性轉折,我們應該給予最大程度的鼓勵。但是,如果僅僅消極地將公平正義當作維護穩定繼而維持現有經濟增長模式的一種權宜之計,如果僅僅將公平正義理解為扶助弱勢而不是社會和經濟運行的普遍準則,那胡溫轉折的革命性意義將大打折扣。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國目前主流意識之中,公平正義一直就是作為財富增長的對立面而出現的。在這種對思想史和文明史知之甚少的狹隘經濟學視野中,公平正義多一點,經濟增長和財富創造就會少一點。這種幼稚的觀念離奇地佔據中國意識的主流,簡直就是中國思想界的一種恥辱。事實上,公平正義作為一種社會的基礎設施(雖然它可能無形)以及制度公共品不僅是任何一種財富增長所必須,其外化的後果——更加公正的分配,也是深受內需不足、產能過剩困擾的中國經濟本身所急需。一言以蔽之,公平正義的價值內部,本身就孕育著更多和更高質量的財富增長。在中國改革經歷了市場化(1978年到1990年代中期)、凱恩斯主義推動(1997年的亞洲金融為危機到2000年代早期,朱鎔基內閣拉動內需的政策)、全球化(2003年中國加入世貿之後到現在)三個動力階段之後,中國經濟增長的前幾個動力已經日漸式微。在這個時候,公平正義應該成為下一階段中國經濟增長更加強勁的動力來源。正如一位商界朋友形象的比喻那樣,公平正義應該成為中國改革的第二級火箭。換言之,公平正義可以推動中國在更加健康的基礎上再繁榮三十年。悲哀的是,中國改革三十年所形成的思想及制度慣性太過沉重,它依然裹挾著我們在原有的軌道上風馳電掣。在這個意義上,胡溫稚弱的革命實在是一場與危機的賽跑。
   
    自中國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以來,由孫中山、蔣介石而毛澤東、鄧小平,中國幾代領袖和他們的人民一直致力於民族的獨立和快速的經濟增長。而當這兩項國家任務基本達成之後,人民對政府的及格標準將被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之上,那就是:能不能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創造持續的繁榮。中國的新一代領袖必須意識到,經濟增長和民族獨立本身都已經不能單獨為政治合法性的提供持續的資源,他們必須向他們的人民允諾一個更持久的核心價值和更有魅力的願景。對這種核心價值和願景的認同不僅是一個民族在遭遇重大挫折時最後的避難之所,也是這個民族能夠浴火重生創造一個更偉大文明的發動機。一、二戰期間,美國在自由民主精神的基礎上,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一個偉大的文明,這是美國最終能夠在戰後脫穎而出的關鍵。那麼,中國能為這個世界貢獻什麼?
   
    (謹以此文獻給中國改革三十周年)
一個內心陰暗的人是容不得任何光明的,因為光明讓他們原型畢露,嘲笑正義、調侃崇高是他們的心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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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yansg 發表於 2008-8-2 03:51 | 只看該作者

回復 3樓 DDT001 的帖子

謝謝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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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孤兔 發表於 2008-8-2 07:03 | 只看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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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deng 發表於 2008-8-2 12:40 | 只看該作者
副標題是樓主自己加的嗎? 袁劍的博客上好像沒有副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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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dai 發表於 2008-8-2 14:07 | 只看該作者
樓主自己好好讀了此文嗎?否則帖子里不應該出現這些「招貼」。

三十年的改革開發必然存在許多不足,但卓然的成果世界矚目。經驗和教訓,為後人的政策和措施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指導作用。
明有物有則,索源清流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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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dai 發表於 2008-8-2 14:24 | 只看該作者
一個月前,新華社特約經濟分析師袁劍在《南風窗》雜誌發表過一篇文章。名為:

《大裂變來了?》,有轉發者也有改名為《奇迹的黃昏》。
明有物有則,索源清流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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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d cvcv 發表於 2008-8-3 08:52 | 只看該作者
願我中華,國運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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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jiakang 發表於 2008-8-3 09:32 | 只看該作者
當 我們 幸福的 享受  30年來  改革開放 成果 的 時候,

總是有  幾隻蒼蠅, 嗡、嗡,叫。

如果不高興,可以回到30年前要糧票油票肉票的年代。

最現實的,就是移民北朝鮮。那裡與30年前的中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 本帖最後由 chujiakang 於 2008-8-3 09:35 編輯 ]
震驚的70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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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w1972 發表於 2008-8-3 10:28 | 只看該作者
佩服,有時間寫這麼長的文章,我都沒時間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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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期望 發表於 2008-8-3 21:19 | 只看該作者

謝謝樓主

這篇帖子寫的太精彩了,我對作者佩服的五體投地。

有一個問題想探討一下,如果世界性危機到來,全球發生爭奪,衝突、乃至殺戮時候,我們怎麼辦。

要不要現在在家裡多儲備點糧食,省得到時候買不到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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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021 發表於 2008-8-3 21:44 | 只看該作者
文章的不少分析還是很新穎的。

不過作為中國人,我覺得這文章讓我們包攬了太多的責任。很多問題的根源,放在世界大環境中看,其實並不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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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ishness 發表於 2008-8-3 21:59 | 只看該作者
原帖由 chujiakang 於 2008-8-3 09:32 發表 [大裂變來了:中國改革三十周年墓誌銘 - 時事述評 -  backchina.com]  
當 我們 幸福的 享受  30年來  改革開放 成果 的 時候,

總是有  幾隻蒼蠅, 嗡、嗡,叫。

如果不高興,可以回到30年前要糧票油票肉票的年代。

最現實的,就是移民北朝鮮。那裡與30年前的中國相比,有過之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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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期望 發表於 2008-8-3 22:23 | 只看該作者

剛才用洗澡得時間考慮了一下,對這個問題有了新的想法

世界大裂變會來,但是不會是最近,因為在世界性危機的時候,最先撐不住的是

中國,因為中國的8億中下階層的銀行存款應付世界危機太過脆弱,在發達國

家,危機時每年一次的海外旅遊可以轉為國內旅遊,再嚴酷的話大不了不旅遊

了,但是中國的中下階層已經面臨吃飯的問題了,不敢想象世界大裂變的推遲是

用中國的崩潰來實現。難怪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希望中國崩潰以後太拖延西

方資本主義的崩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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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dlancaster 發表於 2008-8-3 23:18 | 只看該作者
文章是不錯,但副標題是誰加的?知道"墓誌銘"是啥意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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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你同在 發表於 2008-8-4 00:04 | 只看該作者
雖然我們不能輕視問題所在,但我們更不能因噎廢食。困難總會有的,但沒有信心度過是更不可取的。
即便是狼一定要來了,也不能只是一味地喊叫而已。除非你是個幸災樂禍的旁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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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dai 發表於 2008-8-4 08:13 | 只看該作者
要表達自己的某種擔心和憂慮,這沒有錯。但是為了引出話題,杜撰「 一種樂觀主義情緒顯然已經在中國的精英群體及官僚體系中開始蔓延並逐漸上升為主流意識。中國的精英們確信:只要憑藉過去三十年奠定的體制基礎並在這個體制基礎上小心翼翼的調整和應對,中國就能像過去的三十年一樣,將經濟增長的神話再延續三十年。」與事實完全不附。不知作者在哪裡發現「中國的精英們」有這種確信?

有人在題目上加"墓誌銘",企圖以這樣的文章給改革開放的中國劃上「句號」。和作者的文章內容南轅北轍,反而突顯自己的陰暗。
明有物有則,索源清流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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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deng 發表於 2008-8-4 12:47 | 只看該作者
難得的比較深刻的分析. 更為可貴的是, 這是來源於國內的反省聲音.
有反省才會有進步. 盲目樂觀和自我標榜, 等於慢性自殺. "世界第八"的北洋艦隊, 但願不要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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