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民主計劃：2049年全國大選！

王占陽

［本文是我所做的關於多黨合作制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文稿的一部分。該課題已於去年結項。鄧小平認為，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即可以實行高層直接選舉。鄧小平又經常講「到建國一百年的時候」。所以我們可以認為，作為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最高戰略規劃，鄧小平的民主計劃就是2049年舉行全國大選。］

鄧小平認為，基於改革、穩定、發展和民主化的客觀需要，中國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方面必須實行權威主義的政治體制和政黨制度，另一方面也必須積極穩妥地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漸進式發展，必須沿著這個方向逐步地改革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並以這種政黨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來適應和推動整個社會改革、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鄧小平並進一步提出，漸進式民主發展的最高階段，就是向「普遍實行直接選舉」、「高層直接選舉」逐步過渡，從而使中國成為擁有「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的社會主義現代強國。鄧小平的這些重要思想，不僅本身就包含了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多黨合作制恢復、發展的歷史合理性和歷史必然性的核心內容，而且也是我們進一步地認識和理解這種歷史合理性和歷史必然性的重要基礎。鑒於以往我們在多黨合作制研究中對於鄧小平的民主化理論和這一視角上的多黨合作制理論認知的某種局限，我認為，全面重溫鄧小平這一理論的主要內容，至今仍然是很有必要的。

根據鄧小平著作，鄧小平的漸進性民主化理論和這一視角上的多黨合作制理論，主要有以下16個方面的基本內容，這就是：

1、「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1]

2、「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 ,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 ,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 ,甚至包括幹部職務終身制。」特別是，「人民的民主權利，在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遭到踐踏。」「林彪、『四人幫』宣傳什麼『全面專政』，對人民實行封建法西斯專政」。這種情況表明，「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 ,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2]

3、「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繼續努力發揚民主，是我們全黨今後一個長時期的堅定不移的目標。」[3]「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國內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兩條，一條是政治上發展民主，一條是經濟上進行改革，同時相應地進行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4]

4、「當然，民主化和現代化一樣，也要一步一步地前進。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這是確定無疑的。」「實現民主和法制，同實現四個現代化一樣，不能用大躍進的做法，不能用『大鳴大放』的做法。」[5]但另一方面，「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6]政治體制「改革總要有一個期限，不能太遲」。[7]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應該是「民主制度一年比一年健全，民主生活一年比一擴大」。[8]

5、權力過分集中實質上是政黨制度的問題。權力過分集中就沒有黨內民主，也沒有社會主義民主。漸進式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解決這一問題。

鄧小平對此多有論述。他指出：「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全國各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這個問題。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裡，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等等。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9]

鄧小平進一步指出：「思想一僵化，條條、框框就多起來了。比如說，加強黨的領導，變成了黨去包辦一切、干預一切；實行一元化領導，變成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堅持中央的統一領導，變成了『一切統一口徑』。」[10]這些人「誤解了黨的領導，把黨的領導解釋為『黨權高於一切』」。[11]他們不懂得，「黨委的領導，主要是政治上的領導，保證正確的政治方向，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性」，[12]「而不是包辦，不是遇事干涉，不是黨權高於一切。這是與『以黨治國』完全相反的政策。」他們不懂得，「黨要細心地研究政策，正確地決定政策，並經過行政機關或民意機關中的黨團，使黨決定的政策成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針。黨的指導機關只有命令政府中黨團和黨員的權力，只有於必要時用黨的名義向政府提出建議的權力，絕對沒有命令政府的權力。」[13]他們的所作所為使「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壞，黨內確實存在權力過分集中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常常以『黨的領導』、『黨的指示』、『黨的利益』、『黨的紀律』的面貌出現，這是真正的管、卡、壓。許多重大問題往往是一兩個人說了算，別人只能奉命行事。這樣，大家就什麼問題都用不著思考了。」[14]
權力過分集中的惡果之一，就是進一步地導致了家長制現象。對此，鄧小平尖銳地指出：我國「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惟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係。……上級對下級不能頤指氣使，尤其不能讓下級辦違反黨章國法的事情；下級也不應當對上級阿諛奉承，無原則地服從，『盡忠』。不應當把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搞成毛澤東同志多次批評過的貓鼠關係，搞成舊社會那種君臣父子關係或幫派關係。……總之，不徹底消滅這種家長製作風，就根本談不上什麼黨內民主，什麼社會主義民主。」[15]

所以，鄧小平十分明確地指出：「權力不宜過分集中。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16]
鄧小平在回顧歷史時，還針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闡述了實行必要的分權和自主權的重要思想。他指出：「我們歷史上多次過分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過分強調反對分散主義、鬧獨立性，很少強調必要的分權和自主權，很少反對個人過分集權。過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分過幾次權，但每次都沒有涉及到黨同政府、經濟組織、群眾團體等等之間如何劃分職權範圍的問題。我不是說不要強調黨的集中統一，不是說任何情況下強調集中統一都不對，也不是說不要反對分散主義、鬧獨立性，問題都在於『過分』，而且對什麼是分散主義、鬧獨立性也沒有搞得很清楚。」黨成為全國的執政黨以後，「黨的中心任務已經不同於過去，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極為繁重複雜，權力過分集中，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在再也不能不解決了。」[17]

所以，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係，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係。黨的領導是不能動搖的，但黨要善於領導，黨政需要分開，這個問題要提上議事日程。」[18]

6、「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多黨派的合作，這是我國具體歷史條件和現實條件所決定的，也是我國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特點和優點。」「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都是我國革命的愛國的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已經成為各自聯繫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和人民團體，成為進一步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已成為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我們黨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願望。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視的作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這是一項長期不變的方針。在當前新的長征中，在四項基本原則的指引下，實行互相監督，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對於增強和維護安定團結，共同搞好國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在國家政治生活和各項事業中，由於中國共產黨居於領導的地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與否，工作做得好壞，關係著國家的前途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同時，由於我們黨的執政黨的地位，我們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習氣。因此，對於我們黨來說，更加需要聽取來自各個方面包括各民主黨派的不同意見，需要接受各個方面的批評和監督，以利於集思廣益，取長補短，克服缺點，減少錯誤。我們熱誠地希望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都以主人翁的態度，關心國家大事，熱心社會主義事業，就國家的大政方針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負責地發表意見，提出建議和批評，做我們黨的諍友，共同把國家的事情辦好。」「我們相信，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一定能夠在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局面，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揚民主，加強法制，進行自我教育和促進祖國統一等方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19]1989年1月2日，鄧小平又專門指示：可組織一個專門小組（成員要有民主黨派的），專門擬定民主黨派成員參政和履行監督職責的方案，並在一年內完成，明年開始實行。[20]

7、「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人民政協是發揚人民民主、聯繫各方面人民群眾的一個重要組織。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繼續需要政協就有關國家的大政方針、政治生活和四個現代化建設中的各項社會經濟問題，進行協商、討論，實行互相監督，發揮對憲法和法律實施的監督作用。我們要廣開言路，廣開才路，堅持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讓各方面的意見、要求、批評和建議充分反映出來，以利於政府集中正確的意見，及時發現和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把我們的各項事業推向前進。」[21]

8、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現現代化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鄧小平指出：「解放思想，開動腦筋，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就是要真正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我們需要集中統一的領導，但是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否則，「怎麼能叫大家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四個現代化怎麼化法？」[22]


9、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最終決定改革命運的關鍵環節。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其中，就經濟體制改革來說，「現在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進行得基本順利。但是隨著改革的發展，不可避免地會遇到障礙。……重要的是政治體制不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23]

10、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保持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繫、不犯大錯誤的基本條件。鄧小平指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24]「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如果我們不受監督，不注意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脫離群眾，犯大錯誤。」[25]

11、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也是消除特權、反對腐敗的關鍵環節。鄧小平指出：「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之一，就是「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大搞特權，給群眾造成很大災難。當前，也還有一些幹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僕，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權，特殊化，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損害黨的威信，如不堅決改正，勢必使我們的幹部隊伍發生腐化。我們今天所反對的特權，就是政治上經濟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權利。搞特權，這是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26]「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對幹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27]「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黨員在黨章和黨紀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規定的平等權利和義務，誰也不能佔便宜，誰也不能犯法。不管誰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機關依法偵查，司法機關依法辦理，任何人都不許干擾法律的實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遙法外。誰也不能違反黨章黨紀，不管誰違反，都要受到紀律處分，也不許任何人干擾黨紀的執行，不許任何違反黨紀的人逍遙於紀律制裁之外。只有真正堅決地做到了這些，才能徹底解決搞特權和違法亂紀的問題。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過批評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並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對各級幹部的職權範圍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種條例，最重要的是要有專門的機構進行鐵面無私的監督檢查。」[28]

12、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也是最終決定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的關鍵環節。鄧小平明確指出：「沒有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既不能實行真正的從群眾中來，也不能實行真正的到群眾中去。不實行民主集中制，不但脫離人民群眾，脫離黨員群眾，而且上級脫離下級，甚至在同級里也勢必造成少數人或個人脫離多數，少數人或個人專斷的局面。」[29]「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30]

13、「中國正處在特別需要集中注意力發展經濟的進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結果是既實現不了民主，經濟也得不到發展，只會出現國家混亂、人心渙散的局面。對這一點我們有深切的體驗，因為我們有『文化大革命』的經歷，親眼看到了它的惡果。中國人多，如果今天這個示威，明天那個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會有示威遊行，那末就根本談不上搞經濟建設了。我們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 『文化大革命』中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31]鄧小平進一步講道：「在當今中國，實現和保障人權，放在首位的是生存權、發展權。不致力於發展，不致力於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去追求什麼形式上的民主、人權之類，那就不要說實現小康，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就連最起碼的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 [32]

14、從政治體制角度看，漸進式民主發展的終極目標，就是使中國成為「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個問題上，早在1979年10月，鄧小平即已明確提出：「我們要在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33]一年後，他又進一步地講到了「絕大多數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並指出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際生活反覆教育我們」的。[34]根據這些論述的精神，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又進一步指出：「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建國以來沒有重視這一任務，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是一個沉痛教訓」。《決議》並首次把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奮鬥目標概括為了建設「現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不久后，中共十二大報告又再次重申：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是我們的根本目標和根本任務之一。」1982年憲法也明文規定：「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此後，鄧小平又對「高度民主」的內涵給予了概要的說明。1993年和1994年，鄧小平在修訂、出版第二、三卷《鄧小平文選》時，又再次肯定了「高度民主」這一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根本目標和根本任務。

15、「高度民主」的「高度」，就是要「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35]「高度民主」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實行「高層直接選舉」。實現「高層直接選舉」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必須創造條件，不能急躁冒進。鄧小平說：「各種民主形式怎麼搞法，要看實際情況。比如講普選，現在我們在基層，就是在鄉、縣兩級和城市區一級、不設區的市一級搞直接選舉，省、自治區、設區的市和中央是間接選舉。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人口這麼多，地區之間又不平衡，還有這麼多民族，高層搞直接選舉現在條件還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質不行。」[36]

16、漸進式民主發展的最高階段，就是向「普遍實行直接選舉」、「高層直接選舉」逐步過渡。鄧小平明確提出：「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現在我們縣級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縣級和縣以下的基層才是直接選舉。因為我們有十億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質也不夠，普遍實行直接選舉的條件不成熟。其實有些事情，在某些國家能實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國家也能實行。我們一定要切合實際，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決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37]

鄧小平關於積極穩妥地推進漸進式民主化和多黨合作制的這些重要思想，顯然是極有見的的。鄧小平的這些論述，體現了政治現代化的普遍規律及其與中國國情的有機結合。正是在這種結合中，中國不僅應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實行以權威主義為主導的政治體制，而且也應當同時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漸進性發展，而不應再繼續實行權力過分集中、民主太少的政治體制。中國不僅應當通過推動這種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漸進性發展而適應和推進中國的社會轉型，而且還應當在社會轉型的基礎上和過程中，並且是在條件逐漸具備時，使這種類型的漸進性民主化進一步地發展成為直接向高度民主階段過渡的漸進性民主化，並通過這后一種漸進性民主化，而得以發揮其適應和推進中國現代化最高階段、也是最後階段社會轉型的歷史作用。

中國人民真正追求的是：
1、中國國家無比強大；
2、全國人民無比幸福；
而不是追求中國的一把手是自己投票決定的，因為：
1、億萬國民並不知道哪個人最適合當中國的一把手，有多少人有把握自己的選擇正確無誤？
2、正確判斷哪個人最適合當中國的一把手，恰恰無需且不能勞駕全國人民。

美國的總統大選誘惑和欺騙太多、效率太差、效果不佳。

[ 本帖最後由 海外有孤忠33 於 2008-7-28 07:27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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