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四大國》（前五章）

前 言

    2005年1月25日，我坐在桌前準備撰寫本書前言時，一眼看見我的計算機旁邊擺著當天的《紐約時報》，其頭條新聞的標題是：

    美元急劇貶值，加重了美國在國外面臨的壓力

    《紐約時報》下面是前一天的《金融時報》，其頭版頭條的標題是：

    各國央行迴避美國資產

    第二版的大標題是：

    美元的走勢受制於少數外國中央銀行

    在《金融時報》下面是前一天的《華爾街日報》，其A2版的頭條標題寫著：

    中國走上趕超美國經濟的道路

    該版下方另一個大字標題寫著：

    矽谷的大企業繼續繁榮興旺，但就業機會卻少得可憐

    這一疊報紙的下面是當天的《金融時報》，有一條新聞的標題是：

    戰略對話標誌著北京與新德里的關係可望轉暖

    文章開頭是這麼寫的："從全球外交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並不顯眼的轉折點。但如果放眼未來數十年，並考慮到中國與印度在經濟上的崛起，你就會發現中印關係將會成為世界最重要的關係之一"。

    在這一疊報紙的最下面，但並非最不重要的一份報紙是《華盛頓郵報》，其經濟版的頭版頭條標題同樣令人注目：

    海軍1號工程，洛克希德團隊得標

    海軍1號是美國總統的專用直升機，洛克希德與歐洲合資的洛歐公司竟然擊敗純美資公司--西科爾斯基公司，贏得了建造供總統專用的一個中隊的新式直升機的合同。這筆交易所以具有意義，是因為這很可能是五角大樓更新全部直升機的第一步。洛克希德雖然以美國公司的名義得標，但該直升機的關鍵零部件大部分由義大利的阿古斯塔-韋斯特蘭德公司設計並製造。促成這一決策的關鍵因素是，歐盟國家的直升機技術因有政府的大力補貼有了長足進步，相比之下美國的直升機製造技術就顯得有些落後了。當年歐洲的"空中客車"客機就是因有政府的補貼，才得以發展成為全球領先的商用噴氣客機。這兩個項目的操作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裡有兩點使我深有感觸：一是這些標題在兩天內集中出現在美國政策制定者和新聞媒體圈內人士廣泛閱讀的各大報紙上。二是竟然沒有一家報紙站出來評論這些標題的含義。其實，上述每個標題都暗示著一個可能帶來嚴重後果的趨勢，只可惜沒有一家報紙發表社論論述這些趨勢中的哪怕一個趨勢，更不要說將它們連結起來進行分析了。如果你經常閱讀報紙、看電視新聞和各種訪談節目，你一定會認為，對美國而言，2005年前幾個星期世界上所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不外乎伊拉克選舉、康多莉扎·賴斯被任命為美國國務卿以及布希總統的就職演說。然而真正的新聞卻是美國這個全球的經濟中心出現了嚴重問題、美元走勢受諸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美國的全球金融統治權正在喪失、美國的科技領先地位正在降低以及中國、印度和歐盟的崛起。這些事件合在一起，使美國的全球影響力變得越來越小 。

    的確，上述問題並不如伊拉克選舉、賴斯任國務卿和總統就職演說那樣能給人以視覺上的戲劇效果，也不特別令人感到興奮與刺激，但是它們具有更重要的戰略意義，這不僅是對美國而言，對世界其他國家，甚至對個人而言也是如此。

    正如報紙上這些大標題所表明的，中國、印度、日本和歐洲等地的要人，都開始對上述問題表示關注與憂慮。因此，當貿易逆差或競爭力可能引起你內心憂慮的時候，美國那些本應密切關注形勢發展的人--包括政策制定者、經濟學者、媒體分析師和政府官員，那些負責美國經濟正常運轉、好讓下一代能像我們過去一樣擁有美好明天的人，卻竟然無動於衷，這至少應使你感到震驚。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當美國商界領導人表示他們"希望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一部分"時，美國政府竟然拿不出一種戰略來。目前在美國國內佔主流的經濟觀點認為，任何對應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都將違背美國本身的利益，他們的邏輯是，美國國內幾近於零的儲蓄率和龐大的聯邦預算赤字，都不是問題，因為兩者都是刺激經濟成長的要素。龐大的赤字需要依賴借貸外國更多的錢來支持，這樣就會把美國的大量資產抵押給外國人。這些人辯稱，這你不用擔心，因為外國人從來都樂於將錢放在美國，原因是美國永遠能夠提供最大的回報。他們說，假如免稅優惠、政府的行政壓力和管理式匯率，吸引美國業者將轉往國外，這也無須擔憂，因為這些都是送給美國製造商和消費者的禮物。當然，有些工人會因此而失業，不過這反而讓他們擁有更多的自由，可以到別處去選擇更好的工作干。

這便是他們的邏輯。可是，這些促使美國領導者採取上述立場的經濟思維，以及這種思維所支持的世界觀，卻嚴重脫離現實。無論美國政府承認與否，美國事實上確實有一套經濟戰略，它在目前就是要將美國最重要的產業轉往國外。

    說到9·11事件，其實，襲擊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的恐怖分子留下了許多關於他們意圖的線索，整個事件可疑的發展過程也不乏蛛絲馬跡可尋。問題在於美國政府和各階層的人民大眾缺乏想象力。沒有人將這些蛛絲馬跡連結起來，因為沒有人料想到一股新的強大力量已經開始行動了，沒有人想到美國也有脆弱之處，也沒有人穿"聖戰者"的鞋走路，並按他們的思維方式思考問題。難道美國和全世界甘心讓另一種9·11災難--經濟版的9·11災難重演？誠然，經濟版的9·11災難不會直接殺人送命，但它會給全世界帶來巨大的苦難。

    現在我來告訴你我所看到的經濟版本的9·11災難的主要跡象。眾所周知，美國在2004年的貿易逆差大約為６５００億美元，這些美元全都流進了其他國家中央銀行的金庫里。這麼多的美元，令某些重要國家的中央銀行感到不安，他們擔心美國無能力或是無意履行其國際金融義務。這些央行的總裁推測，即使美元大幅貶值，美國或許也不再有能力提供足夠的出口貿易來平衡其龐大的貿易賬。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元作為全球性貨幣，首次可能被歐元取代。世界各國正在降低美元的持有比例，這在歷史上還是頭一次。俄羅斯正在將貨幣儲備從原來的美元佔70％、歐元佔30％調整為美元佔30％、歐元佔70％。歐佩克成員國也將其美元儲備比例從原來的67％調整為約50％。其他持有大量美元的國家，如日本和中國也惴惴不安。

    這個經濟版本的9·11事件的可怕的設想是，一次突然的大規模的美元拋售，造成美元暴跌，引發全球金融恐慌，而其觸發點可能如某個三流歐洲城市中某個二等公爵遭暗殺一樣無足輕重（相對而言）。美元的崩盤以及隨之而來的世界各國放棄以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做法，將會導致美國嚴重的經濟蕭條，汽油和燃料的價格暴漲，進口貨物異常昂貴，利率上調，失業率也不斷攀升。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緩慢的經濟增長和高失業率，加上兩位數的通貨膨脹和兩位數的利率--會再度成為美國人司空見慣的景象。由於美國是目前全球唯一的純進口大國，所以所有仰賴美國進口以維持國內經濟穩定的出口國家，也將遭受重創。考慮到這一嚴重後果，持有大量美元的國家已經緊張不已，這也促使他們現在緊抱著過剩美元按兵不動。

    還有一個原因讓這些國家不得不繃緊神經，那就是他們原本希望美國利用快速擴大出口貿易的做法，應對美元的不斷貶值趨勢，但這條路可能行不通。原因之一是美國的進出口貿易並不一定與美元的走勢合拍。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當前美國供出口的製造業和服務業都面臨無法突破的限制。製造業是美國對外貿易最大的一部分，但卻只佔GDP的１２.７％，比醫療保健費用所佔的比例還要低。目前美國的製造業出口總值約為６２００億美元，服務業出口總值則是３４００億美元，若想利用出口貿易將高達６５００億美元的貿易赤字減掉一半，勢必要將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出口貿易額提高30％才可能辦到，然而，這些產業中有許多都已經達到80％至85％的負荷量。這意味著一旦調整勢在必行，則調整將主要靠降低消費的手段來實現，這樣一來可能出現經濟下滑，如果不是更糟的話。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世界能夠避開上述設想的可怕景象，但要渡過難關我們必須作出艱巨的努力，因為改變全球未來經濟面貌的力量太強大了，我們無力扭轉它。自1989年柏林牆倒塌以來，有30億市場經濟衝浪者已陸續加入全球經濟體系，而美國人卻剛剛開始感覺到他們所帶來的影響。中國與印度的勞工資源實際上是取之不盡的，而且許多人還有專業技術，他們憑藉網際網路和全球航空運輸之便，克服了時間和空間上的障礙，對許多國家、許多企業，甚至個人造成了一個新的挑戰性的競爭環境。能幹他人不會幹的事的人，會取得成功；而那些沒有專業技能的人，就只能靠漫長的工時和微薄的工資來度日。美元在國際金融中作用的減弱，標誌著美國人生活水平將下降（原因很簡單，若其他國家不必以美元來付款，美國將無法承受長期的貿易逆差），美國國內任何一項產業都免不了要面對競爭的壓力。西方現在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服務業、研發能力和基礎研究，必將跟隨製造業向亞洲轉移。

    今天為東方帶來財富和權力的力量，遲早會為西方帶來危機和痛苦的調整。不過，東方在復興它的世界中心的歷史地位的同時，也將在為其眾多的人口提供新鮮空氣、乾淨水源和疾病的防治諸多方面面臨空前的挑戰。儘管這些挑戰和危機不可避免，但只要我們保持清醒頭腦，我們就有能力應對它，克服它。第一章冰山在前

    今天為東方帶來財富和權力的力量，遲早會為西方帶來危機和痛苦的調整。不過，東方在復興它的世界中心的歷史地位的同時，也將在為其眾多的人口提供新鮮空氣、乾淨水源和疾病的防治諸多方面面臨空前的挑戰。儘管這些挑戰和危機不可避免，但只要我們保持清醒頭腦，我們就有能力應對它，克服它。

    美國正處在跟隨歐洲走上沒落之路的危險中，最糟糕的是沒有人認識到這一點。當泰坦尼克號全速駛向冰山時，船上的人們誰都不相信，他們還在得意洋洋地彼此言歡。

    --英特爾公司主席 安迪·格羅夫

第一章 冰山在前

    正如前言中所述各大報紙的大標題所指出的，許多世界級的大人物現在都擔心上面所述的可怕的危機景象可能不再是一種幻想。可是美國領導人卻毫不在意。不是別人，正是這位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最近在接受大西洋月刊專訪時說："在今後30年的時間裡，美國在軍事力量、經濟力量、政治制度的優勢和我們的價值體系諸方面，都是任何其他國家望塵莫及的"。

    鮑威爾的自信有以下充分的理由：美國的人口僅佔世界人口的5%，但其總產值卻超過世界總產值的30%，其消費額佔世界近40%。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高達11萬億美元，相當於排在它後面的另一個經濟大國的兩倍多，其人均產值比世界其他大國都高得多。它的語言--美國英語是全球商業界的通用語言，美元是世界性的通用貨幣，無論你到世界什麼地方，那裡的人都會告訴你某種貨物的美元價，而且會毫不猶豫地接受美元。的確，美國人在這方面享有特權：別的國家的人若想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石油、小麥或者是豐田汽車，他們必須首先賺到美元，而美國人只需要多印一些美元就行了。在全球1000個最大的公司當中，美國公司佔了423家。紐約和納斯達克股市的股值約佔全世界股市總值的44%。美國擁有許多世界最好的大學。絕大多數頂尖的科研中心也都集中在美國，其研究與發展經費比排在美國後面的5個國家的科研經費的總和還多。總而言之，可以說美國是世界有史以來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

    很久以前，美國人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幫助世界其他國家致富，自己也能從中受益。因此，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美國通過全球化的過程，大力促進各國經濟日益一體化，以求打造一個貨物、服務、貨幣、科技和人員進行國際交流的環境。其結果也正如所預期的那樣，主要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促進了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盟國的經濟繁榮，美國因此也增大了自己的財富和力量。正是通過全球化，而不是軍事威脅，使自由世界的億萬人民脫貧致富，並在全球打造出多個財富和權力中心，最後取得了冷戰的勝利。在亞洲，日本發展成了世界第二號經濟大國，其他國家如新加坡和韓國因為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而以亞洲"小龍"聞名天下。在大西洋彼岸，歐盟從5國擴大為25個國家，併發行了自羅馬帝國以來歐洲國家通用的貨幣--歐元。在拉丁美洲，墨西哥成為美國經濟的實際延伸，吸引了大量外國投資。巴西則憑藉著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投資，經濟正在騰飛。

    儘管美國的公司當初領導了全球化，但它們不再是唯一的參與者，甚至不再是主導者。越來越多的非美國公司已經成為全球家喻戶曉的公司，如日本的索尼公司、芬蘭的諾基亞公司、墨西哥的西墨克斯和韓國的三星公司只是其中的少數幾個。當然，美國的影響並未消失。美國的音樂、服裝、運動明星和電影雖然不是世人的唯一選擇，但它們起榜樣的作用。這就如同矽谷的企業家、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等美國頂尖大學的諾貝爾獎金得主仍然在各自的領域裡獨領風騷一樣。某些人和某些國家對在這些方面的美國味很不舒服，他們批評全球化就是美國化的委婉說法。然而，他們發現這種趨勢勢不可當，例如，麥當勞最紅火的分店之一就坐落在巴黎的香榭麗舍大街上。

    到頭來，每個人似乎都想參加到全球化的趨勢當中去，而事實上幾乎每一個人都已經參加進來了。全球化在冷戰時期是個並不怎麼適用的名詞，因為當時半個世界是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國家，它們沒有進行全球化。

    然而，過去２０年來，中國、印度和蘇聯集團國家都決定離開他們嚮往的工人階級樂園，而讓它們的30億民眾走上他們曾經鄙視的市場經濟道路。儘管這些國家的人民大部分都很貧窮，但其受過良好教育並具有熟練技能的人的數量比許多第一世界國家的人口還多。他們在進行革命性變革形勢下走上了舞台，一系列全球性的條約大多在美國的主導下籤訂，它們顯著降低了貿易和投資障礙，使得老式的墨守成規的資本主義道路走起來順當多了。按照合同，製造商們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從事生產活動，有了能在３６個小時內將貨物送到世界任何地點的像聯邦快遞和優必速這樣的快遞公司，資本主義道路變成了高速公路。最後，遍布全球的網際網路，縮短了交往的時間和距離障礙，它使用的是比特而不是原子。在這條路上飛奔的這30億新人其實就在你的辦公室和起居室里，而你也在他們的辦公室和起居室里。所有這些已經形成了一波全新的浪潮和新的全球化模式，它正在把世界搞得混亂不堪。

    現今的全球經濟體系是在冷戰時期打造的，其目的是要吸引這30億人走市場經濟道路，但是當時沒有人真正期望他們會投身市場經濟，也沒有人想到他們走市場經濟道路意味著什麼。雖然這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會給每個人帶來潛在的好處，但它也可能帶來嚴重的挑戰。因為它到來的時機正值國際經濟結構出現嚴重問題之際，加上美國人的自我放縱，亞洲人的重商主義對這一全球化的過分看重而使得這一體系變得很脆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冷戰的勝利者對取得勝利后的準備還不如失敗者對遭到失敗后的準備充分。因此，如果對新一波全球化浪潮的影響處理不當，極可能導致整個全球經濟體系的全面崩潰。

總不能把雪搬到印度去

    ２００３年冬天，我的大兒子查米讓我首次見識到這批新的市場經濟衝浪者所釋放出來的強大力量，以及他們可能如何與舊經濟體系和結構互動。當時我們正在加利福尼亞州塔霍湖的北面滑雪，他家就住在那裡。在上山的纜車上，他問我是否願意與他共同投資當地的一家鏟雪公司。

    "什麼樣的鏟雪公司？"我有點驚奇地問道，因為我兒子是一位高層軟體開發人員。

    "噢，這是一家鏟雪公司，在下雪天它負責清除這一地區的賓館和度假村周圍的停車場和道路上的積雪，這裡在當年１１月到第二年５月期間經常下雪。"

    "你到底想幹什麼？"我大聲嚷道，"怎麼干起鏟雪的營生來了？"

    "老爸，"他回答說，"他們總不能把雪也轉移到印度去吧。"

    足足有一分鐘我才回過神來。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兒子竟然擔心自己的前程會受到來自印度或別的地方的威脅。當初，正是我建議他進入電腦科學的，深信這個領域會讓他發揮自己的才幹。當我問他是不是工作遇到了困難時，他躊躇了一下說道："業務外包"的確是一種新的經營思路。

    他說："您永遠不會相信，某些不懂科技但又極力想在高管面前露一手的MBA的高才生，說不定哪一天會決定將整個運營部門轉移到印度或其他國家去。"

    我兒子繼續解釋說，所有大型顧問和服務公司，如畢博管理諮詢公司（Bearing Point）、國承商用機器公司（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德勤諮詢與顧問公司（Deloitte）等每天不斷向公司高管們遊說，告訴他們如果將業務外包到印度去將會節省多少成本。

    在詢問了鏟雪公司的財務狀況並同意投資少量美元以後，我決定在未來四周內計劃訪問的亞洲國家名單中加上印度（20年前我曾去過那裡）。

    在我亞洲之行的第一站--東京，我們討論的中心問題幾乎全是中國，人們談話的口氣有點像患了精神分裂症似的。若干年以前，當中國人從日本人手中接過鋼鐵、機械和電子元件的生產時，日本人便擔心有朝一日被"掏空"的危險，如今他們在談起中國時認為這是一種機遇。他們談到中國時甚至認為中國可能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經濟成長的發動機。談到日本時他們認為日本應當把中國擺在美國的前面。他們對日本的公司和國家的戰略很自豪，因為他們保持了強大的製造基地，可以對快速發展的中國進行大量投資，而不像美國，它沒有什麼可出售的。然而在幾杯美酒下肚之後，他們便在平靜的對話中口吐真言：日本公司和政府領導人都想知道，在未來日本如何才能與中國競爭。

    在北京和上海，我再一次為中國持續現代化的速度所震撼，過去20年當中我每次訪問中國都有這種感覺。離開中國6個月後，再返回來時就認不出原來的地方了。我從機場搭乘上海最新的磁懸浮列車，12分鐘便到了市區。在車上，我不禁在想，如果美國能出現類似的事情該有多好啊。在以後的幾天當中，當我穿梭訪問上海的工廠、政府辦公室、 顧問公司和智庫時，頭腦中的這種想法一直揮之不去。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中國是世界低價商品製造的首選地，然而我在訪問中的所見所聞表明，中國正在迅速成為高技術生產，甚至研究開發的世界首選地。

    我在北京拜訪摩托羅拉公司的幾位老朋友時，更加深了這一印象。20世紀80年代，當美國的貿易赤字開始上升時，摩托羅拉率先主張在美國繼續高技術的生產，通過企業與政府的合作計劃來加強美國的高技術競爭力。現在，摩托羅拉的人卻告訴我，該公司已經將它的製造和研究開發業的大部分轉移到了中國。

    我飛到新加坡，在那裡他們安排我將會見該國的開國元勛和政府資政李光耀。我認識李先生，是他預見到中國將取代新加坡成為全球低成本製造基地，於是呼籲這個富裕的高成本城市國家採取以新的高技術和服務業為導向的戰略。當時他是如何預見到未來的呢？答案是：關心形勢。中國的發展比他預計的還要快，而印度主導服務業市場，則完全出乎他的預料之外。

    來到印度，在訪問過德里、海得拉巴、欽奈和班加羅爾以後，我得承認我看見的是一場革命--這個國家正在創造一個完全不同的、更激動人心的、更具挑戰力的未來，這超出了我原先的想象。在客服中心培訓學校的"口音矯正"班裡，我聽到說英語的印度年輕人正在學習美國堪薩斯州人或加拿大渥太華人的口音。因此，如果你是美國戴爾公司或聯合航空公司或者別的美國公司的客戶，打電話到客服中心尋求幫助或預訂機票時，你會以為你在跟附近某個鎮子或另一個美國城市的人通話，你絕對想不到電話的另一端是印度。在海得拉巴，我會見了印度薩蒂揚信息技術服務公司的創始人拉瑪林阿，從1972年起他便開始向美國客戶發售程序編輯器，當時只簽訂了少數幾個軟體編寫合同。如今，應客戶的要求，他已經全面接管了他們在全球各地的後勤辦公室業務，由於是在市郊的薩蒂揚園區進行這些業務，他將客戶的成本減少了70%。在班加羅爾，我親眼看到1800名擁有電器工程專業和電腦專業的博士學位的印度人，正在設計英特爾的新型晶元。英特爾也因此節省了大量成本。更重要的是，英特爾無法在美國找到這麼多具有同等學力的人來干這件事。在欽奈，我訪問一個全新的生物技術工業園區，其領導者是克里希納。此人擁有密歇根大學的博士學位，在美國的頂尖生物技術部門工作過若干年，後來回到祖國印度工作。這裡的生活費用只相當於美國的20%。在結束旅行之前，我已經能理解我兒子想投資鏟雪公司的心情。我同樣明白了，為何一提到業務外包，數百萬原來很自信的高中級專業人員就不寒而慄，他們也開始體會到那些藍領工人們進失業救濟所的心情。

    回國途中經過法蘭克福和巴黎，在飛離德里的漢莎航空公司的班機上，我讀了《明鏡周刊》上的一篇文章，說的是為了應對全球競爭，歐洲人是否應當將每周工作35小時改為每周工作40小時。在思考了我過去三星期所看到的一切之後，我覺得這個問題實在微不足道。我覺得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應當是"歐洲是否能繼續生存下去？"但是我接著想起來了，上海的磁懸浮列車其實是歐洲製造的，芬蘭對中國有貿易順差，還有，我的手機在歐洲無論走到哪裡都能通話，而不像在美國只能在一定的地區通話。

    在巴黎戴高樂機場轉機時，我買了一大沓報紙雜誌，打算在飛往華盛頓杜勒斯機場的途中閱讀。倫敦《衛報》的頭版新聞報道說，深受赤字之苦的英國國民保健局為了省錢打算將血樣用航空快遞的方式送往印度化驗，化驗結果將用電子郵件傳回。

    一回到華盛頓，就遇上報稅的時間快到了。於是我立即安排與在當地一個中等規模的公司里工作的我的會計師會面，我們談到我的開支、稅款和扣除額等問題，談話中我提到我剛從印度回來。

    "印度！"他驚奇地叫道："我們公司剛剛談妥一筆交易，準備把公司的全部數據處理業務轉移到印度的班加羅爾去。你的所得稅實際上將在那裡計算。"他解釋說，這一做法將為公司節省下80%的處理成本費（說到這兒，我不明白為什麼我的委託費沒有因此而減少，不過這是另一本書要探討的問題）。

    當天晚上，我打電話給女兒，告訴她我已經回來了，並詢問了外孫們的情況。我女兒住在夏威夷的毛伊島上，她的兩個孩子都上家庭學校。當談到我去了新加坡時，我順便問道孩子們學習新加坡數學課本的效果如何，因為我知道他們用的新加坡課本。

    "噢，"她說："非常好。"事實上，他們現在又有了新的學習方法。當網上有他們的課時，孩子們就與新加坡網連線，帶上耳機在電腦上與老師講話，他們說這有些像"星球大戰"里的情節，他們喜歡這種學習方法，而且學得很好。

    這簡直不可思議，我想。20世紀70年代，我在斯科特造紙公司工作時，全球化意味著在布魯塞爾設立一家分公司，而現在它則意味著你坐在自家的會客廳里就可以上外國的課程。

    幾星期之後，我回加利福尼亞州參加英特爾公司的政策諮詢委員會會議，見到了委員會主席安迪·格羅夫，他對美國在過去２０年裡研究和開發經費持續下滑，以及攻讀理工科學位的美國人越來越少十分擔心。格羅夫同時還指出，關鍵科學的基礎設施建設費常常被忽視，國家許多主要的研究型大學的設施也都相當陳舊了。他說："美國正處在跟隨歐洲走上沒落之路的危險之中。最糟糕的是，沒有人了解這一點，就像當年泰坦尼克號以全速沖向冰山時，船上的人們都不願意相信，還在得意洋洋地言歡一樣。"

    我走了一個圓圈又回到了起點。我兒子和格羅夫從不同角度指出了同一種現象，而我也從不久前的週遊世界中親眼目睹了這一現象。我認為新走上市場經濟道路的30億大軍對原來的全球化體制的衝擊，將會造成許多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難題。為了說明為什麼具有歷史意義和為什麼是難題，讓我們對過去作一點考察。

第一波全球化浪潮

    目前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體系其實是西方擴張浪潮的又一個波峰而已，西方的擴張浪潮始於近６００年前葡萄牙的崛起。１４１５年時，中國和如今稱做印度的地區的生產總值占當時全球GDP的７５％。當時美洲還沒有被發現，歐洲各國還相當落後，在世界上沒有重要地位。控制著大陸貿易之路的阿拉伯人不時地將這種貿易大餐的殘羹剩飯撒在了西方"異教徒"狗崽子的餐桌上。在里斯本，葡萄牙國王約翰一世的第三個兒子亨利當時設想，或許可以繞過阿拉伯人，從海上直接去財富的源頭。於是他在薩格里斯（即當今歐洲西南角的聖文森特角）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以探險和全球化為目的的國家基地。此地就猶如今日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卡納維拉爾角，而亨利的設想猶如計劃的最早版本，只不過他的目標不是飛上月球，而是乘船繞過非洲。為達此目的，他的造船專家設計出一種稱為卡拉維爾的多桅杆帆船，如果沒有這種移動快速、操作靈活的帆船，任何偉大的探險包括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在內都不可能成功。卡拉維爾的船體並不大，因為其目的是用來載運密集的高價值貨物--信息的。

    卡拉維爾帆船是當時的前沿信息技術，亨利王子派遣這種船隊沿非洲西海岸探險，他指示所有船長要大膽進入那些"人類足跡尚未到達的地方"。這些船長也的確是這麼做的，他們發現了象牙、黃金和奴隸，非洲的一些地方因此得名為象牙海岸、黃金海岸和奴隸海岸。然而，這次探險的真正收穫不是來自非洲的貿易，而是迪亞斯·巴托洛梅烏於１４８８年繞過非洲南端進入印度洋所帶回來的消息。這一信息引來了兩次後繼性的遠征。其一是哥倫布遠征，哥倫布原本希望葡萄牙政府能資助他向西航行進入印度洋的計劃，沒有料到葡萄牙人自己已經能夠繞過非洲到達那裡，於是他返回西班牙請求援助，以完成具有歷史意義的壯舉。其二是同樣具有歷史意義的瓦斯科·達伽馬於１４９８年的遠征，他當時率領一支葡萄牙船隊到達了印度西海岸的卡里卡特。

    當時的葡萄牙在帆船製造、導航技術和海戰技術方面都優於亞洲任何國家。到１５１１年，葡萄牙已經控制了進入波斯灣的霍爾木茲海峽，並將果阿建成了它在印度的所有屬地的首府，與此同時，還攫取了馬六甲海峽的控制權。葡萄牙控制了整個印度洋，開闢了與暹羅、摩鹿加群島（亦稱香料群島，今屬印尼）以及中國的海上貿易。從此以後，香料、藥材、珠寶和絲綢，這些若干世紀以來都是從中國和印度經由阿拉伯海到中東，再由威尼斯和熱那亞轉運到歐洲的商品，就由葡萄牙船隻繞過非洲直接運往西方。這種變化的影響是直接而巨大的。舉例來說，埃及蘇丹長久以來將運往西方的胡椒數量控制在每年２１０噸左右，胡椒價格因此很昂貴。但是自從葡萄牙加入貿易行列后，里斯本的胡椒價格劇降，相當於威尼斯價格的1/5。一夜之間，埃及與威尼斯之間的貿易就被摧毀了，不費一刀一槍之力就從威尼斯轉移到了葡萄牙手裡。這是全球化力量的第一次展示。

    在這次展示中，西班牙、荷蘭、英國和法國不甘落後，它們迅速調整，吸取葡萄牙的先進技術，開始了自己的遠征。在以後的400年中，這5個處於歐洲外圍的國家（後來還有新崛起的美國和日本）以不到全球２％的土地面積和不到２０％的人口，發揮自己的優勢，先後創建了幾個橫跨全球的大帝國，使西方居於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的支配地位。工業革命進一步鞏固了這一支配地位，西方工業化國家與其他國家在生產力與財富方面出現了巨大差距。例如，１８３０年，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產品佔世界的６１％，可是到１９１３年，已經下降到８％。

    工業革命還使世界比任何時候都連結得更緊密。金本位製成了全球通用的國際兌換媒介，建立了龐大的資本流通機制，資本市場走向國際化。例如，英國的海外凈投資額在高峰時竟占其GDP的９％。這一時期也是全球大移民時期，每年移入美國和阿根廷等地的移民數量占當地人口的２６％之多。當時的許多觀察家認為全球經濟現代化的程度是如此之高，人類社會再不可能發生分裂和戰爭了。然而，可悲的是，事實證明這一看法是錯誤的。世界上相繼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全球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全球化進程畫上了一個長達40年的休止符。

    趁人們對中斷了的全球化的後果記憶猶新，１９４７年，一些西方國家領導人準備發動第二波全球化浪潮。然而這一波的全球化並不涵蓋全世界，因為亞洲僅佔全球生產總值的８％；世界人口的一半處在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陣營之中，無法參與。

第二波全球化浪潮

    第二波全球化浪潮由美國主導，其目的、觀念和參與成員都與上一次完全不同。這次全球化的目的不是擴張，而是重建遭受戰爭破壞的地區，並為一代新人恢復生活水平和發展機會。同時還需要建立一個能夠避免重蹈覆轍的經濟和貿易體系，以便為不斷發展的共產主義模式提供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並能夠抵禦冷戰的威脅。要實現這些目標，應當放棄過去40年裡存在的旨在控制重要資源和技術的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行為，開放市場，所有企業及其關鍵領軍人要實行無歧視性的自由貿易。

    為將這一理想付諸實踐，美國與歐洲盟國以及稍後加入的日本和其他國家談判達成了一系列協議，最後成立了世界貿易組織（WTO），該組織降低關稅、消除貿易壁壘，並為進行全球貿易建立了一套無歧視性規則。美國作為最強大、最富有、唯一一個沒有遭受戰爭破壞的國家，率先降低了自己的關稅，開放了自己的市場。

    黃金是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的通用貨幣。１９４７年，美元成了第二波全球化浪潮的國際通用貨幣。當時各國曾經討論過建立國際貨幣的問題，由於美國反對，這一想法始終未實現。不過因為美元與黃金掛鉤，任何國家都可能按３５美元價格從美國金庫中兌換一盎司黃金。所有國家的貨幣（如英鎊、法郎和日元等）與美元的兌換率是固定的。作為戰後恢復措施的一部分，固定匯率的目的是保持美元的強勢，以便其他國家更容易向美國出口。

    以美元為基礎的自由貿易體制確立后，非共產黨世界轉入了戰後重建工作，並逐步過渡到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和日本的道奇計劃都強調按政府計劃進行生產建設。無論歐洲或日本，均鼓勵個人儲蓄，因為這是投資新工廠不可或缺的資金來源。消費性貸款受到限制，零售商店僅在規定時間內才可開門營業，周末不營業。有消費行為就必須繳交易稅和增值稅，但存款利息和股票紅利免繳所得稅。在鼓勵儲蓄和投資的同時，還實行了許多鼓勵出口的措施。歐洲國家利用外國主要是美國的需求，以出口為由大量擴充生產設施，旨在形成規模經濟，提高自己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迎頭趕上"並提高競爭力的舉措對戰後的日本來說尤其重要。因為美國人編寫的日本新憲法規定"日本不得擁有軍隊"，這樣一來，工業和技術的競爭力就成了保障日本國家安全的替代力量。

    與歐洲和日本不同，美國是作為幾乎每一項產業的主要生產國走出二戰的。它並不擔心本國的生產力。它的領導人擔心的是，沒有了戰爭時期的需求，美國經濟將再度滑向蕭條，上次的大蕭條就是得救於戰爭。因此，美國採取了刺激消費的政策。一方面，放寬了房貸和信用卡申請的條件，房貸和信用卡消費的利息可以抵稅，另一方面，儲蓄和投資所得的利息和股票紅利一律徵稅。這樣一來，當歐洲特別是日本大力強調儲蓄、投資、發展生產和對外出口的時候，美國發展經濟的策略卻是鼓勵借貸和消費：一方面放寬房貸和信用卡申請的條件，其消費的利息可以抵稅；另一方面，儲蓄和投資所得的利息和股票紅利要徵收全稅。結果，當歐洲和日本尤其是日本大力鼓勵儲蓄、投資、生產和出口的時候，美國發展經濟的政策卻適得其反，鼓勵借貸和消費。

    一開始的結果正如大家所期望的那樣，從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７３年，這23年是全球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美國的經濟空前繁榮，歐洲和亞洲的經濟也不遜色。憑藉為進行戰爭所開發的最新技術和以歷史上第一個大市場為基礎的前所未有的規模經濟，美國的生產廠家即使在支付全球最高工資的情況下，也是成本低廉的生產商。生產力以空前的速度增長，個人收入不斷飆升，１９７３年美國的人均產值達到了３０７１３美元的巔峰（以２００２年美元價格計算）。美國逐漸變成了消費者的真正天堂。而歐洲和日本為了供應美國消費者，並滿足國內日益增長的需求，而不斷投資和擴大生產，也變得越來越富裕。這一形勢的領軍者是所謂的跨國公司，他們越來越多地發現在外國市場上有許多機會，於是努力用向國外擴張的辦法來保持競爭力。向大型工廠的投資，特別是向昂貴的研究與開發部門的投資需要更多的資金，這隻有在龐大的國際市場上運作才能做到。向全球擴張進行得很迅速，不久像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可口可樂、索尼和聯合利華等公司就成了全球家喻戶曉的公司名稱。

--黃金時期的終結

    然而，1971年出現了一個問題，它預示著世界將要發生許多事情。所有的鼓勵措施都已奏效，可以說是效果太好了。美國人在瘋狂地消費；歐洲人，特別是日本人卻在瘋狂地投資、生產和出口。結果，美國的對外貿易和國際收支平衡近百年來第一次出現了赤字，美元則在外國銀行的金庫里開始堆積如山。接著，如同今天一樣，某些國家的政府對於全部持有美元而感到不安。然而，與現在不同的是，過去還有補救辦法，至少法國總統戴高樂是這麼想的。他開始用大量美元向美國位於肯塔基州諾克斯堡黃金儲備銀行換取金條。不久，美國的黃金儲備像夏天的黃油一樣逐漸融化了。要保持國際金融體系有兩種選擇，一是採取嚴格的措施，以限制國內消費的手段來平衡貿易，二是放棄整個金融體系。美國採取了第二種選擇，華盛頓單方面決定放棄國際金融體系。１９７１年，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突然宣布停止以美元兌換黃金的交易。當時的財政部長、前得克薩斯州州長約翰·康納利評論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是你們（外國）的問題。"

    美元制體系就這樣建立起來了，並一直延續至今。全球其他貨幣只能以美元為標準，定出浮動或固定匯率，而各國的經濟也不得不根據美國經常變動的經濟政策進行調整。而美國現在卻能以自己的貨幣購買任何想要買的東西，不會給自己帶來明顯後果，也不必為其他國家承擔義務。這樣一來，美國更可以將儲蓄的必要性拋諸腦後，並可以容忍持續不斷的貿易逆差，只要世界其他國家繼續接受美元或者沒有其他貨幣可以替代美元，美國便可以高枕無憂。其他國家或多或少都必須隨時注意保持貿易平衡，能生產多少，才能消費多少。而美國卻沒有必要為了購買而出賣任何東西，它可以印製不與任何價值掛鉤的美鈔，唯一憑藉的是各國對美國的"完全信任和美國的信譽"。其他國家的貨幣必須承受保持全球貿易平衡的負擔。這是什麼世道啊！美國現在真正成了全球最大的消費者，同時又是全球金融市場的控制者。總而言之，無論其他國家是怎麼想的或是怎麼做的，美國在全球化中都發揮著主宰作用。

    --美國還有競爭力嗎？

    事情真的像上面所說的那樣嗎？１９８１年秋天，我被任命到商務部擔任新職，第一天上班我到部里去報到時，我的新上司--商務部長馬爾科姆·鮑德里奇對我說，我的工作是設法降低貿易赤字，特別是與日本的高達１４０億美元的貿易赤字。當時沒有意識到，我正處在一場大辯論的開始期，整個20世紀80年代，各國都在為美國在全球化第二波浪潮中的競爭力和活力而爭論不休。有些國家發現，他們的中央銀行可以用從外匯市場購買美鈔的辦法來保持美元的強勢地位和出口的持續增長。當時，在沒有外力約束的情況下，美國人的消費一直高於產出，造成的結果是，持續上升的貿易赤字（專業術語稱為經常賬赤字）只得由外國投資者來彌補，有些觀察家擔心，美國已經過分依賴持續流入的外國資本。

    在這一期間，美國的製造業繼續萎縮，就業崗位不斷減少。豐田和本田已經在不斷蠶食底特律的汽車市場，所有美國的電視製造商都在走向沒落。在一次其影響力至今猶能感覺到的事件中（第七章將談到），日本的電子製造廠商竟然從錄像機的開發者--安培（英文名稱"Ampex"取自公司創始人的姓名的首字母，另外加了"ex"表示"卓越"之意）手中奪取了整個錄像機市場。矽谷的半導體廠商面對日本的競爭裁減了數千名員工。這一衝擊並不局限於美國。歐洲的製造廠商在日本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廠商面前也丟失了越來越多的市場份額。比直接喪失工作崗位更為重要的是製造廠商的命運。對許多人來說，製造業是大多數研究與開發工作、生產收益和最高工資的來源。它還對相關的產業具有重大影響，丟失一項產業--如錄像機產業--就會為供應商和後繼產業帶來嚴重損失。

    隨後舉行的關於錯在什麼地方以及怎麼辦的討論，提出了如下幾個與整個體系有關的關鍵問題：自由貿易的定義，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貿易赤字和平等的競爭平台等。爭論的核心問題，正如戴高樂所察覺的，是美國不受市場規範的事實。只要美國能夠大量印美鈔，並能使世界其他國家把美元當做通用貨幣來接受，它就可以忽視儲蓄、預算赤字和競爭力等問題。

    到末了，爭論毫無結論地逐漸終止了。１９８６年，美國、歐洲和日本簽署了一個共同干預外匯市場的協議，引起美元略有貶值。與此同時，美國國內增加稅收和抑制消費的舉措也小幅縮減了美國的預算赤字。隨後，柏林牆的倒塌和蘇聯的解體使得美國得以大幅縮減國防費，美國的貿易赤字在１９９１年實際上也消除了，因為當時為幫助支付反對薩達姆·海珊的海灣戰爭的巨額經費，來自外國的捐款就超過美國的財政赤字。個人電腦的發展，使微軟與英特爾公司成了全球領先的科技公司。與此同時，美國與日本簽訂一項半導體協定，保證美國佔據了大約２０％的日本半導體市場。在汽車製造方面，美國人開始從生產家用小轎車轉向生產多功能運動休閑車、帶篷載重汽車和卡車，從而使底特律的汽車廠商領先了好幾年，後來日本才推出了它自己的車型。

    美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增長始於１９９２年，這似乎證明了關於美國並不存在競爭力問題的觀點。美國經濟轉向服務業，創造了比過去２０年還多的工作機會。實際工資和中等家庭收入自１９７３年以來首次有了提高。國際網際網路的出現和DOT COM熱潮似乎證明了許多人的預期，即在製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同時，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轉向了精品服務業和創新性的高技術產業。而且，美國的財政預算２８年來第一次有了盈餘。在這一期間，美國人的消費仍然高於他們的產出，仍然需要依靠外資的流入，但是外國人現在只想將錢投入納斯達克股市和DOT COM公司。全球化被宣布為是美國的戰略。通過全球化，世界將變得更富裕、更民主，人類將享受和平生活。

    然而，美國的經濟泡沫破裂了。大多數DOT COM公司接連倒閉，美國經濟進入了衰退期，財政預算重新出現了赤字，從來沒有離開過的貿易赤字不斷擴大。特別重要的一點是，貿易赤字在高科技領域也呈擴大之勢，而服務業出口也沒有像所預期的那樣填補缺口。與此同時，日本和歐洲的經濟也呈現停滯狀態，其成長越來越依賴對美國的出口貿易。20世紀80年代存在過的所有老問題在新環境下再度出現了。

第三波全球化浪潮

    如今，全球化的第三波浪潮正在席捲全世界。站在其峰頭上的是兩個亞洲巨人--中國和印度，它們在經歷了600年的貧困和屈辱之後，正在走向復興。這一波浪潮的主要特點是沒有時間和空間的障礙，高技術迅速從發達國家轉移向發展中國家。已經艱難運轉的以美國為主導的冷戰全球化機器，正在受到新走上市場經濟道路的３０億大軍的衝擊的打壓與抑制，可能已經無法修復了。這一新的浪潮將急劇改變公司的策略、力量對比和億萬人的日常生活，從"主宰宇宙"的社會精英到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平民百姓，一概沒能置身於它的影響範圍之外。它將前所未有地增大個人的力量，讓長期受到忽視的人才有機會發揮所長。新一波全球化的主要特性之一是主導形勢發展的力量主要的不是國家和公司，而是真正的人民，它將發揮前所未有的創造力，推動科學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但同時它也可能降低網路系統的安全性，使沒有專業技術的人處於不利地位。無歧視性的公平對待原則以及美國和第一世界影響的減弱，對歐洲、美國和日本到目前為止依然擁有生活保障的專業技術人才的生計形成了挑戰。實際上，在財富和權力向亞洲轉移的過程中，所有傳統的經濟觀念都將面臨嚴重的挑戰。

    拿移民問題來說。美國在過去對追求發展機會和尋找工作的移民來說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地方。近年來，歐洲也具有這種吸引力，甚至日本雖然不像歐美那樣火，但對移民來說也是個具有吸引力的地方。然而，如今形勢正在發生逆轉：有些工作為了能找到工人，正在從美歐外移，先前移入的人口逐漸返回故鄉，那裡的機會似乎更多一些，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製造業的首選地點，印度則正在成為軟體開發和服務業的理想園地。

    這些新的角色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不僅正在創造數量龐大的需求中心，而且還正在創造新的市場和新的經營方式。不久前，中國剛取代美國，成為日本的最大貿易夥伴，並且持續提供日本經濟增長所需的物資，中國對食品和原材料的龐大需求，也同時刺激印尼和巴西等國的經濟發展。然而，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也增加了對珍貴的水資源的需求，加快了沙漠化進程，使空氣和水受到嚴重污染。不過，首要問題還是能源問題，全世界將比過去更加依賴波斯灣的原油供應國，甚至在石油價格持續上漲的時候也是如此。能源和環保問題不但對美國是個挑戰，對中國、印度和世界其他國家也是一大挑戰（見第九章）。

    這些發展在改變全球經濟基本結構的同時，也對長期以來支配全球經濟政策的許多假設提出了質疑。

    眾多的企業主管、經濟學家和政治領導人，都不願意對這些假設重新考慮，即使在這些假設嚴重脫離現實的情況下，他們依然毫不質疑。這不禁讓我想起了泰坦尼克號的缺陷，因為全球體系也可能由於這些假設上的缺陷和缺乏緊密結合新一波全球化浪潮實際的新思維而沉沒。其理由是：

    ●美國的貿易赤字現在高達6000億美元，佔美國當年GDP的６％。其結果是，美國已經從一個債權大國淪落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總債務近３萬億美元。然而，許多人卻不將這個前所未有的驚人數字視為潛在的問題。甚至還有人認為這是強大的象徵，他們宣稱，這些數字錶明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高於世界其他國家。他們認定，美國的經濟增長將可以很容易彌補這些數字缺口，因為外國人很願意向快速增長的美國經濟投資。然而，當時的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和前主席保爾·沃克等經濟領袖，都出來紛紛表達對赤字過大、難以支撐的憂慮，本書前言中所列的一些報紙的大標題，也證實了其他國家領導人的疑慮。現在，美國每天需要超過２０億美元的外資流入才能勉強填補缺口，我們若不儘快採取新的思維，或許有一天外資終將停止流入。

    ●貿易赤字的背後隱藏著美國家庭的零儲蓄和聯邦政府的龐大預算赤字，以及某些國家過高的儲蓄率和重商主義行為，這些現象沒有一個可以永遠持續下去。

    ●美元是否能夠或是否應該持續成為全球通用貨幣?　以前，世人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而現在，隨著歐元的出現和亞洲共同貨幣的討論，情況正在發生變化。美元作為全球貨幣的特殊地位，讓美國可以不受所有的金融規範，也讓其他國家有操縱貨幣的可能，這便是全球貨幣體系中一個重大的泰坦尼克式的缺陷。這種情況不能永遠持續下去。但何時並以何種方式來改變它，卻是一個現在無人關注的非常重要的問題。

    ●製造業真的很重要嗎?美國的製造業從20世紀80年代佔GDP的２３％下滑至現在佔GDP的１２.７％，歐洲和日本雖然也雙雙下滑，但幅度比美國小。傳統觀念認為，一國的經濟結構如何，它生產什麼，提供什麼樣的服務，並不特別重要，也不是政府政策的主題。按照這個觀點，工業與技術間的關聯性並不重要，技術的發展是獨立於製造業和生產的。然而，這個看法似乎不符合第三波全球化浪潮的實際。除此之外，美國必須處理平衡貿易赤字的問題，而貿易赤字多來自工業製品，然而，即使美元的價值為零，美國也未必有足夠的製造能力持續維持出口，最後達到平衡貿易赤字的目標。服務業的出口雖然能有把握地不斷增長，但卻不大可能完全將缺口填平。因此，美國若不發展製造業，則解決貿易赤字唯一的方法，就是大幅度削減消費。這就是問題的所在，你說製造業重要嗎？

    ●經濟學家曾經深信，高科技製造業和服務業適於在發達國家進行，而低價值的一成不變的工作則適於在發展中國家進行（見第九章）。然而事實卻是，中國正在興建中的和即將投入生產的半導體工廠比美國還要多，而全球的手機製造商也都已將大多數或者大量的研發工作移往中國。印度也不限於尋常的軟體開發工作，他們也進行尖端技術的研發。現在，服務業、Ｘ射線學、換心和換關節手術和藥物研究和開發，都經常外包給了印度去做。美國和歐洲的公司都強調指出，他們之所以將許多高科技業務轉到中國和印度去做，是因為這些業務在國內沒辦法做得那樣好。

    ●長期以來，人們以為製造業的工作崗位流失之後，服務業將提供有保障的高薪工作，以彌補製造業的損失。不過，這是國際網際網路發明之前和第三波全球化到來之前的看法。新走上市場經濟道路的30億大軍上線之後，這個觀點恐怕再也站不住腳了。

    ●有一種觀點認為，具有獨特創新能力的美國經濟，能夠從不斷的創新中永遠保持全球經濟的領導地位，如今這個觀點已經不攻自破了。美國在重要領域的研發經費持續縮減，科技的基礎設備也在逐漸過時。其他國家正在造就越來越多的理工人才，而美國理工科的畢業生卻越來越少。更糟糕的是，具有領導地位的美國創投公司和科技部門，正迫不及待將研發工作和新興公司的開發轉往亞洲。

    ●工商管理碩士和美國的工商運營模式，對全球的工商界曾經具有重大的影響力。美國工商業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它的管理，得益於它重視股東權益而非利益關係人權益的做法。當然，也有許多美國企業的成功是得益於政府的支持和有利的環境。如今，環境的改變和有著截然不同的目標與宗旨的強大的非美國公司的崛起，要求具有一套全新的企業經營思維。

    ●西方的，特別是美國的工商企業領導人雖然不樂意自己的政府干預他們的事務，但對外國政府卻經常刻意逢迎巴結，以求得到特殊的待遇。這種做法可能使他們受外國政府政策支配的程度比自家政府還要嚴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西方政府官員鄙視這一經濟戰略（政府干預企業運營）的全部理念，這無異在鼓勵上述做法。所有這些思維在第三波全球化浪潮中，恐怕都行不通。

    ●公平競爭原則深受西方政治領導人的喜愛，他們動不動就將亞洲國家稱為貿易騙子，同時堅持認為西方國家的工人能夠在"公平競爭平台"上與任何國家的工人競爭。但事實真相是：他們不能。擁有與中國或印度工人相同技能的發達國家的工人，除非願意接受與中國或印度工人同樣的工資，否則根本不能與之競爭，更何況競爭平台將以獨特的方式向這兩個全球經濟巨人傾斜。他們擁有龐大的潛在市場、取之不盡的低價勞動力、大量高技能低工資的專業人才，以及政府所提供的各種投資獎勵，所有這些綜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種外資不可抗拒的綜合力量，它將不僅從第一世界吸引投資，也從其他發展中國家吸引投資。例如，中國可能成為墨西哥的一大憂慮。對墨西哥政府而言，唯一可行的做法是在教育上大量投資並提升工人的專業技能，因為現在只有那些擁有他人沒有的能力的人，或者能夠將工作做得比別人更好的人，才可能有工作和生活保障。

    ●美國人自己可能會發現，他們作為個人來說越來越缺乏競爭力。他們從來沒有意識到，他們所以有高生活水平是因為運氣好，並不是因為他們個人的能力強。在無時空障礙的新社會裡，教育是極端重要的，美國中等教育的低質量，將會使美國處於比現在更加不利的處境。美國學生在所有國際測驗中幾乎都處於最後名次。想要在公平競爭的平台上與他國競爭，美國必須設法扭轉這種形勢。

    ●中國和印度只要不出現全面性的動亂，它們到21世紀中葉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強國。歐盟目前已經是世界最大的經濟實體，它最後也將變得比美國強大。雖然美國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但國際影響和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變化。誠如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所言，國際力量對比的形勢比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不穩定。美國面臨的挑戰是它是否能打好它目前力量強大這張牌，為未來塑造一個對自己有利的新的力量平衡，因為那時候美國將處於相對的弱勢。美國是否能放棄狂妄自大，承認這個現實?

    以上所述全都是一個更大的問題所包含的枝節問題。當今的全球經濟是一個緊密的結合體，它提供著前所未有的更大潛在機會。

    對供應商而言，自行生產無異於自尋死路。

    --偉創力公司

    首席執行官 邁克·馬克斯

第三章 全球芭蕾

    時間是上海的下午4點鐘，在浦東國際機場，聯邦快遞編號為FX24的飛機的貨艙門"啪"的一聲關上了，飛行員開始啟動這架四引擎、３１５噸重的麥道Ⅱ班機，準備飛往孟菲斯。對於密密麻麻堆放在貨艙架上重達77噸的數碼相機、手機、DVD以及其他貨物而言，這是漫長旅程中的倒數第二段航程。大鳥在夕陽西下中騰空飛起，再過17個小時，FX24號班機將成為從位於孟菲斯機場的聯邦快遞塔台上能夠看見的一個夜空中的亮點。飛機降落之後，機上的貨物將與其他５００萬件包裹一起被送上輸送帶，並被分類，然後送往收件人手中。我也將於上午11點收到我的新電腦。

　　收到我的新電腦

    在那架從上海飛來的貨機上，有我新訂的ＩＢＭ個人電腦。在決定買ＩＢＭ電腦之前，我並沒有親自前往商店選購，也沒有找任何銷售員商談，任憑手指在舊電腦的鍵盤上敲來敲去，於是戴爾、惠普和索尼等製造商的網站便提供了詳細的產品說明。選定國際商用機器公司電腦之後，我便遵照網站上的指示操作，從電腦上直接訂購產品，我的要求是：２２英寸屏幕、英特爾奔騰７３５微處理器、微軟的windowsXP專業作業系統，和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內置安全系統、一個G的內存、一個８０G的硬碟、一個英特爾無線上網裝置、一個G的超高速乙太網路卡，和一個CD-Rw/DVD-ROM光碟機。我用滑鼠按下確認鍵，這個動作不僅將我的訂貨通知傳送到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銷售和會計部門，同時也啟動了一連串互有關聯的活動，所有活動的目的在於將我特別訂購的新電腦送上聯邦快遞或優比速的卡車上，再在3個星期內送到我家門口。

    這部新電腦雖然標著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牌子，而且是由國際商用機器公司設計、推向市場和銷售的，但其零部件幾乎都不是IBM自己製造的，比方說，英特爾微處理器和無線上網裝置以及微軟的視窗作業系統，顯然都是由這兩個公司設計和生產的。其他零件則是由其他廠商負責設計、製造、推向市場和銷售的，包括主機板、鍵盤、雙重點選裝置、切換器、外殼以及其他零配件。某些零件的生產和成品的組裝，有時候由國際商用機器公司負責，但也經常委託其他公司如偉創力公司代勞。後者在全球各地，如中國、新加坡、墨西哥和匈牙利以及其他國家都設有工廠，專門從事生產和組裝業務。

    在勞動力低廉的國家設廠、提供專業的管理和後勤控制、憑藉眾多客戶的訂單形成龐大的生產量、協助客戶設計能簡化生產程序的零部件等，偉創力公司及類似的公司能以極其低廉的成本生產客戶所需的商品。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個人電腦有時候就是在偉創力位於中國的工廠組裝的，當我用滑鼠按下確認鍵時，我的訂單便成為生產計劃表中的一部分，一旦生產計劃表付諸實施，一些供應廠商如英特爾和微軟，以及一些後勤管理公司，如聯邦快遞公司便開始安排生產，將生產所需要的材料和零部件按計劃時間表送往偉創力公司位於中國的工廠進行組裝。當電腦操縱工廠的生產線一完成作業，訂貨就可以準時地交付用戶。

    如此一來，英特爾位於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的造價高達數十億美元的半導體組件廠，將收到由日本供應商寄來的硅晶材料，接著便是一連串極複雜的工作--將材料切割成晶元，然後將組成微處理器的數百萬個次微米電晶體蝕刻在晶元上。在這一過程中，英特爾將使用許多複雜的機器設備。這些設備有的來自日本的尼康公司，有的來自荷蘭的阿斯麥（ASML）公司，還有的來自美國的應用材料公司。在指定時間內，晶元將從阿爾伯克基交由聯邦快遞運送到其位於孟菲斯的營運中心，然後由飛機轉送到日本成田機場，再從這裡轉送到馬來西亞的吉隆坡國際機場，然後用卡車運送到英特爾位於檳城的工廠。每一晶元包含600個微處理器的晶圓，它們將在這個工廠做切割，做成一個個奔騰微晶元，經過封裝之後，加以測試。測試過的微晶元將再由卡車送回吉隆坡國際機場，由聯邦快遞飛機送到中國，再由卡車送到偉創力的工廠，最後安裝到我的電腦里。

    當這一切在進行的時候，其他的零部件也在沿著類似的途徑進入我的電腦。儲存器晶元則可能由韓國三星公司製造，也可能來自中國台灣的某一家公司。而無論是韓國或中國台灣的企業，又都是使用日本、荷蘭、美國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設備來生產加工晶元。他們也都使用日本的硅晶材料，不過可能在國內（地區內）自行完成切割、組裝和測試工作，然後再將成品空運至上海。硬碟可能是在新加坡設計，在泰國製造，然後再空運到上海的。Windows操作系統可能從西雅圖通過網際網路直接傳到上海，但也可能由微軟位於中國的營銷部門提供。我可以一直說下去，但你大概已經有了一個印象。經過許多國家（地區）的眾多廠家的共同努力，這台電腦才最後被裝上聯邦快遞的ＦＸ２４號班機，送到了我手中。

    然而這個過程還沒有結束。我一拿到電腦，就需要有人幫我安裝，或說明使用的方法，或幫我找出不能正常運作的原因。幸好廠商提供了一個客戶支持的電話號碼，電話那頭的服務人員說話帶著一點口音，證明這個客服中心位於印度。這表明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將電腦售後服務的工作委託給了印度的塔塔公司。這家印度公司專做全球一些企業的售後服務和信息技術支持的業務，自營運以來，發展迅速。當然，執行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業務時所使用的軟體仍是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

    我們也不能忘記德國人。在完成電腦生產的過程中，所有供應廠家都需要了解其他廠商在幹什麼，特別是國外的廠商如偉創力公司正在幹什麼。這涉及電腦與電腦之間以及各個信息系統之間的許多對話，而讓對話順利進行的軟體是德國SAP公司的產品，這是一家世界頂尖的德國軟體公司，總部設在沃爾多夫。為了讓你對全球化有個完整的印象，印度的塔塔公司最近在美國律師和投資銀行的協助下正式在紐約股市掛牌上市。你可能會問為何不在孟買股市上市?塔塔公司董事長拉坦·塔塔說，這是因為在全球股市當中，紐約股市擁有最完善、最透明、最容易預測的規則。可見，第三波全球化浪潮讓我的電腦製造和運送過程，變成了一部大型的全球芭蕾舞劇，而使它能夠和諧地演出的是複雜的通訊系統和軟體設計，正是他們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與最簡單的手工勞動連結在天衣無縫的全球經濟網當中。這部芭蕾舞劇中最重要的3個要素是：業務外包、境外投資和按合同製造。

從"自己干"到"外包給別人干"

    業務外包一詞近來多了一層負面的含義。它可以理解為你丟了你的工作，因為工作機會流向海外，使你和家人無事可做了。將工作外包給工資低廉的外國地區的美國公司高管們受到了某些政治人物的譴責，甚至稱他們為"本尼迪克特·阿諾德老總"（本尼迪克特·阿諾德是美國歷史上的著名將軍，也是美國革命初期著名的叛國保皇派。是美國公認的叛徒人物--譯者注）。有些經濟學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布希總統的白宮經濟顧問格雷戈利·曼金--試圖出來為外包的做法辯解，說它對美國是有利的，但卻遭到嚴厲的批評。在比較溫和的批評當中有一條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記者道格拉斯·基克寫的，他寫道：曼金的斷言表明白宮"在政治上的無能"。

    然而，只要稍加思考你就會發現，業務外包是最普通的常識，如果不這樣做，我們恐怕都得倒退回去過石器時代的生活。上個星期我去安妮的理髮店理髮，她的理髮店位於馬里蘭州波多馬克，我家就住在那裡。安妮是越南人，她不僅頭髮理得好，還幫我按摩頭部和肩膀。花了15美元，我感覺好像年輕得像個百萬富翁的公子似的。當然，我可以選擇自己給自己理髮，也可以求夫人給我理，但是我們誰也不會理得像安妮那麼好，更何況我們也都有別的事情要做。理完髮后，我到一家台灣人開的乾洗店去取西裝，店主名叫林明蒂，她洗一套西裝的價格是8美元，還免費縫補掉落的扣子。她還非常耐心地糾正我蹩腳的中文。我想，自己乾洗衣服應該不是件困難的事，只是洗完之後的衣服恐怕會很難看，成本也會高出許多。因此，我像其他千千萬萬的美國人一樣，將乾洗的工作外包給他人代勞。這麼做不僅節省又很方便，還能創造就業機會。憑藉乾洗店的生意，明蒂的兩個女兒才有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並找到不錯的工作。

    雖然製造廠商一向能夠從國外的供應商那裡買到材料和零件，但過去總是樂意儘可能地在國內生產，他們認為在國內干所有的事比利用國外的合同廠商去干，更能控制成本和質量，並能保護專有技術和生產過程。亨利·福特把這個邏輯發展到了極致。他在底特律附近開了一家規模龐大的紅河工廠，鐵礦和煤等原料從工廠的這一頭進去，福特牌汽車從工廠的另一頭出來。所有的鋼材和其他材料都在工廠內自行製造、裝配。它是一個幾乎完整的工業王國。可是多年以後，該汽車公司和其他主要的生產廠商卻發現，將生產--至少是某些零配件的生產--委託給其他廠商去干，要比什麼都由自己生產更節省成本，也更能保證質量。

    １９６８年，我剛加入史考特造紙公司任市場調查員的時候，公司聘有一位專職醫生，還有專職人員在夜間負責清掃公司大樓。公司儘管有幾位專職律師，還聘請外面的法律事務所協助處理一些特殊事件。幾年之後，專職醫生由外面的診療所取代，清潔工作也外包給了大樓的物業管理公司。我所屬的市場調查部門也有一大筆預算經費用以聘請外面的公司來做廣泛的市場調查，我們只是定期地使用他們，而如果要聘用他們作為全職僱員，那開銷就非常昂貴。將這些工作外包的確可以節省許多錢。

    年紀大一點的人可能還記得，以前打電話給任何公司，都會聽到一個真人的轉接聲音，讓人感覺很親切。當年的顧客服務和技術支持服務，都是由公司派駐在總部或駐全國各地的辦公室和工廠的全職人員負責。如果你打電話，你不僅會聽到電話另一端的真人聲音，而且此人講的是正確無誤的清楚易懂的英語。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新發明的自動話務分配技術可以將電話呼叫分配給等候時間最長的人。大陸航空為了節省成本，利用這一技術設立了全美第一個客服中心。其他公司立刻仿效這一做法，將客服中心和其他後勤部門搬離地價昂貴的總部所在地。企業經理們很快發現，將客服中心遷移到地價比較便宜的外地，而不是設在近郊地區，可以大幅削減成本。因此，客服中心便大量被遷往達科他州、得克薩斯州南部、西弗吉尼亞州等地。接著有人發現，顧客服務和技術支持服務也可以像法律服務、物業管理和市場調查一樣，包給外面的企業負責。於是一個全新的產業興旺發達起來了。隨著醫療和其他福利開支的快速增長，各大企業都想方設法將非核心的支持人員減少到最低限度。與此同時，對於工業不發達且人口不斷減少的邊遠地區的城鎮而言，客服中心卻成了最有吸引力的新就業崗位。由於客服中心沒有污染，又不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許多城鎮都爭先恐後地以免稅和其他優惠條件吸引客服中心到當地設點。

--即時系統的建立

    20世紀60年代初期，日本人將他們的"看板"系統（即時系統）改進得很完美，從而使外包製造業達到了一個全新的水平。處在這個產業結構中心的是一個大企業，如豐田汽車公司，其周圍則如同心圓，環繞著一圈又一圈的供應商。舉例來說，豐田汽車公司全權負責汽車整體的設計、規定質量標準、建立成本目標，並負責所有組裝、行銷、銷售、運送和售後服務等事宜。位於最內圈的供應商有豐田汽車作為大股東，而且只供應豐田。他們與母公司緊密合作，還經常負責設計和開發自己生產的零部件。第二和第三圈的供應廠商受豐田公司的控制較少，與豐田的活動結合得也不很緊密，但其營運卻還是依賴這個主要客戶的支持，也接受其指導。這些公司都設法將工廠設在豐田裝配廠附近，因為他們希望在需要裝入汽車結構之前的幾分鐘內能將零配件送到裝配線上。

    這個模式有以下優點：其一，能給予供應廠商一定的靈活性，使他們用他們認為最好的方式達到總的要求，從而進一步簡化製造和裝配的過程，提高生產速度。20世紀80年代初期，日本製造商的交車速度，比起美國和歐洲的競爭對手快了許多，平均每輛車少近一半的工時。另外，這一模式還將零部件的存貨率降到幾近零的水平，這樣就大幅降低了保持存貨的代價，同時還增加了維持高質量和高效率的壓力，因為一旦某個環節出錯，就沒有別的選擇，只能讓整個生產線停下來，而這樣就會付出相當高的代價。除此之外，供應商還必須設法降低成本，並且改善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率，這是一個持續要面對的龐大壓力，因此供應廠商給工人的工資和福利要比主要製造廠商付給工人的工資和福利少得多，而且更容易遭到解僱，因為他們許多人是臨時工而不是正式員工。總之，這個模式讓企業運作更有效率，逼得全世界各大製造廠商不得不以這種或那種形式來採用它。

　　--業務外包

    不過，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以前，從來沒有人想到要把製造業和後勤業務全部外包出去。業務外包是歐林·金想出來的經營方式。此人於１９６１年作為一名２７歲的火箭科學家，在亞拉巴馬州亨茨維爾鎮創立了太空梭公司。在此之前，他一直在為美國太空總署（NASA）研製火箭，深知製造火箭經常需要少量在公開市場上無法搞到的特殊零部件。於是他與兩位同事共同在他家的地下室開了一家店，充當太空總署的轉包商。這家公司很快便成為一家主要的轉包廠商，專門為"土星5號"登月火箭製造零部件，後來又為軍用和商務飛機製造次要系統。20世紀70年代，隨著計劃的終止和越南戰爭的結束，歐林·金不得不在商界尋找新的機會。１９７６年，他成功說服國際商用機器公司讓他承包電腦終端機的製造業務。這些簡單的終端機並非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主要產品。歐林·金計算了一下，他能夠以遠低於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成本來生產出這些產品，因為國際商用機器公司要開支龐大的管理費用並有一支高薪員工隊伍。１９８１年，他成功做出了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新型個人電腦，他的事業以此為起點迅猛發展起來。

    另一個憑藉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大力支持而崛起的產業先鋒是旭電。旭電原本是一家小型裝配公司，是楠本在離開雅達利公司之後，於１９７７年創立的。它主要處理矽谷的一些大公司在業務高峰期間無法消化的訂單，其目的是籌措涉足太陽能產業的資金。在奮鬥了幾年之後，楠本將公司５０％的股份賣給了前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物理工程師陳文雄，並讓他擔任首席執行官。當時，承包商一直無法擺脫血汗工廠的壞名聲。陳文雄想用讓旭電上檔次的辦法，使旭電與這種名聲劃清界限。他引進了嚴格的質量控制制度、強化員工培訓制度以及先進的自動化設備，並希望把日本的管理方法與美國的企業理念和創新精神最有效地結合起來。這一措施果然奏效，一些製造廠開始要他們承包更多的產量和更多的複雜產品。

    １９８８年西村的到來更加速了這一趨勢的發展。西村也曾任職國際商用機器公司。他從營運部主任干到總裁，一直想獲得美國商務部頒發的"鮑德里奇國家質量獎"。１９９１年，旭電果然成為第一家贏得該獎的承包商，１９９２年，又有了突破性的發展。旭電買下了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在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和法國波爾多的兩座工廠，並且接收了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在這兩個地區的所有製造員工。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做法引發了一股仿效浪潮，其他的一些大製造廠商，如惠普公司和荷蘭的電子巨人--飛利浦公司等，紛紛脫去製造廠商的外殼，將整座整座的工廠和部門轉讓給承包商，並將製造業務外包給他們負責。

    當20世紀90年代持續多年的繁榮轉變為網際網路泡沫時，製造業外包一下子變成了良好管理的必要條件。各商學院和工商管理期刊都不約而同地促請企業將重點放在核心競爭力上，將其他業務一概外包。旭電因此成了暴發戶。１９９３年它的營業額僅為９３００萬美元，有１５００名員工，而如今它已經成長為世界級的承包巨人，在全球20多個國家設有30個企業，營業額將近２００億美元，擁有員工６５０００人。廣大公眾並不知道，旭電的規模比矽谷的許多知名廠商，如蘋果電腦公司、甲骨文公司、太陽計算機系統公司等都大，但旭電並不是唯一的超大公司，它也有競爭對手，如SCI、偉創力和捷普公司等，它們都發展得十分迅速，以至整個外包產業的收入從１９９６年的５９０億美元猛增為２００１年的１７８０億美元。

    迅猛增長的原因在於該產業具有幾個優點。首先，承包商沒有豪華的辦公室，也沒有複雜精密的研發設施。"知足"的理念（不多也不少的完美平衡理念）強調的是從斯巴達式管理而來的典雅，因此管理費用得以控制在極低的水平。再者，由於承包商握有大量客戶的生產訂單，因而擁有較大的規模經濟，可以用極低的價格採購大量的零部件和材料。由於製造和組裝是他們的本行，所以他們不惜僱用最好的人才，以便研究和開發出更快速、更便宜、更先進的製造技術。他們與客戶密切合作，經常向其提出修改設計的建議，以便在不影響產品質量的情況下，簡化生產過程和降低生產成本。漸漸地，承包製造廠商也成了承包設計廠商，他們在接受客戶的生產任務的同時也承擔了為其進行產品設計的任務。這樣一來，這些客戶就可以集中精力搞好營銷業務。

    新加坡有一座典雅的聖荷西大樓，新加坡偉創力公司總部就設在那裡。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邁克爾·馬克斯坐在辦公室里用圖表對我解說製造業目前的變革情況以及承包商試圖也充當設計商的原因。他說，唯一的利潤來自矽片上的聰明組件。產品的成本和售價一直在大幅度地下降，錄放機（ＶＣＲ）的售價從10年前的１０００美元下降到如今的１００美元，而一部DVD的價格在１８個月內就能達到同樣的降幅。5年前，一部手機的價格是５００美元，其組件高達１５００個，如今一部手機僅售５０美元，其組件也只有５０個。馬克斯繼續說道，所有產品都以光速走向商品化，以噴墨印表機為例，製造成本是５美元、後勤成本１５美元，設計、物流和營銷成本５０美元，總共２００美元。製造商若想要生存，就必須建立一個全球製造網，並在全球達到極大化的生產量。毛利率僅５％左右，相當於一般超市的水平。所以，如果生產成本在墨西哥變得過高，偉創力公司就得設法立即將生產轉移到中國或匈牙利去。本章的描述對於那些想要自己進行生產的公司來說等於是敲響了喪鐘。甚至對於世界級的大公司--旭電和偉創力來說，也是一片危機四伏的叢林。

    舉例來說，從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１年，外包業務使電信設備供應商得以將整個供貨鏈的成本從佔總收入的２１％降到６％。的確，承包商讓某些公司得以完全擺脫工廠。思科系統公司就是在完全不進行製造業的情況下，成為全球電信設備的龍頭廠商，並且一度成為全球最有價值的企業。承包商使它能夠以全力投入設計和營銷的工作，完全不需要插手製造業。再以翰信科技（Handspring）為例，這家矽谷的新創公司在成立僅15個月之後，便推出自家產品VisorPDA，如果它必須自行建廠來生產產品，則根本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在網際網路和寬頻通訊發明之前，上述情況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你若想知道箇中原因，只要看看偉創力的電腦系統，便會一目了然。一部終端機能夠顯示所有工廠的所在地。一位經理人可以立即看見墨西哥零件買家所開出的價格，在比較過新加坡的價格之後，他可以據此調高某一地區售價。或者，他看見某些零件在新加坡供過於求，而在墨西哥卻缺貨，他便立即做內部調整。這種全球信息基礎也是將製造提升到設計的有效工具。許多承包商都是從單純的製造業發展到能承擔客戶的全部設計任務。這個發展被某些企業主管視做是亮出了紅旗，他們擔心沒有對設計的控制權，公司將無法推出有特色的產品，並將喪失長遠的競爭力。不管怎麼說，公司自行製造自己的產品就是死路一條，所以，大多數美國、歐洲甚至於日本的大企業，都將業務外包作為公司生產策略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從業務外包到企業外移

    如今，在國外設廠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跨國製造廠商跟製造業幾乎一樣地古老。１９１１年以前，福特汽車公司就在英國和日本設有製造工廠，而德國的戴姆勒汽車公司在美國也設有汽車工廠。當時這樣做的目的在於用當地生產的產品供應海外市場。雖然海外工廠所生產的產品常常頂替了美國向海外市場的出口，但這些產品卻極少迴流美國市場頂替國內製造的產品。

    需要指出的是，過去在國外設廠以滿足國內需求的做法是應對美國國內不斷增強的消費意識的一種舉措，同時也是對20世紀60年代日本在國際市場上強大影響的一種反應。日元貶值和日本生產體系的高效率相結合，使得一些日本企業如帝人、新力、松下和日立等得以大舉進入美國和歐洲市場。60年代初期，日本的紡織品佔有美國市場很大的份額，美國政府不得不出面央求日本政府放美國工人一條生路，兩國政府因此簽訂了一項"出口自動設限"協定。接著，日本製造商成立了一個類似卡特爾的組織，規定了對美國出口的最大數量，並依此上限做配額分配。日本的電視機同樣對美國市場造成巨大的衝擊，20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的黑白電視機一度佔了美國市場９８％的份額，１９７６年，這一情況再度重演：日本彩色電視機佔據了美國市場４５％的份額。在這期間，所有的美國製造廠商，無論是汽車還是半導體廠商，都遭到了同樣的命運。

    在歐洲，情況稍有不同。日本用了很長時間才進入保護措施較嚴密的歐洲市場。但最後他們還是成功地控制了消費電子市場和其他許多市場。

    美國關鍵的市場被日本人快速佔領的原因之一，是美國製造商和批發商都奉行一條古老格言："如果你無法打敗對手，就加入他們的行列。"請不要忘記，美國當時的經濟策略是以刺激消費來促進經濟發展，無論政治領導人，企業高管，還是經濟學者，都一致強調說，主要目標就是為消費者謀利益。根據這一觀點，大量的零售商，如西爾斯·羅巴克紛紛在日本和亞洲其他地區建立採購中心，以便直接從貨源地為美國消費者進口最好、最便宜的商品。他們同時還委託日本製造廠商生產自己公司的品牌產品，如西爾斯楷模家電等。他們甚至加入日本的卡特爾，西爾斯最後還因為涉及與日本電子製造商交易的關稅欺詐案，遭美國政府罰款數百萬美元。一些重要的美國製造廠商也都參加了在國外設廠的行動。美國無線電公司（RCA）是一家不遺餘力地推廣電視是美國人客廳里必不可少的設備的公司，它將製造工廠轉往中國台灣地區和墨西哥，同時委託日立公司生產ＶＣＲ錄放機。１９８３年在哈佛商學院的一場研討會中，我當場聆聽了美國無線電公司董事長桑頓·布拉德肖的演說，他說，美國無線電公司的品牌實在太響亮了，他們委託日立生產的錄放機所得的利潤，比日立牌錄放機的銷售利潤還要高。3年之後，美國無線電公司作為一個獨立公司已經不存在了，但美國無線電公司的品牌還是被最新的擁有者--法國湯姆遜公司保留下來了。

    為抵制日本的低成本優勢，許多製造廠商，尤其是其市場份額快速流入日本廠商手中的美國和歐洲的半導體製造廠商，開始在工資低於日本的其他亞洲國家尋找製造地。幾家美國的製造廠商，如摩托羅拉、英特爾和得州儀器，都已經先後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和中國台灣進行了多年的試驗，如今他們已將半導體生產過程中最需要勞力的部分逐步轉移到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工廠。

    事實上，低工資並不是吸引他們在這些國家設廠的唯一因素。這些亞洲小國和地區與美國不同，他們不能把刺激消費的辦法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因為他們的市場太小，用數億美元的投資搞設施建設不合算。因此，他們將重點放在供應國外市場尤其是龐大的美國市場的投資和生產上，並以具有吸引力的優惠條件引誘外國製造商到他們那裡去設廠。他們對經過挑選的外商可能提供10年至20年的減稅優惠、員工訓練補助、基礎設施建設補助，甚至高達新廠資金成本５０％的巨額補助。低工資、優惠的金融條件和有利於企業發展的政策環境，三者結合在一起，其吸引力確實是不可抗拒的。

    假如你與一群野生動物生活在一起，你必然需要一切能夠取得的幫助。企業外移和投資優惠就是這種性質的幫助。偉創力將總部設在美國的聖荷西，看來像是個美國公司，其實它是在新加坡註冊，因為那裡的稅金比較低。偉創力以及其他的承包商在墨西哥、中國、匈牙利和世界其他地區都設有工廠，他們的產品大多數都是這些工廠生產的。製造商在這些地區不僅具有低價勞工的優勢，還享有免稅和其他的金融優惠，這樣一來，他們的資金成本就會降低，稅負的壓力也比較小。實際上，發展中國家所提供的免稅優惠才是讓承包商得以生存並降低成本的原因。

    20世紀90年代初期，只有３００多萬人口的新加坡，一躍成為全球主要的電子產品出口國之一。例如，其硬碟驅動器生產量佔了全球產量的幾乎一半。當時，馬來西亞也是半導體的主要生產國，而泰國在硬碟驅動器生產方面也有大幅增長。而到20世紀90年代末，全球將近８０％的膝上型電腦和５０％的電腦主機板都是中國台灣生產的。

--媽媽：請看，看不見工廠了

    台灣還創造了一套全新的半導體製造程序。在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９０年間，半導體生產逐漸變成了一種資本密集型的產業，一個工廠的造價從１０００萬美元上漲到２０億美元。巨額的建廠資金是想進入這一領域的人的一大障礙。半導體製造曾經是由投機資本提供資金的創投型產業，如今對那些創業者來說也是太昂貴了。但是這是張忠謀進入這個領域以前的情況。１９４９年張的家人來到美國，張忠謀在麻省理工學院取得機械工程系學士和碩士學位，接著又取得斯坦福大學電機工程系博士學位。後來在達拉斯的得州儀器公司工作。20世紀80年代初，我在那裡與他相識。當時，得州儀器與美國其他的半導體製造廠商一樣，都急於找到能與日本人競爭的方法。張認為資金成本是一個主要問題。

    當時，日本公司因為有政府在暗地裡保證它們運營，幾乎不缺乏資本。這些日本廠商的資金不是來自股票市場，而是來自其產業集團的銀行。後者給予他們貸款是基於長期的合作關係，並不考慮其資產負債情況和資金流動性。張忠謀提出了戰勝日本優勢的一種想法，那就是建立一座大型半導體代加工工廠，為不同的公司生產各種產品。除了規模經營之外，這個想法的確有可能解決許多問題。各半導體公司可以不再為龐大的投資成本發愁，他們可以將資源集中用來設計新的、更好的晶元。建立大型代加工工廠也可抑制這一周期性產業的大起大落。半導體公司在不需自行投資建大廠的情況下，將擁有更多應對環境變遷的能力，而大型代加工工廠通過在多個技術產業領域為多個公司供應產品，也可以分散經營風險。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設想，但需要龐大的資金。張忠謀知道該向誰求助，那就是去找"台灣地方當局"。台灣妒忌地看著日本和韓國在電子產業領域日益爬升到具有附加價值的產業水準，"台灣地方當局"正尋找辦法將工人從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方式提升到更複雜、工資更高的生產方式。半導體製造業似乎可以滿足這一需要。所以當張忠謀提出這一想法時，"台灣地方當局"立即答應在新竹建造一個高科技工業園，新成立的公司在這裡可以享受一整套的優惠措施，從而降低建廠的投資和長遠的生產成本。這一切很有誘惑力。起初，有些半導體廠商僅將低技術的產品委託給張忠謀所設立的代加工工廠生產，但逐漸地，委託生產的產品愈來愈多樣化，最後許多公司乾脆不搞製造了，全部委託代加工工廠代為製造。

    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全球僅剩下三四家大型半導體廠商仍然在自己的工廠里搞製造。這就出現了一種新的、意料不到的情況：若要在半導體產業中保持領先地位，就必須與生產設備製造商密切合作，並設法使自己成為最新設備的第一家用戶。舉例來說，全球最大的先進晶元製造廠家英特爾，一直是設備製造商最滿意的客戶。起初，代加工工廠並不受重視，無法很快取得先進的設備，但隨著他們產品質量和技術水平的逐漸提高，他們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成為廣受歡迎的客戶，他們也逐漸處於主導設計和技術發展的重要地位。

    其他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所走過的道路，也與晶元製造業的發展道路大體相同。當製造業逐漸轉移到亞洲、墨西哥和東歐時，科技的發展和設計也緊隨其後。此時，在市場經濟的自由大道上行駛的駕駛員們，能聽得到某個新上路的駕駛員正將變速桿換到高速擋，準備進入超車道。

    瞧！中國現在是全球製造業最火的地方。

    --ＧＥ塑料集團中國總裁 郭馬克

第四章中國製造

    你如果到了上海，一定要到外灘的Ｍ餐廳去吃頓午餐，不過也有人說集餐廳、畫廊和埃維蘭礦泉水療於一體的外灘3號才是最佳選擇。無論你選擇哪裡，都要設法找個靠窗的位置，若是陽台上的位置則更好，別計較價錢，因為這裡的風景絕對物超所值。從高處往下看，寬闊的黃浦江面和堤岸邊19世紀中葉上海建市時修建的快船碼頭盡收眼底。旁邊就是帶著金碧輝煌的圓屋頂的老滙豐銀行大樓。順著堤岸放眼望去，全是高樓大廈，閃著耀眼霓虹燈廣告牌的摩托羅拉、松下電器、三星和許多全球聞名的大公司全都在這裡。黃浦江的對岸是眾所周知的浦東地區，香格里拉飯店頂著大招牌聳立在你的右側，左側是88層的上海金茂君悅大酒店，左邊再遠處是一個酷似西雅圖太空針塔的建築，一副準備隨時升空的模樣。更遠處的許多街區里，聳立著一棟又一棟高聳的辦公大樓、飯店和住宅大廈。老一輩的上海人經常望著這些景象感到不勝驚奇，因為10年前這裡沒有這些高樓大廈。多少個世紀以來，這裡一直是一望無垠的稻田和無數的小村莊。

    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中國曾經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強國。一直到15世紀末，中國的科技水平依然領先全球，它擁有全世界最高的人均產值。當歐洲人還在用刀矛互相廝殺時，中國人已經懂得用煙火嚇阻敵人。之後，歐洲人迎頭趕上，大約在１５００年歐洲的人均產值超過了中國，但一直到19世紀，中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強國。直至１８２０年，這個中央王國的產值仍然佔全球ＧＤＰ的近1/3。然而，到了１９５０年，這個數字便萎縮到５％以下，中國的人均產值是全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

    "致富光榮"

    中國的轉變在初期進行得緩慢而小心謹慎，僅指定某些城市或地區為特區，也只有這些城市或地區才有權利打破規定，向外商提供投資優惠，其他地區仍然嚴格地走傳統社會主義道路。１９８２年我隨商務部長前往北京進行貿易談判，最後雙方簽訂了一項協議，美國在中國境內設立數個對外商務服務辦公室，對有意前往中國投資的美國商人提供信息和幫助。

    中國所以對美國有吸引力，其原因有二：其一當然是中國擁有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力，它可以生產出低成本的出口產品。其二是中國有潛力成為全球最大的市場。基於第一個理由，最早前往中國投資的商人是約瑟夫·哈，當時他是運動鞋製造商耐克公司的資深副總裁。他於１９８２年隨我到中國進行考察，想了解如果耐克公司在中國設廠，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生產輸往美國和全球其他市場的產品，是否能降低成本。一開始，這一商業考察進行得並不順利，中國政府堅持耐克公司必須與缺乏經驗、沒有受過訓練的中國公司合資經營才行。中國的勞動力雖然便宜，但各項後勤保障工作卻十分困難，各項清規戒律也像迷宮一樣令人摸不著頭緒。耐克公司通常習慣與海外的承包商打交道，甚至允許它們擁有自己的工廠，生產耐克品牌產品。因此，它選擇台灣地區的豐泰集團作為承包商。豐泰逐漸設立了數家工廠，生產成本低廉的商品鞋。80年代末，這些廠家的經營情況表明，中國的確可能成為一個打不垮的出口平台，耐克公司因此擬訂計劃，將業務擴展到中國，在那裡生產高級運動鞋。

    另一個前往中國投資的先鋒人物是摩托羅拉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羅伯特·高爾文，他於１９８４年末首次前往中國考察。行前他曾經向我談到，他對於向中國投資一事持保留態度，認為中國是一個長期敵視美國和市場體系的國家，他說："我當初的態度是，為什麼我們要與他們做生意?"然而，經過兩個星期的實地考察之後，高爾文認為，中國領導人對改革的態度是嚴肅的。他因此改變態度，認為摩托羅拉必須進入中國，而且越快越好。但投資的方式不是中國人所主張的合資方式。在與鄧小平、江澤民和其他領導人會談時，他斗膽以挑戰的口氣說，如果中國堅持要按自己的方式辦，就一定會失敗。高爾文對他們說，摩托羅拉公司準備在中國投資1億美元，建立世界級的設施，生產高技術產品，條件是摩托羅拉要擁有這些設施的全部所有權和控制權。１９８８年末，中國人終於表示同意他所提的條件，於是摩托羅拉便開始在中國投資生產。中國人對於這項投資的期望特別高，因為他們已經在摩托羅拉的傳呼機上發明了新的使用方法。他們開發出了一套標準碼，例如，２３４代表"我要訂一箱青島啤酒"，等等。傳呼機因此成為手機的前身。由於傳呼機的銷售成績相當好，使得摩托羅拉在中國的營業收入比預定時間表提早4年達到了1億美元。公司的高管們也因此急欲加速發展這一勢頭。

    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真的開始行動起來了，它的出口額在１９８１年翻了一番，從３００億美元猛增到６００億美元。美國、歐洲、中國台灣地區和日本的許多公司都準備跟隨耐克和摩托羅拉的腳步，前往投資。但後來的"民主運動"和１９８９年６月的天安門風波，卻讓一切活動戛然而止。整整兩年的時間，全世界的商人都屏息以待，他們投向中國的資金也都按兵不動，幾億中國人也都看著、等著。沒有人能知道，天安門事件是走向更加開放途中的一個波折，還是一場新的"文化大革命"的信號。終於在１９９２年１月，年邁的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開始了後來所稱的"南巡"。在深圳--它緊靠香港，過去是個小漁村，如今已經成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他種下了一棵常青樹高山榕，並為深圳的發展而高興，同時敦促要進行更大膽、更快速的改革。他說："改革就是要解放生產力，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這便是眾人期待已久的信號，鄧小平的話"像柏林牆倒塌一樣"令人振奮，引發了新一波的投資、建設和發展的浪潮。摩托羅拉宣布將投資2.4億美元，在天津設立新廠，生產半導體和電訊設備。這也是外商當時在中國的最大一筆投資。還要指出的是，此次投資的目的是生產高科技產品，而非一般商品。此外，耐克也積極在中國建立一套設施網，專門生產外銷美國和全球其他市場的鞋。很快便有來自全球各地的商人緊隨這些開路先鋒之後進入中國。

    20世紀80年代的10年當中，直接投資中國的外資總數僅２００億美元，可是到20世紀末這一數字已經飆升到２０００億美元，在以後3年中又增加了一倍多，達到４５００億美元。２００３年，中國的外商投資金額為５３０億美元，美國的外商投資金額為４００億美元，中國超過美國成為外資直接投資金額最大的國家。

    儘管"台灣當局"百般阻撓和限制，台商在中國內地的投資金額仍超過１０００億美元，處於領先地位。台灣半導體公司積極爭取到中國內地設廠，"台灣當局"在島內商人的壓力下，不得不放寬半導體科技不得轉移到海峽對岸的限制。不過，外資之所以向中國投資，主要原因是中國本身的大力投資，許多公司，如家電領域的海爾公司、個人電腦領域的聯想公司、電視機領域的ＴＣＬ以及電訊設備領域的華為公司等異軍突起，挑戰各自領域的世界領軍企業。使中國經濟迅猛增長的不是消費，而是投資，它佔了中國ＧＤＰ的４４％。你若想了解這一轉變的情況，請到下面幾家工廠去看看。

第四章中國製造

    你如果到了上海，一定要到外灘的Ｍ餐廳去吃頓午餐，不過也有人說集餐廳、畫廊和埃維蘭礦泉水療於一體的外灘3號才是最佳選擇。無論你選擇哪裡，都要設法找個靠窗的位置，若是陽台上的位置則更好，別計較價錢，因為這裡的風景絕對物超所值。從高處往下看，寬闊的黃浦江面和堤岸邊19世紀中葉上海建市時修建的快船碼頭盡收眼底。旁邊就是帶著金碧輝煌的圓屋頂的老滙豐銀行大樓。順著堤岸放眼望去，全是高樓大廈，閃著耀眼霓虹燈廣告牌的摩托羅拉、松下電器、三星和許多全球聞名的大公司全都在這裡。黃浦江的對岸是眾所周知的浦東地區，香格里拉飯店頂著大招牌聳立在你的右側，左側是88層的上海金茂君悅大酒店，左邊再遠處是一個酷似西雅圖太空針塔的建築，一副準備隨時升空的模樣。更遠處的許多街區里，聳立著一棟又一棟高聳的辦公大樓、飯店和住宅大廈。老一輩的上海人經常望著這些景象感到不勝驚奇，因為10年前這裡沒有這些高樓大廈。多少個世紀以來，這裡一直是一望無垠的稻田和無數的小村莊。

    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中國曾經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強國。一直到15世紀末，中國的科技水平依然領先全球，它擁有全世界最高的人均產值。當歐洲人還在用刀矛互相廝殺時，中國人已經懂得用煙火嚇阻敵人。之後，歐洲人迎頭趕上，大約在１５００年歐洲的人均產值超過了中國，但一直到19世紀，中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強國。直至１８２０年，這個中央王國的產值仍然佔全球ＧＤＰ的近1/3。然而，到了１９５０年，這個數字便萎縮到５％以下，中國的人均產值是全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

    "致富光榮"

    中國的轉變在初期進行得緩慢而小心謹慎，僅指定某些城市或地區為特區，也只有這些城市或地區才有權利打破規定，向外商提供投資優惠，其他地區仍然嚴格地走傳統社會主義道路。１９８２年我隨商務部長前往北京進行貿易談判，最後雙方簽訂了一項協議，美國在中國境內設立數個對外商務服務辦公室，對有意前往中國投資的美國商人提供信息和幫助。

    中國所以對美國有吸引力，其原因有二：其一當然是中國擁有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力，它可以生產出低成本的出口產品。其二是中國有潛力成為全球最大的市場。基於第一個理由，最早前往中國投資的商人是約瑟夫·哈，當時他是運動鞋製造商耐克公司的資深副總裁。他於１９８２年隨我到中國進行考察，想了解如果耐克公司在中國設廠，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生產輸往美國和全球其他市場的產品，是否能降低成本。一開始，這一商業考察進行得並不順利，中國政府堅持耐克公司必須與缺乏經驗、沒有受過訓練的中國公司合資經營才行。中國的勞動力雖然便宜，但各項後勤保障工作卻十分困難，各項清規戒律也像迷宮一樣令人摸不著頭緒。耐克公司通常習慣與海外的承包商打交道，甚至允許它們擁有自己的工廠，生產耐克品牌產品。因此，它選擇台灣地區的豐泰集團作為承包商。豐泰逐漸設立了數家工廠，生產成本低廉的商品鞋。80年代末，這些廠家的經營情況表明，中國的確可能成為一個打不垮的出口平台，耐克公司因此擬訂計劃，將業務擴展到中國，在那裡生產高級運動鞋。

    另一個前往中國投資的先鋒人物是摩托羅拉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羅伯特·高爾文，他於１９８４年末首次前往中國考察。行前他曾經向我談到，他對於向中國投資一事持保留態度，認為中國是一個長期敵視美國和市場體系的國家，他說："我當初的態度是，為什麼我們要與他們做生意?"然而，經過兩個星期的實地考察之後，高爾文認為，中國領導人對改革的態度是嚴肅的。他因此改變態度，認為摩托羅拉必須進入中國，而且越快越好。但投資的方式不是中國人所主張的合資方式。在與鄧小平、江澤民和其他領導人會談時，他斗膽以挑戰的口氣說，如果中國堅持要按自己的方式辦，就一定會失敗。高爾文對他們說，摩托羅拉公司準備在中國投資1億美元，建立世界級的設施，生產高技術產品，條件是摩托羅拉要擁有這些設施的全部所有權和控制權。１９８８年末，中國人終於表示同意他所提的條件，於是摩托羅拉便開始在中國投資生產。中國人對於這項投資的期望特別高，因為他們已經在摩托羅拉的傳呼機上發明了新的使用方法。他們開發出了一套標準碼，例如，２３４代表"我要訂一箱青島啤酒"，等等。傳呼機因此成為手機的前身。由於傳呼機的銷售成績相當好，使得摩托羅拉在中國的營業收入比預定時間表提早4年達到了1億美元。公司的高管們也因此急欲加速發展這一勢頭。

    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真的開始行動起來了，它的出口額在１９８１年翻了一番，從３００億美元猛增到６００億美元。美國、歐洲、中國台灣地區和日本的許多公司都準備跟隨耐克和摩托羅拉的腳步，前往投資。但後來的"民主運動"和１９８９年６月的天安門風波，卻讓一切活動戛然而止。整整兩年的時間，全世界的商人都屏息以待，他們投向中國的資金也都按兵不動，幾億中國人也都看著、等著。沒有人能知道，天安門事件是走向更加開放途中的一個波折，還是一場新的"文化大革命"的信號。終於在１９９２年１月，年邁的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開始了後來所稱的"南巡"。在深圳--它緊靠香港，過去是個小漁村，如今已經成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他種下了一棵常青樹高山榕，並為深圳的發展而高興，同時敦促要進行更大膽、更快速的改革。他說："改革就是要解放生產力，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這便是眾人期待已久的信號，鄧小平的話"像柏林牆倒塌一樣"令人振奮，引發了新一波的投資、建設和發展的浪潮。摩托羅拉宣布將投資2.4億美元，在天津設立新廠，生產半導體和電訊設備。這也是外商當時在中國的最大一筆投資。還要指出的是，此次投資的目的是生產高科技產品，而非一般商品。此外，耐克也積極在中國建立一套設施網，專門生產外銷美國和全球其他市場的鞋。很快便有來自全球各地的商人緊隨這些開路先鋒之後進入中國。

    20世紀80年代的10年當中，直接投資中國的外資總數僅２００億美元，可是到20世紀末這一數字已經飆升到２０００億美元，在以後3年中又增加了一倍多，達到４５００億美元。２００３年，中國的外商投資金額為５３０億美元，美國的外商投資金額為４００億美元，中國超過美國成為外資直接投資金額最大的國家。

    儘管"台灣當局"百般阻撓和限制，台商在中國內地的投資金額仍超過１０００億美元，處於領先地位。台灣半導體公司積極爭取到中國內地設廠，"台灣當局"在島內商人的壓力下，不得不放寬半導體科技不得轉移到海峽對岸的限制。不過，外資之所以向中國投資，主要原因是中國本身的大力投資，許多公司，如家電領域的海爾公司、個人電腦領域的聯想公司、電視機領域的ＴＣＬ以及電訊設備領域的華為公司等異軍突起，挑戰各自領域的世界領軍企業。使中國經濟迅猛增長的不是消費，而是投資，它佔了中國ＧＤＰ的４４％。你若想了解這一轉變的情況，請到下面幾家工廠去看看。

絲綢之路

    從上海向南行約3個小時的車程，便來到中國最美麗的城市--杭州。這是一個幽雅的、寺廟林立、鬱鬱蔥蔥的湖濱城市。理查德·尼克松總統與中國主席毛澤東於１９７２年在這裡作出了兩國恢復邦交的歷史性決定。我曾應邀參觀位於杭州的漢帛服飾有限公司總部和主要工廠，這是一家快速成長起來的中國絲綢製造商。當我的汽車在總部大樓前面停車時，公司的創辦人兼首席執行官高品偉的高級轎車也正在停車。他剛才送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習的女兒上飛機回洛杉磯。我們走進大廳的時候，高的手機一路響個不停。我在他接電話時研究公司的建築。這裡完全不像我所訪問過的任何一家紡織公司，倒像是一家成功的新興矽谷公司總部。在這裡，每位員工包括大堂接待員，都像是在股市上發了財的百萬富翁。我們走向高品偉的會議室，沿途經過設備齊全的體育館和室內網球場。我很想知道，眼前這位高品偉是何許人也?他怎麼會爬上今天這個高位?

    在他用兩部手機打電話的間隙，這位已經４６歲的高品偉對我講述了他坎坷不平的發展道路。30年前他開始在一家國營紡紗廠當普通工人。經過20多年的努力，他逐漸爬升到了管理階層，並經常與一些外國企業如沃爾瑪公司來往。這些外國公司到中國來的目的是想尋找能夠把產品出口到美國市場的低價供應商。１９９１年他便認識到國營企業的未來受到限制，也親眼看到一些膽大的企業家承接美國大型百貨商和時裝設計公司的生意、生產成本低廉的紡織品而快速致富的例子。於是他決定放手搏一回，向在香港經營紡織業的兩個朋友籌措了４０萬美元的資金，創立了匯麗繡花公司。這些錢主要用來購置縫紉機，他還租用了一間倉庫當做工廠，僱用當地的家庭主婦擔任裁縫。匯麗的第一筆訂單來自香港的一家貿易公司。該公司訂購了800件男式內褲，準備在美國的零售商店出售。靠著每月只付給工人約６０美元的工資，又憑藉香港健全的後勤和貿易網，匯麗得以用不到韓國以及中國台灣和香港生產成本的一半的低成本進行生產。

    20世紀90年代初期有一段時間，沃爾瑪百貨公司在其創辦人兼首席執行官山姆·沃爾頓宣示只銷售美製產品的壓力下，關閉了在中國的採購部門。然而，１９９２年沃爾頓去世之後，沃爾瑪百貨的"天天低價"諾言再一次戰勝了只銷售美國貨的宣示，公司又大舉返回中國。

    當匯麗繡花公司成為沃爾瑪的合同供應商時，高品偉恢復了與老客戶的密切關係，事業一片興旺景象。而與此相反的是，他原來的國營企業老闆此時卻成了可悲的破產者。

    儘管事業發展得十分順利，但高品偉卻不滿足於當一個單純的合同製造商而為人做嫁衣裳，還得經常面對客戶要求降價的壓力，他渴望擁有更多的自主性和更高的利潤率。於是他轉而經營時尚絲綢服裝製造，並將公司更名為"漢帛"，意思是最優質的絲綢。接著，公司成功爭取到為時尚服裝巨人麗姿克萊本品牌代加工的機會，並成為該品牌的主要合同製造商，同時他還開始開發自己的品牌。高品偉引進義大利、美國和日本的服裝設計師，創造出漢帛系列服飾，在中國國內銷售，銷量占公司總銷售量的１０％。這個數字看來雖小，但是對於像漢帛這樣的公司而言，出口構成公司生意的全部。高品偉的下一個目標就是併購一個不太出名的美國品牌，將之與漢帛的高質量和低成本嫁接在一起，打造成一個世界級的品牌，他說："在所有的中國產業中，時裝業最有機會以自主品牌登上國際舞台。"

    這話聽來讓人覺得有點抱負不凡，但對於全球最早涉足絲綢和優質羊絨服飾製造業的義大利人來說，這個想法卻是再現實不過的了。自從馬可波羅從古中國歸來之後，一直在世界高級絲綢時裝業領域扮演主角的義大利時裝業，如今在與像漢帛這樣的公司的競爭中卻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痛苦。在過去3年當中，中國的絲綢服飾和絲綢面料的出口量不斷上揚。儘管漢帛公司在過去10年當中將員工的工資提高了一倍，達到月薪１２０美元，但與義大利的１８００美元的工資相比，這個數字還是低了很多。國際絲綢協會會長米歇爾·卡內巴表示："第二次震撼已經開始了。"在義大利絲綢製造中心地科莫，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大約有８０％的當地商人關門離去。"我們幾乎失去了一切"，工會的絲綢處負責人吉多·特塔曼蒂如此說。而在杭州，高品偉這時卻在考慮買下義大利的知名品牌，並將之變為漢帛品牌。

從"美國製造"到"天天低價"

    沃爾瑪百貨從成立到現在已經５０年了，如今它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百貨商，其成功的秘訣在於堅持不懈地降低成本，以便兌現它自己宣稱的諾言：讓消費者享受"天天低價"。公司是如此的吝嗇，甚至於有時候要求送貨的卡車司機要自己把貨物從卡車上卸下來推進公司倉庫。各家分店的室內溫度都由阿肯色州的本頓維爾總部統一控制：夏天維持在華氏７３度，冬天７０度。公司的最高領導以身作則做節儉的榜樣，例如，2004年總收入高達１８００萬美元的首席執行官Ｈ·李·小斯科特，就是親自動手倒自己的垃圾，出差時與公司的員工一樣，坐飛機從來都坐經濟艙，住賓館也都住經濟客房。

    追求更低成本的做法，必然會把沃爾瑪百貨的採購人員趕向國外。在中國開放初期，他們是第一批去中國訪問的人。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們已經在中國採購大量的商品。然而１９８５年，山姆·沃爾頓提出"將工作崗位帶回美國"的計劃，並宣稱"沃爾瑪百貨確信，美國工人會幹得更好"。他宣布並指示以高於進口產品５％的價格購買美製產品。沃爾頓後來宣稱，他的這個計劃挽救了美國國內１０萬個工作崗位。然而，在城市裡保持最低價格的需要很快便將他這一計劃推翻了，因為事實上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製造的商品，比美製商品便宜不是５％，而是５０％。20世紀90年代中期，沃爾瑪百貨不僅回到了中國，而且進一步與中國共同組建了合資企業。從此全球最大的百貨商與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緊密結合在一起，共同的使命是給全世界的消費者，特別是消費量比任何國家都大的美國人，提供最低廉的商品。沃爾瑪百貨公司負責提供後勤和銷售專業知識和操作技能，而中國--市場經濟生產方式最大的促進者--則提供免稅區、有利於企業發展的法令規定、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力、黨控制的工會組織以及對美元採取穩定的匯率。

    若想了解這一組合的運作情況，請到香港對面的深圳去看看"深圳市寶安奮達實業有限公司"。這是一個從事開發、生產、銷售F&D牌汽車喇叭、HI-FI及有源HI-FI音箱、多媒體音箱及家庭影院系統等系列產品的企業，2100名工人在震耳欲聾的機器聲中和漫天飛舞的鋸屑中工作，每個月為沃爾瑪公司生產36萬部音響組合。嘎嘎作響的線鋸不斷鋸著製造音箱用的木材，卻不見有人帶著耳罩或護目鏡，裝配電路板的女工中，有許多人手上裹著繃帶，卻不見有人戴手套。這裡的工人絕大多數都是從鄉下到深圳來謀生的，他們找到了這份工作，每月掙120美元的工資。他們每天的工作時間超長，而且一星期工作6天，折算起來時薪僅50或60美分。若有人對這種待遇心存不滿，牆上掛的標語足以提醒他們的處境："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然而，員工們的艱苦處境卻給西方消費者帶來了福音。沃爾瑪用３０～４０美元買一台高保真音箱，然後以５０美元的價格賣給美國的商店。這麼低的成本，再考慮到沃爾瑪在中國有大約５０００家合同工廠，你就會明白，這個合資企業對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有多大。根據沃爾瑪的統計，２００３年，它花了１５０億美元購買中國貨，然後將其中的大部分出口到美國，一部分銷往加拿大和歐洲。

    不過，沃爾瑪的作用遠遠超過了購買廉價的中國貨。它的榜樣作用鼓勵其他的美國製造商把更多的產品轉移到中國去生產。舉例來說，芝加哥廠商萊克沃德工程與製造公司所製作的箱型風扇由沃爾瑪百貨銷售。10年前，每颱風扇售價２０美元，沃爾瑪覺得價格太高。萊克沃德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卡爾·克勞斯千方百計地降低成本，實行自動化生產將工人的數量從２２名降到７名，克勞斯還說服供應商降低零件的價格，但生產出來的風扇還是不夠便宜。終於在3年前，克勞斯在深圳開了一家工廠，這裡工人的時薪僅２５美分，遠低於芝加哥的１３美元。如今，該公司４０％的產品，包括箱型風扇的關鍵零部件都在中國製造。而箱型風扇在沃爾瑪商店的售價如今已降至１０美元。有人抱怨說，這種價格正是將美國貿易赤字推向空前的也可能是無法承受的高點的元兇。

    只要看一下其他發達國家的情況，你就不難明白沃爾瑪百貨的影響有多大。２００２年，沃爾瑪百貨從中國向美國共出口了１２０億美元的商品，２００３年增長到１５０億美元，佔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的２８％。假如將沃爾瑪百貨視為一個獨立國家（有人認為它就是，而且有幾個國家還向本頓維爾派了大使）的話，那麼它作為進口中國貨的國家，排名在德國和英國前面。我們還可以拿沃爾瑪和歐洲的百貨商做個有趣的比較，例如，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法國的家樂福先後從中國進口了１６億和２０億美元的商品；英國的百安居（B＆Q）進口了１０億和１３億美元的商品，法國的歐尚兩年各進口了約３億美元的商品，日本的伊藤榮堂兩年各為１５億美元。按人口比例算，歐洲的百貨商若想擁有沃爾瑪在美國的影響力，那麼上述從中國的進口額都必須再增加一倍。

    另一方面看，歐洲和日本的消費形式通常比美國落後好幾年的時間。若考慮到這一點，歐洲和日本的數字其實已相當龐大，而且還在持續增大。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他們很快就會接近美國的數字。

    以整體的貿易平衡來看，沃爾瑪與中國的合資企業，是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不斷增大的一個重要因素。沃爾瑪在中國的採購量總計佔美中雙邊貿易逆差的１０％強。一旦赤字持續擴大，美國政府勢必要對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要求中國的人民幣升值，並對從中國進口設置某些限制。但沃爾瑪的亞洲總裁鍾浩威心裡很清楚沃爾瑪應該站在哪一邊，他說："對美國消費者來說，這是一個拙劣的做法。"

從血汗工廠到無塵室

    再回到浦東地區，這裡已經完全變了樣，看不到替沃爾瑪百貨公司賣命的血汗工廠，眼前是上海最重要的新工廠的一片閃閃發亮的白色廠房。這就是中芯國際集成電路（SMlC）有限公司花費１８億美元所打造的中國第一座半導體晶元廠。董事長張汝京親自到大門口迎接我們，在進廠參觀無塵室（製造半導體的廠房，通常裝設有一股向下吹的氣流，讓廠房內的空氣維持幾近無塵的狀態）的設備之前，我們先穿上鞋罩、戴上頭罩、穿上白色大褂。當今有一股強大的力量不斷將生意推向中國，張汝京便是這股力量的象徵。張汝京1949年在南京出生，共產黨解放中國大陸后隨父母來到台灣高雄，並在這裡長大。在台灣大學畢業並服完兵役以後，他來到布法羅城的紐約州立大學學習，於１９７７年取得工程系碩士學位。接下來，得州儀器招聘他來到達拉斯。在那裡他負責研發供空軍使用的語音合成器，他的發明最後被應用在得州儀器的發聲兒童玩具上。在得州儀器，張汝京很快進入由傳奇人物、集成電路發明人之一的傑克·基爾比所領導的小組，該小組的任務是繼續開發當時公司的核心項目--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在掌握這一關鍵裝置的專門技術后，他被派往新加坡、義大利和日本，負責監督公司在這些地區的矽片廠建設情況。1997年，張汝京雖然已經是美國公民，卻決定回台灣協助建設世大半導體製造公司。數年之後，世大與台灣的另一家大公司合併，張因對計劃中的裁員有異議而離開了公司。後來他和一些投資者及以前的客戶集資16億美元，作為建新廠的啟動資金，他帶著這筆錢前往中國大陸尋找建廠的地點。這時恰逢中國提出了一個吸引半導體廠商到中國投資的高科技計劃，他來得正是時候。

    雖然中國在DVD、微波爐和電視領域是世界最大的生產國，但這些產品的核心零件--半導體晶元的８０％需要從境外進口。例如，在２０００年，中國內地的半導體產量僅９億美元，而台灣是１１０億美元，韓國是１２４億美元。中國內地的工廠無法滿足快速成長的需求，政府官員和企業高管們一致認為，發展國內的半導體產業已是刻不容緩的事，唯有如此才能促進整個工業基礎的進一步發展。誠如中國半導體行業理事會會長俞忠鈺所言："半導體是信息技術產業的關鍵，我們要繼續發展，就必須擁有這方面的技術。"信息產業部的官員、半導體行業理事會秘書長徐小田還補充說："世界上的很多電腦和手機是我們造的，將來半導體同樣也會是這樣。"

    然而，要發展半導體產業，中國不僅需要外國的資金，而且更需要國外的人才和技術。九〇九計劃就是一個設立晶元廠和發展專業技術的5年計劃，其內容包括降低外商投資的障礙、設立專門的高科技園區，並在園區內為廠商提供免費土地、極低的公用事業費、免稅優惠和資金補助。為了鼓勵國內工廠用國內生產的晶元而不用進口晶元，政府對進口產品徵收高達１７％的交易稅，而國內晶元的交易稅則僅為３％。這雖然違反WTO的規定，但當時中國並非WTO的成員。以上種種優惠措施加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對外商來說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篤信基督教的張汝京決定響應中國的號召，在上海建設他的新晶元廠。當初，香港本是張汝京建廠的第一選擇，因為當地的工人素質較高，法律制度比較健全，沒有腐敗情況，並且擁有大都會的環境，可是香港當局卻不能或不願意提供與上海相當的免稅優惠，最後他只得放棄。而美國、歐洲和日本則根本不在他的考慮之列，因為這些地方的成本太高，金融誘惑力又太少。

    由於晶元廠幾乎全天候運轉，生產的晶元種類又極為繁多，因此工程作業量比一般的工廠更大。當時中國內地缺乏有經驗的半導體工程師，張汝京就從全球招聘人才，組成設計師、工程師和製造專家團隊。他為他們開出了典型的矽谷待遇：大量購買公司股票的優先認購權。同時他還為他們提供位於工廠附近的住宅，並為其子女建立雙語學校。他用這些優惠條件作誘餌所建立起來的團隊包括５６０名台灣工程人員，３００名美國人，４０名韓國人，１５名日本人；還有８０人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歐洲等地。除此以外，他還聘請了４００名中國內地的工程人員。上述人員均享受同樣的工資標準，其數目相當於美國的1/3，台灣的1/2，但因上海的生活費比較低，加上在中國內地不需繳納資本收益稅，與上述兩地的差距實際上已經擺平了。不過，張汝京還有另外的考慮。他說，身為基督教徒的他，選擇中國內地作為設廠地點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中國從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轉向開放和以市場為導向的社會的關鍵時刻，他希望能有機會與他們"分享上帝的愛"。

    李若加43歲，是張汝京千里迢迢從位於愛達荷州波易斯市的美光科技公司挖來的工程師，目前擔任中芯的記憶體技術發展部主任。他出生於中國，在美國受的教育。他表示，他回國是因為看到了一個能協助祖國發展成為全球晶元製造中心的機會。蘇國平，公司設計服務部門經理。他於１９８９年天安門事件兩年後，從北京來到美國，以為從此再也看不到祖國了。在取得電機工程系博士學位以後，他與妻子（中國人，物理學家）在矽谷工作了10年。幾年前他們回中國看望年邁的母親，感受到家庭的溫馨以及兒時的語言和文化所帶來的親情。作為基督教徒，夫妻倆對張汝京所說的中國需要新的精神生活的看法深表贊同。蘇國平說："我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我應當回到中國，為人民和上帝服務。"

    如今中芯國際公司在國際上已經一炮打響，很有名氣，２００３年３月在紐約股市正式掛牌上市。中芯國際公司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經營的是前沿科技產品。該公司最近更以股票交換的方式，買下摩托羅拉位於天津的矽片大廠，這使得摩托羅拉成為中芯的第二大股東。更為重要的是，這項交易將摩托羅拉的技術帶進了中芯國際公司。目前，在北京一個新廠的生產線上，中芯採用全球最先進的技術，能夠用０.１０微米（相當於一根頭髮的千分之一寬度）的超細電路，將半導體做在３００毫米大小的晶元上。有了這項技術，中芯將會逐漸實現中國在開發先進晶元技術上看似永遠無法達到的願望。

    中芯國際成功的另一個因素是低成本。舉例來說，儘管一般人認為在全球製造DRAM記憶晶元的產地當中，中國台灣和韓國的成本算是相當低的，而中芯國際的生產成本比它們還低１０％。這當中有許多原因。首先，中芯在上海設廠的土地價格比其他地區低９５％，說白了，地皮等於是白送的。其次，上海市政府保證水電的供應不中斷，而且質量比其他地方好，價格也比其他地方便宜。第三，是廉價的勞動力。例如，一個擁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機器操作員，在中芯的月薪約２５０美元，而同樣條件的工人，在中國台灣的工資相當於這裡的６倍，在日本、歐洲或美國則大約是這裡的１２倍。若以每個晶元廠需要約１０００名操作員來計算，中芯就可以節省一大筆勞工成本。有人說，半導體製造屬於資本密集型產業，而不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勞工成本在總體成本中並不十分重要，因而不重視低勞工成本對於資本成本所造成的影響。因為中國內地的勞動力價格低廉，投資搞其他地方的半導體工廠必備的自動化設備，在中國有時候並不划算。所以，中國境內晶元廠的無塵室造價要比其他國家低４０％，這就使得在中國內地建造一座頂尖的半導體矽片廠所需的全部資金，要比在中國台灣或韓國少許多，更不要說比日本、歐洲或美國了。結合種種優勢，包括低工資、低資本成本、前沿技術，大量的減稅和金融優惠條件等等，這一切綜合在一起，就讓中芯國際公司成了一個不可戰勝的競爭者。或許這正好說明，為什麼張汝京在每周召開的主管會上，用公司通用語言--英語--講話時語氣是那麼的充滿自信。

    中芯國際的成功對其他的半導體廠商並不是沒有影響。美商快捷半導體國際公司已經花兩億美元在上海建造了生產設施，其首席執行官柯克·龐德說："每個人都正在向中國猛衝"。有幾家日本晶元製造商也都宣布了新的投資方案。"台灣當局"多年來一直禁止晶元廠商前往大陸做生意，他們擔心晶元製造技術流入大陸，可能掏空其島內經濟，並在兩岸長期政治鬥爭中給中國內地一個新的利好。但是，張忠謀和其他台灣晶元大廠的負責人卻唯恐因此而失去對大陸廠商的競爭力，而這一點最終戰勝了政治上的考慮。２００２年，在眾多廠商高管們的遊說下，"台灣當局"被迫解除禁令。其結果是，台灣晶元製造廠商一窩蜂地前往大陸設廠。從中芯國際出來順路向前走，就有一座新建的宏力半導體工廠。不遠處，還有張忠謀的台積電正在興建的新實驗室，而台積電是全球最大的專業晶元代加工製造商。台灣人迫於情勢，不得不將工廠和重要技術移往大陸，這等於發表了一個重要聲明：中國未來有能力在任何領域與全球最頂尖的廠商決一雌雄。

真正的"大躍進"

    目前，中國正在實施一場真正的大躍進，其動力是在製造業上的投資。今天，中國的儲蓄額達GDP的４０％以上，是全世界最高的國家。大量流入中國的外國投資投入金額遠遠不及中國自己的投資金額。有證據表明，有些"外資"其實是來自中國國內。因為外資可以享有特殊的優惠，有些投機的中國人就利用這一點，先將錢匯往香港或台灣，再由這兩地打回中國內地。若將這個因素考慮進去，那麼中國的國內投資金額約佔GDP的４２％～４５％，加上國外的投資，兩者共佔中國GDP近５０％。這些錢幾乎全被用來建設新的基礎設施和工廠。將這一數字放到世界範圍比較來看，美國的投資佔GDP的１９％，日本的投資佔GDP的２４.２％，歐盟的投資佔GDP的１９.９％。

    巨額投資的結果就是生產的大發展，使中國逐漸回到其全球最大經濟強國的歷史地位。過去10年來，中國佔全球GDP增長的３０％以上，而其本身的經濟成長翻了一番還要多。當前，無論你以市場的兌換率將人民幣換算成美元來計算，還是以國內購買力來計算，中國都是全球第七大經濟實體或第二大經濟強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中國在未來10年或更長的時間，有能力保持每年７%～８％的經濟增長率。以這個速度，中國的GDP以最保守的方式估算，將於２０１６年前後超過日本，並可望在２０４０年接近美國的規模。但若以國內購買力來計算，中國的GDP很可能在202５年達到美國的規模。

    這一發展速度的動力來源於中國已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製造國和工業強國。現在，中國生產的複印機、鞋類製品、玩具和微波爐佔全世界產量的2/3；生產的DVD放映機、數碼相機、水泥和紡織品，佔世界產量的1/2；生產的DVD／ROM光碟機和桌上型電腦，佔世界產量的1/3；生產的手機、電視機、PDA、鋼鐵和車載音響，佔世界產量的1/4。這些產品大部分用於出口。１９９０年以來，中國的出口量增長了8倍，達到４０００億美元。2004年中國出口的電子產品占亞洲電子產品出口總量３０％，它已經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二大出口國，僅次於美國。龐大的生產量也是為了滿足快速增長的國內市場的需求。中國市場如今在手機、機械、水泥、鋼鐵和電視機等100多項商品的銷售量方面是世界最大的市場。在個人電腦方面中國是全球第二大消費國，而且在不久的將來勢必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個人電腦消費國。

    保證中國能快速發展的是一個簡單而強有力的公式，我們在上海和杭州的耐克公司、中芯國際公司和漢帛公司都看到了它的運作情況。這裡的勞動力的確非常便宜，但這並不是唯一的因素。中國的勞動力比越南、非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國家的勞動力便宜，但中國工人訓練有素，大多數都有文化，能夠很快地學會新技能。中國工廠的工人中有很多人的技術一點不比美國生產線上的工人差，可是美國工人的時薪高達１５美元～３０美元，而中國工人的時薪卻僅有２５美分到１美元。他們習慣於難以忍受的超長工時，能忍受艱苦的工作環境。不僅如此，以實際情況來看，中國有取之不盡的勞動力。當年，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實現工業化時，隨著經濟的增長而來的是勞動力短缺，結果導致工資顯著上漲。這最終又削弱了他們當初的競爭優勢。中國內地的情況則完全不同，雖然經理一級人員的工資因人才短缺而大幅提升，但生產線上的工人工資卻增長不多，儘管生產有了很大發展。箇中原因在於中國農村依然有八億的貧窮人口，他們都渴望能夠在城市的工廠里找到一份工作。

    當這樣的勞動力與現代化生產技術相結合，加上良好的交通和通訊設施、對美元維持相對弱勢的貨幣以及可觀的減稅和金融優惠措施，使得整個生產機制變得非常強勁。除此之外，還要再加上深具潛力的規模經濟以及你的產品在這個已經是或者很快將是全球最大市場上動作的長期商機，所有這些綜合在一起就構成了一個戰無不勝的大組合，這個組合正快速地造就一大群日益崛起的中國製造商，挑戰現今處於領軍地位的大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