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的嚴重缺陷

作者：劉仰

1.有沒有「普世價值」？

  自從對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等西方文化的崇拜出現后，中國的知識分子經常顯得很混亂，「普世價值」問題是一個體現。尊敬的徐景安先生針對「普世價值」提出四個問號：可能不可能？承認不承認？需要不需要？應該不應該？這四個問號有正本清源的意思。正本清源，從頭開始，也是啟蒙運動以後的學術傳統，每一個有建樹的思想家，都要從頭開始建立自己的理論系統，體系至上，體系崇拜，也成為一種對理論體系痴迷的病。我不想染這個病，但可以按照徐先生的意思，考慮一下這四個問號。

   徐先生問「可能不可能」，換一個方式表達，也許更加清晰：有沒有「普世價值」？體系就是這麼麻煩，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回答：什麼是「普世」？先把概念搞清楚，才能討論後面的問題。所謂「普世」有兩個含義：一是跨越空間，不管地球上的哪個角落，那個國家都存在；二是跨越時間，不管古代、現代還是未來，都存在。空間問題等會再說，先從跨越所有時間的角度問：有沒有「普世價值」？當然，對於時間，我們必須明確，如果我們把宇宙誕生、太陽系誕生、地球誕生當成時間的參照，這個問題幾乎不用討論，那時候，連人都沒有，哪來什麼人類的「普世價值」？因此，我們只能把時間局限在有人類誕生以後的時間段。一個問題就變得更加集中：自人類誕生以後，有沒有「普世價值」？

   問題很簡單，答案卻不能肯定。我的答案是：如果你相信科學，那就沒有；如果你相信宗教，那就有。從達爾文開始的進化論，雖然還有缺陷，但是，已經成為自然科學的一個公認的、接受的理論。站在進化論的角度，人類的歷史很長，有的科學家說，人類的源頭在幾百萬年前的東非峽谷。一個個古人類的考古發現，形成了從源頭到今天的人類進化鏈條。在這個鏈條上，科學發現，人類的大腦是逐步進化的，腦容量逐步增大。其他科學考古也證實，人類的思維、語言等等，也是逐步進化的，而非從幾百萬年的東非峽谷開始，就已經形成了。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科學進化論的觀點，就能得出結論：從人類誕生開始，沒有跨越所有時間的「普世價值」。

   最初的人類沒有語言，沒有我們今天的概念，沒有哲學思想，沒有哲學範疇，但他們依然屬於人類。他們不懂自由、民主、道德這些東西，他們的大腦還沒有達到能夠理解這些東西的程度。人類的今天思維能力、知識水平都是逐步累加的，都有一個從無到有、從模糊到清晰、從局部到整體的過程。所以，跨時間的「普世價值」不存在。退一步說，是否存在，至少也是值得大大懷疑的。按照進化論的觀點，未來的人類與今天的人類還會不同，究竟怎麼不同，我們不知道，所以，跨時間的「普世價值」不存在的觀點，應該被科學證實和接受。



   所以宗教要反對科學，尤其是反對進化論，直到今天，很多教堂依然教育人們不要相信進化論。宗教，尤其一神教，對於人類的起源和終結有自己的看法。它們認為，人類的起源不是東非峽谷或世界其他地點發現的那些正在向現代人類蹣跚而行的考古成果，不是那些走在進化道路上的真實人類，而是起源於上帝的伊甸園。上帝按照的自己的樣子，製造了亞當和夏娃，人類便突然出現了。而且，從出現的起點，過去的人類與現在的人類就是一樣的，不會有變化的。直到末日審判，該下地獄的下地獄，該上天堂的上天堂，人類便結束了。一神教的這種關於人類起源的觀點，決定了它必然認為，的確有跨時間的「普世」。當然，這個時間指的是人類存在的時間，至於自然界存在的時間，只比人類多幾天，具體討論它意義不大。



   歐洲歷史上，相信宗教的人們，曾經按照《聖經》的記載倒推人類歷史，他們認為，上帝創造世界的時間，距今大約4000多年，這個日子還被寫在每一本《聖經》的頁邊。後來，啟蒙運動中，歐洲人發現，中國古人詳細記錄的歷史年表，時間長度超過了上帝創造世界的時間。他們為此還大大討論了一番，最終把這個4000多年的說法刪去了。但是，至今依然有人不死心，他們把上帝創造世界的時間，推到1萬多年前。上帝創造人類，有起源、有終點，而且由於上帝是按照自己的樣子創造的人類，因此人類從起點到終點都是一樣的，不會變的，所以，跨時間的「普世」在一神教那裡，被認為是確實存在的。



   盧梭的理論，「人人生而自由」，野蠻人、原始人的道德高尚，其本質就是上帝造人。它給予了人類一個抽象的突然起點，從這個抽象起點開始，人類從古自今一直沒有變過，它就這樣把抽象和現實隨便混淆在一起。啟蒙運動以後很多討論原始人的作品，也有一種時間混亂的現象。他們把世界上現存的「原始人」、「野蠻人」，當成歷史上真正的原始人，盧梭的野蠻人道德高貴論，實際上忽略了一個根本事實：即便是愛斯基摩人、印地安人等等，他們的一切，也是經過了千萬年演化的成果，而非從頭至今不變的。
   盧梭等人的理論，成為啟蒙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成為今天我們所說的「普世價值」的重要來源。但是，只要我們相信進化論，相信科學，而不相信人類突然開始的「伊甸園」，跨時間的「普世價值」是否存在，至少是值得嚴重質疑的。況且，「普世」這個概念本來就是一神教的宗教概念，出於宗教的「普世」概念，本來就具有絕對、永恆、神聖的含義，於是，「普世價值」也就自然變成永恆的、神聖的、一個被神化的世俗概念。在世俗社會中，我寧願用「普遍」，而不願用「普世」。



   離開科學考古的人類歷史，我們把目光局限在5000年左右的人類文明史，我們依然可以問：在這個時間段內，有沒有「普世價值」？但是，只要把時間局限了，「普世」就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面對這個被局限的提問，換成更容易接受的概念，放棄宗教化的「普世」，改用世俗化的「普遍」，我認為，適用於全人類的「普遍價值」的確存在，這個「普遍價值」排除時間因素外，它的確跨空間地存在。徐景安先生的四個問題，就容易回答了。相對的「普遍價值」的確可能存在，我們承認它的存在，我們需要它的存在，我們認為它應該存在。這個人類的「普遍價值」就包括不能殺人、不能姦淫、不能偷盜等普遍道德內容。



   請注意，我們所說的確實存在的「普遍價值」，來自於對人類幾千年文明成果的總結，它承認人類所有的文明成果，在其中尋找具有共通性的內容，形成能夠被大家認可的「普遍價值」。在這裡，還有一個時間錯亂問題。從歷史的角度說，基督教只有2000多年的歷史，但是，《聖經》卻宣稱它和宇宙同在。基督教為了表示自己永遠正確，經常混淆時間概念。因此，當我們說人類文明共通的「普遍價值」時，基督教應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場，它會認為，自己就是人類「普世價值」的全部。


   出於類似基督教「創世說」的思維習慣，啟蒙思想產生了一個與總結相反的方法：面對人類現實，用一種新理論，製造一個新原則，然後將它規定為大家必須接受的「普世價值」。比方說，有人崇拜民主，如果按照歷史總結的方式，尋找人類共通的「普遍價值」，應該不包含民主。於是，崇拜民主的人便製造了一個包含民主的、全新的「普世價值」。這種人為製造「普世價值」的方法，首先與「普世」的概念就不符，其次就需要從現在開始強力推廣。這種情形如同宗教，「普世價值」新宗教出現后，便開始傳教，不接受的，都是異教徒。

  啟蒙運動雖然強烈反對宗教，但是，事實上它並沒有徹底擺脫宗教長期形成的思維意識，它把上帝造人的概念稍微改了改，換湯不換藥地變成自然神論，從而得出「人人生而自由」之類的抽象概念，從而製造了一個「民主、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新宗教。如果我們接受進化論的科學觀點，就應該接受這樣的觀點：絕對的「普世價值」不存在，不管是教會的，還是啟蒙運動形成的，人類社會只有相對的「普遍價值」。但是，這個相對的「普遍價值」是否包含民主，又是一個麻煩的問題。其實，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最關鍵的內容就是民主。

「普世價值」的幾個概念中，民主是最敏感的話題。每當我說「民主不是普世價值」的時候，總有人不加分辨地認為我反對民主，因此，有必要對此稍加解釋。人們現在提到民主的時候，對於究竟什麼是民主，概念也不很明確。一般說來，人們經常掛在口邊的民主，大致有兩個含義。一是指聽取不同意見，二是指現代民主政體。使用民主概念的人，往往對民主的這兩種含義不加區分。事實上，兩者是有區別的。

   「聽取不同意見」已大致包括「發表不同意見」。如果民主是指「聽取不同意見」，這種民主在世界各地，在人類歷史上長期存在，始終存在。即便在最嚴厲的家長制文化中，在男尊女卑的文化中，這種「聽取不同意見」的民主也是不缺乏的。小的來說，一個具有最高權威的男性家長，在某些問題上，也會聽取女人的意見，例如孩子的婚姻、生育等等，男主外、女主內，已經決定了這種「聽取不同意見」的民主的確存在而且有效。大的來說，作為政治制度，「聽取不同意見」的民主，在中國歷史上也是長期存在的，而且還是人類歷史最制度化、最完善的。魏徵的事迹，他與皇帝的關係，很多人都知道。魏徵並非中國歷史上的特例，中國古代朝廷有一個官職，叫做諫官，它存在的目的，就是提出不同意見，這是中國傳統的優點之一。崇拜制度化的人們是否在西方古代歷史中發現過這種制度？因此，如果民主僅僅是指「發表不同意見」，「聽取不同意見」，那麼，中國從來就不缺，而且很發達。至於說中國歷史上從來都是「一言堂」的結論，那是不負責任的誣衊，是為了證明某種理論而歪曲歷史，不值得一駁。歐洲啟蒙運動提出民主思想的時候，中國古代的民主，也是他們民主思想的來源之一。

   現在關於「普世價值」爭論中頻頻提到的民主，實際上指的是民主政體，包括多黨制、普選制、代議制、兩院制、程序化等等政治制度。這種民主政體，毫無疑問，世界上所有的古代社會都沒有，甚至包括弧稱民主起源的古希臘。但是，現代民主政體不屬於天然的「普世價值」，它不是我們可以從5000年人類不同文明中總結出來的共通的內容。不論從跨時間還是從跨空間的角度，民主政體從來都不是「普世」的。如果一定要把民主政體當成「普世」，那就是人為製造的「新普世」，而不是永恆、絕對的「普世」。道理如此簡單，就好比現代社會產生了一種跨越空間的「普世」制度：不管在哪個國家，人人都必須有身分證明。說實話，有身分制度的現代社會，和沒有身份制度的古代社會相比，誰更自由，真是一件難說的事情。我們說「民主不是普世價值」，就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之上。

   還要重申一下，否定民主等等為「普世價值」，是因為它在理論上說不通「普世」，而並非要否定民主以及民主政體的全部價值。我多次強調，民主制度的普遍化，是現代主權國家的產物，也是工業社會的產物。現代中國毫無疑問也在走上主權國家和工業社會的道路，因此，中國社會也是需要民主的。如果我們冷靜觀察中國的政治，就會發現，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實際上就是模仿兩院制。政協類似英國的「上院」，人大類似英國的「下院」。建國初期，政協的地位曾經高於人大，現在，人大的權力已經超過政協。這個轉變過程，用英國的兩院制來類比，英國下院權力超過上院，用了幾百年的時間，而中國只用了很短的時間。現在的中國，除了向民主政體在逐步演進外，民意的表達、輿論的監督也在逐步推進和完善。從制度上說，中國的「信訪」制度在世界上都不多見，而且還有最新的網路民意。所以說，中國並非沒有民主，只是表現形式與其它國家不同而已。

   認為「民主不是普世價值」，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有些人簡單地把美國的民主政體當成唯一的、真正的民主政體，便借著「普世價值」的旗號，實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如果我們考察一下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家的民主政體就會發現，這些國家的民主政體都不一樣。那麼，憑什麼要求中國一定要同誰一樣呢？民主只是一個管理社會的工具，而不是一個絕對的價值信仰，其相對性表現在：一，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它是階段性地有效；二，在不同國家的不同歷史文化背景下，民主政體都要尋找適合自己的方式，而沒有統一、唯一的方式。比方說，美國非常強調的三權分立，在英國就不那麼強調。

   認為「民主不是普世價值」，並且認為中國應該有符合自身情況的民主制度，也不等於說，中國現在的民主制度完美無缺，事實上，中國的民主制度一直在不斷的改進中。我們只是堅決反對一切都必須以美國或某個國家為標準的盲從心態，而所謂的「普世價值」，正是這種盲從心態的表現。他們利用「普世價值」的旗號，對其他人指手畫腳，彷彿自己永遠正確。這種心態也造成某些人對於民主的一個錯誤理解，以為只要搞了民主，一切問題都會解決。事實上，不顧實際情況照搬別人的民主方式，造成社會停滯甚至倒退的現象屢見不鮮。某種程度上，這都是把民主當成絕對「普世價值」的結果，說他們上當也好，說他們天真也好，總之，他們都給人一個教訓：民主是一個社會管理工具，如何運用，要根據社會的實際情況。

   由此，我們又可以回到徐景安先生的四個問號：可能不可能，承認不承認，需要不需要，應該不應該。回答這四個問號，必須清楚界定一個前提：民主制度是作為一個相對的標準，而不是一個絕對的標準。從這個相對性出發，結合中國的現實，四個問號的回答，都應該是肯定的。但是，這個肯定的回答，並不代表只有和美國一樣，才算真正的民主。把自己標榜成絕對正確的形象，其實正是美國國家利益至上的表現之一。美國現有的制度之所以能夠形成和有效，與它特殊的歷史和地理條件有著必然的關係，這些特殊條件是其他國家不具備的。盲目照搬美國制度，是對自己國家不負責任的表現。關於美國的特殊性，以後再說。

雅各賓主義是法國大革命中出現的一個重要現象，然而，自雅各賓主義出現200多年來，理論界一直沒有給雅各賓主義明確定義。在討論它的時候，一般都叫做「雅各賓俱樂部」、「雅各賓派」、「雅各賓憲法」、「雅各賓專政」、「雅各賓分子」等等。這麼多冠以「雅各賓」字頭的理論概念，確沒有對於「雅各賓」的準確定義，確實有點奇怪。這個最初因教堂名字而產生的稱呼，變成一個意義不明的標籤。為什麼？因為，真正的「雅各賓」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契約、憲政」等資本主義社會標誌性普世價值的強勁組合。對於所有信奉普世價值的人來說，「雅各賓主義」早已遭人批判，如果把它與「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等同起來，資本主義社會還有什麼光彩？然而，事實上，它們確實是一回事。以至於伊拉克戰爭爆發后，有美國學者指出，當今美國所奉行的政策，其實就是「新雅各賓主義」。

   對於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在「自由、民主、平等」旗幟下的暴政，一些不願看到普世價值被玷污的學者，經常會給雅各賓暴政尋找客觀原因。其中最常見的客觀原因是：大革命后的法國，所面臨的國際形勢非常危急，外界壓力很大。這種觀點認為，正是這種外界的壓力，造成雅各賓的對內暴政和對外武力對抗。這種觀點其實只看到表面現象，真正的要害在於，普世價值一旦產生，便無可避免地與一切非普世價值形成對立。因此，所謂雅各賓的外部壓力，原因不在於外部，而在於大革命引以為傲的「普世價值」本身。這種普世價值一旦確立，衝突和對立就不可避免。

   普世價值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民主，所謂民主簡單來說就是社會契約論所說的「主權在民」。在前面的文章里，曾經說到主權意識的產生，從神權到王權，再到民權，大致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我們要注意的，不僅僅是誰擁有，而是，擁有的是什麼東西。普世價值中的「民主」，擁有的就是不可挑戰、不可侵犯的「主權」。而事實上，不管是誰擁有這個強大的力量，主權的強化都是對普世主義的危害，都是造成衝突和對立的根源。這個根源，恰恰就是民主造成的。簡單來說，沒有主權，就不會有民主，民主使得主權更加強化。按照普世主義的構想，理想的世界是沒有國家的，沒有國家也就是沒有主權，沒有主權也就不會產生民主這種東西。站在普世的立場，真正的民主應該是全世界、全人類的「民主」，而不是一個國家內部的民主。主權國家內部的民主，只會對普世主義造成破壞。普世價值把民主當成重要內容之一，豈不自相矛盾？

   普世價值一方面強調普世，另一方面，實際上造成強化主權。再加上普世價值的神聖化，導致民主主權國家自我優越感大增，民族主義或者愛國主義高漲，同時又自覺擔負起推廣具有先進性的「普世價值」的責任，自由就變成我所認定的自由，除此之外，一切都是邪惡。由此，自詡為擁有普世價值者，就必然造成對外的擴張，從拿破崙開始，到現在的美國，依然沒有結束，依然沒有想明白這個道理。

   普世價值設置了一個人類社會的基礎開端，上面只是簡單說到這個基礎自相矛盾的地方，它還有一個重要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人類社會已經誕生、運轉了很多年，產生了無數歷史的積澱和文化的遺傳。當我們講民主的時候，我們必須看到，民主選擇獨裁併不是個別現象。為了避免這一現象，普世價值就需要統一思想，其手段就是教育。雖然全民普及義務教育對於提高人們的文化知識是有好處的，但也絲毫不能抵消灌輸統一思想的本質。除了教育之外，媒體的宣傳也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宣傳的目的性、功利性、統一性、煽動性，都在普世價值的旗號下，得到發揚，並成為日後200年所有媒體的特徵。

   雖然「天賦人權」、「普世價值」帶來很多危害，但是，我並不認為盧梭是一個心存惡念的壞人，就像耶穌一樣。雖然耶穌也常常被當成是一個革命者，但是，盧梭和耶穌都應該被視為「人道主義者」，他們的出發點都是想建立一個合理的人類社會。然而，耶穌旗幟下的教會，在歐洲統治了1000年，最終因嚴格的「政教分離」而退出世俗社會的管理範圍。盧梭某種程度上把自己當成新的耶穌了，他像耶穌一樣，把自己的主張當成是唯一正確的觀點，「天賦人權」、「普世價值」被神聖化。雖然一個新名詞「理性」代替了「信仰」，但是，理性本身，或者說理性的某些階段性結論也變成了終極信仰。

   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主義廢除一切宗教，但是，他們認為宗教還是需要的。200多年前，英國教會宣布脫離梵蒂岡而獨立，形成在主權管制下的英國國教。雅各賓領導人同樣希望建立法國的新國教，而這個全新的國家宗教，就叫做「理性崇拜」。教堂里原先供奉上帝的地方，現在供奉起了理性，供奉起了「天賦人權」、「普世價值」。如同宗教當年毫不猶豫地發起對異教徒的戰爭一樣，對於「普世價值」的絕對崇拜，變成現代社會不安定的根源。以「普世價值」的名義向外的擴張，某種程度上就是當年對於「異教徒」戰爭的翻版。

   盧梭是一個有強烈宗教情懷的人，他也許不願崇拜任何現有的宗教，但是，他確實是按照宗教的理論，建立了自己的學說。所謂原始人道德高尚，所謂古代社會和諧，現代社會墮落，其實就是源自亞當、夏娃的伊甸園。被逐出伊甸園后，人類便在苦難之中。基督教為人們設置了一個美好的開端，所謂伊甸園；盧梭也為人類設置了一個美好的開端，所謂「天賦人權」。這兩個美好的開端都是幻想，都是非理性的產物。但它們還是有區別的。

   宗教把幸福寄托在死後，往往需要現實社會的安穩，也就是後人所說，宗教成為人們的精神鴉片。而盧梭主義希望把幸福建立在當前的世俗社會，這個轉變是正確的，某種程度上是啟蒙運動借鑒了中國古代的思想精華。但是，他為世俗社會建立了一個不切實際的美好開端，使得所有信奉盧梭思想的人，都以為世俗社會只要從這個開端起步，只要回到這個開端，依循「普世價值」，就能萬事大吉。這種幻想導致一次次地從頭再來，導致對人類歷史和文化的一次次破壞。我們曾經說過，很多國家的《憲法》都照搬美國，甚至國家政治制度也依葫蘆畫瓢，但事實上並沒有像美國一樣成功。為什麼每一次從頭再來都不成功？因為，盧梭思想所建立的美好開端，只是幻想，是不存在的抽象概念。在這種幻想的開端上建立的社會制度，只能造成割裂社會、切斷歷史的慘痛。

   我並不是要排斥普世主義，相反，我認為，這個世界的確需要一種普世主義，也的確存在著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觀。但是，「天賦人權」的普世價值由於其自身的矛盾和缺陷，不應該成為普世的標準。當然，否認其成為普世標準的資格，並不代表它一無是處，只是強調這種「天賦人權」的「普世價值」，其實只具有相對的意義。下次再說。

太長啦，看的頭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