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我的弄堂

祥德路二弄
   
    上海遍布著弄堂，可掛著「優秀歷史建築」銅牌的卻不多，我住了幾十年的祥德路二弄，就是其中之一。
   
    二弄早先叫山陰路祥德村，五十年代末划入祥德路，因沒有一弄，二弄便成了這條路的開路先鋒。「文革」后開闢祥德支路，祥德路逐步延長，一直通到高樓林立的曲陽地區。我小時候，那裡還是大片的菜地。後來山陰路變得更有名，是因為有魯迅以及瞿秋白的故居。二弄美，是因為弄堂建築與綠化環境和諧統一：朝南的外立面是立體感很強的奶黃色拉毛牆，朝北是清水紅磚。紅瓦綠檐，色彩豐富而亮麗。弄堂很短，總共才八幢聯體小洋樓，屋頂上有雙坡老虎窗，屋檐有三角形雙坡山牆，二層落地鋼窗外挑出一方鑄鐵鐵花欄桿的陽台，小巧而精緻。這種樣式在後來的房租改革中被劃歸於「新式里弄」。
   
    弄堂里栽著一高一矮兩排行道樹，高的是楊樹，矮的是冬青。楊樹在夏天要長刺毛蟲，害我們乘涼都提心弔膽。冬青倒是四季常青。弄堂乾淨整潔，從來看不到垃圾和污水。弄堂口有兩扇漂亮的鑄鐵鐵花大門。五十年代，每家每戶都在自家小花園裡和陽台上種植了樹木花卉。印象最深的是我家隔壁的四號，有棵高大的枇杷樹。每年初夏，枇杷樹的主人、我小學同學馮音音的母親就會摘下來，然後挨家挨戶送上門，讓眾鄰一起分享。四號花園還有幾個青花圓桶瓷凳，學名叫「綉墩」，夏天坐上去涼爽宜人。
   
    記得七號里也有棵枇杷樹，可是比不上四號的漂亮，印象中似乎也沒結過果子。三號里惹眼的是棵凌霄花，枝幹一直延伸到二樓，沿著陽台盤了幾圈，爬滿牆壁，在夏天會開滿橘紅色花朵，樣子有點像喇叭花。一號、二號的花園好像只有冬青樹和夾竹桃。六號的園子種了許多美人蕉，還有一棵孤零零的棕櫚樹，樹榦很細，胸徑不過四五寸，樹冠卻高過二樓。每年春夏時分，頂端樹葉下會結出一些像玉米棒的果實。有時外面弄堂的男孩子用竹竿打下來，扒開外面的包皮，裡面是淡黃色像小米似的顆粒。我母親說，棕櫚樹會帶來背運。
   
    最出挑的是八號的園子。八號里住著1949年前整條弄堂的房東張天充一家，是全弄堂最富的人家。他家沒有小孩，園子也老鎖著不讓隨便進，所以「文革」前我只在姐姐去他家學鋼琴時溜進去過兩次。不過鐵門鏤空，隔門也能一睹大戶人家花園的派頭。瓷綉墩有好幾個，是更漂亮的粉彩紋飾。花園牆角處，還依牆築一座玲瓏假山。整個花園裡種滿花花草草，有許多我至今叫不出名字的名貴花草。
   
    二弄建造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日本佔領時期，而虹口又是日租界，所以我家在1945年抗戰勝利后搬進去時，裡面住的都是日本人。當然並不是說，日本人都是侵略者，例如魯迅的日本好友內山完造開的書店和住宅，都在附近。我家搬來時住一樓，二樓、三樓都是日本鄰居，所有房間都鋪著榻榻米，所以地板保護得極好，原來的紅色油漆一點都沒脫落。母親說，我家搬來后與鄰居相處很好，二樓、三樓兩戶人家凡做了好吃的，都會送一盤下來。送得最多的是生魚片，外加一碟用麻油、醬油、味精調好的調料。可是我家吃不慣，母親等他們走後，就在鐵鍋里溫熱了油，加了蔥姜料酒再重新炒一下，改造成中國式炒魚片。日本人不久后回國，我家就租下了整幢房子。
   
最好的時光總是那麼短暫
   
    五十年代末是我個人記憶中的最好時光。環境還比較寬鬆，社會也相對樸素安定，鄰里關係和睦。母親經常和鄰居主婦交換食品探討廚藝，誰家女兒有了漂亮衣服，會借回家做樣板仿製。記得母親從四號馮家借了音音的皮涼鞋，用皮底和棕色燈芯絨給我做了一雙布面涼鞋。別人送我一件帶小外套的連衣裙，是流行的泡泡紗面料做的，上半段像背帶褲，下半段是小裙子，淺藍的面料用藏藍格子布條滾了邊，誰都誇漂亮。連衣裙被馮家借去，用白色泡泡紗鑲大紅滾邊也為音音做了一件。
   
    五十年代，我們弄堂的鋼琴密度很可觀。除了二號，其他七幢房子都有過鋼琴。進入弄內，彷彿徜徉在音樂的溪流中。當然彈得最好的是張碧華，其次就數馮韻韻。六號鄔家女兒和諸玲差不大離。七號劉家子女尚小，他們練琴都在「文革」中後期了。最差的大概就數我姐姐，用老底子上海話說就是「呀呀嗚」。日子就像虹口公園的湖水一樣平靜而安詳。
   
    五十年代末搞大鍊鋼鐵，拆除了我們弄堂與積善里之間的水泥磚牆。弄口的大鐵門以及每家院子的鐵門都被拆走。隔牆倒后，漂亮弄堂和私家花園都成了公共綠地，外來的小孩子在我們弄堂里踢球狂奔，弄堂里垃圾隨處可見，喧囂此起彼伏。
   
    「文革」初年，只要革命沒有革到自己頭上，一般人都會被攪得摩拳擦掌熱血沸騰。抄家后不久，房管所就上門讓我家讓出房子。於是就把三樓給了房管所。房管所則讓他們的親信住了進來。搬進來的人家姓朱，男主人是電信局技術工人，經濟條件相當不錯。儘管他們的生活習慣與我家不同，但心地都很善良。雖然他們是響噹噹的紅五類，卻不像紅衛兵那樣橫眉冷對，還「達家伯伯」「達家姆媽」地稱呼我父母，這在當年政治背景下相當難得。所以我們兩家的關係一直處得不錯。
   
    「文革」初期的兩年時間裡，我們弄堂總共八幢房子，除了四號比較太平外(馮音音一家已經搬走了)，七幢房子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衝擊，且死於非命的竟有六人之多，其中就有我的父親。
   
    整個弄堂變了。除了我家兩棵大柏樹和六號的棕櫚樹、七號的小枇杷樹外，其餘花花草草都作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象徵被剷除了。又過了兩年，我家花園裡的兩棵柏樹也被人挖出來運走了，為什麼要挖，搬到哪裡去，誰來挖的，我們也不敢問。從此我家再不養花蒔草，只在花盆裡種些蔥，除了能看到一些綠色，更能省下幾個買蔥錢。我母親過去與對面弄堂積善里的許多人家不來往，現在漸漸開始打起了招呼，甚至一起上菜場買菜，上公園散步。變化最大的要數八號里原來獨來獨往的張碧華，文革後期八號的底層發還給了她，她不但對眾鄰居開放，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客廳里的鋼琴居然也對眾人開放，任何人想彈就可以去彈，她還不厭其煩地向那些革命小將傳授鋼琴知識。
   
街道生產組
   
    我在1974年4月作為病休青年被分進了街道生產組，同時被分配的還有弄堂里另外兩三個病休青年。這時弄堂里早已沒有了我們的身影。我們從懵懂少年進入了青年，在弄堂里玩耍的都是比我們小好多的還在上中小學的孩子。生產組隸屬於街道，屬於大集體性質。工資是按小時計算，一小時一毛錢，一天做足七小時，一個月出滿勤二十六天能拿十八元二角。不過我經常請病假，一個月能拿到十元，對我和母親來說就是皆大歡喜了。那段日子很壓抑。我覺得在生產組工作很丟人，要求分得離家遠些。這樣每天都要從祥德路穿過四達路、四平路進入郵電新村，再從郵電新村裡穿過一條雨天滿是泥濘的田埂，路上需要半個多小時。生產組周圍還是一片農田，居民也都是農村戶口。即便是雨後晴天，柏油馬路早就幹了，我還得穿著橡膠套鞋上班。後來在安徽的小姐姐給我弄了張自行車票，我買了輛永久牌二六自行車，這樣只需十五分鐘就可到達。
   
    生產組在我看來完全是鄉下，與二弄的環境截然不同。生產組阿姨們多不識字，整天婆婆媽媽嘮叨個沒完，經常為些雞毛蒜皮爭吵不休。不過她們都是心慈手軟的人，對我非常好。我的工作是為出口的箱子裝鎖。因為有病，在家從來不幹家務的我，干一會兒就累得腰酸背痛，手上磨起血泡。阿姨們就會幫我裝幾個。阿姨們家裡大多經濟拮据，但逢年過節有什麼好吃的，哪怕是一把花生幾顆硬糖，她們都會捨不得吃，卻等節後上班帶到組裡給我吃。
   
    又過了兩年，1976年的秋天，「文革」結束，小姐姐從安徽調回上海，攜夫帶子和他們的傢具一起搬進了五號。此時，弄堂里其他人家也陸續有插兄插妹返滬。他們也基本上都是結了婚拖家帶口的，擠進原來就不寬敞或經「文革」縮小了的房子，家庭成員之間為了空間，「戰亂」頻仍，鄰居之間則為了公用部位爭論不休。父母輩大多已經作古，各家的子女間則基本不相往來，鄰里之間的事知之甚少。弄堂里失去了早先的寧靜與安詳，與這個城市一樣喧囂而煩躁，垃圾污穢隨處可見。花園裡和陽台上晾曬的衣服掛得像萬國旗。花園裡的泥土換成了水泥，房管所在七十年代為每個花園種植了一棵泡桐樹。綠化倒是有了一點，可每逢夏初，先是紛紛揚揚地飄起漫天白絮，接著是成熟了的果實滴滴答答落下像醬油一樣的液體，行人路過時不小心中彩，洗都洗不幹凈，所以許多人家就把樹鋸掉了。但是日漸長大長粗的樹榦卻不失為晾衣的絕妙支架。
   
走了，都走了
   
    1996年，小姐姐搬走了。1997年，我也搬離了二弄。樓下又換了新住戶，空關著房子沒人住。三樓朱家的兒子搬到新房去了，朱家姆媽則到溧陽鄉下與女兒共同生活。弄堂里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陌生面孔。弄堂里的房屋也越來越破敗，屋頂漏水嚴重，地板下面白蟻猖獗。每到黃梅季節，白蟻從地板的縫隙里鑽出來漫天飛舞……
   
    1999年，上海市第三批優秀歷史建築名單公布，祥德路二弄被列入永久性保護建築名錄。
   
    二弄老住戶中，母親算得上是長壽的。2004年，她九十二歲，12月16日，母親走完了她歷經兩個世紀的坎坷一生。也是在那年，在商海遊刃有餘的外甥給我三姐在蘇州河邊買了新房，三姐也搬離了五號。如今五號里已經沒人居住了。昔日的一切復歸平靜。
   
    2007年5月的一個傍晚，我突然心血來潮，去山陰路祥德路作了一次懷舊式的散步。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昔日奶黃的拉花立面，而今灰濛濛的；花園的紅磚牆，也被抹上了一層灰不溜秋的水泥。不僅昔日的精緻與幽雅蕩然無存，即便是所謂「歷史滄桑感」也無從尋覓。弄堂像停車場一樣停滿了轎車。每家花園的黑色鐵皮蒙面的大門都關著，門裡偶爾會露出一張陌生的臉，或許還會客氣地問：「你找哪家?」
   
    (達奇珍）
   
    摘自《讀庫0801》新星出版社2008年3月版30元

透過弄堂可以看到上海人生活的真正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