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脹的超級城市：北京會被迫遷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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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2002年8月7日，國際奧委會協調委員會一行23人來到北京考察 2008年奧運會籌備情況。

　　這一天，經過幾日的大雨，北京晴空萬里。「我們很高興看見北京燦爛的藍天，這將是一個祝福，希望這個勢頭能夠保持到2008年奧運會的開幕。」協調委員會委員卡拉德，一下飛機即向新聞媒體發表評論。

　　  
他的讚美之辭含義頗多，暗示著環境問題對於中國首次舉辦的奧林匹克盛會是至關重要的。

　　兩天後，協調委員會主席維爾布魯根就北京的交通發表了評論。他對這個城市每年增長25萬輛汽車感到驚訝，認為這將給奧運會期間的城市交通帶來巨大挑戰。

　　交通擁堵與環境污染，已成為北京最為棘手的現實問題。

　　北京長期以來以舊城為單一中心，以新區包圍舊城、同心同軸向外蔓延的生長模式，被建築學界形象地稱為「攤大餅」。面對這塊「大餅」越攤越大、越攤越沉，並可能在未來城市大發展時期急劇膨脹的狀況，專家學者提出了警告。

　　北京目前的城市問題集中表現在城市容量超飽和、超負荷。北京的機動車不到200萬輛，比國外許多大城市少，但交通已十分擁擠; 二環以內的古城區，登景山俯瞰，五六十年代還是一片綠海，可現在是綠少樓多。

　　北京市區以分散集團式布局，即由一個以舊城為核心的中央大團，與北苑、南苑、石景山、定福庄等10個邊緣集團組成市區，各集團之間，由綠化帶相隔，並形成了以舊城為單中心、向外建設環線擴張的城市發展模式。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這種規劃布局下，北京市區建成區擴大了4.9倍，市區人口增加了近4倍。

　　作為全市單一的中心，北京舊城長期承擔著商業、辦公、旅遊等功能，大型公共建築不斷湧入，在20世紀80年代，北京市中心區出現了嚴重的交通堵塞，北京市即著手建設城市環路，提出「打通兩廂，緩解中央」的口號，期望通過快速環路的建設，吸引中心區的交通，緩解其壓力。現在，北京已建成了二環、三環、四環城市快速路，五環、六環路的建設也已開始進行，但中心區並未得到有效緩解。

　　據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2001年的一項統計，北京城區400多個主幹道路口，嚴重擁堵的有99個。由於道路擁堵，按計劃，在中關村路，332路公共汽車每小時應通過19個車次，而交通高峰時間經常只能通過9個車次；行駛在三環路的300路公共汽車，正常行駛一圈應是110—120分鐘，而現在經常要花160分鐘。

　　與交通擁堵相伴而生的是中心區環境質量的惡化。大氣污染是北京市目前首要的污染問題。研究表明，20世紀80年代末，北京市三環路以內的汽車尾氣對大氣污染的貢獻率為30%多，現在翻了一倍。其比重的增加，雖與鍋爐等其他污染源減少有關，但汽車尾氣污染的增長趨勢是明顯的。這表明，北京市中心區的交通已相當繁重。作為一個單中心的城市，北京的中心區一直高強度開發，高層建築不斷增多，阻礙大氣流通，導致局部大氣惡化，污染物濃度增高。

　　北京市中心區現已集中了全市50%以上的商業與交通，而目前市區的核心——明清古城內，商業性改造的步伐越來越快。東城區大規模發展王府井商業區，並提出建設北京「中央商業區」、「現代化中心城區」的口號；西城區則在加速建設金融街，同時還要把西單商業區發展到150萬平方米的建築規模;崇文區大力推進崇文門外商業街的建設；宣武區也在加快建設以菜市口為中心的商業區。成片成片的衚衕、四合院，正在被一幢幢大型建築取代，中心區的「聚焦」作用越來越強，其承受的人口、就業、交通、環境等方面的壓力越來越大。

　　疏解中心區的人口壓力，多年來一直是北京城市建設的一個目標。 1993年經國務院批複的城市總體規劃提出的一項任務，就是要改變人口過於集中在市區的狀況，大力向新區和衛星城疏散人口。可是，這項規劃提出的目標與執行的結果，出現不如人意的反差。由於城市的就業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區，人口疏散很難取得成效。相反，由於規劃是以改造與發展中心區為導向，大量房地產項目湧入舊城，使市中心區的建築密度越來越大，人口密度也越來越高。

　　與市中心不斷「聚焦」相對應的是住宅的郊區化無序蔓延。

　　北京市區的「中央大團」集中了行政、商務、商業、文教等一系列重要的城市就業功能，「邊緣集團」則以居住為主要功能；而在離城市更遠的郊區，又規劃有良鄉、大興、昌平等一大批由中心區向外輻射的衛星城鎮，它們現已開始為市中心區承擔居住功能。

　　目前，北京市在近郊區建設的望京居住區，規劃人口將達25至30 萬；在遠郊區建設的回龍觀居住區，規劃人口將達30萬。它們的人口規模已相當於一個城市，但它們的功能只以居住為主。為了就業，居民們必須早晚擁擠在往返於城郊之間的交通之中。在如此鐘擺式的流動中，許多市民都要花很長時間奔走於家庭與單位之間，生活與就業成本難以降低，並使道路、公交等設施超負荷運轉。

　　與此同時，這樣的住宅郊區化發展模式，又對市中心區的人口疏散產生消極影響。因為，缺乏就業功能的郊區，很難吸引市區的居民，從而導致中心區建設與郊區發展相互掣肘的「兩難」。

　　研究表明，從環境容量著眼，北京市區「攤大餅」式的蔓延發展已不能繼續。北京規劃市區1040平方公里，在其範圍內，比較合理的分配是：建設用地614平方公里，其餘426平方公里是保證市區有良好生態環境的綠色空間。北京市區人口規模以645萬人為宜，人口過量增長會加劇資源的緊張。

　　首先是水資源緊張。北京是嚴重缺水的城市，人均水資源量僅342 立方米，大大低於全國人均2517立方米的水平。北京可用水資源為年均42至47億立方米，其中地表水22億立方米，地下水20至25億立方米，在市區周圍約1000平方公里的地區，因常年超量開採地下水，已形成地下水漏斗區，水資源的供需缺口很大。

　　其次是土地資源緊張。全市耕地減少，農業人口人均耕地已從 1952年的0.23公頃下降到0.10公頃，市區的有限土地資源也將制約市區發展的規模。

　　此外，生態環境、交通設施、能源等都對城市發展規模產生制約的作用。

　　值得警惕的是，北京經過50年的建設，到1999年，市區建成區面積已達到490.1平方公里，市區人口達到611.2萬人，其中人口規模已接近市區的環境容量。這表明，北京市區已不能再無限制地膨脹下去了。

　　對於目前日趨嚴重的交通與環境問題，北京市多通過架橋修路、控制排放等技術手段來加以解決。但是，技術手段只能解決某個技術環節的問題，難以從根本上應對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需求。

　　東京是用技術手段爭取空間的典型。這個城市通過巨額投資，取得了很高的交通效率，但是，最後導致的結果還是要談遷都，他們稱為「行政中心轉移」，目的是為了爭取更多的空間。

　　東京與北京人口相當，城市形態也是「單中心＋環線」模式。20 世紀40年代，東京曾提出在市區及周圍地區建設綠地系統和環狀綠化帶，厚度為1至5公里，距中心區10至15公里，面積計劃為180平方公里。但是在二戰之後，東京城市急劇發展，成為「飛速膨脹的大城市」，城市向郊區蔓延，20世紀50年代東京每年增加30萬人，60年代人口即超過1000萬人，迫使綠化帶後退，不斷修改計劃，到1968年綠化帶只剩下90平方公里，而到80年代，又提出廣域綠化帶構想，把東京綠化隔離帶挪到距中心50至60公里的地方發展了。

　東京被日本建築界稱為「炸麵餅圈」式的城市，猶如我國建築界稱北京為「攤大餅」。由於中心區功能越來越密集、「聚焦」作用越來越強，東京曾出現了嚴重的交通擁堵，政府不得不投巨資加以解決。現在，東京四通八達的地鐵與地面鐵路規格統一，不僅覆蓋整個東京，而且與首都圈內其他城市直接相連，利用鐵路要比利用小汽車快得多。快捷的鐵道客運系統已成為東京居民出行的首選交通工具。在東京23個區，公共交通承擔著70%的出行，為世界之最。其中在城市中心區，90.6%的客運量由有軌交通承擔，車站間距不超過500米，公共交通非常發達。

　　可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東京的大氣污染、噪音等交通污染仍十分嚴重，市民們紛紛抱怨市中心區是「工作者的地獄」，而每日在進出市區的地鐵里被擠成沙丁魚的樣子，使他們很難感到這竟是一個經濟水平一流的國際城市。東京政府當局已認識到通過擴充道路來解決交通問題以及通過技術手段來爭取空間的政策已走到極限，為給城市的發展尋找空間，「行政中心轉移」被提上日程。

　　北京與東京城市形態相似，在城市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也相似：

　　——綠化隔離帶不斷萎縮。北京在1959年明確的圍繞市中心區的綠化隔離帶有300多平方公里，這一面積到1982年減少到260平方公里，1992年減少到244平方公里，而這244平方公里的範圍內，非建築面積只有160多平方公里。現在北京市已把綠化隔離帶的建設提上空前高度，但總的來看，在1040平方公里的規劃市區內，綠化面積依然匱乏，而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城市目前的建設用地與綠化用地的比例約為1:2，北京相差甚遠。

　　——城市發展呈現「飛速膨脹」特徵。1993年國務院批複北京1991 至2010年城市總體規劃后僅過去兩年，北京市區中心就提前15年實現城市用地規模，達到288.07平方公里，人口也達到527萬人，比2010 年人口目標還多出82萬人。

　　——致力於通過技術手段解決交通及環境問題，但由於中心區功能越來越密集，效果並不理想。

　　目前，北京的城市問題雖然不像東京那樣嚴重，但趨勢是明顯的。隨著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北京會不會發展成為像東京那樣的「死疙瘩」呢？

　　北京的這種單中心的城市發展模式，是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以莫斯科規劃為藍本幫助確定的，蘇聯專家在指導北京進行城市規劃的時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宮為中心，向四周輻射發展的城市總體規劃已顯現弊端。為解決城市功能過於複雜而帶來的交通、生活等問題，莫斯科從20世紀60年代起開始制定新規劃，把原有的單中心結構改成多中心結構，並將連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綠帶滲入城市中心。可是，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設還在沿著蘇聯專家幫助確定的單中心模式發展。

　　2000年2月22日，《經濟參考報》以整版篇幅刊登青年建築學者方可的文章《北京城會被迫遷都嗎？》，尖銳指出：「精華日遭蠶食，京城『撐』破在即」，「舊城內大規模拆房開路的做法，不僅不能解決當前的交通擁堵問題，而且會進一步加劇舊城『聚焦』效應，使舊城陷入『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惡性循環。考慮到日本東京由於城市過度擁擠而不得不準備遷都的事實，若北京舊城過分擁擠的局面不可收拾(百米寬的長安街目前已經經常堵車)，北京被迫『遷都』也不是不可能發生的」。「長期以來，北京各屆政府由於大都急於在任期內做一番『宏偉』事業，並且常常把城市問題的解決寄托在中央的支持上，因而一直缺少對北京未來發展戰略進行深入研究。其結果導致城市規劃的研究和編製大都著眼於眼前的經濟建設需要，並且多集中在舊城做文章，使北京多次錯過了合理解決『舊城保護與現代化建設』矛盾的機會。」

　　在這篇文章里，50年前的往事被再次提起。方可介紹道，20世紀 50年代初，新中國定都北京，百廢待興，其中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確定城市中心區的位置(當時的中心區主要是指中央的行政中心)。當時出現了兩個對立的觀點。一方主張行政中心應當在舊城基礎上予以發展，主要理由是：舊城本來就是故都，行政中心放在舊城似乎順理成章。另一方為梁思成、陳占祥等，主張在當時的西郊(現在的公主墳一帶)另立行政中心。「由於當時的意識形態把舊城看作是『封建社會』遺留，主張對舊城進行『革命』和『改造』，因此，這場原本非常學術味的爭論，很快就被一些人從政治上加以否定了。」

　　他認為，「今天，人們已經清楚地看見行政中心放在舊城帶來的後果，不能不感嘆梁思成當年的遠見卓識。從北京1950年以來發展的事實來看：短短四十餘年，市區建設已經『攤』到四環一帶，不算衛星城，今天的北京市區面積已經是舊城的六至七倍，等於又建了好幾個北京舊城，如果當初能夠有計劃地集中建設，完全可以在舊城外建設幾個新的中心。由此可見，梁思成的主張不僅是一個新的行政中心選址問題，而且是關於北京城市空間未來發展的一種戰略思考。」

　　歷史就這樣畫了一個圈，許多問題又回到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