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世界重心的移動

杜平/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演變代表了文明的興衰。從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城市美索不達米亞開始，數千年來，影響人類文明的城市此起彼伏，世界文明的重心也隨之轉移：從中東到東亞，再從東亞到歐洲、美洲。這種進程已經表明，不同的文明各領風騷於一時，但繁榮卻不可能永駐於一地。

　　歷史上的中國城市曾經有過極其輝煌的時期，在世界文明中佔據重要地位，尤其對朝鮮半島和日本產生過強烈的文化輻射，不只是城市本身成為模仿的對象，而且歷代王朝利用城市來統治國家的模式更被效仿。但是，由於各種原因，中國文化向外輻射的範圍卻沒有真正超越東亞地區。

求同是過程，求異是目標

　　原因之一，就是中國沒有強烈的傳道熱情，沒有征服別人或者使之歸附的慾望，相反，中國在經濟上滿足於自給自足，在文化上保持內斂和自製。原因之二，就是城市興盛的原動力來自於政治需求，而非商業需要。歷史上，除了沿海港口城市之外，凡是具有強大政治和文化影響力的城市，基本上都是行政管理中心，城市人口的主要成分是統治階級和官僚階層，商人只是為他們服務的附屬人群。因此，城市的生活方式、個人行為、人際關係和思維模式，都受到政治的支配。一旦政局發生動蕩，繁榮和生命力就會失去保障。

　　作為政治中心，北京的興衰自然要決定於政局的變遷。由於朝代的多次更迭，北京的面貌和性格特徵在相當大程度上都帶有「入侵者」的特色，形式和內涵豐富而多元。但是，從當代全球文明的廣角來看，北京缺乏一套跨越文化障礙的價值體系，導致對現代世界文明的影響並不顯著。

　　但是，北京這些年來一直在變。就筆者的觀察，最大的變化莫過於兩點：一是通過與世界主流文明的求同，來縮小與當代發達社會的差距；二是在求同的過程中，有意識地求異，通過凸顯獨特性來尋求突破和超越。

　　前者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市區景觀與外部世界的趨同，包括外人似曾相識的現代商廈、酒店、街道、路標、咖啡館、酒吧乃至警服；例如人們言行舉止與世界的趨同，包括都市人特有的快節奏、居住方式、消費方式、衣著方式、作息方式、休閑方式以及人際交往方式；例如人口結構和價值取向的多元化，包括大批中產階級、精英階層、商界富豪、文化名流以及異邦各類人士的大量湧入，使得這個城市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也在與世界主流文化趨近。

　　然而，求同只是過程，求異才是目的。因此在與外界求同的過程中，北京始終有一種強烈的求新和超越意識。從國家大劇院的「水煮蛋」，到國家體育場的「鳥巢」和央視大樓的「大褲衩」，再到世界第一大候機大廈，這些超現代的建築設計雖然都藉助於洋人之手，但背後的雄心和目標卻是顯而易見：在尋求自我超越的同時，創造出21世紀都市文明的新景觀。

全世界眼球看東方

　　很多人都認為，北京奧運會是中國提升國際地位的機遇，但事實上，中國先有國際地位，然後才有主辦奧運的機會。這樣的國際地位一部分來自於經濟、外交和其他實力，其他相當大一部分則來自於外界對中國的感受。論綜合實力，中國依然落後於某些發達國家，但二十多年以來，它竟然把全世界的目光牢牢吸住。因此，在很多時候，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影響力，都是在被關注、被想象、被議論的被動狀態下，無意識地散發出來的。

　　確實，環顧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能夠刺激外人不知疲倦地跟蹤其發展動向，揣測其戰略目標，或著迷或欣賞，或憎惡或敵視；也沒有任何一個大國像中國這樣，使外部世界對它產生種種非分之想，包括指望中國按照它們所喜歡的方向演變。即使屢挫屢敗，依然不厭不棄。

　　但是，迄今為止，幾乎沒有例外的是，無論大小或強弱，所有外部力量在試圖改變中國的過程中，反而不知不覺地改變了自己，包括改變了對中國的態度、政策和戰略。例如在外交戰略上，當初的孤立、遏制和對抗中國，已經統統轉變為接觸、合作和全面接納。這是所有西方國家對華政策走向的相同脈絡。從這個脈絡來看即將開幕的奧運會，我們就可以理解到，北京獲得奧運主辦權，絕非是外部世界的恩賜，而是它們必然的選擇。

　　從1896年第一屆奧運會直到2008年，全世界只有16個國家主辦過奧運。除了墨西哥之外，全部都是發達國家或比較先進的工業國。其中，美國主辦了四次，英國三次（不包括2012年），德國、希臘、法國、澳大利亞各兩次，前蘇聯、日本、韓國、加拿大、義大利均為一次。由此可以看出，綜合實力越強，獲得奧運會主辦權的機會就越多。中國是後來者，還稱不上強國，但它畢竟是擁有巨大能量的大國，因此躋身於這個行列之中，不僅一點都不僥倖，而且還預示著世界文明的重心正在向東方回返。

　　歷史學家們在論及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時曾這樣說：從這裡往外走，走得越遠，看到的世界就越黑暗。以自我為中心的西方人，在看待遙遠的亞洲文明時，想必也是作如是想。但是，正如文首所說，人類文明的演變史已經證明，世界重心的移動從未停止過，只是過程漫長，人們不易察覺。

·作者是《聯合早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