甕安公安與黑道結合：民怨依然沸騰

-- 2008年7月11日20:38:45(京港台時間) --多維新聞網  

亞洲周刊張潔平、朱一心／甕安六二八事件逐漸平息，但當地政府仍封鎖死者所在鄉村，不準記者進入。當地礦群矛盾、移民及拆遷糾紛等矛盾累積，公安與黑道結合，治安惡化；民怨依然沸騰，到處有人找記者申冤。()

貴州甕安六二八事件過去一週，貴州省先後撤免了甕安公安局政委羅來平和局長申貴榮、縣委書記王勤和縣長王海平。甕安縣城已經相當平靜，早餐店的生意恢復了，甚至更好，因為許多外地人進來。「甕安這下子可出名了。」不少老百姓聽說你是外地人，會先這麼來一句。()

只是民怨依然不滅。甕安縣轄九個鎮和十四個鄉，縣城由一條主街及幾條分支小街組成，在街上兜圈，無論在縣城小店買瓶汽水，在街頭吃碗涼粉，到網吧上線，或是和計程車師傅搭訕，無需訪問，閒聊一開始，這裡的人會自動找你訴苦，留下電話號碼請你幫他申冤。幾乎每個人都能說出一段冤案。()

「這裡社會風氣很差，人情比王法大。」小型貨車師傅張先生和家人經營一家小賣部，記者坐下來隨便問問李樹芬家在哪裡，張先生如火山的怨氣就開始爆發：「我當司機三年，家裡罰票枕頭一樣厚，動不動就罰。」收錢快，捉賊卻不見得快。「就在這巷子里，我抓到過兩個匪徒，送到派出所，查都沒查就放了！」()

四十七歲的計程車司機劉能方，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一日凌晨，在縣城中心吃宵夜時，剛買的新車被偷。幾天後，偷車賊在銀盞鄉小村灣翻了車被同行發現，賊也當場扣下，送到派出所。過了不多久，派出所草草交代一句：賊跳牆逃跑了，案子就結了。劉師傅既沒有獲得賠償，也再沒有看到小偷的蹤跡。()

甕安治安之差，近年聞名貴州。在甕安事件發生前，甕安縣已被中國政府內部列入甲等危情地區評估目錄。當地百姓說，很少看見甕安女人帶首飾出門，因為在街上被搶耳環、項鏈的事情太多了。晚上父母不敢讓孩子一個人出門，甚至開晚班車的計程車司機，也夜夜提心弔膽：「謀財害命的事情太多，都是幫派，和公安都是一夥的，公安根本不管。」張女士在街邊的家中親眼見到晚上七、八個人圍著一輛麵包車砸，她報警，一一零根本不來。「幫派厲害，公安又不管，你說我們這些老百姓，如果不拉幫結派，怎麼混得過他們呢。」劉能方說。()

許多老百姓私底下說，六二八事件「雖然不應該打砸燒」，但確實「大快人心」。全程親歷遊行的貨車司機胡師傅說：「每扔一塊石頭，掀翻一輛車，人群中都有掌聲，我也拍手，我沒有什麼組織，就是自發的。」甕安縣公安局被衝擊，六二八事件並不是第一次，去年四月二十九日，就有甕安縣玉華鄉岩根河田壩村村民七、八十人衝擊公安局的情況發生。()

  
玉華鄉岩根河田壩村距離甕安縣城十八公里，那裡蘊藏豐富的磷礦資源，甕安縣磷化公司、愛思開磷化公司在當地經營的礦山在中國都很有名。只是自九八年礦山開採以來，就與當地村民矛盾不斷。「水源切斷、強佔土地、水土流失」，這是村民的三大抱怨。「礦山一開起來，把山上的水源都截斷到自己那裡，我們自費修的路被佔了，田被佔了，良田灌溉的水也沒有。」田壩村村民張先生說：「鬧過很多次，沒用。」張先生說，那一次他們去公安局，只是在多次上訪無門之後，去縣裡請願，結果王文舉、高朝福等七人被抓判刑二到六年不等。()

在甕安縣城另一邊，距離縣城約六十公里的龍塘鄉，則是「移民糾紛、拆遷糾紛」最典型的地方。龍塘鄉江界河渡口是紅軍長征搶渡烏江的地方，紅色教育基地。這裡土壤肥沃，盛產柑橘、柚子、桃李，在河谷中的江界河村村民世代安居，生活富裕，打理好的一年能有一萬多元收入。二零零二年啟動的貴州最大水電工程構皮灘電站，打破了這個村子的寧靜。這個裝機容量三百萬千瓦的水庫，是世界喀斯特地區（岩溶地貌）最大的水電工程。()

蓄水後龍塘鄉烏江水位將上漲一百三十米，要淹沒大片良田及整個江界河村。根據二零零零年的人口統計數據，村裡人口有九百多人，全部面臨舉家搬遷的命運。從二零零三年搬遷試點開始，到二零零七年四月強制搬遷結束，至今在江界河畔山上，仍有約二百多村民在臨時搭建的窩棚里，不願離開。()

「不是我們不肯搬，是搬不走啊。」三十八歲的楊興蘭二零零一年嫁到江界河村，就面臨搬家的壓力。「一人只有一萬八人民幣（約兩千六百美元）的安置費，人口是按二零零零年的統計計算的，我二零零一年之後嫁過來，都沒有戶頭算在裡面。我們三口之家，只有不到四萬塊錢，也沒有地了，能搬到哪裡去？」()

楊興蘭和丈夫張福祥就在庫區水位線之上的山坡上搭起臨時的棚屋，從去年三月到現在，一住就是一年多。孩子上學，每天要走七、八公里的路出去，來回步行要將近三個小時。這樣的村民，還有五六十戶，約二百一十八人。他們臨時蓋建的房屋搭在山上，茅草為瓦，沙磚為牆，沒水沒電，一個自發形成的小村莊，每日全靠收點以前的莊稼、打點小工度日。記者到達時，這裡只有老人、女人和孩子，見記者來了，女人把男人從田裡喊回來，說要告訴記者真相。()

聽說鄉政府向省里匯報，庫區山上只有五十多畝田地，不適合住人；又向省里來考察的官員說當地百姓民風不好，村民非常氣憤。他們去年多次去省里、州里、縣裡上訪，結果是在龍塘鄉接近江界河村的路上，政府設了個點，專門攔截上訪人員。「要不是這次甕安出事，你們記者根本進不來。」村民黃廷文笑著說。「只是李樹芬一個人的死亡，不會發展成這麼大的事，是政府不得人心。」七十二歲的老村民猶澤倫說。()

六二八甕安事件的起因是女中學生之死，但李樹芬的死亡顯然只是壓垮這個縣城政府威望的最後一根稻草。近年來，如甕安這樣，由一件普通、孤立的民事或刑事案件演變為嚴重群體性事件的案例在中國大陸逐漸多發，甚至成了一種模式，映照著時代鏡像。如二零零四年由街頭糾紛演變為市民聚集打砸縣政府、焚燒警車的重慶萬州事件；二零零五年，汽車撞人引發萬人衝擊派出所，哄搶超市的安徽池州事件；二零零六年，中學女教師戴海靜離奇死亡引發群眾衝擊市政府的浙江瑞安事件；二零零七年酒店女員工離奇死亡引發酒店被燒的四川大竹事件等。()

研究中國農村社會問題的學者於建嶸將這類事件統稱為：社會洩憤事件。於建嶸認為，甕安事件具有此類社會洩憤事件的典型特徵。他對亞洲週刊說：「社會洩憤事件表明國家在管理社會秩序方面的有效性方面存在問題與危機。這種管治困境主要源於兩大直接因素：一個是社會不滿群體的存在；一個是政府管治能力的低下。」()

他說：「甕安事件的導火索是民眾懷疑司法不公，印證了我的一個觀察，即司法不公是當前民眾最大的不滿。司法機關是普通人在權利受侵犯時尋求救濟的最後途徑，一旦司法公正底線失守，民眾就失去了表達意見和訴求的正當渠道，他們轉而尋求用非制度化的社會力量實現公正，宣洩憤怒，就不奇怪了。」「另外，政府管治能力低下，本質上來自於對民眾權利的漠視。管治能力由預警機制、處置技術和問責制度三個方面組成。在政府的各種預警制度設計上，要麼是無視民情民意，要麼把民眾的一舉一動都當成『敵情』。從危機處置技術上說，地方政府的許多做法，出發點不是化解矛盾，而是暴力壓服，致使衝突一再升級。」()

因六二八事件被撤職的前甕安縣公安局長申貴榮說：「遇到群體事件就出動警察，這種『得罪』老百姓的事，都得我們去做……這其中包括礦權糾紛、移民搬遷、房屋拆遷等等。我們幾乎把人都『得罪』完了。」他也坦承，警方內部與黑幫有糾結。()

而在問責制度上，政府此次的表現顯然比以往更開明。以往，下級政府對上級政府隱瞞真相，曾是導致許多群體性事件惡化的重要原因，但這一次，從胡錦濤一開始就甕安事件做出的三點批示（穩定情緒、查明原因、信息公開），以及民間網路對事件的傳播，已經可以看到，網際網路成為主流媒體的今天，信息上通下達已經是難以阻擋的大趨勢。()

在這種情形下，貴州官員很快改變一開始循慣例做出的「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員煽動利用」的結論，轉向關注「深層次矛盾」和問責地方官員，不失為明智之舉，也給群體性事件的管治方式建立一個樣本。()

遺憾的是，傳統官僚邏輯的強大並非上令下達或輿論壓力就能完全解決。離開甕安前，記者想去李樹芬老家玉華鄉雷文村泥坪組最後探訪。而在雷文村村口，外來車輛仍一概被駐守在路口的派出所民警攔了下來。「裡面路滑，危險，不能進。」「走路也不能進。」「上面的命令，這裡不許外人進入。」年輕的警察告訴我們，即使進去了，也不會見到李的家人，「玉華鄉的領導都在，鄉長就在她家」。()

十七歲的李樹芬已經死亡十六天。甕安因此已經鬧得世界聞名。即便如此，一個鄉政府仍然出動大量資源守著「自殺溺水身亡」的普通女生，即便她下葬都已五天。如此粗暴、笨拙的處理方式，加之本來高漲的民怨，矛盾究竟是在紓緩，抑或是在累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