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為什麼避談「民主共和」？

2011-09-28 02:57:44
顏昌海 鳳凰播報

距離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百年的大日子的時間裡，中國大陸官方在國內和海外僑界組織的紀念活動已經陸續展開，配合這個大日子，中國拍攝了有關的歷史故事影片，準備了多台大型文藝演出，中國各地，凡是與辛亥革命歷史沾邊的地方都舉辦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講演會，展覽等等。人們看到：在100年這麼長的時段過去后，辛亥革命終於以某種中國大陸特有的形式進入國人的集體歷史記憶之中。但令人遺憾的是：100年後的今天，熱熱鬧鬧的紀念活動充斥中國各地和海外，淹沒了對辛亥革命精神理想的思考和追問，避談「民主共和」精神成為不成文的規矩。

一個世紀之前爆發的辛亥革命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極大地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但「民主共和」的精神不僅在中國大陸尚未得到彰揚，連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很多座談會也對」民主共和」的精神避而不談，或者只能有心照不宣的暗示。比如近日在武漢舉行的黃埔論壇武昌首義座談會，據相關報道：這個座談會宣稱「辛亥革命精神是實現國家和平統一的強大精神力量」是與會各方的共識。但卻沒有點明辛亥革命精神是什麼。海外華僑界在中國駐外使館組織的紀念活動仍然墨守成規，一般將此作為又一次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機會，僅僅使海外年輕一代願意反哺於祖籍國。忽略淡化辛亥革命中，海外華人為推翻專制皇權而發揮的歷史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張鳴，在辛亥革命百年前出版了《辛亥：搖晃的中國》一書，是少有的呼籲對辛亥革命進行反思的學者。他說：紀念辛亥革命「不是僅僅搞個慶典、開個會、吃頓飯、搞個講話甚至建一個廣場就完了。」張鳴教授對辛亥革命前，清朝進行政治改革預備立憲的歷史進行深刻研究，提醒人們注意反思100年前的中國未能進行和平轉型的那段歷史。

在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到來之際，《中華民國史》(全36冊)由中華書局一次全部出版發行，可說是中國歷史學研究和民國史研究的一件大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幾代科研人員歷時幾十年，匯聚國內多家單位民國史研究的老中青研究者，克服重重困難，終於完成編纂。據《中華民國史》主編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汪朝光的介紹，這本書對中華民國史上的諸多敏感問題，特別是抗戰時期的國共關係，都有客觀的評價。對於辛亥革命的意義，汪朝光教授對中國媒體明確表示：辛亥革命是一次劃時代的革命運動。在辛亥革命以後，任何人想在中國當皇帝都不可能了，皇權觀念已經被人民徹底拋棄，「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封建君主專制的體制是不利於中國進一步發展的，而民主共和的體制必將代表了世界發展的潮流。所以孫中山先生才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應該提到的，還有湖南《瀟湘晨報》事件。因在「辛亥革命100年特刊」中，刊登了批判清政府的文章——《清王朝垮台前，愛新覺羅利益集團已丟盡了它的臉》，《瀟湘晨報》而在2010年11月就受到上級「有關部門」點名批評，這份刊物的總編輯劉劍遭到「免職」，執行總編輯龔曉躍被調離。《瀟湘晨報》本來準備由7、8名記者集體撰寫這個專題，從2010年初開始策劃、搜集相關資料，準備從當年10月25日起每周1期，一直出到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日的10月10日，總共50多期。但僅僅出到第二期就被停刊。

這一事件表明：100年後，辛亥革命的精神離中國大陸既可說是近在咫尺，又遠在天邊。這也令人想起孫中山的遺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這100年來中國和世界歷經了無數的風雲變幻和歷史變遷。就辛亥革命本身而言，它推翻了滿清的專制統治，結束了中國3000多年的封建社會的歷史，建立了中華民國即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以民族、民權、民生為核心的三民主義思想在中華大地上得以確立和貫徹。儘管在革命成功后國家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和缺陷，並未達到理論上的目標；但它的勝利為中國打開了通向民主共和的大門，開啟了中國歷史的新的一頁。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最主要的不在於慶典的隆重程度和規模的大小，而在於辛亥革命的精神是否能夠被後人所牢記。

隨著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民眾從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中漸漸蘇醒，很多風俗習慣和文化都逐漸回歸傳統，這也是近年來的一個大趨勢。由官方和民間團體舉辦的各式各樣的紀念和祭祀活動像雨後春筍般出現，例如祭拜黃帝、炎帝和孔子等活動。地方政府大多是把這樣的大型活動搞成當地旅遊的象徵性標誌，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更多地吸引遊客的注意，從而促進當地旅遊和經濟的發展。背後的經濟利益遠大於紀念活動本身，宣傳當地旅遊地標的作用遠大於紀念活動應向後人傳達的精神和文化內涵，所以其中很多的活動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吸引來的主要是遊客，而且他們大多也不了解活動的具體內容和內涵。

回顧歷史，紀念先人是中國人的傳統。歷史是一面鏡子，它能提醒人們不要再犯前人犯過的錯誤，「以史為鑒」。辛亥革命100周年以何種形式，花多少錢來紀念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讓辛亥革命的思想和精神繼續在現在傳揚下去，為中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尋找解決之道，借鑒前人的智慧來解決後人的問題，這才是紀念活動所應達到的最終目的和實質意義。

然而，大陸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為什麼「避談」民主共和」？

原因在於，孫中山死去兩年之後，自1927年至1949年的，被蓄謀製造出來的「新三民主義」，早已在共產黨內部和那個思想十分自由、輿論也相當自由的「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發生、發展、發酵了整整22年，而自1949年起，即毛澤東奪取了政權，在一切方面都實行了無產階級的專政之後，直到目前，由於大陸只准許在教科書和一切宣傳材料上，歌頌「新三民主義」，而絕不容許任何人揭露製造「新三民主義」的來龍去脈，於是「新三民主義」便在中國大陸獲得了絕對的思想和「學術」統治地位。以至於今天中國大陸的很多歷史學者雖然早知道了真假三民主義的真相和由來，然而當他們編寫教科書時，還是要違心地說假話。若不如此，他們就不能夠當教授、做專家。「習慣成自然」，遍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人都以假代真，或曰顛倒了真假。

事實是，孫中山先生直到死，就只有過一個三民主義，從來沒有所謂新舊之分、真假之分、革命的不革命的之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分，所謂「新三民主義」即被蘇俄和中共解釋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純屬捏造。中國大陸學者陳錫其教授早已在他的論文「孫中山與國民黨一大」中指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這是日後『總結』的提法。」至於日後是誰總結的，他顯然不敢說。另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黃彥教授則進一步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說的，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後再去查閱宣言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因為它的二十三條（一作二十二條）對內對外政策都沒有這樣的條文。」還有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魯振群教授，在他的論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里說：「三大政策是在1926年11月及12月間由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歷史的事實是，為了拖延、反對和破壞中國國民黨與蔣介石所領導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決議說：「「迎汪（精衛）復職，以與蔣分權，繼續總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產黨的文件。可見「三大政策」，是由於孫中山逝世，蔣介石護黨，北伐就要走向成功，中共為再度分裂國民黨，破壞國民黨北伐，打倒國民黨新領袖蔣介石而使用的策略。

1927年春天，蘇俄顧問鮑羅廷終於在武漢創辦的中共機關報「英文版」《人民日報》上，首次公開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首次公開「為死去的孫中山」宣稱這個所謂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然此時，孫中山逝世兩年有餘。台灣著名現代史學家李雲漢教授對此提出了更早的佐證，證明了大陸學者言之不虛。他說：「共產黨人對於三民主義的最大誣衊和曲解，是捏造了所謂『三大政策』』，並妄圖以『三大政策』來取代三民主義。事實上，在孫中山的全部言論和國民黨歷次的宣言、決議案中，從來就沒有『三大政策』一詞，而且在孫中山在世的時候，共產份子也不敢提出這一偽造的名詞。這一名詞不見於國民黨的文獻，其最早出現，乃在中共上海區秘密通訊第七號，時間在民國十四年的十二月（1925年12月）。共黨的《秘密通訊》上有這樣的話：承認一些贊成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聯俄、聯共和輔助工農這三個政策的份子是左派，反對者便是右派。」李雲漢教授還說，「民國十六年一月起，鮑羅廷和他指使下的共產黨人乃大肆叫囂所謂『三大政策』。特別是在武漢地區，只聽到『擁護三大政策』的叫囂，很少人敢宣傳三民主義了。」

撒謊者都有一個經驗，那就是：撒謊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圓謊」。即怎樣才能記住自己的謊言，直至將之變成「本能的謊話」。因為只要撒謊者還沒有將謊言變成本能或本能的一部分，一旦重複謊言或經常重複謊言，就可能露出「破綻」，泄露「天機」。1937 年3月15日，中共為圖存，曾第一次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提出了「四項保證」。其內容為：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我軍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這是中共公開向國民黨和全國人民提出「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而且根據「四項保證」的內容，提到的三民主義是孫文「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而不是鮑羅廷製造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保證之後的1937年5月3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高亢宣誓：「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地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我們認為，共產黨、國民黨、全國人民，應當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

毛澤東在這裡為共產黨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作出了明確的說明：三民主義就是孫中山「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而不是連一個「民」字也沒有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

1937年7月15日，因蘆溝橋事變發生，大陸人民偉大的衛國戰爭就要全面爆發，中國共產黨巴不得國民黨趕快對外，不再對內，又第二次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重述「四項保證」。由於「保證」未變，毛澤東在上面提及的三民主義的內容也沒有變。1937年9月29日，毛澤東又在「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一文中再次高亢地宣誓：「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彼時，全面抗戰雖然開打，但由於一方面是毛澤東的「四項保證」剛剛重複作過，不好立即翻臉；另一方面毛澤東這個時候還僅僅有三兩萬人馬，兩三個縣地盤，也還不敢馬上翻臉。所以，在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發表宣言、表示堅決抗日的決心時，說話較為小心，更不敢馬上就公開大撒其謊。

然而僅僅不到一個月，大概毛澤東意識到自己忘記了蘇俄顧問和共產黨早已為死去的孫中山製造過「聯俄聯共扶助工農」，加上此時全面抗戰打響，中華民國的國民革命軍正處在對日寇的奮勇抗擊之中，京綏、京漢、津浦三線和上海「8.19」淞滬抗戰正打得難分難解、血肉橫飛，於是毛澤東才「在他延安的窯洞里興高彩烈地喝著紅葡糖，大笑著」說道：「蔣介石這股禍水終於撞到日本人那裡去了！（見《張國燾回憶錄》）」，蔣介石國民黨不能奈何他了，所以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便在「與英國記者貝特朗的談話」中，含混地改口說：「我們同意以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及其遺囑，作為各黨派各階層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但這個綱領至今沒有為各黨派所承認，首先國民黨還沒有承認發布這樣一個全部的綱領。」

時隔不到一個月的功夫，毛澤東就悄然地將孫中山」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拋棄了，重新拾起了」革命的三民主義」和」孫中山三大政策」為鮑羅廷」圓謊」。但毛澤東還有些羞羞答答，還不敢說他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承認他的假「革命的三民主義」「綱領」還沒有得到國民黨和全國各黨派的承認。因為，毛澤東知道，繼續撒謊和撒大謊的時機尚未成熟。但對於毛澤東來說，這個「時機」終於迅速地走向成熟了。1939年12月，當蔣介石持久戰的戰略實現，大中華民國的對日抗戰轉入艱苦萬分的相持階段；當只有「後方、沒有前方」的毛澤東在敵後擁有「游而不擊，專圖擴張」的50萬農民「革命」軍隊時，這時專心在窯洞中研究中國未來「共產建國」理論的他，終於在他的「光輝著作」《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本小冊子中明確宣稱：中國共產黨在1937年9月22日發表宣言，聲明「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這種三民主義即是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和扶助工農的三民主義。毛澤東不僅「言之鑿鑿」地將他和他的黨在1937年曾兩次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保證」過的，並且堅決地和高亢地宣誓過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所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的誓言，及其所包含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孫文三民主義內容，徹底地拋棄了；而且毛澤東還將蘇聯人為其製造的新三民主義即三大政策重新塞給了死去的孫中山。為這個連一個民字也沒有的「假三民主義」冠上了革命的三個字，其言下之意自然是指責孫中山原有的三民主義是「不革命」的了。

1940年1月毛澤東又在他的延安窯洞里為共產黨將來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專制國家，寫作了他的又一篇「光輝著作」《新民主主義論》，還說「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不但因為他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雖然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為他能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革命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樹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為了要讓謊言顯得比真話還要真實，毛澤東將蘇聯顧問和共產黨為死後的孫中山所製造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一再塞給了死去的孫中山本人。毛澤東等於在說，死後的孫中山因能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才將他的三民主義作出了新的解釋，並重新樹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毛澤東就「偉大」在這裡，敢為死人編謊。雖然，毛澤東在假惺惺表揚孫中山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時，仍然沒有忘記點明孫中山領導的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但為了將蘇聯人鮑羅廷為他們製造的新三民主義「合法化」，毛澤東開始攻擊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並煞有介事地指稱「1924年國民黨改組以前的三民主義，乃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乃是過時了的三民主義。」

毛澤東為了給鮑羅廷製造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園謊」，乾脆造了一個更大的謊言。前面說過，第一，中國大陸學者早已明確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說的，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後再去查閱宣言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因為它的23條（一作22條）對內對外政策都沒有這樣的條文。」所謂「某些文章」就是毛澤東的文章，是他的文章在子虛烏有地大撒其謊。難怪中國大陸的學者不敢「駁謊」。第二，不僅「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無一字、無一句提到過什麼「新三民主義」，全文講的都是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而且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後，曾在廣州連續講了三個月的三民主義，還出版了他二十餘萬言的演講錄，其內容就是「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和「民生主義四講」，同樣無一字提到他還有一個「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更沒有宣布他講了20年的三民主義是舊的，是過時的，是不革命的；當然更沒有說過什麼「新、舊」兩個三民主義的「分水嶺」之類。

由於毛澤東的謊越撒越離譜，越來越收不了攤子，於是他乾脆悍然「弄假成真」直至「去真存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毛澤東的嘴裡，徹底地變成了假三民主義、偽三民主義，而蘇聯顧問為死後的孫中山所製造出來假「新三民主義」，倒成了孫中山的真三民主義了。

為了維護和捍衛謊言，在延安，毛澤東無比蠻橫地進一步宣稱：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俄的三民主義。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

毛澤東就是如此地攻擊、誣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吹捧蘇聯顧問為他們製造的新三民主義，並且欺騙至今的，其根本原因是：只要承認了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革命建國思想，中國共產革命就無路可走，毛澤東要奪權打天下就毫無道理，無產階級專政「黨天下」就不可能實現。自稱「孫中山和我們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觀，從不同的階級立場出發去觀察和處理問題」的毛澤東，和他的馬列子孫集團，必須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歸結為資產階級的不革命的，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毛澤東從來就是這麼說的，中國大陸官方至今也都是這麼做的。這就是當今大陸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為什麼避談「民主共和」的歷史根源。而「民主共和」的現實原因，無非就是現在中國大陸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但皇權觀念已經被人民徹底拋棄，「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再談「民主共和」，只會給中國大陸權貴們造成威脅，所以只好用「辛亥革命精神是實現國家和平統一的強大精神力量」的民粹主義來為自己解圍，和毛澤東用「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來篡改「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孫文三民主義是一樣的手段。其實了解歷史的人都知道，「辛亥革命精神」只有一個：「民主共和」！

從1911年到1949年，蔣介石逃離大陸，中華民國何時實現過民主共和？？

呵呵呵。講民主的主兒和不講民主的主兒怎麼那麼一樣。

那個講民主的主兒此木王令原來在校期間就是民主的很了，隨便就流了四次。哥們，那可是八十年代啊，未婚先孕是受到社會譴責的，流產更是被人看不起的。這主兒現在拿它給自己臉上貼金，說那是為了民主。哈哈哈。原來這就是民主。

不講民主的主兒也在這上面大做文章。大肆包養，搞什麼毛的收集，寫什麼日記，要干五百還是一千的目標。

哈哈哈。民主？我是主你是民。懂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