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聖賢，便為禽獸」

   4月15日「筆會」上吳令華先生《梁漱溟先生二三事》一文，提及梁漱溟先生於1927年書寫的對聯。其聯上聯為「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下聯為「莫問收穫，但問耕耘」。其下聯不難理解，且而今已成為至理之名言；吳先生認為上聯有些歧義，似有曹孟德哲學之嫌。
   
    其實，此聯出自其名絲毫不減曹孟德的晚清「中興名臣」、「一代儒宗」——曾國藩。最初見於曾氏《求闕齋日記》（即曾國藩日記），且是曾氏一生謹遵的座右銘。吳先生對此聯的解釋不無道理，但在我看來此聯的字面意思當理解為：不能成為聖賢，便只能成為禽獸；不要去問收穫，只問耕耘得如何更為貼切。
   
    然此聯亦並非曾氏原創，最初出自曾氏早年的恩師，清代理學大家太常寺卿唐鑒（字鏡海，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一年，這位鏡海先生以一本自著的《畿輔水利》及親筆楷書條幅：「不為聖賢，則為禽獸；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善化唐鑒。」相贈。曾氏對其書及此聯都極為推崇，並將此聯懸掛於居室之中。之後，在其日記中，將其聯略作改動。遂成「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的嘉言（見右圖），后被收入梁啟超所輯的《曾文正公嘉言鈔》。乍看上聯的確似乎絕對至極，乃至荒謬。其實此聯表明的是曾國藩破釜沉舟的堅決態度，不流於俗的雄心壯志：「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只有做聖賢一條路可走，否則便墮落為禽獸！千百年來為人稱道和引用。同時也正是抱著這種不為聖賢，便為禽獸的志向，曾國藩得以從一個默默無聞的農家子弟一躍成為名垂青史的封疆大吏，成就了其非凡人生和千秋功業。
   
    梁啟超對曾氏極其推崇，在政論文中經常引用曾氏的言論。曾在《論私德》文中寫道「彼（曾氏）之惟以天性極純厚也，故雖行破壞可也；惟以修行之極嚴謹也，故雖用權變可也。」「故其言曰：『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彼其事業之成，有所以自養者在也，彼其能率厲群賢以共圖事業之成，有所以孚於人且善導人者在也。」（李華興、吳嘉勛等編《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頁）
   
    謝覺哉曾經指示學生看《曾文正公嘉言鈔》。他在1922年2月的日記中提及曾國藩日記中所載的這對楹聯：「《求闕齋日記》所載楹聯佳者：『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天下無難事，天下無易事；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禽里還人，靜由敬出；死里求活，淡極樂生。』」「當時崇仰和學習曾國藩，在湖南青年學子中普成風氣。」（彭大成《湖湘文化與毛澤東》，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頁至第181頁）
   
    縱觀中國的近代史，曾國藩無疑是那個時期儒家道德的楷模，同時也是現代文明的引入者，他在軍事、政治以及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影響了幾代人，近代中國革命者無不受到他的巨大影響，甚至成為他的崇拜者。梁漱溟先生作為中國近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服膺儒學，並親自踐行。但梁先生絕對不是一味墨守成規的腐儒，他青年時期廣泛學習西方先進知識，並積極投身革命活動，曾氏也便理所當然成為其榜樣，因而對曾氏的這一嘉言亦備加推崇。1926年，正值北伐前夕，南方革命空氣高漲。李濟深、陳銘樞、張難先三位來信，以革命大義相責勉，促其南下。1927年，也就是梁先生寫下這副對聯的當年，其應李濟深三位之邀奔赴廣州，投身革命。時年34歲，與曾氏寫下該楹聯時的年齡（咸豐二十一年曾國藩31歲）相仿，藉此表達其革命必勝的信念和志向。
   
    人各有志，立志於人非常重要，如何立志，立怎樣的志則是更深一層次的問題。志向的高低遠近決定成就什麼樣的事業，擁有什麼樣的人生。志當存高遠，「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不正是一腔無比高遠的志向，激勵著一代代胸懷天下的志士仁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