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科學與基督教 ZT

中國近代科學與基督教


發表日期：2008年5月23日   出處：《科學與無神論》08-2    作者：於祺明   已經有299位讀者讀過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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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鄄ｈａｍ，  １９００—１９９５）於１９６４年在「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一文中提出：「為什麼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五世紀期間，在應用人類的自然知識於人類的實際需要方面，中國文明遠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為什麼近代科學只在歐洲，而沒有在中國文明（或印度文明）中產生？」這就是引起科學史界乃至學術界極大關注的「李約瑟難題」。破解之論眾多，不乏真知灼見，有些頗具理論價值或應用價值。

不過，本文在這裡關注的是，在眾多立論中，還聽到了一種奇特的論調：近代科學只在歐洲產生，那是因為西方有基督教文化背景，即是說，沒有基督教就不可能誕生近代科學。中國的傳統文化似乎與科學無緣，因此，要想依靠科學，發展科學，中國就必須接受基督教信仰、基督教化中國。事關國家命運和民族未來，不能等閑視之。

那麼，究竟科學與宗教（其中有基督教）是什麼關係？它們是如何起源的？又如何演進的？科學真能與基督教融合，基督教指導科學真是有根據的嗎？

一、科學與宗教的領域不同

有這樣一種觀點：宗教產生在前，科學產生在後。為此，還不厭其煩地進行解說。目的是什麼呢？因為如此他們就可以說，科學是在宗教的基礎上發生的，科學離不開宗教。其實，這是似是而非的一種論調。

談到科學與宗教的起源，自然要追溯到人類的原始社會。馬林諾夫斯基認為，一切原始社會，「凡經可靠而勝任的觀察者所研究過的，都很顯然地具有兩種領域：一種是神聖的領域或巫術與宗教的領域，一種是世俗的領域或科學的領域。」① 這是清晰透徹的真知灼見。

從人類文化的起源來看（相當文化發生學的意義），則有一個重要的基本觀點：那就是，在人類文化發生之初，科學與宗教的因素就同時共生了。如果可以說，有了人，也就出現了人的文化，那也可以說，科學與宗教意識萌芽是和人自身的出現同時產生的。它們共同包容在人類最初的思維活動中，相互交織在一起，不容易區分開來。隨著人類文化的發展，開始出現文化形式的分化，呈現分離的運動趨勢，這是文化進步的表現。但在原始社會結束之前，這種分化還處於雛形階段，科學與宗教因素相互並存，邊界模糊，交錯融合，內容彼此滲透。在原始科學中不難找到人類虛幻認識的神秘成分；在原始宗教中也不難發現人類通過實踐活動所積累的某些合理的經驗知識。這說明原始人的認識能力還是十分低下的，這與科學和宗教的起源問題不可相互混淆。

原始人的科學與宗教意識萌芽是從哪裡來的？當然不是人頭腦里固有的，也決不是「天啟的」，而是從人的實踐活動中來的。原始人的生存實踐和生產活動才是科學（世俗領域）與宗教（神聖領域）意識萌芽的源頭。關於原始思維的研究表明，原始人對那些較為確定的、希望與恐懼等情感作用淡然、容易為理智的方法與技術的過程所支配的現象關係的認識，逐漸積累起來，成為科學的萌芽。而那些捉摸不定的、情感作用濃重、人們難以控制的現象關係，因為無法說明，因而被神秘化，成為宗教的前身。不過，在原始社會，宗教並沒有發展成為一種統一的觀念，對於當時人們的思想和行動起不了什麼規範作用，也形不成多大的約束。所謂「神」，在人們的心目中，基本上依然是人性自在物的化身。原始人類認識不了的現象太多了，所以科學史家丹皮爾說：「科學並不是在一片廣闊而有益的草原上發芽成長的，而是在一片有害的叢林———巫術和迷信的叢林———中發芽成長的。」這在一定意義上是正確的。②

宗教是一種社會現象，這種現象的揭秘，要到社會世俗生活中找。馬克思說得好：「我們不把世俗問題化為神學問題，我們要把神學問題化為世俗問題」；「我們不是到猶太人的宗教里去尋找猶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現實的猶太人里去尋找猶太教的秘密。」③人類世俗生活是色彩斑斕的，反映世俗生活的世俗文化自然是豐富多彩的，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宗教的秘密可以到世俗文化（包括哲學、科學、文藝等）中去尋找。宗教是世俗文化的神話性、喻意性、虛擬性表示。人類文化絢麗多姿，世界宗教也就各有特色。反映宗教生活的虛擬性的神學文化，與現實性的世俗文化相比，只能是處於次生的地位。所以說，科學決不可能來源於宗教；母寧說，宗教會受到科學很大的影響。自然，神學文化也會對世俗文化產生一定的作用。

有人說，宗教的根本問題是真、善、美，似乎這是它獨有的，因而才凌駕於其他之上，其實非也。豈止如此，真、善、美也是科學、哲學，乃至人類文化的根本問題，所以它們與宗教之間也不無相同之處。其間的區別只是尋求解答的途徑不同，表述的形式不同，因此而使它們分道揚鑣了。

二、近代科學產生的條件

科學學的創始人、英國學者貝爾納在《歷史上的科學》一書中說：「科學可作為（１）一種建制；  （２）一種方法；  （３）一種積累的知識傳統；（４）一種維持或發展生產的主要因素；以及（５）構成我們的諸信仰和對宇宙和人類的諸態度的最強大勢力之一。」④  需要指出，為了討論問題的方便，在本文中使用這個概念，主要把科學理解為動態的知識體系。

科學知識體系是有結構、層次的。科學知識作為人類認識的成果，既有經驗的知識，又有理論的知識。這兩者是通過不同的方式（途徑）發現的，它們在性質上有區別，然而它們又互相依存、互相制約而成為統一的體系。經驗知識與理論知識有什麼不同呢？凡是對人們親身觀察到的事實做出描述（記錄）的都是經驗知識。經驗知識只是認識事物的表面現象，還不能認識事物的本質、事物之間的因果性。為了認識事物的本質、現象之間的因果性，就必須對經驗事實做出理論的說明與解釋，即說明為什麼會產生這樣或那樣的現象，把人們所觀察到的事物現象歸結為普遍定律（經驗定律和原理定律）及其演繹結論發生作用的效應，這些定律和演繹結論就是理論知識。說得清楚一些，理論知識是由基本概念、定律以及邏輯推論組成的。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理論物理學的完整體系是由概念、被認為對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定律，以及用邏輯推理得到的結論這三者所構成的。」這一看法對於科學具有普遍意義。⑤ 因此，科學是由經驗知識和理論知識相互作用而構成的有層次、有結構的知識體系。在近代社會以前，人類的認識主要還局限於經驗知識水平，所以還談不上科學知識體系的建立。所謂「中醫不是科學」，也只是在它缺乏理論認識的意義上來說的，但決不能否認中醫有豐富的醫學知識寶藏，有非常值得挖掘、提升的應用價值。

綜合來看，近代科學產生需要具備以下條件：

１．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基本物質條件並迫切需要科學認識的進一步發展；

２．不僅積累了必要的經驗知識，還奠定了理論知識的根基，比如，近代天文學革命、經典力學創立等；

３．  獲取科學知識（尤其是理論知識）的方法得到基本確立，比如實驗與數學相結合的方法等；

４．  作為一種建製得到社會的初步承認和支持，成為獨立的知識部門。

那麼，為什麼近代歐洲具備了這些條件，而在中國卻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呢？是因為歐洲有基督教文化背景嗎？讓我們逐一來探討吧。

第一個條件是近代科學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其他三個條件的基礎，顯然與基督教無關。本文不專門討論這個問題，自不必過多涉及。其實，恩格斯早就指出過：「如果說，在中世紀的黑夜之後，科學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興起，並且以神奇的速度發展起來，那麼，我們要再次把這個奇迹歸功於生產。」⑥ 「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⑦ 妄言「沒有基督教就不可能誕生近代科學」，實在是只看問題表面、一葉障目、而忽視了事物本質的幼稚看法。

第四個條件是與科學的社會功能直接相聯繫的，科學的作用愈益彰顯，科學的重要性越來越得到認可，那麼科學的建制也就水到渠成了。這方面也不可能必須由基督教來促成。

第二、三個條件也可以這樣來追問：為什麼「理論知識」和「實驗與數學相結合的方法」等，能在近代歐洲產生而不能在中國產生呢？在這方面，主張「近代科學形成得益於基督教背景」的人可以說是做足了文章的。他們認為，基督教包含的理性因素為近代科學思維方式的形成準備了必要的前提：懷疑精神鼓勵了對自然的研究；對自然規律的尋找（「神聖立法者」）和重視邏輯的傳統，體現了因果性原則的追求。事情真是這樣的嗎？形成近代科學思維方式的必要前提真是來源於基督教嗎？

三、古希臘自然哲學與邏輯學才是理性的前提

實際上，懷疑精神和對自然規律的探求（重視邏輯），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已經嶄露頭角了，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任何辯解都無法掩蓋的。在這些方面，只要略述一二，即可昭然若揭。

生活於公元前約６２４—５４７年間的泰勒斯開始提出水元素說，後來有各種關於萬物本原的天才猜測；公元前４９０—４３６年間的芝諾提出過至今依然給人以啟迪的著名悖論；公元前４６０—３７０年間的德謨克里特提出過原子論；公元前３８４—３２２年間的亞里斯多德更是古希臘哲學家中「最博學的人物」，是古代科學集大成者。他全面研究了形式邏輯的理論問題，建立了以演繹法為主的形式邏輯體系，被認為是形式邏輯的奠基人；公元前３３０—２７５年間的歐幾里德創立的幾何學現在還是中學生的必修內容，它的邏輯體系如此精密，以至它的每一個命題都是絕對不容置疑的；公元前２８７—２１２年間的阿基米德奠定了近代物理學中靜力學的基礎……而所有這一切與幾百年後才出現的基督教顯然是毫無關係的吧？！而近代科學也正是在古希臘文明的脈絡上發展起來的。恩格斯說得深刻：「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後各種觀點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論自然科學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髮生和發展的歷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臘人那裡去。」⑧

所以，愛因斯坦「推崇古代希臘是西方科學的搖籃」⑨。他曾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說道：「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在歐幾里得幾何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找出可能的因果關係（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發現），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⑩  在此，可以補充一句：這與「中國的賢哲」有沒有基督教信仰絲毫無關。

「理論知識」和「實驗與數學相結合的方法」等，所以沒能在中國文明中產生，原因就在於中國古代缺乏自然哲學和形式邏輯的傳統、以及與此相關的探求因果關係的實驗活動。正如羅素陳述的，中國的賢哲缺乏歐洲人那種「對真理沉思之至上的內在價值的感覺」{11}。因此，古代中國人的思維特點是易於由經驗性轉向於實用性，而歐洲人則相對地易於由經驗性轉向於原理性（因果關係），這正體現了東西方傳統思維方式的一種差異。

分析中國及西方古代乃至近代的科技成果，我們便可以發現，中國與西方的理論、實驗、技術在成果總量中占的比例有著顯著的差別。如表中所示：{12}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歷代的科技成果中，技術成果占絕對多數的比例（平均８０％以上），而理論積分平均只有１３％，西方則是理論、技術、實驗相對均衡地發展。在中國歷代的學術著述中，屬於總結技術經驗性質的占很大比例。如眾所周知的《齊民要術》是農業技術，《營造法式》是建築技術、《本草綱目》也只是博物學著作，而《天工開物》則更是一部純粹的工藝百科全書。即使在純理論研究中，技術化傾向也很嚴重。如數學偏重於解題、運算技巧，生物學知識幾乎完全存在於農業、醫學之中。其著作主要是記述生產經驗，很少提出規律性的認識；天文學主要記載觀測數據及觀測到的現象，對隱藏在現象背後的原因不加深思，醫藥學也基本上是經驗彙編。

總的看來，中國古代科技存在著重技術、輕理論的傾向。由於受傳統觀念「經世致用」、「理在事中」和「道在技中」的影響，不注重理論本身的系統性和自我完善。例如，火的發現與利用是整個人類的一大進步，東方民族幾千年來只管利用而不問原因。西方的「燃素說」、「氧化說」則對燃燒的原因進行了探討。受磁石吸鐵現象的啟發，中國人製作了「四大發明」之一的指南針；而解釋指南針為什麼指南的地球磁場理論卻是在西方產生的。沈括在《夢溪筆談》一書中寫到，磁「南北有異……，未深考也」。為什麼不去「深考」呢？書中說「莫可測其理」。劉獻庭在《廣陽雜記》中曾談到他和別人的一次有關「磁石吸鐵，何物可以隔之」的對話：「猶之阿孺曰：『惟鐵可以隔之耳』，其人去復來曰：『試之果然』，余曰：『此何必試，自然之理也。』」中國傳統文化中普遍認同的「天人合一」說和「用心悟道」的玄思往往使人滿足於「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這就嚴重阻礙了對客觀世界規律的進一步探索。

西方的實驗與理論、技術是協調發展的，而古代中國實驗成果所佔的比重很小，在理論和實踐之間缺乏應有的結合。竺可楨曾指出：「科學實驗最重要的工具是人們的兩隻手。不用手無論什麼實驗也難做得的」{13}，而中國古代人大都不能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因為，一般士大夫都把實際工作看作是卑賤的事。費正清也曾經指出，「以致每一儒生……極其珍視沒有時間和機會去從事體力勞動的書生生活的規矩。用雙手工作的人都不是讀書人，讀書人因此不會遇到作坊里的工匠和需要新技術的藝徒。」{14}這種手與腦的分家，從兩個方面給中國的近代科學造成負面影響，「一是不曉得利用科學工具，二是缺乏科學精神」{15}。

四、基督教的理性因素從何而來

基督教的所謂「理性因素」，並不是早期基督教教義中原有的。初期的基督教神學思想完全是信仰主義與蒙昧主義的，教父哲學（公元２世紀中葉至５世紀）的代表人物德爾圖良的「名言」就是佐證：「此事可信，因為它是荒謬可笑的；此事可靠，因為它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它，正因為它是荒謬的。」{16} 之後，教父哲學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奧古斯丁才開始在一定程度上把理性引入了神學，喜歡引用古希臘羅馬哲學（尤其是柏拉圖哲學）來論證基督教神學信仰。至於所謂「理性因素」是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發展到「經院哲學」階段以後才具有的，主要來源於亞里斯多德的學說。比如，１２世紀著名經院哲學家阿伯拉爾就認為，上帝的存在也要證明，他提出：「理解才能信仰」，「在學問上最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堅持和經常的懷疑，……懷疑把我們引向研究，研究使我們認識真理。」{17}

經院哲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托馬斯·阿奎那。從１１世紀末到１３世紀末的十字軍東征，使歐洲重新發現了古代希臘的燦爛文化，在學者中掀起了一股翻譯與學習古希臘文獻的熱潮。原本亞里斯多德的學說與基督教信仰是相違背的，因此曾遭到教會的查禁（１２０９年）。然而越查禁，越引起人們的疑惑和關注，以致更多的人傾向於亞里斯多德的思想，反而使教會孤立起來。在這樣的情況下，教皇格列高里九世不得不改變壓制的方針，於１２３１年發出通諭，成立一個神學家委員會，委派他們審查、刪改亞里斯多德的著作，「為我所用」。托馬斯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展示身手的。他２１歲時到過法國巴黎（當時的全歐學術文化中心），親身體驗了圍繞亞里斯多德學說的爭議和鬥爭。２４歲后在德國科隆師從著名神學家阿爾伯特，四年學習期間，擅長亞里斯多德研究的阿爾伯特對他影響極深。

托馬斯為了給基督教尋找依託，便從對社會有深刻影響的古希臘哲學文獻中斷章取義，以此來服務於神學。他給基督教神學增加理性色彩，是想掩蓋神學信仰的荒唐。經院哲學目的是為了論證《聖經》及神學教條的神聖性，決非要研究自然界規律，認識上帝、證明上帝的存在才是本意。因此所涉及的多是脫離現實的空洞、荒誕的問題，只能用煩瑣的文字或晦澀的語言進行。他們也認可將理性作為認識自然的鑰匙，從受造物認識上帝的信念出發可以對自然進行研究，但是理性一定要服從於對上帝的信仰，只能做上帝的「婢女」。不過，托馬斯倡導信仰與理性和諧，承認理性與信仰在自然神學範圍內的等價性，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理性具有了相對獨立性。

由此可見，基督教的「理性因素」是有很大局限性的，離開了古希臘自然哲學與邏輯學，即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它不可能充當近代科學思維方式形成的必要前提。

就拿有條理的懷疑精神來說，這是科學研究不可缺少的。但是，如上所述，近代西方學者這種精神的真正來源是古希臘自然哲學，而非基督教。篤信基督教的人並不一定就有科學的懷疑精神。開普勒與其老師、摯友第谷·布拉赫之間的差別就很能說明問題。第谷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文學家，幾十年如一日地進行精細的天文觀測，其中，從不同方位對火星位置作了非常精確的測定，結果發現實際觀測與理論預測之間存在８弧分的誤差。對此，第谷不以為然，而開普勒懷有的強烈懷疑精神使他不能容忍這種誤差，通過堅持不懈的探索，由此導致了開普勒行星運動第一定律的發現。


這樣，我們就不難看出，「理論知識」和「實驗與數學相結合的方法」等，所以能在近代歐洲產生而不能在中國產生，決非「得益於基督教背景」，而是真正得益於古希臘自然哲學和形式邏輯的傳統，以及與此相關的探求因果關係的實驗活動。與此相關聯，近代科學所以能在歐洲，而沒有在中國文明中產生，還因為只有當時歐洲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科學產生的基本物質條件並迫切需要科學進一步發展，同時科學的作用日益明顯，其重要性愈益被社會認可，科學的建制也就水到渠成，得到社會的初步承認和支持，於是成為獨立的知識部門。這一切，基督教都是無法貪天功為己有的。



參考文獻

①馬林諾夫斯基：《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第１章，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②丹皮爾：《科學史》，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０年版，第２９頁。

③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２５、４４６頁。

④貝爾納Ｊ．Ｄ．《歷史上的科學》，伍況甫等譯，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６頁。

⑤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文集：第ｌ卷，許良英，李寶恆，趙中立，范岱年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６年版，第３１３頁。

⑥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第１６３頁。

⑦《馬恩選集》第４卷，第５０５頁。

⑧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ｌ∶３０—３ｌ。

⑨《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許良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６：３１３。

⑩《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許良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６：５７４。

{11}羅素：《我們關於外在世界的知識》，北京，東方出版社，１９９２：２６。

{12}參閱《科學技術發展簡歷》，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１４。

{13}竺可楨．「中國實驗科學不發達的原因」，載《科學與中國》，１９３６年，第４３頁。

{14}費正清．  《美國與中國》．第６３頁。

{15}竺可楨．  「中國實驗科學不發達的原因」，載《科學與中國》，１９３６年，第４３頁。

{16}參見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上卷，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０４頁。

{17}《世界通史資料選輯》（中古部分），商務印書館１９６４年版，第２１５—２１７頁。



作者簡介：於祺明，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教授

本文責編：李申


http://www.kxwsl.com/readnews.asp?newsid=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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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是對自然規律的觀察、歸納和總結，成為一種體系。

首先問問基督教燒死了多少具有探索精神的人就可以了。

基督教只探索耶和華喜歡探索的東西。
所以老是有人體被侵犯，被害者不得不動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

yunsuo喜歡調侃，說一些不著邊際的話。

你也知道「著邊際」這個詞？神跡呀！

基督教是無法貪天功為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