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率說起

　2004年的美國大選，由於在位者布希和挑戰者克里勢均力敵，加上雙方陣營都接受了四年前那場大選的教訓，深知每一張選票的重要性，因此，共和民主兩黨均使出吃奶的力氣，想方設法動員本黨得登記選民出來投票。據不完全統計，1.143億選民在99%的選區里投了票，但如果算上440萬至600萬缺席選票和臨時選票，實際數字是有1.2億人投了票，這意味著有近60%的符合條件的選民參加了投票，創下了1968年以來的最高。如此火爆的投票場面，用一位地方選務官員的話說，"就像搶購。"

　　但是，這樣的火爆場面在美國大選中實在是難得出現。此前的三次大選（2000，1996和1992）的投票率分別為54%，49%和55.2%。總統大選投票率過低，一直是美國大選組織者和美式民主的倡導者頭痛不已的難題，也是美國的批評者津津樂道的話題。投票率過低，意味著公眾參與政治的興趣不高。顯然，一個健康的共和制度，離不開民眾的積極參與。《美國自由的故事》作者，美國歷史學會前任主席豐納博士幾年前在南京講學，在回答筆者美國自由目前的挑戰是什麼的問題時，他就認為最大的挑戰是全球化和低投票率所表現出來的公民參政熱情的降低。

　　不過，美國總統大選和國會議員選舉中過低的投票率有其複雜的制度和觀念因素。首先，與澳大利亞等國法律強制公民必須投票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統一組織選民投票不同，美國的選舉組織完全是地方事務，選民的投票更是個人的自願行為，與其他任何個人和組織無關。而且美國法定的投票日（11月第一個星期一之後的第二個星期二）既不是周末，也不是法定假日，私人老闆一般不會允許員工犧牲工作時間，跑去投票。結果，上了一天班，特別是幹了一天體力活的工勤人員，實在懶得再跑到投票站去排隊投票。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民主黨註冊選民遠遠超過共和黨註冊選民，但選舉的結果卻是共和黨人獲勝的現象，因為前者的許多選民是干體力話、懶得去投票的藍領工人，而後者選民的投票率更高。所以，筆者曾經開玩笑對同情民主黨的美國同事講，你們應該要求國會，將投票日確定為全國性假日，或者改為11月的第一個星期天。這樣，民主黨人的選票說不定會增加不少。但筆者的美國學生卻不以為然，認為即使真的可以改變，投票率也未必會提高，今年大選中年輕人投票率不到10%就是例證，因為這些人當中不少是不需要上班的學生。這些年輕人覺得自己的一票無足輕重，應該說他們的感覺並不是一點兒道理都沒有。比如，紐約和加州兩大州是克里的鐵桿票倉，民主黨肯定贏，有的選民就懶得投票了。

　　因此，投票率低的第二個原因是選舉制度造成的。總統大選採取贏家通吃的原則，只要那一個候選人在某個州贏得了那怕比對手多一張的普選票，他就可以囊括該州的所有總統選舉人票，而其對手選民的選票等於白投了。這樣的選舉制度遠不及歐洲大陸的議會制國家比例代表制公平合理，後者按照各黨派在普選中獲得票數按比例分配議會的一席，因此，每一票都能得到公平的對待，哪怕一些只能獲得百分之幾選票的小黨，也可以在議會中獲得一席之地。因為美國的贏家通吃的選舉制有利於兩大黨輪流坐莊，堵塞了第三黨任何成功的可能性，因此，只有是兩黨制還存在，就不可能有改變。

　　總統大選投票率低的第三個原因與美國人獨特的聯邦制及對政府的基本看法有關。因為美國是個聯邦制國家，權力極為分散，各個層次的民選政府高度自治，民選官員之間沒有什麼上下級的領導關係，他們僅對自己的選民負責。而一般的老百姓，在和平時期，除了聯邦政府的稅收和醫療福利政策與自己有一定關係外，其餘事關日常民生的重要事務如教育、安全、社區建設等，完全取決於身邊的地方政府，因此，參與地方政府的選舉才是他們最大的政治。於是，只有在戰爭、國家安全這類重大問題成為大選中心議題，才可能吸引更多的民眾參與投票。這也解釋了為什麼1968年的大選和今年的大選投票率超過了60%的現象，因為越南戰爭和反恐及伊拉克戰爭成為了這兩次大選的主題。
　　所以，美國總統大選中投票率的高低的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公眾政治參與程度的高低，但是，卻不能據此就認定美國民主制度氣數已盡。在美國，不參加總統大選投票的人，可能會積極參加所在鎮里和縣裡的選舉，他們對選舉本地的市長、教育局長和警察局長等公僕（也就是國內所說的「父母官」）的熱情有時可能遠遠高於選舉堂堂的美利堅合眾國總統。這裡除了與自治制度有關外，還與美國民眾的基本政府觀念相聯繫。

　　美國人一直對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抱有戒心。他們信奉限權政府而非全能政府。因為當年北美殖民地人民揭竿而起，反抗的就是英王政權的暴政。美國建國之父認定，暴政成為可能的基本原因是政府過於強大，因此，限制政府，特別是限制高高在上、民眾的眼睛無法直接監視的中央政府的權力，就成為美國憲法制訂的一項基本原則。讀美國憲法，有時你會感到，與其說它是在授權政府可以做什麼，還不如說它是在規定不允許政府做什麼。因為在內心深處有著對政府這個「必要的惡」的高度警惕，因此，美國人對政府的評價一直不高，而且，一般來說，離自己越遠的政府他們越不相信。因為，近在身邊的自治政府，往往是以直接民主的方式產生的，選民可以直接感受和監視政府的所作所為，可以用多種可行的途徑有效地影響政府的決策，因此，他們參政議政的熱情自然比較高。還有一個統計調查能夠說明遠近親疏影響到民眾對政府看法。在評價美國聯邦國會的工作時，只有一半左右的美國人給與肯定，但是，在評價代表自己選區的國會議員時，卻有三分之二的人給與肯定。

　　美國人對強政府的擔心恰和中國人對強政府的渴望形成鮮明的對比。這或許是中美兩國政治文化的根本不同。中國近代以來飽受西方列強的打壓欺辱，而在民眾看來，最直接和表面的原因是政府的軟弱無能，於是，建立強大政府以御外辱，成為民眾和民族的基本訴求。所以，在國人潛意識當中，政府變成為救世主，成為了一切問題的解決終結者。殊不知強大的政府即可以禦敵，也可以制民，特別是在缺少對這一政府必要制約的時候和場合。因此，當你把政府看作是一切正義的化身，看作是「全面的善」而非「必要的惡」的時候，麻煩就來了。因為你發現自己身邊的那個政府並沒有想象的那樣美好，沒有維護你的權益，甚至常常濫用權力損害你利益的時候，你便認為這些身邊的官員把一部「好經」念歪了，你惟一的選擇是去他們的上級領導機關尋找好經和公正。於是，就出現了特有的中國政治現象：層層上訪，直至北京中央政府。上訪成為中國各級政府難以承受之累，成為中國各級政府門前的一大景觀。民眾這樣做的潛台詞是，離自己越遠的政府越值得信任。這一點兒正好與美國相反。

只有建立了民主選舉制度，讓議員去代表一定數量的人民，那個時候百姓都找議員反映問題了。

民眾這樣做的潛台詞是，離自己越遠的政府越值得信任。這一點兒正好與美國相反。

其實無論離民眾遠近的政府，他們都是一丘之貉， 都一樣黑，一樣爛。

因為美國是個聯邦制國家，權力極為分散，各個層次的民選政府高度自治，民選官員之間沒有什麼上下級的領導關係，他們僅對自己的選民負責。而一般的老百姓，在和平時期，除了聯邦政府的稅收和醫療福利政策與自己有一定關係外，其餘事關日常民生的重要事務如教育、安全、社區建設等，完全取決於身邊的地方政府，因此，參與地方政府的選舉才是他們最大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