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和福利的困惑： 我們需要建貧民區嗎？

兼對某些學者學術良知的質疑
作者：吉家欽  
記得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由於我國經濟剛和世界接軌，物質的匱乏以及無力消費的折磨催生了普羅大眾的崇洋媚外心理，那時候象吾輩之流也覺的外國的月亮真的很圓。經過三十年的發展，我國人民的物質條件得到很大改善，同時「Made in china」的產品充滿世界每個角落，國民基於物質層面的追求心理已得到平復和釋放；在現階段，我國社會進入轉型時期，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眾多新舊社會問題一併浮出水面，同時也催生了基於意識層面的又一輪崇洋媚外。
這一輪的崇洋媚外群體為理論界的某些精英哥們，一般來說，他們言必稱「人民利益」以及「自由、民主、權利」，和大眾化崇洋媚外不同的是，精英哥們有更強的倡導力以及明確的目的性。消費別人的東西的確可以節省成本，但如果只限於個人消費，比如洋墨水灌多了，喝壞的只是個人腦袋，但若是拿到社會上來吆喝推銷，那影響就不一樣了。我國南桔北枳的故事是怎麼說來的，麻煩這幫精英哥們重溫一下，明白其中道理后再把西方的那套馬甲套一套，看看是否合適，免得有誤國害民之虞。
清華大學者秦暉教授最近一段時間在不同場合總是三句不離本行，「要麼給自由，要麼給福利」，他還認為，不給福利，也不給自由，是「為人道底線所不容」，所以他再三呼籲要建立貧民區，為進城農民提供住房保障。
說真的，我們不得不對此表示失望和不可理喻。不可否認，秦教授們的確知識淵博、博冠中西，但知識的運用能力實在是不可恭維，其知識運用能力差的具體表現在於他們喜歡照樣畫葫蘆，而缺乏對中國社會的深入理解，特別是在對底層人民苦難的認識上，他們僅僅停留在同情的表象里，而缺乏切膚之痛或者感同身受。無知者無畏，但作為人民群眾寄於厚望的精英群體，其在公開場合的一舉一動都得接受社會和公眾的拷問。
西方的貧民窟是怎樣形成的？秦教授也許比我們更清楚。我們只關心的是，中國為什麼要建貧民窟（區）？貧民區非建不可嗎？這裡有兩個問題我們要弄清楚。一是秦教授們建議建立貧民區的一個客觀前提；一個是秦教授們建議建立貧民區的真正目的。
首先，秦教授為什麼要提出這麼一個建議。在宏觀上，城鄉二元體制可以看做是我國在特定歷史時期實施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的目的在於把農民「禁錮」在土地上進行農業生產，在保障其自給自足的前提下，通過農業支持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可以說，這三十年來，我國經濟的進步是以農村的凋敝破敗為代價的。農業經濟的衰退、農村傳統基礎結構的瓦解和鄉村傳統倫理道德的淪喪以及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導致大量的農民進城務工。對於這部分農民，是給福利還是給自由？秦教授認為，不管怎樣總得給一樣吧，於是就有了建立貧民區的驚天構思。
我們都知道，中國有8億農民，其中進城務工的只佔不到四分之一，也就不到2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並沒有享受到國家的各種保障和福利制度所帶來的好處。而農民工，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在城市的常態社會裡因為無法享有同等國民待遇，因而生活和生存顯得尤為艱難，所以給自由或者福利不論是憲法還是道義上都是理所當然。但這裡有一個概念我們必須界定清楚，農民工的政治身份也是農民，給進城農民工自由或者福利就等於給8億農民自由或者福利，因為目前我國是給農民自由遷徒的權利的。同樣地，如果不考慮國家財力物力等因素，給全國農民同等國民待遇不論在憲法還是道義上也是理所當然的，但如果具體到秦教授之建議上來，情況就相當地嚴重了。
1） 我們要建立幾個貧民區的問題。現在進城農民將近2個億，如果一個貧民區可以容納5萬人（5萬人的貧民區衛生環境等公共服務的缺乏可想而知），那目前我們就得建立四千個貧民區；到2050年我國有計劃轉移出一半的農民，也就是4個多億，那我們建立的貧民區所容納的人口將是南非整個國家人口的10倍，秦教授，請問那我們要建多少個索韋托貧民窟？何況貧民區的建立，在規模和速度上將吸引更多的農民進城，僅僅是土地和設施建設等硬體方面，我們該如何解決？有人初步估計一下，按建立貧民區付出的硬體成本計算（國家制度成本不計算在內），足夠提供可以覆蓋8億農民的初級福利和保障制度了。既然如此，秦教授們又何必大費周章，去繞那麼一個大彎子呢。
2） 社會制度成本問題。貧民窟是城市罪惡之源，這是不可否認的，但秦教授似乎不太承認這一點，因為他只看到美國或者一些西方國家的部分貧民窟，也就是貧民窟中的好樣板，也難怪，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他是不敢進去也不屑進去的。就拿沒有貧民窟的中國來說吧，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大中城市犯罪率每年以10%的速度上升，其中外來人口的犯罪佔比由1979年的3.5%上升到2002年的85%；廣州市社科院10多位學者歷時半年開展的相關研究顯示，近年來，廣州市每年抓獲的犯罪嫌疑人中有近80%是外來人員，其中近90%以上的人在落網前居住在出租屋。貧民區產生罪惡和農民或者貧民無關，而是一種制度安排的結果，是整個社會接受這種制度必須承擔的成本或者代價，試想一下，如果秦教授的設計得於實現，我們該為這種制度付出多大的代價？秦教授看來對別人批判貧民窟不太感冒，他認為在城市化進程中西方發達國家都繞不過這個坎，你中國憑何與眾不同？和意識形態無關，這是中國特色，進城農民是住進了集體宿舍、工地、或者出租屋，表面上他們消於無形，並非等於已經融入城市社會，但至少表明，我們的城市不因他們的加入而出現西方國家那麼嚴重的社會問題。
3） 我們該給何種自由和福利問題。眾多的分析結果證明，城鄉二元體制是三農問題或者四農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這也國家制度安排的結果，而其制度成本是由農民承擔的，這種制度的成本不僅體現在城鄉經濟收入的差距上，更體現在農民身份認同的流失上，農民一詞在我國主流價值觀里是一種被歧視的標籤，這也是農民工融進城市社會的主要障礙。農民工需要的不僅是一處住所，更重要的是對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福利保障制度覆蓋的要求以及強烈的身份被認同感。建立貧民區可以解決居住之憂，但同時進一步在制度上強化農民或者貧民的標籤化概念，因而建立貧民區表面上看是給福利或者自由，其實質是偷換概念，把城鄉二元體制進化為城市二元體制，貧困空間轉移和惡化，其結果是換湯不換藥，請問秦教授，這是你解決問題的方式嗎？
4） 兩棲人問題。為了給建立貧民區這一大膽構思的可行性提供足夠理由，秦教授認為建立貧民區可以解決農民工家庭生活問題，並引經據典的說明我國目前這種工棚式的居住模式對社會基礎和道德倫理造成多大的破壞。首先，很欣賞秦教授能有這麼深層次的思考，其次，我們來分析農民工目前的居住模式和社會基礎及道德倫理之間的關聯。我們不否認，貧民區的建立的確可以給部分的農民工過上正式的家庭生活，而家庭生活對個人行為有一定的道德約束力，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在宏觀上我國現有的就業水平和農民工收入水平是不足於支持大部分的農民工過上傳統式家庭生活的，再者，如果有能力者或者條件滿足者，目前基本都是夫妻住在一起，或者在同一城市工作，據統計，這種情況佔有一定的比例，特別在沿海一帶，這種情況更加普遍；而就近進城務工者，要過上家庭生活的成本並不是很高，所以對已婚者來說，這是一個假命題。隨著城市流動人口的增多，諸如傳統道德倫理的破壞等社會問題出現及凸顯，主要原因是城市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生人社會」，因而道德軟約束被消減或者消失，同時，因各種原因，如農民工就業不足或者身份得不到認同所致，家庭生活對此的影響甚微，至於農民工性壓抑問題這是我們國家的社會常態，城市人也一樣面臨這個問題。我不知道秦教授有無調查過，農民工去逛窯子所佔比例是多少?他們有無足夠多的時間和金錢去做這些事情？---所謂種種，不過是借口罷了，如果秦教授的理由可以成立，我建議，秦教授可以借鑒資本主義先進之經驗，倡議在全國各地建立合法的紅燈區，以滿足普羅大眾的性壓抑之需求。
5） 社會基礎重構之問題。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是一部追趕工業化，加速城市化的歷史，但就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基礎以及人口構成來看，這將是一個漫長的軟著陸過程。但在轉型期間受諸多因素影響，我國的大部分農村原有的社會基礎已經遭到破壞，傳統的道德倫理也出現一定程度的淪喪，鄉村社會基礎之重構目的在於打通農民自由往返之通道，而不是我們要在制度上讓農民無路可退，自由和福利農民都想要，但如果只是為了追求一張畫餅，而不得不讓他們「客死」他鄉，這樣的自由和福利要來做甚？再者，從秦教授的一向表現來看，對中國的社會基礎等傳統領域頗有研究，但很簡單的一個問題是，我國傳統的社會基礎之建立花了多長時間才達到我們曾經引以為傲的層面？如果到了貧民區如雨後春筍般起來的時候，我們又如何去重建我們新的社會基礎？我們又該花多長的時間才達到秩序井然的社會常態？這種制度性的代價必由象農民般的普羅大眾來承擔，而一般來說精英們這個時候都是看熱鬧瞎起鬨的。
6） 我國農地制度問題。我國現行的農地制度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其歷史功效釋放完畢之後其弊端凸顯無遺，是該到做適當調整的時候了。但有些學者就專挑其硬傷開炮，有些甚至鼓吹土地私有化，而忽視其「儲水池」功能。記得溫鐵軍教授曾經對我國現有的農地制度和我國沒有出現顯性的貧民窟之間的關聯做過分析。目前中國的現狀是沒人反對農村人口大規模向城市轉移，但有個前提是我們必須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和良好的制度保障。我國沒有出現顯性的貧民窟是因為我國的農地起到了吸收作用，當進城農民生活和生存無法得到保障時，他們會主動返流，農地其實起到了進可攻、退可守的根據地作用。如果國家不能提供有效的福利和生存保障，農民自主選擇是唯一的也是不得不的結果，如果城市養不活農民，我們有何理由要求他們留下？我們又憑何憑空建立一個貧民區，並讓其實體化？據說，秦教授對農地制度的這種作用不屑一顧，並做了大量的相關言論，對此，我只有一個猜想，秦教授真的準備斷掉農民的退路了，如果沒法生存，你死都得死在貧民區里，因為這是又一個制度性安排，和城鄉二元體制一樣，農民沒有選擇。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要建貧民區了，是因為城市化要求農民進城，而為了給農民工提供住房保障，同時解決性壓抑等社會問題，所以我們就要動全國之真氣，在全國各城市建立無數個可以容納整整10個南非的人口的貧民區，據說這一靈感來自南非的索韋托貧民窟。諸位，如果問題真的是這樣簡單，那我們太低估秦教授們的智慧了，其實他們想導演的是一出「剁掉你雙腳，然後再給你拐杖」的好戲。其建議提出的真正目的正是如此。
學術上有爭議這很正常，在三農問題上，有人呼籲重建鄉村生活價值，有人鼓吹快速城市化。據說秦教授們旗幟不鮮明，不左也不右，但從他言必稱「民主、自由、人權」以及動輒批評現有的農地制度並對私有化讚歎有加的表現來看，他對西方的那套東西掌握得很熟練，也迫不及待地想在中國社會加於運用，總的來說，表面上他們也關心農民的利益，但私底下不太關心農民現在及將來的生存現狀。土地私有化、城市化、消滅農民，這是他們認為解決四農問題的正確路徑，把農民趕進城裡，然後再一步一步去解決農民進城后所產生的社會問題，而建立貧民區的提議只是他們所做的眾多鋪墊中的一個而已。別問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做，因為他們會告訴你，這是西方的成功經驗，而且肯定會羅列出一大堆事實，特別是西方國家成功或者失敗的例子，並在理論上有條有理的加於分析，直到你聽得雲里霧裡為止。
我們承認，西方的成功經驗有值得借鑒的地方，而且在某些國家或者某些國家的某個時期，實行土地私有化、加速城市化是經濟發展和人民福利之要求，同時適當地有計劃地「消滅」農民也是社會進步、人民共享財富的可選擇路徑。但在分析我國三農問題，並企圖把結論上升到制度層面時必須對以下問題進行三思：我國的國情是怎樣的？我們應該怎樣做才能把代價降到最低而收益最大？對大部分的農民來說，如何安全渡過社會轉型期，應是他們自我選擇的結果，而不應該是制度性安排，或者是在某些因素的裹脅中聽天由命。
歷史證明，社會精英們從來都不是制度代價或者成本承擔者，但具有民族大義和道德良知者也大有人在。所以我們還是希望他們別站著說話不腰疼，在信口開河前先捫心自問一句：我們的學術良知何在？同時也要規勸他們一句：在分析中國問題時要具有國情意識和本土視角，別總是唯歐美馬頭是瞻。

批判了半天，到底該如何解決進城農民工的居住問題，這老兄卻說不出個四五六來，乾脆徹底避而不談！以如今中國的房價和房租水準，連工資比農民工高好幾倍的眾多白領都難以承受，如果沒有「貧民區」，真不知道農民工該如何解決家庭住宿和孩子上學等問題？

在城市規劃中，預先留出地皮來，專門蓋簡易、便宜的樓房，供農民工及其家庭居住，並配上相應的商店、銀行、學校、幼兒園、派出所等設施，別管它是叫「貧民區」還是什麼更動聽的名稱（堅信中宣部會「不辱使命」的），不失為迅速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家庭團聚、孩子上學的一個好辦法。而且，從現實出發，這些住宅區各方面條件還不能太好，以防止貪圖便宜的本地人及外地來的白領等佔據其中的多數住房、失去為農民工提供居所的功效。

LZ這篇文章的作者，顯然對西方的「貧民窟」究竟是怎麼回事並不清楚。以世界上大名鼎鼎的紐約哈萊姆(Harlem）貧民區為例，他們那裡的學校設施以及政府撥款水準，比紐約市排名最靠前的學校高得多（最好的公立學校，如著名的Styvenson 高中等，反倒經常需要發動學生、家長搞募捐活動來彌補經費不足）！

美國比較富裕的城鎮，也經常專門留出一些便宜的房子來，為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

不論承認與否，中國大城市裡以農民工為主體的貧民區實際上已經在形成了 ----- 那些農民建築工，常年住在工地上，夫妻長期分居不說，經常連洗個澡都沒地方，那住宿條件還夠不上「貧民區」？。由政府出面規劃、撥款、支持和協調，花費同樣的資源，它們的環境、居住條件等應該可以比現在「每個人、每個家、每個工地各自為政」搞得更好，更人性化。看看那些拿塑料布搭起來供農民工夫妻暫時團聚的「夫妻房」破棚子，簡直還遠不如貧民窟呢！

但願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拿出些勇氣來，面對現實，按照那個提議建貧民區的教授的做法、從城市規劃上做起，可以把中國的貧民區建得比印度、孟加拉等國的貧民區強得多（孟加拉國的貧民，雄心壯志是住上「鐵皮房」）！

[ 本帖最後由 shanren 於 2008-6-28 07:56 編輯 ]

我以前一個老師說的，問題解決不了的就是現實，現實解決的方法就是有效管理，既有貧民搞個cheap些的貧民區有什麼問題？有縂好過冇。半世紀前港英殖民地政府早就幹了，怎麼今天的人民政府反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