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誰的流動性過剩了？

究竟誰的流動性過剩了？
答案其實很清楚。瘋狂的土地拍賣、日益增長的壟斷利潤、居高不下的政府開支，算上政府放在銀行的存款和掌握的社會資金，最大的流動性顯然都在通常所謂的「體制內」，而不是體制外。常識告訴我們，央行加息或提高準備金並不能遏制體制內的流動性，相反卻可能過度收縮市場的流動性。貨幣緊縮很難威脅到大型國字型大小企業，也很難削減政府的剛性開支，而那些最需要資金的競爭性企業，卻面臨著日益艱難的生存環境。

中國政府正同時面臨兩個敵人：一是由於石油、食品和土地等初級產品漲價傳導的全面通貨膨脹，一是企業不景氣和失業問題；在防通脹與防經濟下滑之間尋求平衡，已導致貨幣政策的兩難。我們認為，這並不純粹是經濟難題，背後有深刻的體制原因。要突破這種困局，就必須在宏觀調控之外想辦法。


當前宏觀局面微妙，令人費猜。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京召開的會議未提「從緊的貨幣政策」，是否意味著宏觀政策正在悄然轉向？而恰恰會前一日，央行才突然宣布提高一個點的準備金率，股市應聲大跌。


央行提高準備金率的主要依據是「流動性過剩」。從統計數據來看，央行很有道理：接近1.8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缺乏彈性的匯率機制，使中國不得不被動發行大量的基礎貨幣。在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下，還有熱錢不斷進入。根據弗里德曼老頭的理論，這麼多的流動性一定會引起通貨膨脹，提高準備金率等緊縮政策勢在必行。


不過，央行的判斷與很多人的感受相背離，大部分民企和普通百姓都感覺錢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如果多數人都覺得流動性不足，就不能不問：究竟誰的流動性過剩了？


答案其實很清楚。就連沒受教育的人也知道，瘋狂的土地拍賣、日益增長的壟斷利潤、居高不下的政府開支，算上政府放在銀行的存款和掌握的社會資金，最大的流動性顯然都在通常所謂的「體制內」，而不是體制外。


常識告訴我們，央行加息或提高準備金並不能遏制體制內的流動性，相反卻可能過度收縮市場的流動性。貨幣緊縮很難威脅到大型國字型大小企業，也很難削減政府的剛性開支，而那些最需要資金的競爭性企業，卻面臨著日益艱難的生存環境。


5月份數據表明，反映居民生活成本變動的CPI（消費者物價指數）雖然回落到7.7%，但反映生產領域物價指標的PPI（生產者物價指數）卻依然高達8.2%。這說明，如果缺乏其他有力的配合措施，由央行唱主角的貨幣政策，有可能帶來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並存的嚴重後果：一方面，由於收緊流動性導致內需萎縮；但另一方面，由初級產品漲價提升的企業成本，導致PPI仍然居高不下，這種PPI最終將進一步推動CPI走高。


從各方面看，當下的情況有些類似於1973年石油危機下的美國：同樣是石油漲價帶來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同樣是通貨膨脹帶來的企業蕭條，執行的同樣是以收縮流動性為目的的弗里德曼式貨幣政策。值得深思的是，除了貨幣緊縮，現在並無其他真正有力的改革措施「深入敵後」，解決「錢多」背後的「結構性流動性過剩」。
緊縮政策的要義，在於以市場手段配置有效的資源，使沒有競爭力的企業淘汰出局，讓民眾安居樂業。但是，現在實際上往往更多地「殃及」了沒有背景的中小企業，甚至以慘烈的股市暴跌緊縮了中小投資者們的流動性。而流動性最大的一部分，卻遠未開始清掃。由於資源重組、重新洗牌的過程受制於原來的市場權力結構，表面上一視同仁的宏觀政策，顯然加劇原本就存在的經濟不平等。


病理不一樣，藥方自然也應當不一樣。貨幣政策天然是一個總量政策，閘門收緊，下遊資金量一律減少，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但減少后的資金量如何在各經濟主體間分配，資金如何配置到更有效率的人手裡，這樣的「結構性」問題，就不是貨幣政策所能左右的了。單單緊縮貨幣，固然可以不觸動現有利益結構，但配套改革不跟上，將來可能面臨越來越嚴峻的結構性難題。針對當前的政治經濟形勢，中國固然應當堅決治理通脹，但更應把產業發展和解決就業作為優先目標，有針對性地減稅、下大決心加快分配製度改革，同時要加大金融業的對內開放，消除壟斷行業市場壁壘，積極實行產業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