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淺談

寇順舉 著
　　儒，到底是學派還是宗派？大多數都認為是一學派，而非宗教。說它不是宗教，是因為孔子「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治長)。「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等的非宗教態度？為什麼又被列在五大宗教之首呢？是因為孔子也說過「祭神如神在」(論語八佾)「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或五經中的天道觀念，陰陽太極的玄秘思想，有以致之？這些討論，永遠不會有所結論的。但儒家的「敬天法祖」觀念，導致崇拜天地，(天壇地壇)，崇拜皇帝，崇拜聖人(孔廟)，崇拜祖先(家裡的牌位及祠堂的供奉)。又把幾本古書絕對化了，當作經典(四書五經)，實在就是宗教了。無論為學說或宗教，儒家的觀念已經深植在每一個國人的心裡，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要了解中國人，而不了解儒家是不可能的。中國的民族性，風俗習慣，道德生活，無論好的壞的，都可從儒家的學說中找到根源。儒家(教)實在已經操控了整個民族的命運和發展方向，以及每個人的思維方式和作人處世的態度。

　　史家稱孔子為「素王」(辭海謂「有王者之道而無王者之位者」。家語本姓解：「齊太史子與見孔子，退曰：『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真正統治中華文化心靈二千餘年。

　　認為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的理由，是因為儒家的倫理道德加上西方的民主科學，統合之後的結果。且以日本經濟復興之快，與亞洲四小龍的崛起，都與儒家背景有關為實際例證。不過作者(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對儒家到底了解多少？對中國的民族性有多深的體認？他有無故意用此說來提高美國人的危機意識的嫌疑？還是個問題。有這樣的可能性，為什麼中國人自己沒有看到？要等別人提出之後才恍然大悟，後知後覺地得意起來？

　　不是潑冷水。作者和任何中國人一樣的企盼「中國世紀」的早早來到。只是要促進這一天的來到，恐怕不是光靠老祖宗留下來的倫理傳統就可以達到目的的。相反，有好多妨礙進步的殘餘觀念，非得除掉不可。我們今天怎麼能把國家民族的前途推給老祖宗(儒家)，要他們來為我們負責？這責任應該是我們這一代的！

　　老祖宗留下來的倫理架構和一整套價值系統，對我們今天的人到底有什麼意義？我們要怎樣對待它？這個反省會很痛苦，但很必要。尤其是當我們對儒家抱持了太高的期望的時候。

　　儒家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它的仁道精神：表現在仁倫架構中便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各種美德。教育的目的是在成聖成賢，至少也要作個大人君子，不作小人。並且通過格勿致知、修身齊家、而達到治平天下的大同境界。立意至善，無可厚非。奇怪的是，有這麼崇高的理想，經過兩千多年的教化，本來是最先進的禮儀之邦，到了近代門戶開放之後，與西方各國比較之下，才發現什麼都不如人。那些本來比中國落後很多的國家，一下子跑到前頭去了。在好多領域內，中國交了白卷。

　　中國文化沒有發展出科學技術來；沒有發展出人權觀念來；沒有發展出民主自由來；沒有發展出法制精神來；甚至連引以為豪的倫理道德也極待振作。而這幾樣正是一個現代化國家必須具備的條件。純科學技術，可以完全從外國移植；但有些牽涉到民族性的文化深層結構問題，就不是那麼簡單了。這些阻礙若不消除，民主，法制，道德便很難建立。

　　讓中國停滯不前的原因何在？找得出根源來嗎？

　　１．由於儒家輕視科技的價值取向

　　儒家自古以來就輕視科學技術，「君子不器」(論語為政)的觀念牢不可破，把今天最最走紅的醫生，明星，工程師，及各種專業人士都看作下等人。以體力勞動為恥。

　　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天災人禍便要挨餓)。學也，祿在其中矣(論語衛靈公)。

　　樊遲請學稼(農業技術)。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園藝)，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不敬……夫如是，則四方之民，強負其子而至矣，何用稼(論語子路)？

　　在孔子眼裡，農業技術是毫無價值的。是「小人」的行徑。唯一的價值就是學習禮教--致＜仕＞的唯一途徑也。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讀的是什麼書？四書五經--儒家經典。因為自漢朝董仲舒開始，獨尊儒家，「定於一尊」。而科舉取士，也全在四書五經中打轉，甚至「半部論語治天下」(宋朝趙普語)。完全沒有科學技術發展的空間。像中國的醫學，不但沒有發揚，反倒有好多失傳了。科技發明被當作取悅婦女的奇技淫巧(參尚書泰誓下第三)。由於對工商業的輕視，經濟建設一直停滯在小農經濟階段；水利、交通、國防建設也在原地踏步兩千多年沒有前進。中國人的聰明才智都用到官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上面去了。孔子自己就是個「官迷」，孟子說：「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三月不做官就恐慌了)」(孟子滕文公章句下)。這是儒家的價值取向問題。在這種作官高於一切的前提下，藝術、詩詞、小說的活動也被認為是浪費時間，消磨志氣的了。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自然受到壓抑開不出花朵來。於是百花「不」放，百鳥「不」鳴。只剩一花獨放，一鳥獨鳴了。儒家成了唯一的登龍術，古往今來(直到清末)的聰明才智之士，盡入皇帝的「仕」(私)囊(唐朝皇帝李世民在科舉制度成功后得意地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矣」)！一元化的社會，除了死讀儒書，考科舉，作大官的一條路以外，別無出路。於是多少天才被憋死，被埋沒；多元化的社會理想與中國絕緣。中國文化成了一潭死水，充滿沉悶。擠不進這扇窄門的人，不是隱入深山做和尚道士，就是鋌而走險，聚眾造反。這也是為什麼武俠小說成為中國社會特有的小說形式，就是現實生活太沉悶了，只好逃避到另一片自由自在的天地去透一透氣。

　　就是到今天，中國知識分子還是格外熱衷政治(做官)，輕視科技人員。君不見，凡是在某一專業有了成就的人，不都棄「專」就「官」了嗎？某音樂家因為小提琴拉得好作了官；某畫家因為畫畫得好作了官(官至立法院長)；某農業專家因為學有所成，作了官(官至總統)；某軍事家因為會打仗，作了官--總而言之，只有作官才能表示一個人有成就、有辦法。真是「萬般皆下品，惟有『作官』高」。科學技術也成了今天的登龍術了。這是多麼畸型的社會現象？也只有在中國，在儒家傳統薰陶下的中國社會才會有的現象。中國人特別迷上作官，是有深遠的歷史文化淵源的。

　　如果貝多芬、莫扎特放棄音樂；達文西，米開郎基羅放棄繪畫；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放棄寫作；如果……都去作官的話，那是人類多大的損失？而愛因斯坦是有機會作官的，他拒絕出任以色列國的總統而情願作個物理學家。如果他是中國人的話，早已棄「專」從「官」了。

　　中國文化沒有造就出一個諾貝爾獎得主，但中國人到了美國，卻被美國培養了好幾位得諾貝爾獎的世界級大科學家。這些「專」家如果在中國，一定被埋沒在 「官」場里了。君不見這幾位頂尖兒的大「專」家，不是經常在祖國兩岸穿梭來往嗎？今天被某元首約見，明天又與某要人同餐，隔天又發表了政治性的談話，「官味」十足。我真不懂，專家一定要沾上政治，才夠得上份量嗎？才算有成就嗎？再者，專家一定得懂得政治嗎？在一個泛政治化的國度里，科學怎能生根？「專家」 一搞政治，一定被「官」場腐化，等於宣告學術生命的死亡；他對人類文明的價值也便消失。

　　科技是可以移植的，但得有合適的土壤；得把土壤里能使根須都腐蝕殆盡的毒素--「君子不器」的觀念除去，把「君子動口，小人動手」的謬見徹底消毒。培養勞動神聖，尊敬專家的精神。雖然今天的儒家學者，都肯定科學、民主、法制精神(甚至往自己臉上帖金，說這些在儒書上都有的)。但要把這些反科學、反民主、反法制的舊思想從腦子裡洗凈，卻不是那麼容易的哩！

　２．由於儒家具有濃重的保守色彩

　　儒家認為歷史是退化的。最古的是最好的，從前比現在好，現在比將來好，所以最好不要改變。儒家崇拜的聖人是遠不可及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程朱。這是所謂的道統。因此中國人是向後看的，永遠在思古，法古。不但人是越古越好，連書本也是越古越好，永遠是那幾本古書。

　　幾千年以來的儒徒，只能述古、釋古，絕對不敢有創新的見解去唐突古人。科舉試題永遠在五經中打轉，說理論文也要以經典為理論根據。因此造成了思想的僵化，歷史永遠凍結在遠古的憧憬中。尤其是士大夫(官僚系統)階級，幾乎都是從科舉制度中出身的儒者。政治操縱在這樣「向後看」的保守分子手中，還會有 「前」途嗎？中國歷史從十一世紀王安石變法失敗以來，是絕對不容許有任何改革的。唯一的一次例外是紀元前四世紀，秦國公孫鞅的變法成功，使一個愚昧、落後、窮困、腐敗和一片混亂的小國，在短短的十九年的時間裡，變成了一個超級強國。不過公孫鞅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因為那時還沒有獨尊儒家的原故。

　　戊戌變法(一八九九)只維持了一百零三天的時間(號稱百日維新)，就被勢力強大的保守派腰斬了。所謂「變法維新」，就是大量引進西方的制度和觀念，來改革腐朽已極的政治。這雖然是造福國家的偉大施政，但是違背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們情願亡國，也不願放棄自己的利益。旗人甚至說：「寧願把國家送給友邦，也不給家奴。」家奴，指漢人。保守派的理學家宰相徐桐，連從洋房前經過都不屑，認為有辱尊嚴；堅持「寧可亡國，不可改革」的立場。

　　崇古的精神幾乎表現在每個領域。以繪畫來說，到了清代，所謂名家，幾乎全是摹古專家，講究每一筆都要有來歷。創作力完全枯竭。就是天才輩出的唐宋元明各大家，雖說各有突破，但那突破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還是太小了，沒有膽識，沒有豪氣，處處顯得縛手縛腳。譬如今天向外國老師學畫，絕對不許你模仿他，要畫你自己的東西；向中國老師學畫，給你兩張畫稿回去照著臨摹，越像老師越好。這都表示倒退取向。到今天，傳統的中國畫還是和一千年以前相似，沒有多大兩樣，只是更不如古人罷了。一味的崇古摹古，當然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倒退了。

　　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經濟、社會、無不凍結在古老的年代里。

　　現在且來看看被儒家奉為「萬事師表」的「至聖先師」孔老夫子，他所留下的榜樣吧。他的政治主張是怎樣的呢？

　　顏淵問為為邦之道，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舜(論語衛靈公)。

　　孔子的得意弟子向老師請教治理國家的道理，孔子回答說，要實行夏朝的曆法，乘坐商朝的車子，穿戴周朝的衣冠，至於樂教嗎，則要採用舜的韶舞作教材。總而言之，一切文物制度，都只要盡量地向老祖宗學習，千萬不可標新立異，那末，國家就可大治了。如果擅自更改了祖宗的成法，就會造成混亂，叫人民無所適從了。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

　　孔子說，舜就是個很好的榜樣，他什麼事都不需要做，就能使天下大治。為什麼呢？因為舜是天縱英明，生來就是完美的聖人，他只要順乎天然的本性生活，自然就成為很好的榜樣，而使得萬民景仰，垂範千古了。人人都學習了大舜的大忠大孝，天下豈不太平大吉？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國魂啦！

　　促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中庸第二十九章)。

　　孔夫子是堅決反對改革祖宗留下來的成法的，最高的典範就是遠古的堯舜和周朝的文王武王了。為什麼呢？因為越古的越好，越晚的就越差了。當然改不得了。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

　　甚至包括孔夫子自己在內，也是不敢有自己的主張的。他只是一味地追古、憶古、懷古、慕古、戀古、迷古、思古、述古、信古、法古、玩古、學古、教古、吃古、賣古、忠古、孝古……總而言之，唯古是尚！凡是古的，就是好的，而且是絕對的好！古人既是那般的好，自己去古已遠，必是處處不如古人，那如何還敢擅作主張？哪敢胡思亂想，去開創新學說，新文明？那一定是遠遠不如古人的啊！而且是對古人極大的侮辱。為了使中華文化不致消沉墮落，只有一個辦法：抱緊古人的骨骸，不許改革，不許創新。如果有人大膽改革創新呢？立刻打壓！完全撲滅！

　　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經)

　　為什麼孔聖人這麼怕創新怕到神經質的地步呢？其背後的基本思想是認為歷史是不斷地退化的，當然越復古越好。

　　為什麼會有退化的歷史觀呢？是因為來自對人性的了解。儒家認為人性是善良的。這種性善有二義：

　　(一)個別的人，生來即是善的。在成長的過程中，就會沾染到社會的污穢，而使人墮落。所以要盡量的修掉後天的習性，讓人回返到初生的「赤子之心」的狀態去，那才是人性的極致。要能「率性」而為，才有美德呢！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為教(中庸第一章)。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告子上)。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第二十三章)。

　　人性是如此完美，人還缺少什麼？

　　人格的成長，最好向後倒退到子宮裡去。那裡才是最完美的啊！

　　(二)從整體的人類歷史來看，也是最早的人類最完善，越到後來，人性越發的墮落了，孟子尤其是這種看法。

　　現在再看亞聖孟夫子的觀點，似乎把退化觀更加強化了。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公上)。

　　自是性善說成了儒家的主流。孟子也奠定了他在道統中的「亞聖」地位。

　　堯舜既歿，聖人道衰，暴君代作(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則拜。大舜有大焉(孟子公孫丑上)。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孟子盡心上)。

　　同樣是人，同樣的性善，但今人不如古人。而且越古越好。子路不如禹。禹又不如堯舜。五霸的德行，不過是假借仁義的美名為幌子罷了。比較早的商湯和周武的德行，卻是要靠修養身心來勉力行仁的。哪像更早的堯舜，是天縱英明，生來的聖人，他的美德，完全是出於天性使然，一點不需要後天的努力。可見人性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堯舜以後，聖人之道就衰落了，所出的都是暴君了。這樣子搞下去，國家還有希望嗎？民族、文化還有前途嗎？子子孫孫不是越來越沒有出息了嗎？啊、啊、啊！不敢想，不敢想下去了！要趕快提倡復古：

　　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孟子離婁上)。

　　要想國家大治嗎？有辦法！要恢復古制，用周文王的典章文物和制度，五、七年的功夫就可大治了。

　　至於個別的人，則要盡量返回到本性中去，把先天就已具有的善性給發掘出來。

　　側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側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西方的人性觀則相反，基督教認為人性惡，一無良善，即是承認自己一無所有，但藉著神的拯救，就可以達到完滿成熟的地步。即是要不斷地吸收神性，使人性向神性發展。所以是向上發展的。西方的進化論亦認為歷史是進步的。人性也是進化的，越來越好。最好的永遠在將來(盼望新天新地和與神一樣豐盛的生命)。於是西方人在這兩種觀念下，向外追求，帶動了文明的迅速躍進。

　　而中國文化則反其道而行，不但不許前進，而且要向後倒退。自己已經完滿無缺了(性善，人皆可以為堯舜)，哪需要向外追求學習？

　　萬物皆備於我矣(孟子盡心上)。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孟子盡心上)。

　　所有的美德，都是與生俱來的呢！都蘊藏在我的天然本性裡面了。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

　　我們是這麼完美，而外國都是變夷之邦，化外之民，只能用我們的文化去教化他們，哪能用他們的文化來污染我們？因此絕對拒絕改革和向西方學習。

　　於是註定了中國文化僵化、停滯、解體的命運。中華民族的長期苦難也就與這種民族精神同其久長了。

　　現在可以發現讓中國現代化停滯不前的阻力，是來自強烈的保守性，自滿自足，不屑外求，和既得利益者的自私本性。前者是觀念問題，後者是道德問題。欲迎頭趕上先進國家，首先得解除保守思想的束縛，掉轉頭來向「前」看。至於道德問題，如果不能重振，經建成果會被自私的人性蝕光。甲午戰爭開戰的時候，中國海軍的戰艦數量大過日本，但仍然先敗於法國，再敗於日本。而失敗的最直接原因，竟是由於承包商在許多炮彈里灌了泥沙，將大量軍費中飽私囊。誰都知道北洋海軍的大部分軍費，都挪用到慈禧太后的頤和園去了，貪污腐敗成為極普遍的現象。

　　今天的情況到底好到多少？心裡有數。中國才開放十幾年，好多特權人士已經成了商業巨子，請問，他們的錢是從哪裡來的？這樣的國家能夠強盛起來嗎？

　　３．由於儒家倫理的包容性與科學的絕對性難以調和

　　儒家講求仁、恕，既以仁愛待人，並恕人之過(其實是沒有原則的縱溺)。故充滿對錯誤的包容態度。尤其子女對父母，妻妾對丈夫，臣下對君王，總是曲予順從的，哪敢反抗？而父母對所愛的子女，也是寵溺有加，犯了錯誤也是睜隻眼閉隻眼裝作沒有看見。是非觀念很薄弱。因此養成了馬馬虎虎的做人態度。但是科學講求的是絕對精確。韓航的飛行儀只差了一點，就誤闖俄境，遭到飛彈擊落。太空船隻要有一點誤差，就永遠回不了地球了。真箇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科學精神要求絕對，不能容許一點差錯。

　　其實作人、處世、治學、科研、都應該養成正確的態度。

　　筆者一次邀請了兩位美國牧師到家裡吃飯，客人在十分鐘前已經到了門口，但是他們卻不立刻按鈴進來，而是坐在車上等候。等到前一分鐘才下車按鈴，進得門來，不早不晚，恰好到時。這種守時的精神，令我感佩不已。來美國十八年，參加過無數次的各種聚會，還沒有碰到過有一次是不準時開始的。反觀自己的同胞，每次參加婚禮，都是一次不愉快的經驗。「五時觀禮，六時入席」。往往要到七時，甚至八時，婚禮還沒開始啦！民族性如此，相沿已久，豈能奈何？怪不得中國文化開不出科學的花朵來；沒有發展出哲學的系統來；沒有建立起法制的精神來…。

　　不認真，馬馬虎虎，是科學精神的死敵。剛來美國時，看到商品標價都有一個零頭，九千九百九十九元，甚至還加上個九十九分，就是不肯加成整數。覺得他們好羅嗦，也不怕麻煩？加成一萬塊，大家都省事，該有多好？這大概就是「不怕麻煩」的科學精神吧(開始很麻煩，等到機器、工具設計出來之後，就省事得很了)。須在商場高度競爭下，一萬塊和九千九百多塊在心裡的感受上是不同的。反正有計算機代勞，收銀員動動指頭--新式的只要用電眼掃描一下標籤，價碼就出現了。而且絕對不講價(除了車子、房子可以還價以外)，大家都省事。不像中國人做生意，賣方是漫天要價，買方則就地還價，有的還告訴你，如果不要收據，還可以省(偷)下稅錢(又牽涉到道德問題)。浪費多少時間和精力？

　　中國人用一雙筷子就可以吃飯；老美則要用一大堆餐具，又覺得他們的手不夠巧。中國人用一支筆可以畫完一幅畫，西方人則用一大堆各式各樣的刷子，畫什麼用什麼工具。因此到工具店去時，會看到數不清的工具。哪像中國的能工巧匠，就憑一雙手，就可以作出精緻的成品來。但就是因為人家有「不怕麻煩」的傻勁，肯腳踏實地，精益求精的科學精神，才創造發明了今天的科技文明。因為工具齊全，一個工人就可以蓋一棟房子(上樑例外)。一個釘槍能勝過一百雙手的速度；一把電鋸，一個耕耘機，一個機器人……勝過多少人力？至於飛機輪船更甭說勝過牛車了。

　　現代化的意識是在每個領域都要合於科學精神--絕對化。工商業管理的技術，資金的運作，人事的制度，產品的精確等，都在力求完美，落伍的企業，難逃淘汰的命運。政府的作業，也都電腦化，你有多少收入，該付多少稅，都在電腦里了。你何時入境，何時出境；何時犯了交通規則……都能在一瞬間查出。你有沒有欠債未還，不守信用，欠付房租；不按期繳費，開過空頭支票……立查可得。在未來的地球村上生活的國家，如果不能建立信用，便成「拒絕往來戶」，甚至被開除球籍。信用包括「經濟信用」(有沒有倒過債，到期不還，違約背信，貨不對辦，變相漏稅，惡性頃銷……)，「人權信用」(有無宗教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人身自由，集會自由……)，「道德信用」(破壞自然生態--像濫殺野生動物，侵犯智慧財產權。環境污染，空氣污染，水源污染。貪污納賄，逃稅漏稅，國民道德敗壞……)等。都會影響到國際視聽。而這幾乎全與道德有關，也與科學的求真精神有關。並不是「錢」能解決的問題。只是錢多，充其量是個為富不仁的 「暴發戶」罷了。

　　１．由於仁君思想

　　儒家的政治理想為「仁政」，只有最有德的人才能為人君。就如堯舜那樣的「聖君」與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認為只有哲學家才能作理想國的統治者的說法，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樣是金字塔頂尖上的那一位才能作君王，不同的是東方是道德型，西方是智慧型的而已。但儒家之德是通過格物致知，西方之知則可達到「知識即道德」的境界，似乎更是神似了。既然是「頂尖兒」上的那一位主政，那當然是君主專權啦。平民政治，或民主政治在儒家想來，是不可思議的。連做夢也不會想到民主這一觀念。亞里斯多德就認為民主政治是最壞的政體。何況是東方聖人！

２．由於以孝治國

　　儒家的「仁政」是以孝道治天下的。即把孝順父母的態度，移轉到對君王的盡忠。君王則把人民當作子女來愛護。而父母對子女的一切都有全權處理，比方婚姻大事，就完全由父母作主，子女是沒有任何權力可以置啄的；有的婚姻甚至子女還沒有出生，就已經被指腹為盟了。可見父母的權威之大。「父要子亡，不得不亡。若是不亡，便是不孝」。天子既然要「家」天下，而「家無二主」，自然也是「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孟子萬章上)，「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遵無二上」(禮記孔子間居)。「定於一尊」了，當然一個國家只由一個主人治理了，他是獨一無二的至上權威。比父母對子女的權威又大了許多了。「君要臣死，不敢不死。若是不死，便是不忠」。在這種觀念下，如何會產生民主政治？人民作主要比子女奪權當家，藐視父母的罪行還要嚴重得多。中國社會要從家庭制度改革開始，子女爭取到婚姻、職業自主權以後，才能進而衝破專制獨裁的政治制度。這是民國以前無法產生民主政治的原因之二。

３．由於封建世襲

　　儒家的禮教(后又稱為名教)所教導的，就是為了發揚自周朝以來實行了三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根據這個制度，君主可以「家」天下，並且可以傳之久遠。傳位的制度被稱為「宗法制度」，即「傳嫡不傳庶，傳長不傳賢」。這個制度雖可保持社會的安定，但也使得民主政治永遠不可能在中國發生。

　　４．由於民間迷信

　　很多奪天下的草莽英雄，在起事的時候，都要製造一段神話騙人，或說是真龍下凡，或說是天降異兆，要不就是身有龍骨，或有人君之相，具「九五」之八字等等，既然命定如此，大家只好服從天命。

　　子曰：道之將行也，命也。道之將廢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第十四)？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論語季氏第十六)

　　５．由於民智未開

　　中國的古文，實在太艱深難懂了。往往讀了十幾年書連怎麼斷句都不會。至於弄懂，恐怕又得下十年二十年工夫。使得受教育成為極其奢侈的事。讀書那麼難，有了學問的人，自然都有機會作官，成為特權階級。特權越高，權力越大，越與平民處在對立地位，越發成為封建獨裁專制制度的維護者。一般人民，永遠處在朦昧無知的狀況中，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你叫他怎樣參與政治，爭取人權？他要出版自由作什麼？他能發表什麼言論，提出什麼主張？他拚命耕作，都難以維持最低生活。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可以平安度日，有一口飯吃就心滿意足了。全國百分九十的人幾乎都是文盲，你要他們出來作主，這個主可怎麼做呢？太強人所難了吧？

　　直到基督教傳入中國，才有第一本白話文聖經。民國初年的文學革命，才將口語代替文言，又引進西洋文學的標點符號，只要識得千兒八百個字，就可以讀得懂報紙了，教育才能很快地普及到民間。民智才逐漸啟蒙。才能學著參與政治。

　　何況，教育也並不保證民主就可以成功。賄選案層出不窮，這是選民的水準問題，也是道德問題。教育只是讓人知道自己的權利，並不能管得住人怎樣使用自己的權利。

　　儒家主宰了兩千多年的教育，把教育搞成了士大夫階級的專利品。歷史上出現過的幾部白話小說，也被正統派排斥於主流之外。官方公文，更是全部文言。連便民都談不到，更別說為百姓著想，普及教育，還政於民了。

　　６．由於個體淹沒

　　民主政治的根基建立在人權自由上。人權自由則與「個人主義」不可分。民主的精神在尊重每個個體的神聖權利，憲法就是要保障每個個人的各種自由。個人自由不能確保，便不可能建立民主政治。

　　中國實行了幾千年的家庭制度，家庭越大越體面，五代同堂被視為最大福氣。像紅樓夢中的幾個大家庭，可為取樣。在一個家庭中，個體是沒有地位的，每個成員都得絕對聽命於一家之主。讀什麼書，選什麼職業，和誰結婚，都是家長說了算。絕無個人自由可言。寶玉與黛玉有情人不能成為眷屬，就是絕無個人自由的明證。在這種家庭制度下，個性被淹沒，個體淹沒在家族之中。人的自由意志從小就受到壓制。人的主動性無由培養。被動性的人格於是形成。你不需要思想，只要接受親長或權威的思想就好。你不需要操心，只要接受「上」面的安排就好。在這個家裡，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服從，聽話，乖！這樣的環境下怎能期望產生民主的鬥士？怎能有膽喊出「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為了家庭，個人的一切自由都可以犧牲。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馴良的民族，是最容易統治的民族。就是儒家的絕對孝道訓練出來的。

　　民族政治的前途，端看這些「主人」有沒有獨立、成熟、主動的人格。否則免談！還是一切聽上級的好。

　　民主，的確是當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但同時也是最難、最難成功的政治制度。君不見若干非洲殖民地在帝國主義還政於民后，變成無政府狀態，亂作一團，遍地餓殍，匪盜橫行，要聯合國派兵保護，救援食品才能送到平民手中。就這樣，年幼的兒童已經餓死一半以上了(寫本文時，美國正派兵三萬登陸索馬利亞，保護救援物資免於被亦匪的暴民搶走)。要這樣的國家實行民主政治，到底是福是禍，還真難說哪。

　　７．由於道德品質

　　民主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民主是爭取到的。但絕不是少數人爭取得到的--因為這些少數一旦當權后，他們又會回到專政體制去保護既得利益。民主只是少數野心家奪權的幌子。民主運動必須是全民化的。至少也是大多數的國民都有了一致的覺醒，並有決心，以行動來爭取民主。民主才有落實的可能。

　　但民主的素質則完全取決於國民的道德素質。民主政治之成敗在於人民的是否守法。人人濫用自由，必將導致社會動亂，甚至達到無政府狀態。

　　人民是否守法，則取決於國民道德的成熟度。

　　民主就算從天上掉下來，也得看人民有沒有接受這個禮物的資格。

　　美國南北戰爭后，黑奴初被解放時，很多黑奴不知道如何享用這個自由，也無法謀生，甚至不會當家作主，不知所從，好多人最後又回到原來的主人那裡去。

　　前民運領袖林希翎說：「我走到哪裡，人們都把我當英雄。但是我認為一個需要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九五七年群眾在會批鬥她的人，正是當年歡呼，尊她為英雄的人。她說：「毛澤東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都是假話，你們哪裡是人民，你們是婊子。」罵得很刻毒，但很真切。婊子心態是有奶便是娘，有錢便賣身，有權便稱臣。如此人民，怎談民主？

　　一九八一年諾貝爾獎的得主卡那弟在《群眾與權力》一書中說：

　　由於群眾的盲從，無知，愚蠢，故野心煽動家可以頤指氣使，愚弄牽引；由於群眾的可欺、諂媚、奴性，所以暴虐的統治者可以橫行霸道，稱雄一時；由於群眾的慵懶、消極、健忘，所以將自我的命運任由「老大哥」主宰；由於群眾的殘酷、無恥、卑賤，所以頃刻之間，他們可以向拯救他們的「英雄」扔石頭，射冷箭；由於群眾的對權勢的懾服、崇拜、與自賤自虐意識，所以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以及其他紅白恐怖下的大小獨夫，並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必然。

　　民主，民主！大家都在奢談民主！若不是從國民根基--品德著手，恐怕未必是福。

１．由於禮教的階級觀念

　　法制精神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觀念上的。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如果不平等，不公平，法律的尊嚴是建立不起來的。而儒家的禮教，階級觀念非常森嚴，就是貴族中也有帝、王、公、侯、伯、子、男七種等次，每種等次也有階級的不同，像清朝的王就有親王與君王的不同。每種階級都有特定的禮儀，一點馬虎不得。最悲慘的是奴隸，生命財產都沒有保障，有如牲畜。平民中也有些列入下九流的賤民，是永遠抬不起頭來的。在周朝除了政府用法律控制階級的界限，還制定了禮教，用教育的手段，以分別貴賤。使人各守分際，永不逾分。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禮記王制第五)。天子穆穆，諸候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禮記曲禮下)。天子之妃曰后，諸候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候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禮記曲禮下)。

　　法律之前並無平等可言，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上第一)。法律只是欺壓下層階級的手段。使得人人痛恨。

　　尤其是婦女，受盡了不平等待遇。她們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女子無才便是德嘛！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妻死可以再娶；女人就不行，必須從一而終，夫死要守節。有人問理學大師朱熹關於寡婦若不再嫁，因為無力維生，餓死怎麼辦？朱熹回答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些道學家心目中的女人，的確低人(男人)一等。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論語陽貨)這種話，更是對一半的中國人(女人)人格的侮辱。女子要守三從四德，三從是「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儀禮喪服傳)！中國女人真命苦！中國女人稍有不對就可被休，有所謂「七出」：一、無子。二、淫益。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妒忌。七、惡疾(儀禮)。但女人若不滿意丈夫，可就沒有提出「休夫」的權利。比方說丈夫是性無能，丈夫與人通姦，丈夫不顧家，丈夫酗酒，毆打老婆等。有些朝代的皇帝死後，還要妃嬪殉葬。正史孝行傳對殉夫而死的未亡人，也大加表揚！女人不過是男人的財產罷了。中國男人的多妻制，是載之經典的，簡直是天經地義了：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易繁辭上第七)。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昏義有所錯(易繁辭第七)。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所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禮記昏儀)。

　　清未民初大儒辜鴻銘，曾大言不慚的說，儒家是最講民主的(？)，但他卻公然倡導多妻。他的妙論根據是：夫妻就好象是茶壺與茶杯，一個茶壺要配四個茶杯，哪有隻配一個茶杯的？所以一個丈夫理應有多個老婆。這麼幼稚的邏輯居然出自於一位學貫中西的北大名教授之口。可嘆這種腐儒充滿各處。這正是儒家傳統所必然結出的果子。

　　儒家既是以講仁道自命的，為什麼這仁卻不及於女人呢？女人不是人嗎？女人為什麼連最基本的人權都沒有呢？胡適生前說過：「一個容讓女人裹了上千年的小腳的民族，我懷疑它還有任何的靈性(大意)。」結果遭到圍剿。

　２．由於人治的權威主義

　　儒家倡導「仁政」，以仁治天下。君主都是完美的(？)聖人。連政府的官員都是飽讀聖賢書籍的有德之士，所以斷獄的地方官稱作父母官，視百姓如子女。既是親如家人，哪裡動不動就稱法論刑的呢？因此儒家自始就瞧不起法家。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理，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其人存，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人(中庸哀公問政)。

　　而是要以禮儀來教化萬民。所以建立了人治的傳統。人的權威遠遠在法律之上。雖然也有法律，但法律完全站在君主的一面，作為他鞏固政權的工具。君主自己則站在法律的上面，成為法律的主人。君主的話就是法律，一說就算。「君無戲言」，「一言九鼎」。「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如果皇帝喜歡誰，雖然犯了死罪，也能一句話就赦他不死，因為「恩出自上」嘛！他既是一國之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孟子萬章上)，他當然有生殺予奪之權。

　　因為是人治，所以法律的彈性非常大，並無絕對標準，所謂「法律不外人情」，這「人情」一進來，出入就大了。人是主觀的，是有成見、有好惡的，「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的私情一定會影響判案的公正。除了情，還要講「理」，一個案子，要「情、理、法」兼顧，最後大概就無法可講了。怪不得到處在講關係，託人情！只要關係打通了，天大的事都可以化為無事。

　　直到今天，中國仍有濃重的人治色彩，司法不能獨立，講法是行不通的。台灣陸委會委託邱彰律師對兩百位在大陸投資的商人作了一個調查(見中央日報，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日副刊)：若發生商務糾紛時，只有百分之六的人想上法院，另有百分之六的人上仲載庭。其餘百分之八十八的人，竟全部答以「想辦法找關係擺平」。法律不如關係，法治不勝人治。法律保障不了人的權利。現代國際之間來往非常頻繁，由於國情不同，溝通非常困難。外國人和中國人做生意，吃了很多虧。有一個澳資集團，投資在桂林開酒店，由港人任經理，他發現酒店裡有一個水管工人不守規矩，把他辭退了。沒想到第二天飯店就遭停水了。原來工人的爸爸就是自來水廠的廠長。港人上告，誰知下一天又被停了電(電廠領導幹部是水廠廠長的朋友)。再一天，旅客進出酒店都有公安人員搜身(水廠廠長一通電話給公安部長的結果)，使得酒店無法繼續營業。最後法院相見，酒店竟打輸了官司(官官相護)，需賠償中方四百多萬美元。結果酒店被拍賣，掃地出門。透過官場的人事關係，硬是把「資本家」給吞吃了。這樣的「新社會」到底比已經斗爛、斗臭了的舊社會好多少？怎能立足於國際社會？

　３．由於人性尊嚴不能建立

　　首先，是人口的一半--女性都是男人的附屬品，妻子只是丈夫的洩慾工具，和生育子女，操作家事的免費奴工而已。人性沒有尊嚴可言。被法律所歧視。其次是為數眾多的奴隸，他們更沒有尊嚴可言，被法律所遺忘。再次是身為子女的，在父母面前沒有尊嚴可言。父母可以隨時杖責或厲斥，甚至可以用家法處死而無罪 (直到宋朝時，殺嬰的父母也只判二年徒刑，但並未執行，殺者照殺)。法律永遠站在長輩一邊。複次，全國的人在皇帝面前都是家奴，絕無尊嚴可言。當人俯伏趴倒在皇帝面前三拜九叩，三呼萬歲並戰戰兢兢的說：「臣該萬死，皇恩浩蕩」時，人的尊嚴已經掃地。習慣了奴顏婢膝的人，怎能夢想與皇帝人格平等？要求受到平等互尊的待遇？人性尊嚴一天不覺醒，一天享受不到平等的待遇。法制是奢望。

　　紀元前五世紀，魯國國君與齊國國君會談時，孔子任賓相。在娛樂節目中，齊國演出萊部落的土風舞，孔子根據儒典，指責齊國不該使野蠻人表演，應上演傳統的宮廷舞。齊國立刻照辦，獻上宮廷中的拿手好戲：「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引經據典，認為「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令魯國的衛士，把那些無辜的演員，砍斷了手足(史記孔子世家)。在聖人的眼光里，人民如草芥一般毫無尊嚴可言。殺人如殺狗(西方連虐待狗都犯法，何況是殺人？)一般隨便。而國君呢？在聖人眼中就大不相同了，簡直尊貴無比，奉若神明。

　　自古以來，死在暴君手下的無辜人民，罄筆難書。上朝時禮節稍有不慎，就可能犯了「大不敬」的罪名，輕者梃杖一百，重者立斃杖下！連文章中不小心犯了皇帝的名諱，都會招來殺身之禍！

　　而且一人犯罪，還會連累多人，羅織上「反」名，更會夷族，甚至十族，一殺幾萬人。人命不如螻蟻。人有何權？

　　４．由於法律邏輯付諸闕如

　　法律牽涉太廣，一定要有嚴密的邏輯頭腦，給予精確的組織。並且認真執行，按律行事。但中國人特重倫理，而倫理關係是毋須邏輯思想的。所以建立不起法學系統。

　　又以孔老夫子的例子來說明：孔子任代理宰相之職，把一個學者少正卯處死。罪狀是什麼呢？一共五條：

　　(１)「心逆而險」。只是主觀的認定他居心陰險，並無不法的行為。
　　(２)「行僻而堅」。行為怪誕，不接受勸告。也構成死罪嗎？
　　(３)「言偽而辯」。說謊話而堅持是事實。
　　(４)「記丑而博」。記憶力強，學問也淵博，但所知皆醜陋(不知犯了刑法哪一條？)。
　　(５)「順非而澤」。自己的錯誤，卻把它粉飾為好事(都可以不舉證就定罪。且是死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這樣的判決，沒有一件有人證，有物證的具體犯罪事實，只是幾句抽象的形容詞，就定了人的死罪。少正卯了不起就像今天放蕩不羈的「嬉皮士」而已。只證明孔大聖人沒有容人的雅量，缺乏政治家的風度，只能聽歌功頌德的諛詞而已。孔大聖人尚且如此，何況他以後的凡夫俗子，更是是非不分的冬烘頭腦了。怪不得把包公當青天。因為頭腦清楚，會判案的官太少了。是非曲直，量刑輕重，並無客觀標準。

５．由於執法人員操守不正

　　中國自古以來，最黑暗的就是獄政了。貪官最主要的財源就是收取賄款，誰孝敬的錢多誰贏官司。這隻要翻翻歷史小說或民間故事就曉得了，是不須多加解釋的。因此才有「錢能使得鬼推磨」，「錢能通神」，這樣的成語。才使得人人怕官，怕打官司，怕有權勢的人。也養成了極大的包容性--以邪惡勢力的妥協。而作官的人，錢送上門不要白不要，就算想作清官，也沒人會相信，還不如從善(貪)如流吧。所以又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說法。其實做清官也難，你自己可以不要錢，但屬下的大小官員要。上面的關係也不能不打點，否則混不出前途。像儒家大臣李鴻章，左宗棠每次進京也都要花幾十萬兩銀子。送給恭親王的禮金一出手就是四萬兩。袁世凱孝敬慶王的數目還要大得多。這些哪裡來？

　　在這種上下交相貪的環境里，吏治怎能清廉得了？法制怎有可能？國庫哪能充盈？國家如何強盛？人民怎會向心(一開放就往外跑，一跑出去就不想回來)？

　　今天當然不同了，但我不懂的是一個民選議士，往往要花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美元的競選費，這些投資將來怎麼回籠？為什麼老幹部七老八十(有些更老)了，還不肯退休享清福？真的為了替人民服務，還是另有文章？

　　一個貪污無能，而又不守法的管理機制，會是二十一世紀的領導者嗎？

　１．由於道德實踐有心無力

　　唯仁是尚的儒家，應使中國成為「道德大國」。但事實不然，國民道德低落到令人嘆息的地步。原來道德端在實踐，而不在教訓。教訓再好，如果不能實行，也是徒然。能說不能行，正是國人的通病。

　　固有的倫理道德的確是好的。可惜只是寫在書本上，藏在圖書館里的知識。我們怎能以有這樣的知識自傲？說我們有多豐富的文化遺產，我們是多麼優秀？我們倒是應該反省，我實踐了多少？教訓是老祖宗留下來的傳家寶，但實踐的責任是我們自己。總不能讓老祖宗來替我們實踐吧？其實連老祖宗也是有心無力啊！老祖宗做不到，期望子孫能做到；我們做不到，期望我們的子孫能做到。明知抽菸不好，自己戒不掉，卻嚴禁子女或學生抽菸；自己書讀不好，卻要求子女考第一，得博士。期望是好的，教訓也是好的，無奈沒有力量實行。過高的期許，變成打高空，不實際。所以王陽明才倡導「知行合一」說，孫中山則主「知難行易」論，以矯能說不能行的千年固弊。可惜又落入遺產寶庫中去，讓好為人師者，又多了一些說詞而已。照樣還是盡說不練。

　　可見今天的問題不在知不知道，乃在能不能實行。這不僅是中國人的問題，也是所有人的問題。這不僅是儒家(教)的問題，也是所有宗教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在後面還要再討論，以深入探求內、外在的各種原因，並尋索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才不會淪為空談。

　　２．由於人性論的悖於實情

　　儒家的主流派認為人性是善的。人可以靠著自己的力量行善。人之所以會犯錯，是受到社會的影響。人只要潛心修道，明心見性，是人人都可成聖成賢的。可說對人性信心滿滿，充滿樂觀。

　　社會上充滿自以為是的好人；中國人幾乎人人都說自己是好人。如果有人膽敢批評他是壞人、是罪人、那不啻是最大的侮辱。可是有個矛盾的現象：雖然人人都認為自己是好人(如此說來，社會上應該沒有一個壞人)，可是卻認為別人都很壞(別忘了自己也在別人的口中成為「別人」)。這裡怎麼會出現這麼大的認知差距呢？可見人太缺乏自知之明了，「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馬太福音第七章三節)。就憑這種昧於事實的識見，就足以證明人性的翦陋不全。人連自己的本相都認識不清，還談什麼倫理道德。就算有德，那又是怎樣的德？聖人自己又何嘗說自己是完人來著？孔夫子說：「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不但不能從善，連改過的能力都沒有。又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論語述而)。

　　你我既非聖賢，怎能說自己沒有過錯呢？有人和一位高僧論道德，該怎麼做人，高僧送他八字：「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那人說：「原來這麼簡單，三歲小孩都懂嘛！」

　　那高僧答道：「三歲小孩都知道，八十老翁行不得！」

　　真是一針見血的見性之言。人性不但有罪惡的傾向，沒有行善的能力，連改過的力量都沒有。

　　一切罪惡發源於自私的本性。人既然都是自私的，當然人性是惡的。

　　一切罪惡起源於不良的動機，先有淫念，才有淫行；先有恨意，才會殺人。罪行是罪，不良的動機也是罪。

　　自私是罪性，不良的動機是罪性的蠢動。人之所以會犯罪是因為人有罪性。人慾(私性)橫流，則罪惡泛濫。世界充滿罪惡，正是證明人性是惡的。將社會與人性分離是不合邏輯的，說社會是惡的、人性是善的、也是不合邏輯的(社會由人組成的)。儒家先錯於對人性之定性，后錯於將罪惡之責任推給社會，彷彿社會不是由人組成的。

　　性善說導致人自高自大，以聖賢、君子、好人自居。滿足於現有成就。視外國人為野蠻民族。以為自己都是好的，外國的都是壞的。而停滯自誤。

　　性善說導致以「聖人」為最高榜樣。而聖人與凡人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聖人也一樣充滿人性的軟弱。他能作聖人，當然我也能。於是人人誇說自己好！這聖的標準就大有問題了。

　　而西方的聖人則大不相同。使徒保羅雖然是基督教最偉大的神學家，但是他說：「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摩太前書第一章十五節)。不但自認是罪人，而且是最大的罪人。彼得被公認是耶穌的大門徒，他也說：「主啊，我是個罪人」(路加福音第五章十八節)！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不行，所以謙卑地祈求上帝的拯救，並且天天追求長進，對罪惡敏感到極點，恨惡到極點，每時每刻依靠上帝的能力，才能制勝邪惡的私慾和外界的引誘。他們的榜樣是絕對的，完全的上帝，而不是任何不完全的人。「取法乎上得乎中，取法乎中得乎下。」這是不易之理。東方人以不完美的人作終極目標，成就自然低。西方人(基督教)以上帝為終極目標，成就自然不同。高中畢業的時候，往往自為以了不起，因為他似乎什麼都懂了。等到大學畢了業，反倒謙卑了，因為他知道他懂得的太少了。到了更有成就的時候，就更加不敢誇口了。牛頓曾謙卑地說：「我不過像一個小孩子在海邊撿到一個貝殼。而宇宙的奧秘卻像海洋一般廣大無邊。」因為他是相信一位創造天地完美無比的上帝的。我們常覺得自己比別人好，會不會有點像那個高中生呢？

　　這種永不自滿，不自誇，「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腓立比書第三章十三節)的作人態度，就是西方的宗教、道德、民族、法制、科學、藝術、經濟……全面精進不已的原動力。秘訣就在他們承認自己不行(人性惡)，願意朝向更高的目標奮進。願意謙卑在上帝面前。中國人若是還要驕傲自滿，朝向反的方向發展，那會有什麼結果，就不必我說了。

　　性善說導致人自足自滿，疏於防己(自己是好人嘛)！而嚴於防人(社會--別人都是壞人嘛)！其實事實正好相反，就是因為自己出了問題，社會才如此敗壞的，悔改應從每個「自己」開始。每個人都悔改了，當然社會就善良了。今天一有問題，都把箭頭往外指，都是別人的錯，很少反躬自問，承認自己有錯的。於是每個人活在自我中心意識中，任意放縱私慾而不自知。於是不肯認罪，不肯悔改，也不肯接受上帝的拯救。社會當然一天一天敗壞下去。
　　性善說導致善惡觀念模糊。「好」無絕對標準，「壞」也一樣。而且是雙從標準，對自己很寬鬆，對別人很嚴厲。在這樣的環境中，怎樣講法制？怎樣定是非？這種可是可非，亦善亦惡的作人處世態度，怎樣能發展科學？實行科學管理，與列強競爭？

　　性善說導致膚淺澆薄。「好」既這麼容易就獲得了，當然沒有追求「更好」，「更完美」的需要。「中庸之道」嘛(通俗的了解)，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呀！怪不得一點成就就洋洋自得，怪不得中國從前沒有大企業家(只能家族化)，沒有大文學家，沒有大科學家，沒有大哲學家，沒有大法學家，沒有大音樂家，沒有大政治家--太容易滿足了。

　　對比西方文化，以猶太人為例，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其經典即基督教的舊約聖經)對人性的要求極為嚴苛，上帝之公義，聖潔絕無妥協餘地，宗教儀節及道德規範都嚴密如網，載之聖經。使猶太人戰戰兢兢，藉著經師的不斷提醒，及以祈禱誦經的深切反省，使人性受到很好的捶鍊，逐漸深刻沉穩。使猶太民族產生很多世界極的大師(很多諾貝而獎得主)，像愛因斯坦、貝多芬、……等等數不勝數。就連馬克思(猶太教之反動)，佛洛依德(不信神)也是猶太人，他們雖不信教，但出身於猶太傳統。如此說來，性惡論有什麼不好？為什麼我們要那麼驕傲--驕傲在聖經中也是罪惡呢？

　　性善說導致道德的貧弱；導致對罪惡的麻木；導致推卸諉過的懦怯；導致愛好面子，虛矯，不切實際……。

　　３．由於教育論的過於樂觀

　　儒家格外尊重師道，對教師期待極高，「教不嚴，師之惰」(三字經)，故教師極有權威--這權威是建立在「教鞭」上的。從前私塾的蒙童，無不從小就被重重修理的，務要去盡童稚的天真爛漫，修掉活潑的天機，務要不苟言笑，一本正經，規行矩步，少年老成，才是不負所教。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論語學而)。

　　把天真的孩童一個個弄成了小「大人」的模樣。使中國的孩子沒有了童年。民族性也未老先衰。至於所讀的書，只要填鴨式的死背就好，懂不懂並不重要(將來自然會懂的？)學生對老師要「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畢恭畢敬。將來的功名成就，也全靠老師栽培了。老師身負傳道、授業、解惑的三重重任，自然當受極重的禮遇。

　　只可惜這些老師都是科舉落第的酸秀才，仕途無望才拿起教鞭的。既不懂心理學，又不懂教學法，更別說音樂、美術、體育了。課本內容全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經天緯地的大道理。把學生都往「學而優則仕」的死胡同里逼，幾乎都變成一個模型。沒有選修科，沒有性向選擇的餘地。被動、僵硬、死板、嚴肅、作文都是議論性的，而根據的理論都要合於聖賢的教訓。不敢有自己的創見。這樣的教育怎可能產生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家……？

　　而教育的目的，是在發揚儒家的禮教。在儒家的設計之下，將政治、教育、孝道、道德完全合而為一。作官的人不僅是政府的領袖而已，他還是人民的老師和父母呢。

　　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參尚書泰誓)

　　這是官常倫理。而好官從哪裡來？也是靠好老師訓練了。老師如何訓練？把儒家作人的道理告訴學生。如要作好官(治國平天下)，先要治好自己的家。如要治好家，先要做個有品德的人(修身)，能做子女的榜樣。如要有品德，必須從正心誠意做起。如何正心誠意呢？要藉著格勿致知(儒家的格物非科學對象，知識也非科學知識。乃是道德的)。其修身的順序是「己立而後立人，己達而達後人」。這是一整套價值系統。

　　(所以儒家沒有發展出科學來。朱熹格竹子，要把竹之所以為竹的理給格出來，於是發現了竹之德，高風亮節，君子之風，還有竹的中空是謙虛的，可為人師呢 (？)。於是無限的格下去，格出了烏鴉反哺，羊羔跪乳(非動物學)鴛鴦雙棲的道德意識來。泛道德主義是中國文化的特色)。

　　儒家這麼看重道德(仁)，偏偏中國道德力量極度貧弱。這到底是為什麼？

　　答案是儒家過分高估了教育的功能。以為人知道了作人的道理以後，就會去實行。如果不聽話，，就嚴加管束，甚至以鞭子管教，去惡務盡。照儒家的理論，越有學問的人，就越有道德。年紀越大，道德越高。以禮教來感化萬民，才是治道的極致。(以法治國就等而下之了。)但事實並不如此。要證明這點非常簡單：如果教育能使人變好，能不能說「凡是讀過書的人，都是好人(？)，凡是沒有讀過書的人，都是壞人(？)」！當然不能！自古以來的農民，絕大多數都是文盲，但這些無知的人，反而比較善良。又譬如古代的中國女人，都沒有讀過書，能不能說：「所有的女人都是壞人(？)」。絕對不是事實。中國古代的婦女要比男子更有美德。她們長期安於自我犧牲，成全他人，接受「命運」。可見教育能建立道德的說法，證據極為薄弱。反之，罪大惡極的人，無一不是受過教育的。無論是古之奸臣，今之屠夫。中國歷史上最污穢的罪惡不都是發生在宮廷里的嗎？他們受的不都是最好的儒家教育嗎？

　　古聖不是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嗎」？表示有才便是無德了。但這個說法用在男人身上便截然相反了。男人要越有才便越有德。這是個什麼邏輯呢？說穿了，只是用來轄制婦女，壓迫婦女罷了。女子有了才，不服男人管轄了，那可怎麼辦？

　　至少才與德並無必然關係。

　　知道是一回事，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這又回到前面提過的能說不能行，和人性本惡，無力行善的生命問題。人的確需要上帝的拯救。才能得到超然的能力，提高道德生活。

　　由於以上錯誤的認定，對一切錯誤的行為，都予以包容的態度。反正將來會更好，年齡成熟了，道德也成熟了。目前就馬虎一點算了。(事實上現代心理學發現，一個人的性格在四歲時就成型了，年齡越大越固定，越不可能改變了)於是養成馬馬虎虎，隨隨便便，讀書不求甚解，做事敷衍塞責的習慣。什麼都不認真。 「差不多先生」成了中國人的別名。

　　又因為對教育的期望太高，有學問必有道德，為了面子，只好假冒為善了。於是名實多不相符。而社會也充滿虛假了。

　　今天不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互騙嗎？上面叫：「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下面就拚命虛報，以滿足皇帝老爺的虛榮心。而考試作弊更是一代強似一代。

　　華人社會報假帳、逃稅、假冒窮人領美國政府的救濟金，以假證件辦美國的居留身份等，不是如響所應，不讓古人專美於前嗎？

　　受過高深的教育，外表道貌岸然，不表示他有高尚的道德。

　　4．由於神化孝道的流於形式

　　凡事要合理，不可走極端，過分與不及都有缺失。儒家提倡孝道，本來是大大的好事；但因太感情用事，太過分強調，以致把孝道絕對化了，把父母的權威越加越大，父母的地位越抬越高，生前固然是神聖不可侵犯，死後更是將牌位供奉起來，當作神明來敬拜，把孝道演化成拜親教，把父母推上了神祖的地位。產生了很多不合理的後遺症，這恐怕是始料所不及的。

　　是故孝子之事新也，有三道焉。生則食，沒則喪，喪畢則祭(禮記祭統第二十五)。

　　子曰，氣也者，神之聖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薨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皆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禮記祭儀第二十四)。

　　儒家的大同理想是從孝道入手的。「百善孝為先」，「入則孝，出則悌」，「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在家孝敬父母的人，在國家一定是精忠之士，把國君當親老子一樣的孝敬。所以歷代皇帝都大力提倡孝道。孝道對統治者有百利而無一害。只有白痴皇帝才會忽視孝道。君不見當今的諸多革命英雄們，在奪權之初，一定鼓動反叛權威--包括父母，等到政權一到手，就要提倡傳統倫理道德，不再批孔了。儒術，實在是極高明的統治術。透過孝道的運用，可以確保皇帝於萬年不墜哩。

　　當然，孝道必然也受到每個父母的全力維護。

　　就這樣，孝道在各方全力推動之下，推向了不合情理的高峰。被西方學者定性為「殺子文化」(西方則為殺父文化，基督教才是愛父，愛子文化)。「父要子亡，不敢不亡」。

　　家長就是家中的太上皇，操縱著全家妻妾子孫仆婢的生殺大權，他有絕對的權威，沒有人敢反抗。為了讓父母過得更舒服一點，兒女的任何犧牲，都是理所當然的。兒女不可離開父母外出，以免父母擔心；兒女絕不可讓身體受傷，甚至一根頭髮，因為是受之父母；家貧無力奉養父母，就把自己身上的肉挖下來，燒給他吃；父死無力安葬，就賣掉自己的身體來為他買棺材；為了改善父母的生活，女兒可以賣給人作妾、作婢、作奴、甚至作娼妓--不一而足。總之，兒女不過是父母的產業罷了。有什麼主權？有什麼地位？父母死後的屍骨都比自己的一生幸福重要。

　　父母死後，就變成子孫的神(鬼)了。禮教規定要為他們各守三年的喪--不做事、不會客、不赴宴、不作樂、不與妻妾同房--每天守在墳前上香焚紙，哭泣膜拜。人的一生要用六年的時間服喪，不事生產，這太不合道理，太不人道了。也只有達官巨富才作得到，一般人怎有可能？而達官貴人雖有財力服喪，但也不可能完全遵守禮教的要求。孔子說：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中庸十八章)。

　　有些沽名釣譽之徒，為了投皇帝所好，竟競相比賽超長服喪，其中有長達二十年之久的，大得皇帝的歡心，但也被人指責帶著姨太太同住，怎能算守喪？父親死了二十年，怎麼有十五歲的兒子？孝道變成登龍的晉身之階，全無「孝心」的實意，流為嘩眾取寵的形式。

　　清末小皇帝同治的師傅李鴻藻，以儒學正宗，清流領袖的的身份，父死當然要除缺回籍服喪，但小皇帝只喜歡聽他的課，對另外兩位道學家，倭仁和徐桐的課，覺得死氣沉沉，無法忍受，所以功課大受影響。慈禧太后和恭親王，雖然以聖旨奪志，要他移孝作忠，照旗人規矩只守三月之喪，趕快銷假授課。但李鴻藻懍於禮教令譽，竟堅不承旨，照樣在家直到三年期滿。後來翁同穌也是依樣辦理。一點通權達變的餘地都沒有，陷入教條主義的泥潭，完全悖離孝道的精義了。正如耶穌曾經責備法利賽人的：

　　你們這瞎眼領路的，蠓蟲你們就濾出來，駱駝你們就吞下(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二十四節)。

　　腐儒已經失去分辨輕重本末的能力了。死守孝道的結果，完全流於外表的形式，生前不盡孝道，死後卻大事鋪張，不惜花費，如此孝道，只是用來滿足人的虛榮心，和愛面子的毛病罷了。使民族性更趨向虛偽了。

　　形式化的孝道，有許多負面影響，例如：

　　重男輕女：因為死後要有子嗣繼承煙火--向祖先牌位獻香焚紙(冥幣)、獻酒食、車馬仆婢、使供應無缺。孝子不但在父母活著的時候要孝敬，養活他們，連死後還要繼續崇拜並供養他們的鬼魂。女兒則嫁給別人，不能為自己立后。被看成賠錢貨。何等功利的親子關係！

　　被動的性格：凡事絕對服從，聽話，乖就好，不可稍違父母的意旨，否則便是不孝。縱有什麼想法，父母不準，也是徒然。不如一切聽上面安排，多省事。為君王培養了一國的奴隸。

　　難以成熟：大小事情都由父母作主了，包括讀不讀書？讀什麼書？作什麼工作？和什麼人結婚？何時結婚--全部不用自己操心。只要父母還健在，便永遠不會獨立判斷，永遠長不大。

　　依賴心生：不但大小事情由父母包辦作主，連生活需用都由家庭供應。紅樓夢便是例證，一家上百口甚至更多人，都整天遊手好閒，無所事事，成為寄生蟲。從前大家戶的紈褲子弟，就是這樣的。今天呢？與外國家庭相比，中國的青年人受到的父母照顧，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外國小孩很小就能獨立了，中國青年還稚氣得很呢！

　　自尊心薄弱：因為要絕對服從，所以管教特嚴，動不動就挨打。賈寶玉每次見到他爸爸賈政，都要挨一頓罵，甚至還挨打。有一次正在狠揍寶玉的時候，祖母賈母得報大驚，她知道賈政管教過於嚴苛，怕傷了她的命根子，所以趕來相救。賈政正打得起勁，一聽見母親的喊聲，彷彿耗子見到貓一般，以一個朝廷命官的尊貴身份，又是當著眾多晚輩仆婢的面前，立刻不顧尊嚴咚的一聲跪下了，連連請罪。這在中國人眼中是習以為常的當然之事，但在外國讀者看來就無法了解了。在美國打孩子是犯法的。心理學家認為體罰是錯誤的教育方法，尤其是在漸大以後。就是在很小不明理的時候，如果必要體罰，也不能當著別的孩子面前打，以免傷了他的自尊心。可是在中國，無論孩子多大了，甚至都老了，父母照樣可以打罵。而且一定要接受，才算孝子，後來有人質疑，如果父親在氣頭上把兒子打死了，後來又後悔，豈不是陷父母於不義？就變通為「小杖則受，大杖則逃」。杖下是出了孝子，可是自尊心也垮了。沒有自信、膽怯、畏縮、消極、怕事--因為從小被壓制慣了。

　　暴力傾向：不是以理服人，乃是以暴力擺平。堅不得中國人組成的國會裡，肢體動作特多，貽笑國際。因為這是幾千年的傳統么，是解決紛爭最方便的手段。社會上常有械鬥，甚至內戰(一本歷史就是打架史)。要想中國人有風度(民族必須有氣度)，得要從家庭開始，父母尊重孩子，培養他的自尊心，然後才能尊重別人，不致輕易打人、罵人--不成熟的孩子氣。

　　代溝嚴重：心理學家發現，權威人格難以溝通。中國父母與孩子之間很難溝通，有極深的代溝，自己還不懂為什麼原因，就是父母的權威阻斷了兩代之間的溝通。權威嚴重的斷喪了親子之情。

　　親疏有別：儒家認為父母的恩惠天高地厚，無與倫比。理當受到最多的愛。而墨家主張兼愛，被儒家痛罵為不要父母。

　　天下之言，不歸揚，則歸墨。揚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中庸哀公問政)。

　　故此親疏理當有別。結果造成自私自利，只顧自己的親人，不管他人的死活。不熱心公益，不講公德。自己家裡一塵不染，一出大門遍地髒亂。對待親人，再三禮讓，畢恭畢敬；搶公共汽車，則爭先恐後，絕不相讓。自己的物品，愛護異常；別人的東西或公家的物品，則毫不愛惜。自己的事業，拚命的工作；替別人或公家做事，則斤斤計較，敷衍了事。

　　自私心理助長了貪污納賄，逃稅營私。

　　自私心理使中國人像一盤散沙，不能合作。中國人只想到自己和家庭的利益，不會想到國家和社會的利益。相反卻會侵佔別人或國家的利益，以滿足自己的利益。中國人的企業，也只限於家庭。中國人的個體都夠強大了，集體則不堪一擊，因為不能團結，不能合作。人人都為自己打算，人人都想出頭，不願屈居人下。怕吃虧--這些致命的弱點，都因對人的態度有差別之故。

　　所以國人的社會較無正義，凡事都要講關係。與我有關係的，就全力幫忙，沒有關係，簡直寸步難行。

　　以上種種若與基督教博愛為懷的社會相較，對比更加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