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全世界展示醜陋的美國中情局:【《CIA 罪與罰的六十年》】

今日晚報 2008.06.11　
文／林博文

一九四七年成立的中央情報局（CIA），是美國建國以來最臭名昭彰的聯邦機構之一，也是最具爭論性、最受詬病的特工單位。六十多年來，中情局這三個字已變成「無法無天」的代名詞，一個難以駕馭的「兇野的離群象」（rogue elephant）、一個人人討厭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monster）。

違反美國立國原則

中情局在海外的所作所為，從進行滲透、顛覆、破壞、政變、暗殺、散播謠言、擾亂社會和人心，無一不是和美國立國原則背道而馳。美國開國先賢和歷代碩彥標榜民主、自由、幸福、人權、法治和尊嚴為美利堅合眾國的建國精神，並迭次或軟或硬地向海外推銷所謂「美式民主」（入侵伊拉克即為最新一例）；但中情局的為非作歹，卻完完全全違反了美國的建國精神與立國原則。杜魯門時代的國務卿艾奇遜即曾質疑中情局的鬼鬼祟祟與美式民主的開放性大相逕庭；他警告杜魯門：到時候，連總統、國安會和任何人都無從知悉中情局在做什麼，亦無從控制它。中情局即是在杜魯門時代成立，而艾奇遜的預言與警告，皆不幸言中。

一九九二年春天，台灣國家安全局局長宋心濂在立法院報告有關國安局法制化問題時，曾特別介紹中情局的組織型態，可供國安局借鏡，彷彿中情局是他頗為心儀的情報機構。軍人出身的宋心濂也許不知道他口中的中情局，早已陷入士氣低落、效率不彰、大權旁落、浪費民脂民膏、受當政者（以白宮為主）擺布，以及在後冷戰時代角色不清、任務不明的谷底。

中情局已無可救藥

九○年代初，老布希時代的中情局局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M. Gates，二○○六年年底應小布希之召，從德州農工大學校長轉任國防部長），上台伊始即任命十二個小組研究中情局病在哪裡？並要求他們提供改革之道。當時即有專家認為中情局已無可救藥、已病入膏肓，下什麼猛藥都救不起來。事實證明的確如此，一名老外交官投書《紐約時報》說：「有一個單位，平常是沒有必要的，經常是令人討厭的，這個單位就是中情局。」這位老外交官並以親身經驗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新加坡在五○年代末期獨立後，中情局即在該國活動，其任務不是在蒐集情報，而是在想辦法把李光耀趕下台。老外交官又說，李光耀年輕時以左翼運動起家，中情局即擔心他會赤化星洲。

二次大戰期間的美國情報頭子唐諾文（William Donovan）喜歡找常春藤盟校畢業的秀異之才或是華爾街的幹練律師當海外特工。他說：「你找一個平庸的小偷當特務，只能使他變成一個比較好一點的小偷；如果你找一個律師、銀行家或教授當特務，那成果就不一樣。」因此，他所領導的戰略情報局（OSS）即不乏名校出身的高材生。二戰結束後，戰略情報處的大批特工投閒置散，有的重返華爾街，有的到大學教書。其中有四個特工緬懷特務生活，不願改行，偷偷成立了一個祕密反間組織「政策協調處」（OPC）。中情局成立後，政策協調處即被納入該局，專事負責對共黨國家的滲透和顛覆工作，在冷戰時代到處進行不擇手段的破壞活動，以阻止赤禍蔓延。這四個資深特工的言行為中情局塑造了令人側目的「特務文化」。

四大特工開創惡例

然而，他們的自大、傲慢和盲動，不但沒有幫美國和中情局打一場漂亮的勝仗，且開創了中情局在海外從事暗殺、政變的惡例。更可哀的是，他們自己亦都走上悲劇之路。這四名悲劇特工是法蘭克．魏斯納（Frank Wisner），維吉尼亞大學法學士；戴斯蒙．費茲傑羅（Desmond FitzGerald），哈佛法學士；崔西．巴恩斯（Tracy Barnes），哈佛法學士；李察．畢塞爾（Richard Bissell），耶魯學士、倫敦政經學院碩士、耶魯教授。其中與海峽兩岸關係最深的是費茲傑羅，二戰時在滇緬邊區當情報員，與戴笠的部下並肩作戰，一起對付日本人、一起吃猴腦。中情局成立後，主管遠東業務，在台灣、金門、中國大陸、西藏、滇緬泰越菲寮和日本、南韓大張旗鼓，對中共發動一波又一波的諜報攻勢。中情局出身、與台灣關係甚佳的李潔明（James Lilley），就是他的部下。

介入西藏叛亂活動

費茲傑羅的兩大傑作是五○年代初期利用中情局所控制的民航公司（CAT），空運武器支援緬甸境內的國軍李彌部隊，騷擾雲南一帶，效果極微。另外就是五○年代後期策動藏胞武裝抗共，從一九五八年十月至一九五九年二月，中情局空投十噸軍火支援反共藏胞，並暗中空運好鬥的康巴族戰士至美國科羅拉多州山谷受訓。藏胞與中共進行武裝衝突時，西藏境內始終有中情局特工在地面指揮突襲行動。

二○○八年春天，「世界屋脊」西藏又發生動亂，北京奧運聖火隊在雅典、倫敦、巴黎和舊金山等地傳遞，屢受反中共和支持藏胞人士抗議，殊不知中情局與西藏問題關係極深。

魏斯納是中情局第一任祕密行動處處長，五○年代初期在塞班島訓練「第三勢力」游擊隊，二百多名游擊隊員空降中國東北，不是被殺就是被俘，無一倖免。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點燃抗暴怒火，即與中情局所屬的「自由歐洲電台」廣播煽動性言論有關，而魏斯納即為中情局處理匈牙利抗暴的主要負責人。

巴恩斯在二戰時深入納粹敵後，加盟中情局後則在拉丁美洲一帶從事顛覆活動。

豬灣登陸遺臭千古

四名老特工中頭腦最好的是畢塞爾，他是戰後歐洲經濟復元工作（即馬歇爾計畫）的設計人之一；陳懷生所駕駛的高空偵察機U-2就是他構想出來的。畢塞爾號稱「華盛頓最聰明的人」，但他卻幹了一樁讓中情局遺臭萬年的蠢事，他為了要推翻古巴卡斯楚政權，設計了所謂豬灣登陸計畫，由中情局祕密訓練一千多名古巴流亡反卡人士。一九六一年四月這批人登陸豬灣，試圖光復古巴，結果全軍覆沒，使剛上台的甘迺迪總統大失顏面、臉上無光。不久，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被迫辭職，畢塞爾和巴恩斯亦跟著倒楣。

巴恩斯的妻子珍妮說：「他們這批聰明之士，為什麼竟如此愚蠢呢？」他們並不笨，而是自以為是，他們認為唯有進行地下工作才能保護美國和保佑自由世界。他們所付出的代價是；魏斯納自殺、畢塞爾和巴恩斯被撤職，四個人中只有一個活到六十二歲。四個老特務的下場，標誌了中情局黯淡無光的歷史。

大錯不斷失誤連連

六十多年來，中情局在世界各地從事傷天害理的「海外奧步」工作，許多國家和許多政客蒙受其害，從越南到智利、從伊朗到瓜地馬拉，中情局特工都留下了血跡與災難。季辛吉於一九七一年祕訪北京時即對周恩來說：「不必高估中情局，他們沒外面所說的那麼厲害。」一九七九年德黑蘭群眾劫持美國駐伊朗大使館，當伊朗革命分子發現中情局德黑蘭站長竟連波斯話（伊朗國語）亦不會說時，感到奇恥大辱：中情局怎麼會派這樣一個人來伊朗當特工？

儘管中情局充斥了常春藤盟校畢業的「一時俊彥」（the very best man），但中情局卻大錯不斷，失誤連連。情報工作最重要的是防範於未然，要盡早知道敵方的意圖，中情局在這方面的成績，幾乎是鴨蛋。

中情局在一九四九年沒有預測到蘇聯會試爆原子彈，亦沒有猜到一九五○年的韓戰和五○年代的東歐抗暴。六○年代初，他們沒有偵察到蘇聯在古巴部署飛彈，亦未偵測到中共於一九六四年試爆核彈；更未想到中蘇會分裂、文革會爆發、林彪會叛逃。他們拿不到赫魯雪夫在一九五六年發表的清算史達林祕密演說稿，只得花錢向以色列情報局購買。他們未看到一九七三年中東會爆發戰事，一九七九年蘇聯侵略阿富汗亦未預料到；更未想到一九八九年蘇聯共黨帝國會崩潰、一九九○年伊拉克會入侵科威特、一九八九年印度會試爆核彈，更遑論賓拉登的門徒二○○一年駕機襲擊美國本土。甚至連伊拉克有沒有核/生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亦一無所知，只會亂猜。

歷任總統糟蹋特工

中情局對外無能，對內亦粗手粗腳，該局頭號反間頭子傑姆士．安格頓（James J. Angleton），曾在六、七○年代瘋狂地進行內部整肅，懷疑一百二十名特工是蘇聯臥底間諜，導致中情局大量失血、元氣大傷。中情局亦曾在六、七○年代在美國國內採取祕密非法手段對付反戰人士和團體，竊聽電話、偷拆信件、以藥物對付反戰學生。而美國歷屆總統，從甘迺迪、詹森、尼克森以至今天的布希，一直無所不用其極地蹂躝中情局，把它當私人政爭工具。

披露醜史榮登金榜

六十多年來，有關中情局的著作多如恆河沙數，其中不乏可讀性很高的好書。曾獲普立茲獎的《紐約時報》記者提姆．韋納（Tim Weiner）閱讀五萬多份中情局、白宮和國務院祕檔，兩百份口述歷史，並進行三百多次採訪而寫成的中情局失敗史：《灰燼的遺產》（Legacy of Ashes，中譯本書名為：《CIA--罪與罰的六十年》），可說是一部瞭解中情局恥辱史的最佳著作。資料詳贍、文筆流暢、發人深省，很少中情局專書可與之相比。二○○七年秋冬，美國國家書卷獎（National Book Award）非小說類評審小組在評審入選著作時，經過熱烈討論，終於決定韋納的新書獲獎。韋納在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晚上領獎時感慨地說，儘管美式民主問題很多，不過至少還能開放到讓我們瞧一瞧我們在海外所做的一些壞事。

二○○八年四月中旬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