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自由與中共的領導權

作者 鄭永年
聯合早報

　　自四川汶川地震發生以來，中國的媒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隨著媒體自由度的增加，中國在世界上呈現出空前的開放性和透明度。很長時間以來，中國的媒體一直被視為封閉和被政府所控制，但這次出色的抗震救災的報道正改變著人們的這種刻板的看法。

　　大多數西方人（甚至包括反華力量）在驚嘆於中國媒體劇變的同時，並不理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變化。當然，更多的人（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真誠希望中國媒體的這些方面的積極變化一直會延伸下去，最終達致媒體自由的制度化。

　　中國媒體這次在報道四川大地震過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怎麼說也不為過。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一次講話中特別感謝了中國新聞工作者在救災報道中的表現。平時對媒體自由顯得過分吝嗇的中國媒體主管部門這次也對媒體的表現稱讚有餘。新聞出版總署領導對媒體有個客觀的評介。

　　中國媒體及時、客觀、開放、透明的報道，在第一時間傳達了災區的信息，不僅保持了社會安定，消除了各種謠言、驚慌的報道，也大大增強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媒體這一次真正掌握了在世界公眾面前的話語權，它不僅為中國政府和媒體贏得了國際信譽，也讓一些有偏見的國外組織、媒體和政要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難以妖魔化中國。


須保持和追求領導權

　　無疑，中國媒體這樣出色的表現是社會、媒體和政府三者之間良性互動的結果。在這次救災報道過程中，中國媒體首先表現出了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媒體的社會責任感令很多歷來自我驕傲的西方媒體自嘆不如。

　　在西方，媒體一直是社會權力的重要一部分，在西方社會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但媒體的社會責任也一直是西方媒體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有時為了商業利益，有時為了自以為是的道德價值，西方媒體經常置社會責任於不顧。這個現象在前不久報道中國的「西藏事件」和奧運火炬傳遞過程中暴露無遺。

　　中國媒體在這次報道過程中，沒有人編造故事，沒有人撰寫蠱惑人心的稿件，更沒有人為了報道而妨害救災。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報道，反映事實的真相是中國媒體的責任。

　　媒體的社會責任從何而來？很顯然，社會責任不是從天上能夠掉下來，而是多種因素促成的。「以人為本」和突出人的價值的報道原則促使中國媒體的自律。也同樣重要的是社會的監督。如同任何權力，媒體的權力也同樣需要監督。中國社會力量尤其是中國的網民這次對媒體的報道扮演了有效的監督角色。有了社會力量的監督，一旦發現問題就可以得到糾正和改正。

    媒體主管部門（政府）的角色認知的變化的作用更不可忽視。一些海外媒體說中國媒體這次是「自我解放」。這並不很確切。實際上，媒體主管部門這一次真正扮演了一個領導者的角色，就是引導媒體的報道方向。

　　中國最高領導層從一開始就為救災抗震奠定了基調，那就是，「救人」。這一基調成為了抗震救災方方面面的行為原則，也是中國這次令世界驚訝的原因。為什麼方方面面能夠在「救人」上達成高度共識？原因更為簡單，只是因為這是我們人類最原初的善良的直覺和本能。

　　那麼，中國的媒體未來往何處走？抗震救災以來的這一份經驗值得總結，這是一份涉及到政府、媒體和社會三者之間關係的經驗。

　　對執政黨來說，這份經驗已經提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執政黨如何通過媒體自由來獲取領導權？人們甚至可以說，執政黨領導權的強弱可以通過媒體自由度的多少來衡量。對任何執政黨來說，執政權包含統治權和領導權。

　　一些政黨在獲得了執政權之後，簡單地行使統治權。但也有些政黨在行使統治權同時也能努力保持和追求其領導權。很自然，後者比前者的執政更具有可持續性。中共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因此可以說獲得和行使領導權比行使統治權更為重要，或者說領導權是中共長期行使統治權的基礎。


思想解放以媒體達成共識

　　如何通過促進媒體的自由來行使領導權？在這方面中共自身的歷史已經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經驗。從遠的說，中共所信仰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就是通過自由討論而得到確立的。如果沒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確立，就可能就沒有共產黨。

　　從近的說，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也是通過媒體的自由爭論達成共識。如果沒有那次思想解放，很難想象會有今天的改革開放的局面。同樣，改革開放以來，每次大的難題的解決都是伴隨著大大小小的思想解放運動和媒體的自由的獲得。

　　可以說，媒體自由是中共行使領導權的一個關鍵。但這一點並不是所有人都認識得到的。一些人經常把媒體自由與領導權對立起來。

　　任何國家，為了社會的整體利益，都會規制和管理媒體的行為。但中國的一些具體管理部門，為了方便，往往簡單地用政治和行政手段給媒體自由設置障礙。沒有了媒體自由，執政權就演變成為簡單的統治權。這樣，一些媒體主管部門不是引領政治進步，反而拖了政治進步的後腿，甚至變成阻力。

    同時，這樣做也不容易培養政府和媒體之間的相互信任感。主管部門想控制媒體，而媒體總想超越控制。

　　中共高層對行使領導權的重要性是有清醒的認知的。執政黨是人民的有機部分，要行使領導權就要代表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這也就是「立黨為公」的主題。

　　因此，前些年高層主管就向媒體界提出了「三個貼近」，即「貼近實際」、「貼近生話」和「貼近群眾」。中國媒體這次成功報道和所展現的社會責任可以說是這三個"貼近"的最好實踐。媒體的社會責任行為實際上大大強化了執政黨的領導權。

　　本欄上周提到過，在很多年裡，執政黨很少像今天那樣得到人民的高度認同和支持。這就是領導權。由此看來，作為執政黨，中共不僅僅要善於使用媒體自由，不僅僅要成為媒體自由的支持者，更必須成為媒體自由的推進者。只有站在媒體自由的頂端，才能牢牢掌握執政黨的領導權。

·作者為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