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將之師劉伯承

　　同歷史上的岳飛、成吉思汗等許多偉大軍事家一樣，劉伯承元帥在其輝煌的戎馬生涯中，堅決反對一枝獨秀，注重在戰爭中培養優秀將領，因此麾下作戰過的指揮員，無論建國后地位如何顯赫，對劉帥無不以「師長」相稱。「師長」一語雙關，一指劉帥曾在抗戰期間擔任129師師長，二指老師和長者的合稱。在某些場合，一聲「師長」，更凸顯部將們對劉帥發自內心的敬意。和劉帥長期作搭檔的鄧小平多次謙虛地表示：「我稱師長，是老師的意思！」肖克將軍曾經這樣評價劉帥：「歷來的軍事評論家認為，一個好軍事家，應具有帶兵、練兵和用兵的才能，伯承同志就是這樣的全才。」其實，在帶將、練將和用將方面，劉帥也是全才。

一、以德立威，以德帶將
　　「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劉帥深知與官兵同甘共苦的為將之道。他曾將諸葛亮《將苑》中的《將情》篇奉為自己的座右銘：「夫為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飢；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張，將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張蓋，與眾同也。」抗戰爆發后，129師在陝西三原縣舉行誓師大會。那時部隊還存在不同程度的山頭主義，由原紅四方面軍改編的129師大部分官兵對來自紅一方面軍的師長劉伯承還不太熟悉；大會還要舉行更換國民黨軍帽軍徽儀式，將士們心裡有一定抵觸情緒；加上大會那天突然暴雨傾盆，大家心裡更充滿了不悅。在大會上，已經四十五歲、渾身裹滿戰傷的師長劉伯承巍然屹立在暴雨中作動員，警衛員為之披上雨衣，被他一把推開。這就是劉帥送給他的部下們一份最珍貴的見面禮：堅忍不拔的軍人意志、主動與官兵同甘共苦的精神。劉帥的人格魅力一下子感染了全體官兵、征服了全體官兵。
　　勝不貪功，敗不諉過。1937年，129師初入山西前線就取得奇襲陽明堡的勝利，全師歡欣鼓舞，就在這時，其771團在娘子關東南的七亘村因疏於警戒，被優勢敵軍包圍，受到一定損失。劉帥得知后，冒險帶領少數人員前去解圍，事後迅速向中央軍委寫了檢討，主動承擔了責任。毛澤東十分生氣，在全軍範圍內嚴厲通報批評129師，就差點劉帥的名了。事實上，毛澤東並不了解全部內情，批評未免過於嚴厲。劉帥沒有進行辯解，而是承擔了全部責任。知道內情的師參謀長李達將軍卻對師長勇於承擔責任的精神永遠銘記在心。
　　親臨一線，不避彈雨是指揮員的一忌。劉帥經常批評部將忘記指揮員的職責，在戰鬥第一線逞個人英雄主義，但實際上自己經常也會以身犯忌，為的是收集第一手信息並鼓舞士氣。1946年9月劉鄧大軍兵出太行山後的第一惡仗——大楊湖之戰，1947年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時的強渡汝河之戰，劉伯承都曾出現在戰鬥第一線，成為前線指揮員最頭疼的問題。劉帥經常根據掌握的情況，及時調整行動方案，減少軍事行動的盲目性；同時，劉帥的每次出現，都會深深感染和激勵著將士排除萬難、英勇殺敵、勇往直前。

二、言傳身教，不斷練將
　　一場戰鬥一場試。劉伯承堅持軍事理論和軍事實踐相結合，主張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反對一切軍事上的本本主義。早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時，他就認為中國國內游擊戰大有作為，潛心研究游擊戰。抗日戰爭爆發后，當許多高級將領對毛澤東提出的游擊戰戰略方針並不完全認同時，劉伯承已經在實際行動上和毛澤東不謀而合。劉伯承一向踐行少說話，多做事。為提高各級指揮員游擊戰實際指揮能力，劉伯承總是擬好題目后讓部將去做。
　　繼771團在七亘村受損后，劉帥親自到七亘村觀察地形，這是日軍由河北進攻山西平定城的必經之路。他定下作戰決心，具體作戰部署交給旅長陳賡。1937年10月26日，陳賡指揮772團取得七亘村伏擊戰的勝利。正當陳賡準備見好就收時，劉帥又命令他再次在七亘村伏擊日軍，理由是「兵不厭詐」。兩天後，陳賡果然在七亘村再次取得伏擊戰的勝利。不久，劉帥又根據情報，在日軍進犯昔陽的必經之地——黃崖底河谷設伏，並指定由771團團長徐深吉將軍全權指揮。11月2日，771團在黃崖底河谷成功伏擊日軍，一掃初戰失利的陰霾。
　　1938年3月31日，劉帥建議由副師長徐向前指揮部隊在東陽關和涉縣之間的響堂鋪伏擊敵軍。曾在紅四方面軍指揮大規模正規戰的徐帥經過長期的觀摩，這時候對游擊戰也運用得得心應手，一舉擊毀敵軍汽車181輛，創下八路軍一次戰鬥消滅日軍汽車最多的紀錄，成為伏擊戰的典範戰例之一。
　　劉帥還有一個洋學生，美國海軍部觀察員卡爾遜，他在抗戰期間到達過129師，先聽劉帥講游擊戰術理論，後到劉帥的好學生陳錫聯團里體會實戰。牆內開花牆外香。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卡爾遜運用八路軍的游擊戰術，率領美國海軍陸戰隊襲擊日軍佔領的太平洋島嶼，屢建奇功。
　　戰後講評是劉帥的特長。這些講評大多建立在對學生們作業的細緻檢查基礎之上。細心的劉帥總會挑出一大堆毛病，比如對敵情掌握不夠細緻，主攻方向的兵力沒有達到應有的集中，預備隊使用不夠巧妙等等。學生們聽了也心服口服。在八年抗戰的每個階段，解放戰爭每場戰役，劉帥肯定會留下一篇有血有肉的總結文章。這不僅對部將有很大啟發，也對全軍將士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常勝將軍粟裕是如此評價劉帥的：「他老人家論述戰爭，高屋建瓴，言簡意賅，把理論與實踐、整體與局部、全面與重點，結合得如此緊密，一場錯綜複雜的戰爭，經他的大筆，使人豁然貫通，也使人想見他當年指揮戰局、運籌帷幄的風貌而不勝欽佩。」在劉帥的影響下，他的部將大多從粗線條的猛將張飛成長為文韜與武略同樣出眾的呂蒙。

三、用人不疑，放手用將
　　「不管黃貓黑貓，咬得到老鼠的才算好貓」，這是劉帥經常引用的一句口頭禪。劉帥運用戰術不拘一格，用將也是不拘一格，特別主張培養將領的獨立思考能力和作戰能力。
　　1948年7月，劉鄧大軍決定分兵攻打襄陽。襄陽自古乃兵家必爭之地，與漢江對岸的樊城互成犄角，依山傍水，易守難攻。曾經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大軍也在襄陽城下屢屢受挫。蔣介石深知襄陽的戰略意義，派大特務頭子康澤坐鎮襄陽。康澤到襄陽后，採取「守襄必守山」的古訓，大量修築山頭防禦工事。
　　劉伯承選定的攻擂手是6縱司令員王近山。出自紅四方面軍的王近山，外號「王瘋子」。但是打襄陽僅靠一股瘋勁是不行的，許多人對王近山心存疑慮。
　　劉伯承對自己的學生充滿了信心。1943年，劉伯承命令王近山從太岳軍區率一個團回防延安，保衛黨中央。旅長陳賡在為王近山送行時指示：「儘快趕赴延安，路上不要求戰鬥。」當王近山一行經過洪洞縣的韓略村時，還是果斷捕捉戰機，一舉殲滅由駐華北日軍軍官組織的「戰地觀戰團」。敵少將旅團長以下120餘名軍官除3人漏網外，全部被殲。日軍當時的全盤「掃蕩」計劃也因此被打亂。王近山到延安后，毛澤東緊緊握著他的手說：「我早就聽說紅四方面軍的王『瘋子』現在成了吳下阿蒙了！」
　　確實，經過劉帥的八年調教，王近山已經是集勇猛與智謀於一身的將領了。
　　因此，劉伯承穩坐中軍帳，放手王近山大鬧襄陽城。王近山到襄陽外圍后，決定打破常規，採取撇山攻城的方案，以小部隊監視山頭敵軍，以主力直取襄陽城。方案報至劉鄧處，劉伯承笑道：「襄陽已在我掌中了！」6縱從7月9日攻城，一個星期後就拿下了當年蒙古人花了多年才打下的襄陽城。戰後，劉帥論功行賞：「在襄陽攻城中，王近山指揮的6縱起主導作用。」
　　當然，在戰爭期間，還有不少其他幹部經他放手使用，在戰爭中鍛煉成為獨當一面的指揮員。如陳賡在抗戰中期就擔任太岳縱隊司令員兼軍區司令員，坐鎮晉西南；解放戰爭爆發后又向毛澤東毛遂自薦，以偏師強渡黃河，經略豫西，成為挺進中原的三把尖刀之一，又如傳奇將軍皮定均在抗戰後期即被劉帥「放單」，孤軍深入河南，后又帶領部隊成功千里突圍至華東；建國后時而坐鎮台海，時而坐鎮西北，長期統率一個方面軍。

四、誨人不倦，死而後已
　　在劉帥眼裡，部將永遠都是他的孩子，時時刻刻離不開大人的教導。因此劉帥以教育部下為己任，教帶兵，教作戰，也教做人。他教育部下大多和風細雨、循循善誘，也有少數時候為治病救人棒頭頓喝、不留情面。
　　「五行不定，輸得乾乾淨淨」。在秦基偉、皮定均等將軍的回憶中，劉帥經常告誡他們，行軍作戰要把「任務、敵情、我情、地點、時間」等「五行」弄清楚，這是取得戰役戰鬥勝利的關鍵；否則「狗戴砂鍋，亂撞一陣」。1938年3月，劉伯承準備在河北邯鄲至山西長冶公路間的神頭嶺伏擊日軍。定下決心后，他親自到預定戰場觀察地形，發現地圖上原本在嶺下繞過的公路實際上是從嶺上通過。劉帥乘機教育身邊人員說：「按圖索驥，紙上談兵，把部隊埋伏在下邊，恐怕鬼子從嶺上過去了，我們還在嶺下傻等，甚至可能挨鬼子的打哩。」劉帥走後，準備參戰的幾位旅、團級幹部又進一步偵察了神頭嶺地形，為後來取得著名的神頭嶺大捷奠下良好的基礎。
　　從上個世紀50年代後期以後，劉帥因受到錯誤的批判，離開了軍隊主要崗位，但他仍然關心國防和軍隊建設，並把他長期思考的理論成果傳授給他的學生。1965年1月，傳奇將軍皮定均前去看望病中的劉帥，劉帥在病床上向學生講授了一條心得體會——任何防禦都要有預備隊。這是他反覆總結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教訓的結果。這次教導在皮定均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1969年，中蘇發生珍寶島軍事衝突后，蘇聯百萬大軍壓境，皮定均在劉伯承元帥的力薦下出任蘭州軍區司令員，坐鎮大西北，按照劉帥的指導思想整軍備戰，有力威懾了國境線外蠢蠢欲動的蘇軍。
　　正是由於劉帥同時具有全面的帶將之德、練將之道和用將之術，又以誨人不倦、死而後已為己任，其麾下的大批指揮員被培養成為智勇雙全的複合型高級將領，使之以百花齊放之勢，璀璨於解放軍名將之列。據統計，在國際風雲波譎雲詭、國內政局動蕩的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鎮守全國11個戰略大軍區的統帥幾乎有一半是劉帥的學生：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后對調到福州軍區）、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后對調到北京軍區）、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后對調到瀋陽軍區）。他們確保了中國半壁江山的安危。

明明四野的出的名將最多，二野的名將是小平上台後提拔的，和劉帥有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