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民參與、監督賑災與重建

作者 鄭永年
聯合早報

　　四川地震一發生，中國上至最高領導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全力投入了抗震救災。人們寫下了一個個催人淚下的故事。但是，賑災過程剛剛開始，就不斷有關於腐敗的消息傳出來，讓人們在為地震死者悲痛之餘，對這些腐敗因素產生莫大的忿恨。

　　很多人就是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乘「國難」的機會來謀一己之私利呢？記得一位海外媒體人寫道：國難當頭，還請官員高抬貴手，少貪一次吧。

　　中國官場腐敗之盛行已經有年。各種反貪運動不斷，但貪污的情況並沒有得到遏制。這次也不例外。大凡在中國內部沒有人會相信貪官們這次因為數以萬計的人民生命的損失而會良心發現，會「高抬貴手」。

　　因此，有關方面近日召開抗震救災物資監管工作會議，中共紀委書記賀國強在會上嚴厲聲明：「發國難財，天理難容」，強調要嚴懲貪污截留挪用。為達到這個目標，中央成立抗震救災資金物資監督檢查領導小組，計劃通過制定法規和制度來保證抗震救災。


人民的支持不能任其流失

　　無論社會還是政府都意識到腐敗的必然性。剛剛接觸到賑災物資就開始腐敗，腐敗也必然出現在今後相當長時間裡的重建過程中，並且隨著重建資金和物資的到位，貪官的腐敗動機會隨之變大，腐敗也會變本加厲。

　　因此，從賑災一開始就強調反腐敗顯得非常重要。但有關部門未必已經對災后腐敗的嚴重後果有了清醒的認識。如果對腐敗後果認識不足，那麼就不會產生有效的舉措遏制和反對腐敗。

　　一句話，災后的腐敗會動搖執政黨的統治根基。一個政黨的執政根基是什麼？很簡單，是人民的信任。

　　賑災款或者物資是普通人民點點滴滴捐獻出來的，這裡有富裕人家，也有窮人乞丐；有健康明星，也有殘障人士；更有非洲一些長期飽受各種天災人禍的國家出於對中國的友誼而作的努力。所有這些人出錢出力，不管多少，但包含著一份不可用言語表達的對人及其生命的關懷。然而，一旦到了貪官的手裡，所有這些意義倘然無存，他們所唯一感覺得到的只是錢或者物質能夠滿足他們貪婪的本性。

    一旦腐敗發生，如果得不到有效糾正或者遏制，人們的忿恨很容易從貪官轉移到制度。四川地震發生后，中國的制度所體現出來的高度動員能力和領導人對人民生命的關懷不僅為世界矚目，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人民發自內心的認可。

　　在很大程度上說，很長時間以來，執政黨很少像今天那樣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如果執政黨不能有效遏制和處理腐敗，這種認可和支持就會輕易流失，轉而成為失望和抱怨。在外部，今天中國所擁有的國際形象和所受到的尊重也會隨之跌下來。


催生現存制度的重建

　　正是因為賑災和重建對人民利益的切切相關性，人民對賑災和重建的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腐敗保持著高度的警覺性。實際上，迄今為止，有關腐敗的消息都是普通人發現和報道出來的。如果沒有人民的警覺性，這些腐敗很可能被忽視過去。

　　人民對腐敗的警覺性也向中國有關部門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那就是，人民在賑災和重建過程中應當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的確，有關部門已經提出了如何預防和遏制賑災和重建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腐敗問題。可惜的是，出台的舉措大多是自上而下，沒有強調人民自下而上的參與和監督作用。

　　試想，沒有人民的參與和監督，中央的監督或者審計能夠覆蓋到如此廣泛的賑災和重建領域嗎？沒有人民的參與和監督，法律和法規能夠嚴格執行下去嗎？中國數十年的發展已經把這個問題說得很明白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人民參與和監督賑災和重建是遏制腐敗的最有效的方法。然而，也只有通過人民的參與，新的國家制度才能得以確立。人們希望「多難興邦」，希望「鳳凰涅槃」，但很顯然，「興邦」和「涅槃」並非政府一個角色所能達成，它是所有人民的事業。

　　的確，從世界範圍來看，很多重大的國家制度的誕生，或者重建都和重大的事件包括自然災難和戰爭相關。就是說，制度的進步往往建立在生命的損失之上。重大事件的發生，生命的損失或者催生新制度，或者催生現存制度的重建。

　　但可惜的是，並不是所有的重大自然災難和戰爭都會導向新制度的誕生或者制度重建。在很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儘管天災人禍不斷，但還是缺少制度的進步，沒有能力防止人禍，更沒有能力通過制度的改進來減少自然災害所帶來的生命代價。要避免生命的白白犧牲，就要通過人民的共同的努力，來催生新制度的建設。

　　所以，賑災和災后的重建過程應當是改進和重建國家制度的過程，是在政府和人民、國家和社會之間建立新型合作關係的過程。這次賑災一開始，或許因為包括胡錦濤和溫家寶等最高領導人的身體力行，政府對自身已經從各方面設定了高標準。正是這些高標準促使和推動著迄今為止救災的成功。同時，普通人民也已經對政府產生了高標準要求。對國家和政府來說，如何在保持這種高標準的同時滿足人民的期望是一項嚴峻的挑戰。各種腐敗現象的出現和一些政府人員和志願人士的衝突等現象表明，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也很清楚，只有通過人民的參與和對政府的監督，才能達致這個目標。

    值得高興的是，這次賑災已經對中國人民的素質進行了一次嚴格的檢驗。公民素質的落後一直被認為是中國難以實行制度轉型尤其是實踐民主參與的最主要原因。在傳統儒家社會，無論是當政者還是為當政者服務的知識分子，都相信人民應當是被統治的，而不是政治過程的參與者，即所謂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民對政治冷漠，而統治者對人民沒有任何信任感。


思想解放的一個關鍵

　　這次地震檢驗了中國公民的素質。災害一發生，各種自願組織就自我開始湧現。人民自發地組織起來進行自我管理，同時也參與國家的賑災過程。就是說，在國家政府主導的賑災過程中存在著人民自我組織的一個次賑災過程，並且這個次賑災過程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

　　儘管有關部門經常對社會自發的組織很不放心，但很難想象如果這次沒有人民的自覺，情況會是什麼樣子。

　　中國的媒體方面的成熟也同樣令人驚訝。有關部門最初對媒體還不太放心，害怕會出亂子。儘管有非常少的媒體人有些不當行為，但迄今為止中國的媒體已經充分顯示了其公共責任。

　　媒體的進步也和公眾的參與分不開。賑災報道並非單向面的信息傳送，而是媒體和公眾之間雙向的有效互動。在這個過程中，公眾自有其自身的判斷能力。媒體如果有不公或者不合理報道的時候，公眾就會出現批評聲音，媒體得到糾正。

　　人們說，進入2008年以來，中國還沒有過安靜的日子，各種事件接踵而至，有天災（如雪災和地震），也有人禍（如西藏獨立分子鬧事和西方反華力量的挑釁）。但也正是國家的多難，人民自覺組織和參與到保護國家利益的行列，成為中國政治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角色。

　　未來的歷史學家會告訴人們，這一年是中國社會力量崛起和重生的一年。現在，社會力量已經自發自覺地動員起來了，接下去的問題是有關部門如何把社會的力量整合到賑災和重建過程中去。

　　如何對待已經動員起來的人民的力量，應當說也是中國思想解放的一個關鍵。當年初提出的思想解放運動因為種種原因而失去勢頭的時候，動員起來的社會力量可以再次為這個運動提供莫大的動力。可以確定的是，一旦當社會力量整合進中國政治過程的時候，那將會是一個新類型國家制度的誕生之日。


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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