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中：台灣大學對新政府的建言

一、前言
      
      自1949年起兩岸分治，「外交」與「兩岸」自然成為競爭的場域，迄今從未停止。2008年3月22日開啟了新的契機，副總統蕭萬長在「博鰲論壇」中提出「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胡錦濤也在4月的「連胡會」中提出「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馬英九總統對於這兩項十六字箴言都給予高度肯定，認為這是開啟兩岸關係新頁極為重要的方針。
      
      1992年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下開啟協商，1999年李登輝提出「特殊國與國」，兩岸關係再度陷入停滯。之後，兩岸在外交上互撒金錢、烽火相見，台灣並借民主的選舉機制與舉辦公投來強化台灣主體性與大陸的「異己認同」，兩岸除了民間交流持續外，兩岸關係幾無改善，台灣也因為八年的執政無能而在亞洲四小龍中敬陪末座。
      
      兩項十六字箴言可以「擱置爭議、經濟優先」為代表，從馬英九總統競選白皮書、內閣整體布局與海基會的董事長人選來看，台灣準備以「九二共識」為原則，重建兩岸經貿交流秩序，外交上準備「外交休兵」，為兩岸塑造一個和平發展的前景。
      
      就短期政策而言，新政府的兩岸與大陸政策非常務實，值得高度肯定。然而，站在建言與期許者的角度，希望在大方向上為未來的兩岸與外交政策提出若干淺見，以供新政府參考。
      
      二、原則性的問題
      
      （一）兩岸可否永遠地「擱置爭議」與「維持現狀」？
      
      歷史是不斷地前進的，「維持現狀」只是一個概念性的名詞，在真實的世界里從來不存在。兩岸自1949年起分治，從中國歷史來看，政權間的「雙贏」幾乎不存在。從歷史的發展來看，「人民」或許可以「雙贏」，但是兩岸政府的存廢最終一定會有一個結果，或是統一，或是台獨。不論結果為何，絕對不是目前現狀的維持。因此，如果「維持現狀」並不一定利台灣，那麼在國家的整體戰略設計上，我政府應該積極尋求創造有利的條件。
      
      （二）我政府目標是「求贏」還是「求和」？
      
      冷戰時期，我政府於兩岸競爭仍有「贏」的企圖，期望「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是隨著台灣民主化、政黨政治的發展，「台灣主體性」已經成為主流認知與朝野政黨共同接受的立場，與中國大陸的「離」（分離）與「和」（和平相處），成為兩股主流民意，「維持現狀」為朝野的最大公約數。反觀中國大陸，「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仍是對台政策的主軸，以「和」為手段、「統」為目的。
      
      在兩岸未來的進程中，中國大陸有「贏」的企圖，而台灣最多只有「和」的目標，而已無「贏」的打算，甚而缺少「贏」的信心。換句話說，台灣目前僅求「偏安」，僅有「經營大台灣」之心，已無「躍馬中原」、「建立新中原」之志。
      
      「觀念決定目標，目標決定戰略，戰略決定戰術」。兩岸「一方求勝、一方求和」、「一方進取、一方防禦」，彼此目標不同，自然影響到兩岸與外交的戰略選擇，因此，蕭萬長與胡錦濤兩人十六字之間雖然有些文字上相同之處，但是其內涵、精神與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三）「雙贏」的定義應是什麼？
      
      如果接受兩岸不可能「維持現狀」的邏輯，那麼就應該接受兩岸最終會分個勝負的論述。首先界定「贏」的定義，在21世紀的今天，應該把「贏」界定為整個中華民族走向自由、民主與均富，而不是狹隘的「主權統一」、「領土統一」或是哪一個政黨（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的勝利。前者才是「雙贏」，後者只是某個政權的「單贏」。
      
      在這個原則下，台灣當然要追求「雙贏」，而且要有「雙贏」的策略。不論台灣自我界定為世界的一員，或是中華民族的成員，對於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大陸而言，台灣應該有與中國大陸進行「制度」與「價值」之爭的情懷與使命，讓中國大陸的社會更開放、自由與公義。
      
      但是持平地說，這幾年來台灣不僅早就沒有「統一中國」（單贏）的雄心，也喪失了「雙贏」的格局。「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原本是台灣引以為傲的成果，但是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我們將「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作為防禦性的工具，而不是進取性的訴求，「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只是成為政治人物拿來凸顯與中國大陸之別、之異的理由，更用以作為「台灣主體性」的立論依據，為「異己認同」的依據。
      
      近年來，「台灣主體性」成為朝野的共同語言。但很遺憾地，這個「台灣主體性」並不是建立在經濟繁榮與榮耀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敵視中國大陸這個「他群」之上。在媒體與政客的操弄下，台灣已經失去了對於中國大陸人民的關懷，取而代之的是輕蔑與敵視。
      
      政治人物自陷於選舉的迷失，以「台灣優先」或「愛台灣」導引人民的認知，這種幾近於民粹式的訴求，更進一步窄化了台灣人民的格局。「格局決定結局」，台灣如果不改變對於中國大陸的心態，不僅沒有「雙贏」的機會，更無贏過中國大陸的可能。

三、觀念上的選擇
      
      （一）戰場在「國際外交」還是「中國大陸」？
      
      國際政治是強權政治，是主權與國家利益的競逐場域，依靠的是實力。傳統上，外交工作是捍衛與爭取國家的主權。
      
      兩岸關係特殊，既非國際關係，亦非國內關係。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目前無論在政治與經濟實力上均超越台灣，是個崛起中的大國，因此，選擇與中共在國際間競逐並不利於台灣。台灣主流民意的另一個思考是希望能夠獲得美國的支持，但由於美國也是將自己的國家利益置於首位，因此台灣的前途必須取決於美國國家利益的思考之下。因此，如果台灣將「外交」作為主要的戰場，是犯了戰略性的錯誤。這幾年，無論是「烽火外交」、「衝撞外交」、「迷航外交」，均讓台灣未蒙其利反受其害。礙於中國大陸在國際政經上的影響力，美國協助我突破國際活動空間的功能也將受到局限。
      
      縱觀全局，對於台灣最有利的選擇就是將中國大陸作為兩岸競逐的戰場，如果戰略正確，十三億人口可以成為台灣的支持者。在兩岸事務上，「權力」變得更多樣化，而非如國際間多以政治、經濟或軍事作為權力的衡量標準，影響兩岸權力最大的就是「人心」。誰能夠得到大陸的人心，就得到了真正的「權力」，能夠在兩岸競賽中獲勝。
      
      因此，如果將「兩岸」與「外交」比喻為一輛前輪帶動的車輛，那麼，前輪應該是「兩岸」，後輪是「外交」。李登輝政府後期與陳水扁政府八年，在戰略場域選擇上所犯的最大錯誤，就是將「外交」作為主戰場，而忽視在中國大陸戰場上「人心」爭取的重要性。
      
      （二）「追求安全」還是「創造和平」
      
      幾乎沒有人會否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但是像二戰後芬蘭的例子所示，基於地緣政治與經濟的考慮，其做法是追求「和平」而非「安全」政策，以「謹慎自製」的態度面對蘇聯，等待蘇聯的和平演變。
      
      對於兩岸而言，如果兩岸的互信不能建立，軍事安全並不能真正地確保國家安全，依賴美國的軍購將永無止盡。因此，嚴格地說，「軍事安全」這個對於一般國家是想當然爾的觀點，其實無法作為台灣應有的戰略思維。
      
      「和平」對於台灣而言，不僅應該是一個道德的訴求，更應該是一個戰略的選擇。如果將兩岸問題帶入國際間的權力政治，台灣問題就必然在國防、美日安保等架構下思考，其結果是台灣安全無法真正地受到維護，因為只要兩岸衝突一起，全球化下台灣的資金將快速移走。如果兩岸戰端開啟，武力完全不能確保台灣，因此，以政治手段來解決兩岸問題不僅重要，而且對台灣而言可以說是必要的選擇。「兩岸和平」應該是台灣要用盡一切辦法追求的目標，在這個問題上要避免權謀的操作，而求務實真誠地推動。
      
      （三）「擱置爭議」還是「尋求共識」
      
      國人近年來多在討論如何建立兩岸「信心建立機制」（CBMs），以求取得互信，但是如果兩岸在核心問題上無法建立共識，「信心建立機制」是無法建立與運作的。戰後東西歐能夠建立「信心建立措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75年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簽訂的議定書解決了二次大戰對於領土主權的爭議，在主權與領土問題得到共識后，東西歐的和解才真正開始，西歐也才得以運用交往來和平演變東歐。
      
      兩岸最核心的問題是主權問題，「擱置爭議」意指兩岸回到「九二共識」，對台灣而言，「九二共識」的核心為「一中各表」。所謂「一中各表」，大陸表述「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則表述「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如此的表述有兩個因素的發展不利於台灣，第一、中共在全球有160個以上的邦交國，而我政府只有23個，長久下去，「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愈來愈像是個一廂情願的說法；第二、參與國際組織是國人共同的願望，但是我們目前在國際組織中並不能夠使用「中華民國」國名，最多使用「中華台北」（ChineseTaipei），因此，每參加一次國際組織，其實就是「去國家化」、「去國名化」的一種「宣示」，長久發展也不利於台灣。
      
      在中共看來，「擱置爭議」也非長久之計，時間愈長，「台灣主體性」愈強化，「台灣主體性」與「台獨」的界線愈來愈模糊，中共統一的成本愈大。因此，「擱置爭議」的主張也是不太容易得到中共的長期信任。
      
      就現階段而言，「擱置爭議」的確有利於打開兩岸從1999年以來的政治僵局，有其重要性。但是由於兩岸對於「一個中國」的定義仍是各說各話，兩岸想要建立真正的「互信」是非常困難的。
      
      因此對兩岸而言，如何從「擱置爭議」過渡到「尋求共識」，對雙方均是有利的。
      
      （四）「追求主權」還是「爭取權力」
      
      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傳統的國際法與國際政治中，「主權原則」是國家存在的重要基礎。毫無疑問地，我國際法人格並不被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因此，如何獲得我國的主權地位自然而然成為外交工作的重要目標。
      
      從1993年以來，我政府將外交主力投入加入聯合國，拉攏友邦在國際組織為我聲援提案，其結果是將多年累積的友情耗損殆盡，卻無實際效果。執政黨更利用公投來凸顯主權議題，遭致外國友人的質疑與不滿。將「追求主權」視為外交目標的結果，看似「應該」，其實是一個錯誤的戰略選擇。
      
      在傳統國際關係上，主權是一切權力的基礎，但是在全球化的今日，不僅跨國公司、國際傳媒，連非政府組織都參與了「全球治理」，由主權而得到的國際法權力只不過是眾多權力中的一環而已。我政府應回到務實的外交與兩岸政策，「外交」工作不在於在海外與中共進行「零和遊戲」，而是加強與當地國家的各種經貿交流、文化互動，其目的是厚植台灣的經濟實力與國家形象。在對外援助方面，避免再有金錢外交的情形，而做到「外交工作慈濟化」，讓我國成為世界尊敬的國家。別忘了，國際形象也是一種國家的權力。
      
      「水到渠成」是國家在外交與兩岸工作上累積國家實力的必要思維。科威特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仍然遭到伊拉克的入侵，蘇聯是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聯邦仍然瓦解。主權並不表示國家不會消亡，也不代表權力不會喪失，「外交數目」也不等同於國際活動空間。務實地追求國家各方面的權力，唯有足夠的權力，才可以在未來的兩岸互動中取得平等的地位。
      
      獲得權力的方法，除了在經濟上壯大自己，在文化上提升自己，也需要在兩岸與國際事務下，提出以下進取性的藍海策略。

如果接受兩岸不可能「維持現狀」的邏輯，那麼就應該接受兩岸最終會分個勝負的論述。首先界定「贏」的定義，在21世紀的今天，應該把「贏」界定為整個中華民族走向自由、民主與均富，而不是狹隘的「主權統一」、「領土統一」或是哪一個政黨（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的勝利。前者才是「雙贏」，後者只是某個政權的「單贏」。
      
      在這個原則下，台灣當然要追求「雙贏」，而且要有「雙贏」的策略。不論台灣自我界定為世界的一員，或是中華民族的成員，對於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大陸而言，台灣應該有與中國大陸進行「制度」與「價值」之爭的情懷與使命，讓中國大陸的社會更開放、自由與公義。

台灣這種可笑，可憐的「制度」與「價值」不要也罷，什麼時候台灣可以擺脫美國乾爹的臉色，再談吧

台灣放棄獨立，大陸放棄簡體字。
楷大歡喜。
如何？

大陸不是曾經說過，只要不台獨，什麽都可以談的嗎？
大陸的領導人可知不知道 台灣人最討厭大陸所用的簡體字嗎？？？
大陸的領導人可以現在宣佈放棄簡體字，給台灣和海外僑胞表示善意。
這會對統一中國的大業事半功倍的。

美國人學習漢語的熱潮方興未艾，去問一下學漢語的美國人，他們是願意學簡體字還是繁體字？

台灣領導人不會提這麼沒水平的條件。只是你的思維有點幼稚罷了

文章實際迴避了對一個重要假定的論述。那就是以台灣目前的並不夠引以自豪經濟制度，經濟實力，以及邯鄲學步的政治選舉制度，並不具有足夠的底氣向大陸叫板，現階段來看，台灣既無＇單贏＇的可能，也無『雙贏』的資本。

政治制度層面，台灣的兩黨政治並不存在美英那樣的共同建國理想與信念，毫不客氣地說，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共識要遠少於國共之間的共同理想與信念。在這種情況下，兩黨居然在主權，國家名稱以及領土問題都南轅北轍，這樣的政治只有永遠的內耗，沒有驕傲可言，當然更沒有輸出的能力。經濟制度層面，大陸是一顆閃亮的明日之星，其根源在於善於改革，善於探索，善於創新的有活力的經濟制度。大陸的發展模式給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指明新的道路，一種區別於華盛頓共識與美國（當然包括ＷＢ，ＩＭＦ等等）監管的模式，一種醞釀之中『北京共識』。台灣能代表什麼？代表美國的東亞＇馬歇爾計劃＇的成功嗎？

說得太精闢了.

這個鳥人厲害！台灣政府要按這個方法來搞台獨，可以把大陸冷水煮青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