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願者：公民意識的覺醒 /

凱迪周刊2008-05-25 09:28

作者：章立凡


　　在5.12大地震后的日子裡，我近乎偏執地盯著電視和網路上的地震信息不能自拔，與同胞們一樣為死難者同悲同泣，為獲救者和待救者同喜同憂。與以往救災不同的是：除了軍隊、政府和官方慈善機構之外，有眾多的民間組織和個人直接走向救災第一線，他們有一個共同的響亮名字——志願者。

　　

　　當我們帶著對「紙老虎」的質疑進入2008，雪災、拉薩騷亂、聖火事件、列車相撞、手足口病……一一迎面撲來，國人的情緒簡直像坐過山車，直到被慘烈的地震畫面擊倒。面對坍塌校舍下無數稚嫩的生命，每個人心中都會發出無法自抑的吼聲——救救孩子！近一個甲子以來，我們承載了太多的瘋狂與麻木，人心開始淌血之際，正是人性復歸之時。

　　

　　在如此巨大的自然災害面前，最有力量救災的是政府，最有熱情救災的是民眾。但自1949年以降，民間社會逐漸消亡，直到改革開放后，才隨著經濟的發展重新復甦。不幸的是，體制內日益嚴重的腐敗和官僚化，令民間在很多場合與官方離心離德。直到「胡溫新政」提出「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提倡建設「和諧社會」，才表達出修補社會裂痕的強烈意向。

　　

　　但體制的巨大慣性難於克服，當災害發生的時候，公眾一面為溫總理在災區的表現感動，一面對政府部門和官方慈善機構公正性和效率仍存疑問，對善款的使用、帳篷的採購價格以及救災物資的去向等等，都存在爭議。很多人傾向於按照自己的意願指定捐款用途，或者委託給信得過的NGO（非政府組織）。此時此刻，民間志願者的身影出現在救災現場，是社會走向成熟的標誌。

　　

　　長期以來，官方對民間社會的成長一直心存疑慮，而此次救災中湧現的大量感人事迹，卻無可爭議地證明了兩者的互補性。不久前，我曾對《南方周末》記者談到自己的觀察：「官方與民間機構各有所長」「現在的混亂是因為過去開的口子太小，待到發生重大事件，各家經驗不足。但非政府組織參與集資救援將是發展的大方向。社會責任要分擔，不要包辦。」（記者/沈亮：《捐贈如何捐？怎麼花？》，《南方周末》2008年5月15日）

　　

　　除了大批志願者參與救助外，公眾參與救災監督也很有必要。毛澤東在1945年對黃炎培說過一句很著名的話：「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個莊嚴承諾，後來一直沒有兌現。直到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無須謙讓，作為憲法意義上的國家主人，公民不僅有義務也有權利。捐贈人要求官方機構公布善款、物資的明細，與納稅人有權監督政府收支是同一道理，只不過對捐贈的監督更為直接而已。

　　

　　志願者的大量湧現，正是出於「人人起來負責」的社會責任感；而民眾對政府及官方機構救災活動的監督，則是「人民起來監督政府」具體體現。執政黨和政府如何因應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目前民間積蓄著一股民粹主義的社會能量，通過傳遞聖火和呼喊「加油」，將這種能量引向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傳統思維定式下的政治設計。但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民粹思潮，是一種人民不滿現狀的、反精英的意識形態，主要特質就是對政府的怨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鼓動排外情緒必將孤立自己，製造階級鬥爭無助於社會和解。如果不能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徹底革除決貪腐之弊，玩弄民粹之火將是一場高風險的政治博弈。

　　

　　地震中復歸的人性和凝聚的民氣，令我在敬畏自然之餘，倍感有幸生於中國。大地震是地質構造的大整合，也將對人類的社會生活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1976年唐山大地震結束后兩年，中國開始了一場社會大整合——經濟改革開放。32年後的汶川大地震，是否將啟動新一輪社會整合，目前尚不得而知。

　　

　　中國應該建設成為一個健康和諧的公民社會，在這個理念下，我們人人都是志願者。



2008年「5.12大地震」后十日 病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