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奶粉事件后 杜長平們這四年改正了什麼

2008年04月29日08:36 　 南方都市報　 十年砍柴　

看到阜陽19名兒童感染腸道病毒死亡的報道，我立馬想起四年前該市主管教育衛生的副市長杜長平女士一席話，「我不想去引咎辭職，我還想繼續幹下去，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環節和缺點是為了改正，是為了加強。」對著這起比四年前假奶粉還要慘的悲劇，我想問一句，杜長平和她的同事們，這四年改正了幾何，加強了多少？在阜陽市政府網上，杜女士還赫然在副市長之列。

2004年4月底被報道的那起假奶粉事件，引起多位兒童殞命，當地有關部門言之鑿鑿地站出來要吸取教訓，也雷厲風行地秀了一把亡羊補牢。可僅僅四年，同一個地方發生劇情幾乎重複的悲劇，而且政府在事情發生之初的「捂蓋子」手法依舊，放出所謂的專家在該市媒體上闢謠。這類「闢謠」手法有什麼作用？無非使事態更為嚴重罷了。

聯想到阜陽中院窩案發生后，行賄者依然端坐官位，不得不佩服這些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員，其心理承受力，鋼鐵不足喻其強，其彰顯官威的臉皮，城牆不足喻其厚。

面對阜陽這樣的惡性事件，再用什麼政治倫理、道德品質來評價當事官員，已經過於幼稚了。這些官員之所以在一場場輿論風暴中巋然不動，是所謂的輿論，所謂的民意，無法從根本上決定其官職的去留。稍微了解中國政治生態的人就應該明白，這些官員的選任、提拔和獎懲，是由一種號稱「組織程序」的東西決定的，控制這個程序的，是某幾個人甚至某一個人，他們和這些官員有千絲萬縷的利益共存關係，乾草民何事？這種程序既不公開也不剛性，也就很難說得上公平公正。於是，惡性事件發生后，有關官員的處理，彈性就極大，和有司對輿論的態度有關係，也和當事官員在官場內的人脈及危機公關水平有關係，但最終取決於能控制那個程序的人。因此當事官員如何承擔責任偶然性極大，在有些事件中，官員辭職或免職了，比如那位開車撞死人的當陽市女市長；在有些更惡劣的事件中，當事者卻好官自為之。這沒有一定之規，完全因人而異，因事而異，因地而異。當控制那個程序的人在乎輿論，輿論才有力量，如果人家修鍊到油鹽不進，根本不在乎輿論，那麼輿論就一文不值。

在明清時期，如果發生這種惡性事件，面對洶洶物議，當事官員早就辭職了，絕無繼續幹下去的勇氣。明末那樣政治腐敗，一些高級別官員在言官指責其德才不堪為官時，沒有證實之前都先辭職以示清白。王朝時期官員並不是民選，而是朝廷任命，為什麼他們的抗壓能力反不如今呢？一是多數由科考出身的官員，無論個人品德多麼差勁，但必定受到文官集團共同職業倫理制約，這些倫理儘管有虛偽一面，但在公開層面無人敢挑戰；二是他們對天道或者來世尚心存敬畏，比如今天北京大興衚衕是明清兩代縣衙所在地，至今牆壁上尚留一副對聯：「陽世間傷天害理皆由己；陰司里古往今來放過誰。」以此來訓誡過往的官吏。可這類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員，一旦無所畏懼，所謂的職業倫理天道來世都不足懼。那麼，制度的設計更為重要。

如果官員的選拔、監督和獎懲，沒有一種符合現代文明規範的制度來調整，仍然由少數人或某個人控制組織程序，官員抗輿論壓力的能力將會越來越強，更多的官員會形成對輿論的耐藥性。只是急壞了路見不平卻無計可施的公眾，苦壞了其治下想苟全性命都困難的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