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先驅導報 中國應成為思想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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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聽到中國國內有愛國呼聲時，西方媒體往往會告訴其國內讀者或觀眾，這是中國政府操縱的結果。然而，近來生活在西方社會的中國留學生和當地華人抗議西方媒體的聲音，開始讓西方的部分普通民眾和政府反思。從這種意義上說，海外華人和留學生的遊行集會是對西方話語霸權的一次挑戰，並且取得了積極作用。
西方媒體把「藏獨」運動道德化

    報道中國負面新聞、歪曲中國形象是西方一些媒體的一貫做法，它們總是擺出一副道德面孔，認為自己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尤其是在西藏問題上，西方媒體把「藏獨」運動道德化，而把中國政府在西藏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政策妖魔化。在西方媒體的語境中，中國變成了「壓迫者」，而西藏人則是「被壓迫者」。支持西藏人「反抗」自然成了西方媒體當仁不讓的道義選擇。

    西方媒體戴著道德面具的報道，對西方普通民眾的欺騙性相當大，至少它讓很多西方民眾同情「藏獨」。因此，才會有一些西方人走在「藏獨」的遊行隊伍里。「西藏獨立」的話語，也是西方人製造出來的，並不是所有海外西藏人都是「藏獨」運動的一部分。顯然，西方媒體已經把西藏問題政治化，「藏獨」、達賴喇嘛也成了西方手上的工具。這是達賴喇嘛所面臨的困境和悲哀。

    實際上，西方民眾對待西藏也不是一邊倒的支持聲音。其中只有少數公開支持「藏獨」，他們把支持「藏獨」視為巨大的道德力量；大部分的西方普通民眾，在西方媒體的報道下，他們對西藏的態度更多是同情。民眾當中也有很多人去過中國、去過西藏，他們對西藏的歷史和現狀有一定了解，他們對西方媒體的報道是持懷疑態度的。還有一些學者則是能公正客觀地理解「西藏問題」的，近來筆者參加的多次學術研討會上，不乏有西方學者的反思。

「政治中國」加劇西方恐懼感

    但這種反思目前很有限，遠遠不能上升到西方整個社會輿論的反思。西方媒體有其特點，很難說它們能代表自己的國家利益說話，也很難說它們能反映西方的真實情況。因為媒體出於發行量、收視率的考慮，炒作中國話題一向是它們所熱衷的，就是說媒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它們自己的利益。

    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還有其社會心理基礎。在西方人的意識中，中國首先呈現的是一個「文化中國」。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裡，很多西方人從中國古典文化中獲取對中國的印象。那時他們為中國文化著迷，那是一個跟西方沒有地緣政治衝突的「文化中國」。對很多西方人來說更多的是一個只能感知的遙遠的中國。

    20世紀70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在西方人眼裡中國成了一個「經濟中國」，並且展現出了強大的經濟力量。從前那個遙遠的「文化中國」，突然之間進入到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中。「中國製造」給西方人生活帶來了實質性的影響。隨著中國外在經濟影響力的劇增，西方人對「經濟中國」的危機感油然而生，並與日俱增。

    而「政治中國」的出現，更是加劇了西方的恐懼感。在很多西方政客看來，中國的發展模式削弱了很多發展中國家對西方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的信心。冷戰結束之前，西方與外界關係只存在過兩種模式，一種是冷戰時期與蘇聯陣營之間的相互孤立關係；一種是非洲、拉丁美洲等對西方的依附關係。而中國與西方發展關係的模式，對於西方人來說，是陌生的，既不孤立也不依附。中國一方面融入世界體系，加入各種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價值觀念上堅持自己的模式。

    面對中國的快速崛起，西方人遠沒有做好心理準備。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很大程度上是這種心理的反映，西方人需要一個很長的時期來調整自己的心態。對於中國來說，要改變西方人的成見和思維定勢，改變西方媒體的話語霸權，並非易事，這同樣需要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

中國崛起需要健康的民族心態

    在中國人看來，中國崛起並不一定意味著西方衰落，但西方人還是有失落的心態。這種心態跟當年中國清王朝從顛峰跌落、看到日本崛起時的心態類似。加之中國與西方分屬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體系，因此未來雙方發生的摩擦與衝突還會很多、很激烈。

    對此，中國要抱著理解的態度來看待，而不只是單純地看到西方反華。世界是複雜多元的，我們既要容許人家說好話，也要容許人家說壞話，對於一個大國來說，這種包容的心態尤為重要。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人本身也需要調整心態。

    首先要克服自卑和過分自信兩種心態。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民族心態一直是富國強兵，把百年恥辱的悲情轉化為建設國家的動力。但是，現代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實現富國強兵，國民心態也發生了變化，一部分人表現出了過分自信的驕傲心態，這其實跟西方人表現的道德傲慢沒什麼兩樣。自卑與過分自信，都不是一種健康的國民心態。

    中國崛起需要一種健康的民族心態作奠基，自卑和過分自信的民族心態，只會讓中國崛起的道路更加艱難。

防禦性民族主義是良性軌道

    中國在崛起，民族主義不可避免，但如果不能正確把握和駕馭民族主義的力量和方向，如果民族主義被一些利益集團所利用，那就很非常危險。

    這是我們所需要反思的，筆者以為，中國需要一種防禦性的民族主義。如果中國民族主義變得具有進攻性，那周邊國家就會有危機感和防範心理，這隻能成為中國崛起道路上的障礙。二戰時期德國和日本煽動國內進攻性民族主義情緒，最終釀成大錯。但也不能否認，民族主義正是當年德國、日本崛起的重要推動力量。

    中國傳統文化的包容性，能避免民族主義走向攻擊性一面，「包容」也會讓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最終走上良性發展軌道。因為中國文化本質上是一種世俗理性文化，而非宗教文化。現代中國需要一種能容納全球化，容納普世價值的民族主義，這是一個大國軟力量的文化基礎。

防止戴著有色眼鏡看西方

    此次中西方之間發生的衝突，還只是雙方的初步較量，中國最終要走出去，還會遇到很多障礙。

    障礙之一就是中國的宣傳不跟國際接軌。中國的民族政策實際上有其很多優點，可以說，很少有西方哪個國家能夠對其境內的少數族群，提供像中國中央政府所提供給少數民族那樣的優惠政策，比如發展經濟，每年給予大量的補貼等等，但是中國的民族政策表達得不好，沒有用西方人聽得懂的語言去表達。

    中國話語的政治味道太濃，中國的官樣文章很難讓西方人讀懂和理解。從這個層面講，中國的宣傳語言、手段和方式，都需要很大的改變。

    要減少障礙，不僅僅是一個獲得國際話語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要成為一個思想創造者，用西方聽得懂的語言去闡釋自己的東西，並在此基礎上構建與西方的關係，這是中國軟力量的基礎。

    另外，中國需要看到的是，抗議奧運會，不是中國辦奧運才發生，這是抗議全球化的一種表現，很多抗議北京奧運的人只是抗議全球化，而並非反對中國，只能說抗議全球化的內容中有了中國。

    毛澤東說的一句話很正確，人的正確思想從哪裡來？是從實踐中來。中國批評西方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中國同樣要防止戴著有色眼鏡看西方。對於西方的抗議，中國不必過分看重，而要把這視為一個自然的過程，在擺正心態的同時，做出更好的制度設計和政策調整，以適應全球化帶來的衝擊。(作者 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