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報 胡錦濤訪日，為民族主義減震！

　　據日外務省發言人透露，胡錦濤主席將從5月6日起對日本進行為期5天的正式訪問，此系十年來中國國家元首對東鄰的首訪。訪日期間，胡主席不僅將與福田康夫首相舉行首腦會談，還應邀與日本天皇夫婦共進晚宴，在福田的母校早稻田大學演講，探訪孫中山生前的遺跡，興許還會與日本乒乓國手福原愛切磋球藝。如此緊密的日程安排，象徵著兩國關係從一味強調「友好」，開始朝更加具體、務實的方向轉型。尤其是后兩項安排，別具匠心，意味深長。

　　孫中山這個名字，在百年中日關係史上，其意義早已超越了「親日」、「反日」的標籤性內涵，成為兩國，乃至東亞民族歷史記憶的一部分。惟其是真正熱血赤誠的民族主義者，才有超越民族主義之上的清醒的頭腦和宏富的戰略視野。84年前，其在神戶商業會議所發表的著名講演，以「霸道」和「王道」的概念梳理東西文化，對日本朝野發出了「大亞洲主義」的呼籲，可謂今天「亞洲一體化」的先聲，至今仍振聾發聵：「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又有亞洲王道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還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詳審慎擇。」然而，急功近利的日本到底還是背棄了孫逸仙的期待：孫苦口婆心動議的、旨在東亞民族攜起手來，「共存共榮」的「大亞洲主義」，被置換成為西方列強的霸道邏輯背書的「大東亞共榮」，最終演出了一場把全民族推向毀滅邊緣、殃及人類文明的大悲劇。

　　爬梳歷史會發現，悲劇的實質，其實是「民族主義」惹的禍。日本狂熱的民族主義的指向本身，既禍害了鄰國，也給自己帶來了滅頂之災，使明治維新以降，代代積累的國富和精神資源揮霍殆盡。

　　所幸的是，戰後，被迫卸掉全部鎧甲的日本，專心經濟建設，積60餘年之功的和平建設成效甚大，國際社會有目共睹。但近年來，鑒於世界戰略版圖的變化，尤其是鄰國中國的經濟崛起，日本逐漸不安起來，瀰漫於國內社會的民族主義潛流也日益表面化，不無坐大的苗頭。這一點，從其輿論環境的變化上，便能看出些許端倪：不久前，一部由華人導演執導的、反映靖國神社歷史的紀錄片遭禁演，暴露了其言論、表達自由的「尺度」正在收縮的嚴峻現實。

　　任何國家的民族主義，大抵有一個宣洩的出口和外在指向。而最近發生於中國一些大城市的抵制「家樂福」的示威活動，儘管是矛頭針對法國的一種民族主義表達，但「抵製法貨」的口號及強烈的「愛國」色彩，卻喚醒了日本對3年前反日運動的記憶。制度、意識形態的不同，互信的缺失，令一些日本人擔心，隨著事態的發展，被抵制的法貨，會不會變成日貨；今天的「夏奈爾」，會不會變成明天的「資生堂」？

　　正是出於這種擔心，4月23日，日世界和平研究所會長、原首相中曾根康弘發表題為《日中新篇章：面向超越歷史的共存發展》的文章，指出需構築「能坦率地說該說的話的日中關係」，以實現「向成熟的友好關係的質的轉換」，「日中如何相互面對，對兩國的共存、亞洲的秩序極其重要。」並建言對歷史問題，「雙方都得努力」，為填埋兩國圍繞歷史問題的鴻溝，日中兩國要像法德那樣，共同編纂歷史的「副讀本」。在兩國民族主義聲浪分貝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這種聲音無異於理性的空谷回音，其對兩國關係的積極的、建設性意義不容小覷。

　　任何一個國家的復興崛起，必然會給周邊地區乃至世界帶來不同程度的震蕩，遑論身量如中國的國度。為減少崛起過程中與鄰國的摩擦阻力，崛起的一方當適度克制自己的民族主義，有時是「愛國主義」的表達，以規避激發對抗性民族主義滋生、坐大的風險，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胡主席此次訪日，所打的兩張牌，無論是中山牌，還是乒乓牌，無一不透出減震民族主義的良苦用心。對此，國人當省察並思之。（作者 劉檸 系東亞問題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