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鷹派：中國應當積極準備迎接高科技戰爭！

目前有一種觀點，即把是否發生世界大戰作為戰爭與和平的標準，認為只要不打世界大戰，和平與發展就應當是時代的主題。且不說世界大戰出現之前的時代如何判斷，也不說古羅馬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的和平，是否是真正的和平現在的問題是自從有了核武器，世界範圍內的大戰就幾乎不會再發生了，因為那樣就意味著戰爭的雙方都將同歸於盡。但戰爭形式的改變並不意味著戰爭的消失。未來的戰爭形式更多的是有限戰爭，是快速打擊。高科技條件下的有限戰爭的成敗將決定著21世紀國家的命運。建立在高科技基礎上的有限戰爭而不是世界大戰將是未來世界戰爭的主要形式。在具有遠程打擊和衛星制導技術的時代，像過去那種大規模的諾曼底登陸式或克勞塞維茨式的主力決戰，將在今後的大國衝突中成為歷史。衛星制導意味著準確，遠程打擊則可以超越敵方陸軍控制的地理空間。這兩點使戰爭發生了革命：人力的作用將讓位於技術力的作用；攻擊方不需要大規模的士兵突入就可以有效打擊對方。19世紀和20世紀的中國都因不能有效地贏得英國在海上和日本在空中的軍事挑戰，而使我們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現在，歷史又把中華民族再次送到高科技戰爭的面前，中國要積極迎接這種新式戰爭的挑戰。
根據冷戰時的經驗，大國之間的衝突有兩種，一種是「掰手腕」即局部和間接軍事試探，比如說美國把中國大使館炸了，叫「誤炸」，然後說抱歉，但其真正目的是用間接的方式讓對手明白並被迫默認美國的安全邊界所在；另一種就是代理人戰爭，比如20世紀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等。未來大國間衝突也主要是採取這樣一種間接形式而非直接宣戰的形式。在這些戰爭中的成敗往往決定國家的成敗。
現在對中美而言，雙方矛盾的關鍵就是海權問題。海權問題的核心就是海軍問題。海軍是非常專業化和科技含量非常高的軍種。中國海軍不能再是「旱鴨子」，它是一定要攜帶導彈並伴著外層空間運轉的中國衛星遠航，並在遠航中推展我們的安全邊界。當代中國海軍一定而且必須像19世紀末美國海軍一樣，也要有一個快速的和大規模的發展。中國的未來繫於現代化的海軍；中國的命運繫於現代化的海軍。
    國際關係是一種自然的關係，文明只能在有法律（也是一種國家暴力）保障的地方發生；國際間文明也只能在實力對等的國家間發生。弱肉強食是國際鬥爭鐵的法則。弱者是有權利但無能力享受有保障的文明的。
    19世紀80年代，中國和美國的海軍都很弱。就在清政府大造頤和園時，美國卻在迅速發展海軍，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的海軍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二。其發展之所以迅速，是因為它面臨著並且必須打破英國在東太平洋上的海上霸權。在當時，衝出霸權關乎美國的命運。結果是中國在甲午海戰中被日本打敗並從此失去台灣，而美國則得到夏威夷、佔領古巴和菲律賓，繼而在東太平洋上獲得相當的海權利益。
    由於長期以來中國人靠種地吃飯，因而大家往往認識不到海權之於中國發展的重要性。但等你失敗以後再認識到這個問題，為時已晚。國家失敗之後的那種感覺，是語言所不能表達的。南宋末期中國哲學出現實學之風， 究其原因是由於當時的文人對北宋時期學界脫離實際的空談導致大宋王朝倒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鐵騎之下的事實痛心疾首；同樣也正因為20世紀20年代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和30年代王明的左傾空談所導致共產黨的兩次大失敗，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期才提出「杜絕空談」和「實事求是」的口號。實踐的失敗往往是認識變革的開始，進入市場經濟后的中國人對國家安全的認識也會有一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來的大變革，但願不要為此付出過於沉重的代價。
    有人說，生產力上去了，經濟發展了，國家也就強大了。但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城的時候，清王朝的財富擁有量在當時的世界是名列前茅的。海權理論創始人艾爾弗雷德• 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把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他說：「武力一直是思想藉以將歐洲世界提升至當前水準的工具。」 歷史經驗表明，安全問題在相當的程度上確實就是軍事問題。只要綜合國力拉得不要太遠，安全，尤其是主權安全主要是靠軍事實力來保衛的。這一點，毛澤東看得透徹。1950年，在新中國百廢待興的時候，毛澤東做了兩件對未來中國國家安全具有基石意義的大事。第一件事是進軍西藏。歷史容不得政治家在關鍵時期有半點猶豫。1947年印度獨立，當時中國國共兩黨正在進行大決戰。試想一下，這時在中國軍事無力西顧的時候，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爭若提前14年，也就是說在1948發生，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最好的結果也只能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勝利后與入侵者談判，談下來也很難是今天這個樣子。第二件事是，就在同一年毛澤東決定抗美援朝。美國出兵朝鮮，實際上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在向蘇聯和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叫板。在這場較量中，世界各國都在觀望它的結果，並由此決定各自的對華政策走向。結果中國打贏了，連斯大林都對新中國刮目相看，中蘇盟友關係更加牢固。1955中國在萬隆會議上那耀眼風采的背後，是中國打敗當時不可一世的美國的軍事勝利。尼克松說得對，「在談判桌上不可能比在戰場上贏得更多的東西」。 目前，中美將在台灣問題上再次交手，我們應當知己知彼，從最壞處準備，往最好處努力。
在軍事準備方面，今天的中國人應該好好回味一下毛澤東批評陳獨秀放棄革命武裝做法時說過的那句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如果我們將這個思想運用於國際政治鬥爭領域，也會發現：國際政治也不能僅是請客吃飯和作文章。對一個國家而言，它應當是實力，尤其是一個國家靠得住的至少是可以還手的軍事實力。歷史經驗表明，在軍事安全領域讓步的國家是絕無出路的。
研究一下當年美國崛起的經驗就會發現，迅速提升強大的國防力量，特別是海軍力量，是當代中國的當務之急。英國和西班牙曾在海上封鎖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如果當時美國逃避挑戰，不去主動迎接與英國和西班牙的衝突，它就不會有今天的局面。美國和英國，英國和西班牙沒有一個不是打出來而是讓出來的。中國在這件事上也不能例外。與大自然優勝劣汰的原理一樣，對大國成長的歷程而言，有些戰爭可能是想迴避也迴避不掉的。
目前看來，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及其哲學似乎走到非強力則不能實現飛躍的「關節點」。這方面，目前中國人尚未達成共識，但問題是我們已有了俄國人的經驗，從戈爾巴喬夫到普京，俄國人為了這個「共識」曾付出了多麼慘重的代價，喪失了多少寶貴的歷史機遇。當時美國人特別賞識葉利欽，而葉利欽則在20世紀的最後一天，主動辭職並懷著內疚的心情請求人民原諒。
做學問總應當實事求是。國際政治這門學問，講的是國家利益，一廂情願的「價值判斷」迎來的結果一般都是冷酷的。目前中美矛盾是國家現實利益而不是長遠利益的矛盾。現實利益在多數人的眼中，總要重於長遠利益。卡特總統想的是人類的長遠利益，卻被勃列日涅夫的現實主義在國際舞台上打得落花流水；戈爾巴喬夫想的是長遠利益，但與美國現實主義交手后，迎來的卻是蘇聯解體和獨聯體各國人民的艱難。即使如此，美國人也並未就此罷休，它反倒變本加厲實行北約東擴，繼而軍事打擊伊拉克和南聯盟，現在又調頭直逼尼克松曾請求聯盟的中國。台灣和南沙群島屬中國主權範圍內的領土，但美國人並不十分尊重中國的主權。只要有重要利益，美國就會動手。中美飛機相撞事件及美國軍事打擊阿富汗的行動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國的安全邊界與邊界安全接近重合，這本身就是極危險的。確切地說，如果將中國台灣地區的主權安全也考慮在內的話，中國東部安全邊界若不能擴展到太平洋中部即東經150度，中國就沒有可持續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國安全邊界不能擴展到台灣東部即東經125度海區，那麼中國就不能保障在台灣地區的中國主權安全。中國的西部安全邊界若不能擴展到中亞富油區，中國就不能保障未來經濟發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氣的穩定供應。美國軍事介入阿富汗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從上游源頭上扼住中國發展必需的能源進口線路。馬漢有一句話說得非常好，他說：「一根鏈條的強度實際上是由其最薄弱環節的強度決定的。」  中美撞機事件就發生在中國經濟發展重心的邊緣，阿富汗戰爭又發生在中國石油進口的關鍵地區，而這兩個地區都是我國安全鏈條中較為薄弱的環節。2001年6月21日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在美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上說：「作出軍事調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時刻是在你獨佔鰲頭的時候，而最危險的時刻是等到一個富於創新的競爭對手來臨並找到方法來打擊你的時候。」現在美國確已獨佔鰲頭，但中國尚未真正崛起，因此，我們在往最好處努力時，不能不作好最壞的準備，尤其是軍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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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這位強人給政治局委員上上課,給人民解放軍提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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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顯示中國軍方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就注意到了高科技戰爭的必然性，中國作為軍事大國，高科技軍隊的建設和發展是必經之路。現在要提高中國軍隊的高科技戰爭能力，中國必須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是加大軍事投入；二是中國的科技和工業發展必須得有自己的創造並形成體系。兩者缺一不可。

中國必須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是加大軍事投入；二是中國的科技和工業發展必須得有自己的創造並形成體系。兩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