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說明這次西方輿論衝擊北京奧運聖火既是突發事件,又是經常現象的聚焦。我們可以分三方面來談:一、我們所處的世界,人稱wheels within wheels(圈子裡還有圈子);二、西方根據自己需要搞Chinese chameleon(中國變色龍)效應;三、中國崛起與西方利益衝突的問題。
這世界「圈子裡還有圈子」,形勢複雜,像鴨子浮水,水面上優哉游哉,水底下運動激烈。有伊斯蘭教(回教)「聖戰」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盟友聯合暗地打恐,有反共勢力暗中對共產黨及其他左派政權顛覆、搗亂(包括搞藏獨),還有「經濟殺手」。2004年舊金山Berrett-Koeler出版的美國人朴爾金斯(John Perkins)的《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值得在中國廣為傳播。
牛津大學教授道遜(Raymond Dawson)在1967年名著《中國變色龍:歐洲對中華文明的概念分析》(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說:在歐洲人眼中,中國的形象因時而異,「也富也窮,也先進也落後,也聰明也愚蠢,也美麗也醜惡,也強盛也懦弱,也誠實也欺詐」,這一切都「僅僅反映出歐洲的需要」。這就是我說的「中國變色龍」效應。道遜教授進一步分析:「(西方)人類的基本需要似乎是把世界看成粗糙的『我們』與『他們』、文明對野蠻、神聖基督教對魔鬼邪教(heathenism),以及自由世界對共產主義的對立面」。
「國內是英雄,海外是流氓」
英國人有句名言:「Heroes at home, scoundrels abroad(在國內是英雄,在海外是流氓)」,意思是說,英國紳士道德具有雙重人格,在「神聖基督教」文明世界應該文質彬彬,在「魔鬼邪教」野蠻世界可以容許禽獸行為。這使我們想到吉卜林發表《白種人的包袱》第二年,八國聯軍打到北京、天津姦淫燒殺。還有在1850年代,美國派使者麥克連(Robert McLane)到中國談判中美交往,清廷官員傲慢、無法溝通。他的助手海軍上校布坎能氣憤地說,和中國人打交道的唯一辦法是:「每分鐘射他們一百萬發子彈」!
我們把前面兩點結合起來就可以看出:除了「無知與蓄意」以外,西方有很大一部分人壓根兒就把中國看成「他們」(不是「我們」),有一種「holier than thou(我比你神聖)」的優越感與文明歧視,當然也有「自由世界對共產主義」的水火不相容。這就不單是政治與國家利益的衝突,而有「文明衝突」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