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腕」執政功與過

2008年04月08日15:28 　 騰訊博客　 季衛東　


原江蘇省副省長仇和調到雲南省任職，其敢作敢為的風格，給當今中國的官場增添了生趣。

下車伊始，仇和就說：「我到昆明工作，人地兩疏，和大家無親無故；從未共事過，與大家無恨無怨；隻身一人，無牽無掛；所以，工作必定能無恃無畏。」——這樣個性鮮明的履新感言，充分展示了此人難能可貴的激情和幹才。但不經意間，也掠過幾絲若隱若現的虛無主義陰影。尤其是其治山疏水、改天換地的慣用手法，與全民招商的徹底市場化傾向緊密結合在一起，再次引起激烈爭議。如何理解和評價所謂「仇和現象」，其實是個不容迴避的政治問題。

倡導一種超常規的經濟發展觀，用威權和重典來提高施政效率，在相當程度上無視甚至封壓反對意見——這就是仇和的基本思路。在今年春節后在昆明經濟動員大會上，仇和明確表示，要繼續「倡導這樣一種風氣：先干不爭論、先試不議論、先做不評論，允許在探索中有失誤、不允許無所作為，在干中積累經驗、在干中完善政策」（見《人民日報》2008年2月19日）。從知行之辯的角度來看，這種立場可以理解為某種實踐優先論。但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不妨看做16世紀的博丹式絕對主權說的新翻版，表現出掙脫傳統觀念和抵抗勢力的束縛的魄力。

但是，不理會異議的實踐要持續下去，遲早還得證明自身的正當性——除了全心為公的德行，特別是需要用實踐的結果來檢驗是否正確；從而其必然具有強烈的功績指向，也希望不斷贏得群眾的響亮喝彩或者歡呼聲作為動力。因此，強勢的改革派領袖在行為方式上勢必呈現如下特徵：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霹靂手段推行特定政策或新舉措，以看得見、摸得著的成就來化解既得利益集團以及保守勢力的抵制；達成目標之前則往往藉助於輿論的聲威，在把民間口碑作為盾牌、從外部施壓去推動失靈的官僚機器的這一系列操作過程中，執政者當然要重視形象塑造，也多半會通過從嚴治吏、任賢親民的各種方式爭取社會各界的好感和支持。

其結果，「形象政治」和「輿論政治」的因素將被注入行政機構中，逐步造成有魅力的領袖人物不必依靠科層制組織而可以直接動員人民的超常規的態勢。社會心理學的邏輯決定了這樣不倚賴官僚集團的執政者一定會顯得特別值得倚賴，於是，支配者的個人絕對權威就自然而然地樹立起來。

這樣一錘定音的狀況，豈不是很像卡爾·施米特所描述的那種決斷主義？的確，施米特的學說在本質上極其接近超常規的經濟發展觀，他認為主權者的決斷不能從常規中推導出來，故爾構成「真正意義上的決斷」（引自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劉宗坤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

由此可以推想，在地方行政首長也能作出類似決斷的場合，博丹、施米特們所定義的那種主權，實際上是被分割或者下放了。一個巨型金字塔結構被自上而下劃分為許多小的金字塔結構，它們相互之間存在競爭與合作的互動關係——這正是「放權」式改革的本質所在。

當中央集權的整體結構還沒有發生本質性改變時，要調動地方的積極性，要避免下級官員採取「等、看、靠」的明哲保身術，不得不容許一些能吏們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幅度。這就是所謂試錯範圍，也構成可開拓的事業空間，或者制度變遷的迴旋餘地。實際上，倘若各地執政者都具有超越科層制的決策力和行動力，儘管存在割據、動蕩以及失序的某些風險，但精減中間環節、緩和規制的構想或許也會變得比較容易落實，客觀上有利於社會系統朝「分權」和民主化的方向轉型以及跳躍式發展。

例如仇和發明的那個行政改革「三分法」，讓公務員的三分之一輪崗招商、三分之一離職創業、三分之一繼續管理，雖然頗有點唐突和滑稽，並難免出現若干種讓人詬病的問題，但也的確給政府機構裁剪和疏散冗員提供了多樣化出路。另外，執政者與群眾的直接溝通也有可能為意見市場的發育以及行政透明度的提高，準備某些前提條件。

儘管如此，還是不得不指出，鐵腕執政在帶來令人刮目相看的績效的同時，也會帶來壓迫和反抗的潛在危機，應該認真考慮曲突徙薪之策。顯而易見，強行拆遷后建設高樓大廈既然著眼於公眾利益，就應該尊重公眾意見，並對那些本來不屬於公共事務範疇的個人價值偏好、獨特的生活方式以及各類私產給予充分的尊重和保護。不無遺憾的是，仇和的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舉措其實仍然囿於人治和承包責任制的窠臼，缺乏現代法律觀念。從設立35個招商分局到勒令打瞌睡官員辭職，仇和治滇的各種傳奇故事正在演繹的不外乎長官的獨裁意志以及急功近利的經濟短期行為。

以此為背景，現代的「分工」原理被扭曲成各行各業層層壓指標的「包工」措施，公務員制度也不斷受到一時一地的政局和輿論的衝擊。更重要的是，在一呼百諾的氛圍里，難以形成有效的事先預防失誤和及時矯正偏頗的民主法治機制，也不可能阻止類似張居正人亡政息那樣的歷史悲劇反覆上演。地方官員當中的等而下之者，還會變得只熱衷於作秀演戲，最終造成某種形式的「劇場政治」——執政者們競相通過堂皇的面子工程、一剎那的精彩表現以及膾炙人口的妙語去取悅上司、糊弄群眾。

應該承認「仇和現象」確實還是很有些不同凡響，確實有掃蕩衙門暮氣之效。然而過去的成功卻並不能擔保將來的正確，引進工程更代替不了振興產業。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隨著中國社會日益複雜化、流動化、國際化，僅靠領導拍腦袋的決策方式和政府颳風暴的管理手段，已經越來越不能應付裕如。尤其是在辦事節奏加快、政治周期縮短的語境，國家的中長期發展戰略以及社會的根本利益很難得到充分的、周密的統籌兼顧，「一言堂」太容易鑄成事與願違的大錯。

因而在進行重大決策之際，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把專家論證會（服從科學規律）和公民聽證會（尊重個人權利）作為仇和們大刀闊斧的行動的兩道安全閥，以避免再次出現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