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以寬容和解促進社會和諧

（2008年3月29日在首次衝突與和解主題座談會上的發言）
   
     近幾年來，許多媒體和民間都在不斷討論構建和諧社會問題。這說明人們對和諧社會的嚮往和期盼。我認為，要構建和諧社會，就必須在全社會大力提倡寬容和解的精神。寬容和解，是和諧社會的重要構件。
   
     石家莊的民營企業家孫大午多次指出，目前各種社會矛盾中最突出的就是官民矛盾。我很同意他的見解。從中國社會發展一百多年的歷史來看，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民主與專制的矛盾，體現在社會關係上，就表現為貪官惡吏和受他們欺凌壓迫的老百姓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在基層，老百姓的感受尤深，他們不但身受欺壓，而且往往在申訴冤情時，還遭到蠻橫無理的打擊與鎮壓。近幾年來，群發性事件與日俱增，社會矛盾不斷激化，成為破壞社會和諧的最大威脅，迫切需要以寬容和解的精神，正確對待，妥善處理。在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中，由於許多律師的介入，維權群眾被引上了合情合理合法的和平非暴力的軌道，他們力求通過法律的渠道來討取公道。但是，那些握有權力的官員卻報之以暴力鎮壓，結果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什麼社會和諧可談呢？
   
     近20年來，許多黨政官員利用特權，貪污受賄，聚斂財富，成為億萬富翁。與財富積累的同時，社會上不斷積聚著人民的不滿和憤怒。這些不但造成了社會的不和諧，而且埋下了社會動亂的種子。人們對貧富懸殊的不滿，對缺乏公平的怨恨，對身受欺凌的憤怒，對暴力鎮壓的反抗，構成了社會生活的動蕩不安。生活在瀰漫著怨氣戾氣的環境里，人們很難和睦相處，同時也充溢著不安全感。
   
     美國的羅斯福總統提出四大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原來對免於恐懼的自由不很理解。經過21年的右派生涯，才深刻體會到免於恐懼的可貴。雖然我的遭遇在55萬多右派分子中屬於比較好的一類，患難中有許多好人相助，但是，作為「地富反壞右」的第五類「人民公敵」，我內心裡卻深懷恐懼，提心弔膽，唯恐會被加上種種莫須有的罪名，作為階級鬥爭的對象挨批挨斗。從個人的體驗，我聯想到免於恐懼的自由對社會的重大意義，特別是經過這十多年的觀察、思考，我進一步認識到：免於恐懼的自由，才是每個社會成員的最基本的自由。一個人如果生活在恐懼之中，思想、信仰都不可能自由；即使免於匱乏，生活沒有絲毫樂趣，那又有什麼意義呢？
   
     進入2008年，有兩件新聞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一是《法人》雜誌於1月1日發表記者朱文娜的文章——《遼寧西豐：一場官商較量》，揭露了西豐縣的黑暗面。西豐縣委竟然派遣公安局和政法委的人員，以「涉嫌誹謗」的罪名，到北京來抓捕朱文娜。一是1月7日下午，湖北天門市的50多名統一著裝的城管人員，在市郊灣壩村與當地村民發生衝突，堵塞公路，天門市水利建築公司總經理魏文華恰好路過，車子無法通行，他便下車，拿出手機想把當時的情景錄下來，結果被城管人員拳打腳踢，傷重而死。這兩個事件，一個是出於記者的職業責任感，如實報道新聞，一個是出於社會責任感，對社會不公進行干預。他們履行了自己的責任，行使了自己的權利，卻遭到了被拘捕的恐懼，甚至帶來殺身之禍。後來雖然進行了必要的處理，但在人們心頭所造成的傷害，卻是很難平復的。它使人不敢履行自己的責任，行使自己的權利。至於鄭恩寵、陳光誠因仗義執言而被判刑，更是對社會公平的褻瀆，對社會和諧的嘲弄。近幾年來，濫用政治權力、製造恐懼的新聞時有所聞。:如：廣州市天河區李月明和上海市普陀區李秉浩先後在2004年7月20日和2006年2月16日被當地的城管人員打死；孫志剛平白無故地被抓進收容所，毆打致死。又如「處女賣淫」事件，好幾起「殺人犯」冤案等等。在日常生活中，攤販隨時擔心著城管會來沒收自己的貨物；小企業主為頻繁的檢查收費而膽戰心驚；各行各業，都在承受著濫用政治權力所帶來的威脅，人們不知道哪一天會有飛來橫禍降臨到自己頭上。免於恐懼的自由，對於我們每個人都有著非常現實的意義。
   
     造成上述種種現象的主要根源，是政治權力缺乏有效的制約，那些貪官惡吏就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權力，為非作歹，這才造成了遍布社會的冤假錯案和人們心頭的恐懼感。所謂官民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是貪官惡吏對政治權力的濫用。因此，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必須創造一個能夠限制濫用政治權力的機制，使他們沒有可能利用權力來壓迫民眾，謀取私利。當然，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徹底改革政治體制，廢除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實現政治民主化，真正由人民自己當家作主。這雖然是一個人民期盼的前景，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要執政黨還權於政，還政於民，在最近的若干年內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就當前來說，要克服各種破壞和諧的因素，扭轉不和諧的社會現象，主要應當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加強監督機制，既要加強權力機構內部的監督，更要加強輿論監督和人民群眾的監督。有了強有力的監督機制，才能遏制官員濫用權力來壓迫剝奪民眾的衝動，消除不和諧的因素。二是提倡寬容、和解，用寬容的精神來化解各種矛盾。近年理論思想界和新聞界對加強監督問題論證較多，現在需要大力弘揚寬容與和解，營造寬鬆的環境，以促進社會和諧。
   
     寬容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孔子提倡的「仁」的學說，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泛愛眾而親仁」，都包含著寬容的內涵。孟子的「仁政」思想，如「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賓士天下」，「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既體現了「以民為本」的人本主義，也表達了執政者對民眾寬容的精神。近代的民主主義者蔡元培、胡適，也都是寬容傳統的繼承者和提倡者。蔡元培主張「兼容並包，兼收並蓄」，胡適提出「寬容比自由更重要」，都是寬容精神的經典表述，值得我們認真學習、深刻體會。寬容，也是胡耀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政時所展現的魅人品德之一，他對平反冤假錯案的執著和熱情，對反對他的那些政客的寬厚和大度，都表現出他的寬容精神。在那個短短的歷史時期里，中國人民得以沐浴自由的陽光，享受著雖然有限卻十分難得的寬鬆民主的生活，社會呈現出相對和諧的圖景，都得益於胡耀邦的寬容精神。可見，領導人的寬容精神對於社會和諧，可以產生多麼巨大的影響。這個並不遙遠的歷史事實，對目前的當政者應該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以寬容的精神促進和解，促進社會和諧，是當前構建和諧社會的最重要的通道。而要實現和解，就應當採取積極的措施，解決形成當前的不和諧局面的社會矛盾，分別不同情況，妥善處理。1、對於一些全國性的歷史積案，如反胡風、反右、文化大革命等，執政黨已經意識到這些歷史錯誤，就應該像台灣對待「二二八慘案」、韓國對待「光州事件」那樣，公開向人民道歉，求得人民的諒解。這樣只會提高黨的威信，改善黨和人民群眾的關係。2、對於目前認識還有分歧的事件，如六四，，則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真相委員會」或「和解委員會」，查明來龍去脈，公布真相，有錯誤就承認，該道歉的道歉，該賠償的賠償。3、對於遍布各地的冤假錯案，可成立省市縣的「真相委員會」或「和解委員會」，接受蒙冤群眾的申訴，查清事實，依法處理：凡是冤案、假案、錯案，都應平反，並給以一定的補償；對徇私枉法的官吏，要繩之以法。4、解除對一些守法公民的監視、跟蹤（對有刑事犯罪嫌疑者除外），指導思想上要轉變以友為敵的階級鬥爭思維方式，以理解取代敵視，以寬容和解取代暴力鎮壓，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5、取消勞動教養制度，撤除勞教場所。五十年來，由於勞教不需要經過司法程序，它已經成為非法懲處無辜公民的黑監獄，構陷平民、榨取財物的惡劣手段。在群眾中影響極壞。幾年來不斷有人呼籲取消這個罪惡制度，認為它的存在是中國人民的恥辱，執政黨應當傾聽人民群眾的這個呼聲。6、解除對滯留國外的同胞的回國禁令，歡迎他們回來參觀第28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允許他們來去自由，鼓勵他們回國參加祖國的建設事業，與全國人民一起，共建和諧社會。
   
     前面所說的六個方面的問題，都是施行寬容政策，實現社會和解的重要步驟，是解決官民矛盾，消除不和諧因素，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措施。任何一個問題的解決，都可以得到民眾的理解、支持和擁護，促進社會的和解與和諧。同時，也會大大提高執政黨的威信，改善黨和人民群眾的關係。當然，解決這樣一些問題是非常困難的，它將會遇到空前強大的阻力，因為這將會損害權貴集團的既得利益，他們必定會頑強反抗。但是，為了實現社會和解，構建和諧社會，為了恢復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取得人民群眾的擁護，就不能因為權貴集團的抵制和反抗而畏縮不前。在權貴集團的利益和人民大眾的利益之間，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對人民寬容還是對權貴寬容，也不存在通融的餘地。我衷心地希望掌握黨權政柄的領導人能夠認清孰輕孰重，在這個重大的歷史課題面前，作出明智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