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西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來源：解放日報
     奧運聖火正在全球傳遞，並受到了途經城市人們的關注和喜愛。但也有少數「藏獨」分子和一些不明真相人士，在聖火傳遞時進行大肆干擾和破壞活動，嚴重褻瀆了奧運精神。上個世紀50年代的西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西藏叛亂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  

   
    在風雲變幻的西藏近現代史上，20世紀50年代出現過幾件影響深遠、意義重大的事件。其中，最為重要的是1951年的西藏和平解放和1959年西藏的民主改革。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不久，西藏人民和包括班禪在內的部分上層愛國人士向中央政府表達了希望西藏早日獲得解放的願望。12月31日，黨中央正式發表《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將解放西藏列為1950年的重大戰鬥任務。時間確定后，採取何種方式解放西藏頗費思考。為有利於保護西藏的歷史文物古籍，保護西藏人民的利益，消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和西藏高原特殊的自然地理條件等因素，中央作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決定，並向西藏地方政府發出了派代表就和平解放西藏事宜進行談判的邀請。
   
    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國主義勢力和分裂勢力的挑唆和阻撓下，一度拒絕接受和平談判。此時，中央政府一方面責成「十八軍政策研究室」、西南局等機構深入研究和談的方針、政策，進行積極的準備；另一方面被迫「以戰求和」，部署了「打開談判大門」的昌都戰役。
   
    昌都戰役勝利后，形勢發生很大變化。阿沛・阿旺晉美等西藏軍政官員，向已經親政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上書，請求派代表與中央人民政府談判。迫於內外壓力，達賴在1951年1月27日和2月27日先後向中央政府報告了他親政的情況和決定派以阿沛・阿旺晉美為全權代表的5人代表團赴京進行談判。4月29日到5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權代表與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進行了20多天的反覆會談、磋商，達成了《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因該協議內容共十七條，習慣上被稱為「十七條協議」。
   
    《十七條協議》的簽訂，標誌著西藏人民擺脫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羈絆，標誌著包括藏族在內的我國各民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現了空前大團結，也標誌著幾百年來處於封閉、停滯、一盤散沙狀態的西藏社會內部開始真正實現團結、統一。
   
    根據《十七條協議》的有關規定，5月25日，毛澤東主席簽署了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的訓令。10月24日，達賴致電毛澤東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並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10月26日，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勝利抵達拉薩。
   
    20世紀50年代西藏發生的另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就是平息叛亂，實施民主改革，廢除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百萬農奴和奴隸翻身解放。《十七條協議》中有在西藏實行民主改革的內容，但考慮到當時西藏的實際，從1951年到1959年，西藏的社會制度沒有變更。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主要工作任務是依靠統一戰線的形式，以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為目的，化解歷史上帝國主義製造的達賴、班禪之間的矛盾。
   
    然而，《十七條協議》簽訂后，西藏上層中的親帝分裂勢力始終沒有放棄從事分裂活動。面對西藏社會遲早要到來的變化，他們感到恐慌。為此，製造了「偽人民會議」事件，提出要修改《十七條協議》；企圖阻止達賴赴京參加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康區煽動叛亂；在西藏一些地區製造襲擊解放軍和政府機構的事件。1956年，更是借達賴、班禪到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2500周年紀念活動之機，策劃達賴滯留印度事件。
   
    中央政府對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早有察覺，始終保持高度警惕，隨時準備應對可能發生的叛亂。同時，對分裂勢力的活動本著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的原則，開展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1955年，成功解散了「偽人民會議」。1956年，周恩來總理利用訪問印度的機會，親自做達賴和印度政府的工作，使達賴放棄了滯留印度不歸的計劃。但是，分裂分子的活動並沒有停止。
   
    1956年康區發生局部叛亂后，由於西藏地方政府的縱容，西藏一些上層反動分子與康區叛亂分子相勾結，不斷挑起事端。時至1958年，局部叛亂逐步向整個西藏蔓延並有所升級。1959年1月上旬，恩珠倉・公布扎西組織1600多名叛亂分子向札木縣委發起進攻，縣委率軍民奮戰10晝夜，直至解放軍增援部隊趕到才擊退叛亂武裝。此後，叛亂武裝又圍攻駐軍、伏擊軍車、破壞公路甚至殘忍殺害解放軍幹部戰士和各族工作人員。叛亂分子還把魔爪伸向西藏廣大農牧民群眾，燒殺掠搶、姦淫婦女、殺戮無辜，犯下累累罪行。
   
    面對西藏出現的嚴峻局勢，黨中央指示西藏工委要保持頭腦清醒，做好軍事和物資上的準備，隨時準備應對可能到來的全面叛亂。同時，為了最大限度地爭取噶廈政府，西藏工委一面向他們通報叛亂的情況，一面嚴正指出他們對叛亂分子的縱容立場是錯誤的，要求他們負起平息叛亂的責任。
   
    此時十四世達賴喇嘛已經親政，西藏工委同志曾直接與他談話，指出噶廈的錯誤，希望他出面做工作。1958年底，達賴喇嘛召集過一次噶廈會議，提出了採取積極態度，負起平叛責任的要求。但是，此後的幾次噶廈會議，名為研究平息叛亂，實則秘密謀划更大規模的全面叛亂，並提出「把達賴喇嘛請到一個安全的地方，然後和他們戰鬥」的計劃。
   
    終於，在1959年3月10日，叛亂分子以達賴到軍區看演出會遭到漢人劫持為名，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圍攻和叛亂。3月17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與叛匪裹脅部分藏族群眾一同逃離西藏，流亡印度。事實證明，西藏叛亂不僅是蓄謀已久的分裂祖國行為，而且是在噶廈政府的直接策劃和指揮下進行的。十四世達賴也難逃其咎。
   
    叛亂髮生后，中央適時作出了邊平叛、邊改革的指示。黨在西藏8年工作打下的良好群眾基礎，加上團結了一大批上層愛國人士，這為迅速平息叛亂和進行民主改革打下了堅實基礎。西藏民主改革的勝利，標誌著西藏社會徹底擺脫了千百年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的束縛；標誌著西藏百萬農奴和奴隸享有了做人的基本權利；標誌著西藏社會完成了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第一次跨越式發展。(畢華/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幹事、當代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