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集團及國外反華勢力的種種言論是荒謬、缺乏依據的

達賴集團及國外反華勢力在西藏歸屬問題上提出了「自古獨立」「滿蒙非中國」等種種言論，研究西藏歷史的專家如是說

   首先說說所謂的「自古獨立說」。達賴集團及西方反華勢力，為了給「西藏獨立」尋找證據，不惜採取剪裁史料、歪曲史實等做法，變換花樣，為分裂陰謀張目，提出了形形色色獨立謬論。西藏「自古獨立說」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提出這種說法，並在國際上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黎吉生的《西藏簡史》和夏格巴·旺秋德丹的《藏區政治史》。前書作者是上個世紀四十年代英印政府駐藏代表，是一個一直鼓吹「西藏獨立」的英國人，《西藏簡史》是他聽了１９５９年１０月聯合國第１４屆大會關於所謂「西藏問題」辯論之後開始撰寫的，目的就是要說明「西藏自古以來就和中國不一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後書作者曾於上世紀四十年代擔任舊噶廈政府官員和「西藏貿易代表團」團長，是從事「西藏獨立」活動的「藏獨」急先鋒。他們撰寫這些著作的唯一目的就是鼓吹「西藏獨立」。夏格巴就明確宣稱，「雪域藏地三大區，從來就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他們的共同做法是：首先，把西藏的人種、語言文字和文化同中國文化，特別是作為中國主體民族的漢族文化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其次，在西藏與歷代中央政府關係問題上大做文章，製造一個一脈相傳的「西藏獨立」國家發展的歷史。第三，混淆民族與國家界限，將「藏族」等同於「西藏國」，試圖從狹隘的和極端的民族主義立場來曲解中國的歷史和民族關係史。

    面對蒙元和清朝時期管理西藏地方大量鐵的事實，達賴集團分裂勢力及國外的一些反華勢力，並沒有死心，而是製造出所謂的「滿蒙非中國說」，作為救命稻草。事實上，這一說法是不值一駁的，且不說以統治者的民族成分劃分「國家」的做法幼稚無知，稍微翻翻史料就會知道，無論是元朝的蒙古族、漢族，清朝的滿族、漢族和中國境內包括藏族在內其他各個民族，都沒有將這兩個以蒙古族、滿族為主建立的政權當作外國。元朝的蒙古皇帝和清朝的滿族統治者也都以華夏正統自居，從未自外於中國。清朝統治者同樣十分重視漢族傳統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康熙皇帝本人對儒家經典和歷史著作中的治國方略興趣濃厚，乾隆皇帝則曾經讀佛經、學過藏語。古今中外沒有人否認元朝和清朝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可見，「滿蒙非中國說」是分裂主義分子別有用心的偽造。

    關於所謂的「供施關係說」。夏格巴在他的《藏區政治史》說：西藏「和中國的關係只是宗教上的供施關係，根本不存在政治上的統屬問題」；達賴的法律顧問、荷蘭人范·普拉赫的《西藏的法律地位》一書，同樣使用這種說法。我們知道，藏文史書中確實存在有關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關係是「供施關係」的說法，但是它只是宗教人士一種特殊的表述系統，並未反映歷史的客觀本質。事實是，西藏地方是中央政府管轄下的一個行政區，而不是一個置身化外的教區；西藏地方的政教領袖是行政職官系統中有官階的官員，而不僅僅是教派領袖。在大量的藏文史書中，已經清楚地表明了中央王朝對西藏地方實施的行政管理，以及西藏地方政教首領接受任命、履行職責的史事。以八思巴為首的薩迦派接受元朝封授，履行政教職責，以及以達賴和班禪為首的格魯派接受朝廷調遣、禮敬皇帝的事實可以說不絕史書，清晰明了，這些怎能用「供施關係」來解釋呢？由僧人撰寫的自傳、高僧傳記、教法史等著作，用「供施關係」這樣隱晦的辭彙來表述接受管理的事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此為依據立論，來否認元朝以來歷代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歷史，卻不是歷史研究者應有的做法。

    最後說說所謂的「民國時期獨立說」。辛亥革命爆發以後，各省為了反對清朝政府，紛紛宣布「獨立」，即與沒落的清王朝決裂，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西藏地方也出現了所謂「獨立」的問題。當然，以十三世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地方政教勢力宣布「西藏獨立」，由於發生在邊疆和民族地區，其內容更為複雜。其中，既有英帝國主義侵略分子積極支持和慫恿的因素，也有十三世達賴喇嘛本人與駐藏大臣乃至清朝廷之間個人恩怨等因素。十三世達賴喇嘛宣布「西藏獨立」的錯誤做法，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在西藏地方也遇到巨大阻力，因此在他晚年意識到這種錯誤，並且試圖改善西藏地方與民國中央政府的關係。

    儘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民國政府和西藏地方卻一直保持著密切的政治關係，噶廈始終沒能改變其地方政府的地位。由於廣大僧俗群眾和部分上層人士反對搞「西藏獨立」，少數人的獨立活動最終無法得逞。上個世紀４０年代後期，曾經出現過一股製造「西藏獨立」的逆流，一方面反映出民國時期的西藏地方並不存在某些人認為的「事實獨立」問題；另一方面，這場分裂鬧劇最終也草草收場，沒有逃脫失敗的命運。當時的國際社會沒有哪個國家或政府承認「西藏獨立」。因此，認為民國時期西藏地方「事實獨立」的說法，是缺乏依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