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骨——京師大學堂到老北大(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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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是一塊聖地。

近百年來，這裡成長著中國數代最優秀的學者。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這一切又與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銳的抗爭精神相結合，構成了一種特出的精神魅力。科學與民主，已成為這聖地的不朽靈魂。                                         

——謝冕在一九九七年迎新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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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兼容並包」的精神浸透於它的每一個方面。在教員隊伍的構成上，更顯現其精神之所在。幾十年間，北大以它寬闊的胸襟和氣魄，吸引了眾多不同學科、不同見解的學者和大師們，而他們所表現出的智慧的魅力、學術的魅力、性格的魅力、人格的魅力，無不影響著一代又一代北大的學子，他們的軼聞趣事被一代又一代北大人傳頌。

  
「兼容並包」精神下的教授們
  
1916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長，在啟用教師上更體現其「兼容並包」之精神和「學術自由」之主張，他提出：「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的教授」，以「提起學生研究學問之興會」。他用才的宗旨是：見解主張可不相同，學術論點可不相同，但學問不可以不高深，品行不可以不嚴謹。他赴任后，隨時延攬人才，聘用了許多新教授。這當中有革新派、提倡白話文，主張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有復辟派、主張恢復帝制，擁護袁世凱做皇帝的急先鋒辜鴻銘、劉師培等……；有最早把共產主義介紹給中國的李大釗、也有最早介紹無政府主義的李曾石、還有最早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夏元瑮……；此外他還啟用了錢玄同、俞同奎、沈尹默等一批老北大的老人，更啟用了只有二十三、四歲的梁漱溟等一批年輕人……，還請來了剛從歐洲回來的女教授陳衡哲先生、聘用了數學系老教授馮祖荀，外籍教授、地質系的葛利普等。同時裁去了一批陳腐守舊、道德敗壞的人物。


           
  辜鴻銘  


  魯迅   


  馮祖荀   
              
         
  湯用彤   


  羅家倫   


  林語堂   
              
            
  傅斯年      

  
這一切在用人上的改革措施，無不體現了蔡元培先生舊學舊人不廢，而新人新學大興的主導思想，使教授隊伍素質得以大大提高，給學校帶來了研求學問的好學風，也為日後北大教授之列的整體特色奠定了基礎。

自蔡元培先生起，北大往者可繼，來者可追。組成了一支人才濟濟的北大教授隊伍。文科學長陳獨秀、理科學長夏元瑮、法科學長王建祖、工科學長溫宗禹。以後撤學長制而設系，又有總務長蔣夢麟、教務長顧孟余、英文系主任胡適之、化學系主任俞同奎、物理系主任顔任光、哲學系主任湯用彤等，還聘用了法文系教授楊芳、德文教授朱家驊、法律系教授何基鴻、經濟系教授馬寅初以及林語堂、傅斯年、馮友蘭、羅家倫等一批優秀教授。

  
「學術自由」下的教授們

  
北大的研求學問之風盛行於教授其間，他們治學嚴謹，頗下功夫，而北大又有其兼容並包之特色，故同門類不同派別的學問之爭在此十分普遍。他們堅持已見，也容許別人堅持已見。他們常常以捍衛真理的態度來抵擋別人的評價，而對對方的問題，往往亦是針鋒相對，毫不留情。這種爭論充分表現了學術民主，給予了學生充分開闊眼界之空間，培養了學生們獨立思考和探索真理的興趣和能力，同時教授們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研求學問的精神也對學生產生了較好的影響。

如，五四時期，古文家劉師培先生與今文家崔適先生對門而居，互為鄰里，每日朝夕相見，總是相敬如賓，互稱先生，並伴以一鞠躬。而在學術上二位則觀點相左，一到課堂上，情景大變，彼此攻擊起對方的謬誤來言辭嚴厲。

又如，胡適先生與錢穆先生在老子的年代及《老子》一書的時代問題上意見不同。按胡的說法，老子是春秋晚期人，略早於孔子；而按錢的說法，老子是戰國時人，略早於韓非子。因胡的觀點先已在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一書中言及，於是爭論之始，胡適按兵不動之態，錢穆則起筆挑戰，而胡依然不認可，於是便引來了一日胡錢當面的對峙：一次教授會上二位先生相遇，錢先生說：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了。胡先生說：錢先生，你舉的證據並不能使我心服；如能使我心服，我連我老子也不要了。兩人大笑不已。錢穆是經胡適提攜進北大的，可見其不計個人恩怨的科學的學術批語精神，而胡適也很寬容，當一同學問及錢先生講得與他不同，究竟誰的對時，他說：「在大學里，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們應該自己去選擇，看哪個是真理。」

據曾為北大學生的王昆倉先生的回憶文章所載：

教文字學的有兩位老師，一位是新派的錢玄同，一位是老派的黃侃。我選的是錢玄同的課。一天，我正在課堂聽錢老師講課，不料對面教室正在講課的黃侃大聲罵起錢玄同來了。錢聽了也滿不在乎，照樣講課。後來，我既聽聽錢玄同的課，也聽聽黃侃的課，以便兩相對照。

還有一個哲學唱對台戲的故事。一是胡適先生所講《中國哲學史大綱》，一個是梁漱溟先生所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個是留學美國的洋博士講中國哲學，一個是布衣布褂的土學者講東西文化，並且在同時同地的兩間教室中。這場哲學對台戲吸引了許多的學生，因為兩位都學術高深、學問精道，不僅講得頭頭是道，而且各有所長。

這種研求學問之風也深深地影響著學生們，他們善於思考，敢於提出問題和自己的觀點。這種精神亦得到了教授們的讚賞和鼓勵。

一次名教授錢玄同先生講授文字音韻學中的關於廣東音韻，課下一位廣東籍學生李錫予給錢先生寫了一封長信，對其所講提出不同意見。下次上課，錢先生面帶微笑站在講台上，問：「哪位是李錫予同學？」李站了起來：「我就是。」錢先生客氣地說：「請坐！你的信我已看過了，你對廣東音韻的解釋是正確的，我不是廣東人，對廣東的音韻只是一知半解，很感謝你糾正了我的紕漏。」接著他讀了李錫予的信，還希望大家今後發現講課中的紕漏，要提出自己的意見。

還有一次，胡適先生講課，提到某小說時說：「可惜向來沒有人說過作者是誰。」一位同學站起來反駁說，有人說過，並指出在什麼叢書的什麼書里就有。胡適先生很驚喜，以後上課常常提及此事，並逢人便講「北大真不愧為大」。

正是北大此種自由探討之學風，使老北大在學術研究上收穫頗豐：

1919年，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是近代中國第一部系統地應用資產階級觀點方法寫成的中國古代哲學史。

1920年，李大釗《唯物史觀》課程，第一次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列入大學教程。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成為中國小說史研究開山之作。 錢玄同等提出《新工標點符號修正案》在全國頒布執行。
   
   

哲學對台戲的兩位主角：梁漱溟（上）和胡適（下）

  
1921年，鄧之誠著《中華二千年史》在史學界影響很大。

1923年，商承祚著《殷墟文字類編》為最早的甲骨文字典。

1924年，孫雲鑄撰《中國北部寒武紀動物化石》為中國第一部古生物專著。

1925年，劉半農發表《四聲實驗錄》。

1926年，李四光著《地球表面形象變遷的主因》，創建地質力學理論。 顧頡剛等編《古史辨》，創「古史辨派」。

1930年，朱光潛著《文藝心理學》，在美學界形成重要流派。

1932年，熊十力著《新唯識論》。 曾昭掄參與發起「中國化學會」。 錢穆著《先秦史》成一家之言。

1933年，孟森主持明清史料整理。

1934年，從吾講授匈奴史及遼金元史，成為奠基人之一。

1936年，丁緒賢著《化學史通考》第一部化學史專著。

1940年，金岳霖著《論道》，

1943年，鄧廣銘著《宋史職官志考證》

1946年，馮友蘭著《貞觀六書》。

  
「學術自由」下的教授們

  
北大的研求學問之風盛行於教授其間，他們治學嚴謹，頗下功夫，而北大又有其兼容並包之特色，故同門類不同派別的學問之爭在此十分普遍。他們堅持已見，也容許別人堅持已見。他們常常以捍衛真理的態度來抵擋別人的評價，而對對方的問題，往往亦是針鋒相對，毫不留情。這種爭論充分表現了學術民主，給予了學生充分開闊眼界之空間，培養了學生們獨立思考和探索真理的興趣和能力，同時教授們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研求學問的精神也對學生產生了較好的影響。

如，五四時期，古文家劉師培先生與今文家崔適先生對門而居，互為鄰里，每日朝夕相見，總是相敬如賓，互稱先生，並伴以一鞠躬。而在學術上二位則觀點相左，一到課堂上，情景大變，彼此攻擊起對方的謬誤來言辭嚴厲。

又如，胡適先生與錢穆先生在老子的年代及《老子》一書的時代問題上意見不同。按胡的說法，老子是春秋晚期人，略早於孔子；而按錢的說法，老子是戰國時人，略早於韓非子。因胡的觀點先已在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一書中言及，於是爭論之始，胡適按兵不動之態，錢穆則起筆挑戰，而胡依然不認可，於是便引來了一日胡錢當面的對峙：一次教授會上二位先生相遇，錢先生說：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了。胡先生說：錢先生，你舉的證據並不能使我心服；如能使我心服，我連我老子也不要了。兩人大笑不已。錢穆是經胡適提攜進北大的，可見其不計個人恩怨的科學的學術批語精神，而胡適也很寬容，當一同學問及錢先生講得與他不同，究竟誰的對時，他說：「在大學里，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們應該自己去選擇，看哪個是真理。」

據曾為北大學生的王昆倉先生的回憶文章所載：

教文字學的有兩位老師，一位是新派的錢玄同，一位是老派的黃侃。我選的是錢玄同的課。一天，我正在課堂聽錢老師講課，不料對面教室正在講課的黃侃大聲罵起錢玄同來了。錢聽了也滿不在乎，照樣講課。後來，我既聽聽錢玄同的課，也聽聽黃侃的課，以便兩相對照。

還有一個哲學唱對台戲的故事。一是胡適先生所講《中國哲學史大綱》，一個是梁漱溟先生所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個是留學美國的洋博士講中國哲學，一個是布衣布褂的土學者講東西文化，並且在同時同地的兩間教室中。這場哲學對台戲吸引了許多的學生，因為兩位都學術高深、學問精道，不僅講得頭頭是道，而且各有所長。

這種研求學問之風也深深地影響著學生們，他們善於思考，敢於提出問題和自己的觀點。這種精神亦得到了教授們的讚賞和鼓勵。

一次名教授錢玄同先生講授文字音韻學中的關於廣東音韻，課下一位廣東籍學生李錫予給錢先生寫了一封長信，對其所講提出不同意見。下次上課，錢先生面帶微笑站在講台上，問：「哪位是李錫予同學？」李站了起來：「我就是。」錢先生客氣地說：「請坐！你的信我已看過了，你對廣東音韻的解釋是正確的，我不是廣東人，對廣東的音韻只是一知半解，很感謝你糾正了我的紕漏。」接著他讀了李錫予的信，還希望大家今後發現講課中的紕漏，要提出自己的意見。

還有一次，胡適先生講課，提到某小說時說：「可惜向來沒有人說過作者是誰。」一位同學站起來反駁說，有人說過，並指出在什麼叢書的什麼書里就有。胡適先生很驚喜，以後上課常常提及此事，並逢人便講「北大真不愧為大」。

正是北大此種自由探討之學風，使老北大在學術研究上收穫頗豐：

1919年，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是近代中國第一部系統地應用資產階級觀點方法寫成的中國古代哲學史。

1920年，李大釗《唯物史觀》課程，第一次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列入大學教程。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成為中國小說史研究開山之作。 錢玄同等提出《新工標點符號修正案》在全國頒布執行。
   
   

哲學對台戲的兩位主角：


梁漱溟（上）


和胡適（下）

  
1921年，鄧之誠著《中華二千年史》在史學界影響很大。

1923年，商承祚著《殷墟文字類編》為最早的甲骨文字典。

1924年，孫雲鑄撰《中國北部寒武紀動物化石》為中國第一部古生物專著。

1925年，劉半農發表《四聲實驗錄》。

1926年，李四光著《地球表面形象變遷的主因》，創建地質力學理論。 顧頡剛等編《古史辨》，創「古史辨派」。

1930年，朱光潛著《文藝心理學》，在美學界形成重要流派。

1932年，熊十力著《新唯識論》。 曾昭掄參與發起「中國化學會」。 錢穆著《先秦史》成一家之言。

1933年，孟森主持明清史料整理。

1934年，從吾講授匈奴史及遼金元史，成為奠基人之一。

1936年，丁緒賢著《化學史通考》第一部化學史專著。

1940年，金岳霖著《論道》，

1943年，鄧廣銘著《宋史職官志考證》

1946年，馮友蘭著《貞觀六書》。

[ 本帖最後由 新鮮人 於 2008-4-19 07:57 編輯 ]

教授們課堂上的魅力  
  
「豐富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這一切又與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銳的抗爭精神相結合，構成了一種特殊的精神魅力。」這充分地表述了北大教授們的無限魅力之所在。

在北大，沒有嚴格的課本，沒有講課深淺之規定，也沒有課時進度之約束，一切都由教師們根據情況而定。在這樣的課堂上，教授們的智慧在此得到了充分的施展；教授們的學風在此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教授們的個性在此得到了充分地張揚。

如果我們以課堂為載體，聚集起散落在歲月里的記憶；以講課為引線，串連起大師們多姿的風範，便更能夠從中體味到其魅力之所在。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講授的惟一課程是《美學》。一位同學的回憶錄中記載下當時課堂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學，聲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講到外國美術的時候，還帶圖畫給我們看，所以我們覺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擠滿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擠的連講台上都站滿了人，於是沒有辦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講堂。」

胡適先生的演講式教學在學生中很受歡迎，亦常常因紅樓教室人滿為患而搬入二院大講堂。他講課從不發講義，自己也沒有講稿。講課內容也有些特點，如講中國文學史（宋元明清部分）時，先從文學評論的角度，介紹王若虛的《滹南遺老集》；講《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時，給學生們介紹了曹寅寫給康熙皇帝的奏摺。但學生們最喜歡的還是他的演講。柳存仁先生在其《記北京大學的教授》文中寫到：
   
學生們非常喜歡錢穆先生講課，課堂上從來就是座無虛席   
   

胡先生在大庭廣眾間講演之好，不在其講演綱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夠盡量地發揮演說家的神態、姿勢，和能夠以安徽績溪化的國語盡量地抑揚頓挫。並因為他是具有純正的學者氣息的一個人，他說話對的語氣總是十分的熱摯真懇，帶有一股自然的氣所以特別能夠感動人。

錢穆先生亦是學生們喜愛的教授。他所擔任的課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中國通史等，從來都是兩個小時連起來講，中間不休息，他講課的地點從來都在二院大講堂，而且從來都是座無虛席。朱海濤先生《北大與北大人》中寫到：

一付金屬細邊眼鏡，和那自然而然的和藹，使人想到「溫文」兩個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長衫，這風度無限雍容瀟灑。向例他總帶著幾本有關的書；走到講桌旁，將書打開，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著頭，對那滿堂的學生一眼也不看，自顧自的用一隻手翻書。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鐘以上，這時全堂的學生都坐定了，聚精會神的等著他，他不翻書了，抬起頭來滔滔不絕地開始講下去，越講越有趣味，聽的人越聽越有趣味。對於一個問題每每反覆申論，引經據典，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更驚異於其記憶力之強……這種充實而光輝的講授自然而然地長期吸引了人。

魯迅先生講課雖不像演說家的演講，但課堂上卻時時沸騰著青春的熱情和蓬勃的朝氣。聽課的不僅是國文系的學生，還許多其他系及校外的青年學生，甚至還有從外地趕來專門聽他的課的。同學們反映聽他的課就像讀他的文章一樣，「在引人入勝、娓娓動聽中蘊蓄著精闢的見解，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都是很中肯和剴切的，跟傳統說法很不同。」

此外，還有劉師培先生，他作為北大中國文學的教授，開的課是《中國中古文學史》，學生們認為水平確實很高，他上課既不帶書，也沒有一張卡片，而是講台上一站，隨便談起，頭頭是道，所引古文資料，常常是隨口背誦，同學們都很佩服。他的文章也做得漂亮，可謂「下筆千言」。

教授中還有一類是口才較差，學問很高深的。如周作人先生，大概是將滿腹學問都注入筆端了，而講起課來卻很不善言辭，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講台後常常有點手足無措，許久才站定，然後把兩手分別插入棉袍的兜兒里才慢慢講下去，吞吞吐吐，且說且噎。
   
魯迅先生的課堂上，時時沸騰著青春的熱情和蓬勃的朝氣   
   

梁漱溟先生大概也應算在此列之中。他講印度哲學概論、大成唯實論、東西文化及哲學等課，有甚多的見解，很受學生們的歡迎，但卻不善於言辭，可惜的是文字也欠流暢，每當講到某個道理時常不能即興說明，便急得用手觸壁或是用手敲頭深思。

顧頡剛先生，乃「疑古學」之大家，著有《古史辯》。先生學問淵博，擅寫文章，但口才偏差，講課時常常詞不達意，吃吃一會，情急之下，索性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疾書，寫得速度很快也很清楚。

還有明清史專家孟森先生，其學問亦是很高深的，但卻屬不擅講課之例。學生們回憶：他永遠穿著一件舊棉布長衫，面部沉悶，毫無表情。他的講課也是出奇的沉悶。有講義，學生人手一編。每次上課必是拇指插在講義中間，走上講台。他講課從來不向講台下看，照本宣讀，下課時，講義合上，拇指依然插於講義中間，轉身走去，依然不向講台下看。

不善講者的教授中也有因自家口音實在難懂，講，不如不講者。如陳介石先生，他在哲學門（系）也是深受同學們的尊重的，他講中國哲學史、諸子哲學，還在歷史門（系）講中國通史。他講課也是以筆代口，先把講稿發給大家，上課時一言不發，就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下課鈴一響，粉筆一扔就走了。最難得的是他雖不講話，但卻是誠心誠意地備課，課堂所寫與於講稿亦各成一套。據說就是因其一口難懂的溫州土話的緣故，卻促成了他的一種風格。

朱希祖先生亦在此列。他的海鹽話有的北方同學聽到畢業，也沒聽懂幾句，真不如粉筆寫更好了。為此還常常鬧出一些笑話。一次朱先生講文學史，講到周朝，反覆說孔子是「厭世思想」，同學們都很奇怪，黑板所引孔子的話都是積極的，怎麼是厭世呢？過了許久，同學們才解開此謎，原來朱先生所談為「現世」而非「厭世」。

教授們課堂上的魅力  
  
「豐富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這一切又與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銳的抗爭精神相結合，構成了一種特殊的精神魅力。」這充分地表述了北大教授們的無限魅力之所在。 ... [/quote]

教授們課堂上的魅力  
  
「豐富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這一切又與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銳的抗爭精神相結合，構成了一種特殊的精神魅力。」這充分地表述了北大教授們的無限魅力之所在。

在北大，沒有嚴格的課本，沒有講課深淺之規定，也沒有課時進度之約束，一切都由教師們根據情況而定。在這樣的課堂上，教授們的智慧在此得到了充分的施展；教授們的學風在此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教授們的個性在此得到了充分地張揚。

如果我們以課堂為載體，聚集起散落在歲月里的記憶；以講課為引線，串連起大師們多姿的風範，便更能夠從中體味到其魅力之所在。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講授的惟一課程是《美學》。一位同學的回憶錄中記載下當時課堂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學，聲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講到外國美術的時候，還帶圖畫給我們看，所以我們覺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擠滿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擠的連講台上都站滿了人，於是沒有辦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講堂。」

胡適先生的演講式教學在學生中很受歡迎，亦常常因紅樓教室人滿為患而搬入二院大講堂。他講課從不發講義，自己也沒有講稿。講課內容也有些特點，如講中國文學史（宋元明清部分）時，先從文學評論的角度，介紹王若虛的《滹南遺老集》；講《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時，給學生們介紹了曹寅寫給康熙皇帝的奏摺。但學生們最喜歡的還是他的演講。柳存仁先生在其《記北京大學的教授》文中寫到：

   
學生們非常喜歡錢穆先生講課，課堂上從來就是座無虛席   
   

胡先生在大庭廣眾間講演之好，不在其講演綱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夠盡量地發揮演說家的神態、姿勢，和能夠以安徽績溪化的國語盡量地抑揚頓挫。並因為他是具有純正的學者氣息的一個人，他說話對的語氣總是十分的熱摯真懇，帶有一股自然的氣所以特別能夠感動人。

錢穆先生亦是學生們喜愛的教授。他所擔任的課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中國通史等，從來都是兩個小時連起來講，中間不休息，他講課的地點從來都在二院大講堂，而且從來都是座無虛席。朱海濤先生《北大與北大人》中寫到：

一付金屬細邊眼鏡，和那自然而然的和藹，使人想到「溫文」兩個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長衫，這風度無限雍容瀟灑。向例他總帶著幾本有關的書；走到講桌旁，將書打開，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著頭，對那滿堂的學生一眼也不看，自顧自的用一隻手翻書。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鐘以上，這時全堂的學生都坐定了，聚精會神的等著他，他不翻書了，抬起頭來滔滔不絕地開始講下去，越講越有趣味，聽的人越聽越有趣味。對於一個問題每每反覆申論，引經據典，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更驚異於其記憶力之強……這種充實而光輝的講授自然而然地長期吸引了人。

魯迅先生講課雖不像演說家的演講，但課堂上卻時時沸騰著青春的熱情和蓬勃的朝氣。聽課的不僅是國文系的學生，還許多其他系及校外的青年學生，甚至還有從外地趕來專門聽他的課的。同學們反映聽他的課就像讀他的文章一樣，「在引人入勝、娓娓動聽中蘊蓄著精闢的見解，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都是很中肯和剴切的，跟傳統說法很不同。」

此外，還有劉師培先生，他作為北大中國文學的教授，開的課是《中國中古文學史》，學生們認為水平確實很高，他上課既不帶書，也沒有一張卡片，而是講台上一站，隨便談起，頭頭是道，所引古文資料，常常是隨口背誦，同學們都很佩服。他的文章也做得漂亮，可謂「下筆千言」。

教授中還有一類是口才較差，學問很高深的。如周作人先生，大概是將滿腹學問都注入筆端了，而講起課來卻很不善言辭，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講台後常常有點手足無措，許久才站定，然後把兩手分別插入棉袍的兜兒里才慢慢講下去，吞吞吐吐，且說且噎。


   
魯迅先生的課堂上，時時沸騰著青春的熱情和蓬勃的朝氣   
   

梁漱溟先生大概也應算在此列之中。他講印度哲學概論、大成唯實論、東西文化及哲學等課，有甚多的見解，很受學生們的歡迎，但卻不善於言辭，可惜的是文字也欠流暢，每當講到某個道理時常不能即興說明，便急得用手觸壁或是用手敲頭深思。

顧頡剛先生，乃「疑古學」之大家，著有《古史辯》。先生學問淵博，擅寫文章，但口才偏差，講課時常常詞不達意，吃吃一會，情急之下，索性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疾書，寫得速度很快也很清楚。

還有明清史專家孟森先生，其學問亦是很高深的，但卻屬不擅講課之例。學生們回憶：他永遠穿著一件舊棉布長衫，面部沉悶，毫無表情。他的講課也是出奇的沉悶。有講義，學生人手一編。每次上課必是拇指插在講義中間，走上講台。他講課從來不向講台下看，照本宣讀，下課時，講義合上，拇指依然插於講義中間，轉身走去，依然不向講台下看。

不善講者的教授中也有因自家口音實在難懂，講，不如不講者。如陳介石先生，他在哲學門（系）也是深受同學們的尊重的，他講中國哲學史、諸子哲學，還在歷史門（系）講中國通史。他講課也是以筆代口，先把講稿發給大家，上課時一言不發，就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下課鈴一響，粉筆一扔就走了。最難得的是他雖不講話，但卻是誠心誠意地備課，課堂所寫與於講稿亦各成一套。據說就是因其一口難懂的溫州土話的緣故，卻促成了他的一種風格。

朱希祖先生亦在此列。他的海鹽話有的北方同學聽到畢業，也沒聽懂幾句，真不如粉筆寫更好了。為此還常常鬧出一些笑話。一次朱先生講文學史，講到周朝，反覆說孔子是「厭世思想」，同學們都很奇怪，黑板所引孔子的話都是積極的，怎麼是厭世呢？過了許久，同學們才解開此謎，原來朱先生所談為「現世」而非「厭世」。
   

顧頡剛先生常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疾書   
   

孟森先生講課時從來不向台下看

講課中有的教授以闡述自己的觀點為主，也有的教授則更注意前人的錯誤。陳恆教授便是這樣。在講課時他將二十五史從頭講起，把所有有關的事件一一交待清楚，特別是尤其注意前人的錯誤。有的同學回憶陳先生時說：

「在他眼裡，前人的錯誤不知怎麼那麼多，就像他是一架顯微鏡，沒有一點纖塵逃得過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製的顯微鏡，專挑錯誤的。……他的嘴相當利害，對於錯誤的學者批評得一點也不留情。」

教授中也有講課喜歡標新立異者，有時異到胡說、離奇之地步。林損先生便是代表之一。據說他長於記誦，許多古籍都能背誦，詩寫得也很好。但上課經常發牢騷、講題外話，有時隨口胡說。他講杜甫《贈衛八處士》時，竟說：「衛八處不夠朋友，用黃米飯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當然不滿意，所以詩中說『明日隔山嶽，世世兩茫茫』，意思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後來他在學校整頓中被解聘。

還有北大著名怪人辜鴻銘先生，他雖然其常年身著棗紅馬褂，拖著一條長辮，堅持復舊，保皇復辟，但其在學問上亦是佼佼者，據說他所著的《中國人的真精神》曾被譽為是「一部震炫歐洲思想界的煌然巨著」。他精通英、德等多國語言，主講西洋文學，后又主講英詩。既便是後來蔡元培先生解聘了他，也不是因其學問不精，而是因其教書不認真。他上課常帶一個童僕為他裝煙倒茶，他坐靠椅上，慢吞吞地講課，一會兒吸水煙，一會兒喝茶，學生們著急地等著他。後來竟一學期只教了學生六首英詩。

黃侃先生與辜鴻銘、劉師培曾為老北大三怪傑，其講課的奇聞更是讓人哭笑不得。田炯錦先生《北大六年瑣記》中回憶：

「有一天下午，我們正在上課時，聽得隔壁教室門窗的響動，人聲鼎沸。下課時看見該教室窗上許多玻璃破碎，寂靜無人。旋聞該班一熟識同學說：『黃先生講課時，作比喻說：好像房子要塌了。方畢，拿起書包，向外奔跑，同學們莫明究竟，遂跟著向外跑。擁擠的不能出門，乃向各窗口衝去，致將許多玻璃擠碎。』」
   


劉半農   
   
教授們的軼事與趣聞點滴

錢玄同、劉半農出演的「雙簧戲」。故事發生在五四時期，主角是錢玄同先生和劉半農先生。在新文化運動中二位教授都是運動的主要倡導者，1918年，錢先生等人在《新青年》上對封建文化發動攻勢的時候，除了少數頑固派的反對外，並沒有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為了打破這沉寂的空氣，二位先生便合演了一場有名的「雙簧戲」。於是在《新青年》上出現了一位化名叫王敬軒的頑固派所寫的洋洋數千言的反對新文化運動、攻擊《新青年》的文章《文學革命之反響》，此後劉半農便針鋒相對地寫了萬餘言的反擊文章《復王敬軒書》，把頑固派的思想主張批駁得體無完膚。這樣一來，果真擴大了新文化的影響，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迅速展開。而這位王敬軒其實並無其人，而是由錢玄同先生所扮。

劉文典觸怒蔣介石被拘。劉先生為國學大家。每日口不離煙，常口銜一支，雖在與人講話煙卻依然粘在唇邊。先生性情幽默滑稽，善談笑，只是語不擇言，常常觸怒對方。一次見到蔣個石，直呼其名，使蔣大為不滿，找人傳話斥責他，劉仍不改口，蔣遂下令逮捕，而劉仍毫不在乎，后經蔡元培等名流出面說情，才恢復了自由。

陳獨秀激出個書法家。沈尹默先生詩好，更擅長書法，老北大時北大的一院、二院、三院門前所掛的長牌上所書均出自其手。說起沈先生的書法卻與陳獨秀有著一段故事。一次，未曾謀面的陳先生來到沈先生家拜訪，一進門便大聲說：「我叫陳獨秀，昨天我看到了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話雖刺耳，但卻激發了沈先生，從此沈先生髮奮研究起書法來。

顧頡剛戲里悟出的《古史辨》。顧先生是個戲迷，但他看戲既不注重演員的扮相，亦不注重演員的唱腔，而更感興趣的是戲中的故事。同是一個故事，許多劇種中都有，但細節卻各不相同。看多了，顧先生髮現一個規律：戲出的越晚，故事情節越細，所加枝節越多，由此推到古史上，經手的人越多，編造的東西便越多。這便是顧先生《古史辨》基本思想。

  

顧頡剛與國史研究會
  
三沈三馬軼事。提起北大名人總少不了要說的是三沈三馬，一來因為一家兄弟二三人竟都與北大關聯，本就是不易，更何況這幾位先生又都是老北大之才人，名氣很大。

三沈本籍南方吳興人，卻均在陝西長大，於是身上便少了些江南的纖柔，多了些北方人的直爽。沈大先生名為沈士遠，先在北大教國文，後轉入燕大。沈二先生沈尹默名氣最大，詩人、書法家，一位難得的藝術家。沈三先生名沈兼士，曾任老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主任。

三馬，一是馬幼漁先生，家中九兄弟中排行為二，馬二先生很早就進了北大，教國文。馬二先生為人謙和，寬宏大量，據說他的其他幾位兄弟常年輪流被他接到北京家中讀書，說是進行熏淘，結果其他兄弟果真有了出息。還有一位馬先生是家中排行為四的馬衡先生，任北大史學教授，還曾任北大圖書館館長，後來四先生去了故宮博物院，當了院長。第三位馬先生是馬家排行為九的馬廉先生，曾在北大教文字音韻，1935年竟病故在講台上，其後北大以重金收購了九先生的珍貴藏書。

卯字型大小里五先生。 當年文學院還在馬神廟四公主府時，文科樓西面的幾間平房曾作為文科教員的預備室，一人一間，許多名人常在這裡聚集，巧的是這中曾有過兩隻老兔子和三隻小兔子，這或許是「卯字型大小」之稱的由來吧。 兩隻老兔子是朱希祖和陳獨秀， 三隻小兔子是胡適、劉半農、劉文典。這五位先生都為當年老北大名人，而「卯字型大小」也成了北大人傳說的佳話。

白雄遠的柔與剛。 白先生為學校所聘的軍事訓練課教員，早年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掛有少將軍銜。 他身材魁梧，雙目有神，身著軍服，扎皮帶，蹬皮靴，一身戎裝，十分威武。 然軍事訓練課雖為學生必修課，但常常不被學生們所重視， 白先生雖在課上煞有介事，一絲不苟，但課下總是平易親近學生，大家都很喜歡他，特別是考試時，他常是高抬貴手。一次，期未考試，他將試題出於黑板上，便有學生要他解釋題意，他便根據答案要求原原本本地解釋起來，學生們邊聽邊答卷， 還不時地說： 先生，慢些說。 就這樣大家高高興興地交了卷。

白先生對學生寬容，對下屬教官們則十分嚴格。當時他還任北平市學生軍軍訓總監。一次在紅樓后大操場全市學生軍大檢閱，有一個學校的學生沒打綁腿，帶隊的教官也沒打， 白教官問他為什麼，教官答學生們都沒打，白先生嚴厲地斥責到：「你是學生嗎？你是軍人，軍人出操怎麼能不打綁腿呢？」這時的白教官和平日真是判若兩人。

辜鴻銘的怪。說到北大第一怪人辜鴻銘，周作人先生有這樣一段描述：

「北大頂古怪的人物，恐怕眾口一詞的要推辜鴻銘了吧。他是福建閩南人，大概先代是華僑吧，他的母親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髮，卻編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長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裡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

  

辜鴻銘一家
  
辜鴻銘的怪不僅在裝飾上，主要在思維上，他從小受西洋教育，還國語都不會說。卻因在一次偶然遇到一位留法的中國博士，才知道了《易經》、《論語》、《春秋》等經典和源遠流長的華夏文明，便開始學漢語，讀古書，由心到行，由內到外，迅速成了帶有某種偏執和執迷的的厚中薄洋、復古保皇派。辜鴻銘的舉止亦十分怪異。英國著名作家毛姆曾回憶在一次與辜的會面中，被辜鴻銘極盡諷刺挖苦之能勢嘲弄了一通后，臨走時送給了他兩首辜自己寫的詩，後來毛姆請人譯出一看，原來是兩首贈妓女的詩，弄得毛姆哭笑不得。袁世凱稱帝不成，終憂鬱而死，北洋軍閥下令全國衰悼，辜卻成心作對，請了戲班，一鬧了三天，出了保皇不成之怨氣。辜鴻銘行事怪，說話也有兩怪：一是罵人，他性格孤僻，憤世嫉俗，看不慣之事敢罵、善罵。二是詭辯，說話幽默，又胡攪蠻纏。他主張男人納妾，竟說什麼男人好比茶壺，女人好比茶杯，一把茶壺配上幾隻茶杯，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嗎。

數不完的教授，說不完的名師，講不完的故事。這就是北大，這就是北大的教授們，在北大這塊沃土上，留下了他們研求學問、追求真理的足跡。只可惜我們不可能一一列下他們的名子，不能一一留下他們的身影。

（文：劉靜、李雲）

DING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 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

[ 本帖最後由 goodoctor 於 2008-4-17 15:12 編輯 ]

原帖由 goodoctor 於 2008-4-18 07:09 發表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 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

1917年是魯迅先生應蔡元培先生之請. 設計了這個北大校徽. 難道沒有傳承意義嗎? 為什麼某人一定要把北大英文校名改為Beijing University呢. 而且一而再, 再而三的要強迫北大接受. 否則就得天下共誅之?.



旁邊的中文字是毛澤東的字跡.

[ 本帖最後由 小辣辣 於 2008-4-18 10:16 編輯 ]

原帖由 小辣辣 於 2008-4-17 18:11 發表


1917年是魯迅先生應蔡元培先生之請. 設計了這個北大校徽. 難道沒有傳承意義嗎? 為什麼某人一定要把北大英文校名改為Beijing University呢. 而且一而再, 再而三的要強迫北大接受. 否則就得天下共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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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醫師唐登華教授在診治抑鬱症, 強迫症, 焦慮症方面很有名.

原帖由 小辣辣 於 2008-4-17 18:11 發表


1917年是魯迅先生應蔡元培先生之請. 設計了這個北大校徽. 難道沒有傳承意義嗎? 為什麼某人一定要把北大英文校名改為Beijing University呢. 而且一而再, 再而三的要強迫北大接受. 否則就得天下共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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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獨立人格，做慣了奴隸的小辣辣無論如何是搞不明白的!

原帖由 goodoctor 於 2008-4-18 11:16 發表



沒有獨立人格，做慣了奴隸的小辣辣無論如何是搞不明白的!

搞不明白什麼? 搞不明白你為什麼硬要北京大學改變英文校名. 放棄歷史傳承? 是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人就那麼怕北京大學的歷史傳承?

原帖由 goodoctor 於 2008-4-18 11:14 發表



主任醫師唐登華教授在診治抑鬱症, 強迫症, 焦慮症方面很有名.

是的. 你早該去找他了. 已有精神科醫生診斷你為偏執型精神分裂症. 宜早期治療為好.

原帖由 goodoctor 於 2008-4-18 11:16 發表



沒有獨立人格，做慣了奴隸的小辣辣無論如何是搞不明白的!

goodoctor
#36發表於 2008-4-17 04:43 作者個人文集 作者資料 訪問我的空間 給我發悄悄話  
認錯書：
本文由 goodoctor 在 2008-4-17 04:43 發表於: 倍可親.美國 ( backchina.com )

由於goodoctor的無知 錯把Peking University寫成Beijing University，還死不認錯。由於goodoctor的錯誤，使得具有五四傳統，崇尚德賽兩先生, 世界著名的北京大學丟掉了歷史傳承，成為現在的「二流陽萎」學校， 甚至培養出了向小辣辣這樣無腦，沒有獨立人格，奴才像十足的畢業生。goodoctor 深感遺憾，在此向斑竹，小辣辣及相關網友道歉，認錯。

哦. 自動跳出來啦. 原來強要北大改英文校名的是你啊,

呵呵，那個學校的校慶是5月4日？
那個學校解放前解放后校慶日不一樣？

原帖由 ayunk 於 2008-4-19 14:27 發表
呵呵，那個學校的校慶是5月4日？
那個學校解放前解放后校慶日不一樣？

1898年6月，光緒皇帝下《定國事詔》，宣布變法，詔書中強調京師大學堂「尤應首先舉辦」。於是由梁啟超草擬了京師大學堂章程，規定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西並用，觀其會通」的辦學方針，還規定「各省學堂皆歸大學堂統轄」。這樣，京師大學堂成了全國的最高學府和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
1912年5月，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
1917年1月，著名學者、教育家、民主主義革命家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一上任就開始對北京大學進行整頓和改革，他延聘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李大釗為圖書館主任，魯迅、胡適等一大批國內一流學者先後來北大任教，毛澤東也曾在北大圖書館任職。
當時的北京大學不僅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也是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的策源地，是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民主、科學思想的最初基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北京大學逐步發展成為一所新型的社會主義大學。為了繼承和發揚「五四」光榮傳統，北大將校慶日由過去的每年12月17日改為每年的5月4日。 目前北京大學已經由原來文理學院式的綜合性大學改變為包括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管理科學、教育科學等多種學科的新型綜合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