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問題：中國難解的癥結(下)

撰文 Francesco Sisci
亞洲時報

在西藏方面，情況並沒有變得清晰起來。與中方擺出的大量資料文件相比，藏民在主張獨立時所能提供的歷史證據實在少得可憐。西藏之所想獨立，癥結在於它認為與中國的關係就像中亞地區較為普遍的喇嘛與施主之間的關係。其中，中國是施主，而西藏是喇嘛。

隨著時間和環境的遷移，喇嘛與施主的關係或會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含義。理論上，無論西藏與中國的關係是藩屬、獨立、或是某種形式的依付，這種喇嘛與施主的關係都與之並存。事實上，即使是中方最空泛的歷史描述，也比藏方的說法接近現實。藏人以宗教人物與普通信眾的關係來形容兩者的關係，反擊中方的歷史論據。不過，最後雙方都不願聆聽對方的觀點。

西藏似乎從其在20世紀上半葉所處的狀態中找到了獨立的政治理由，稱西藏在中國軟弱的情況下事實上已獲得獨立。的確，中國很多省份當時也面臨這種情況；但沒有國家承認西藏或中國其他省份的獨立地位。

解放軍1949年入藏，將其融入現代化的中國，自然有了充分的地域政治理由。一談到中國，人們自然而然會想到它長達5,000年的漫長歷史。歷史如此悠久，西藏在其中佔據了至少20%的時間段。因此，我們得知西藏從1,000多年前的元朝起開始屬於中國。

與孫中山時期備受屈辱的中國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相比，局勢已發生了顯著變化。5,000年歷史的想法，失去了相應的作用：當年，它提高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如今卻讓這個民族變得有些自大傲慢。若指望在未來幾十年裏擠入第一世界，中國應該謙虛和低調，前提是它仍希望在和平中崛起。它目前的疆域不會改變；其他國家也無意改變這一局勢。

就像以色列與美國一樣，今日的中國既可以說是個古老國家，也可以稱之為年輕國家。說它古老，是因為它的歷史延綿數千年。以色列也在1949年前後建國，但歷史能上溯到摩西及古埃及時代；美國建國於1776年，毫無疑問是個年輕國家，但它的一切傳統均來自於同樣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歐洲大陸。

一條新的歷史年線，或許能讓中國的領土聲明在政治找到合理與合法性。歷史年線越短，在解釋時遺留的漏洞也就越少。

這時，我們就不能不提及達賴喇嘛的政治作用了。從新中國建立伊始，達賴與班禪的地位便被中共領導人放在其他西藏喇嘛之上；他們二人在藏民的文化與宗教生活中的影響力，可以窺豹一斑。

有著傳奇經歷與享譽全球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在藏民甚至華人中都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實際上，達賴喇嘛對藏民的號召力，遠遠超過了教皇對基督教徒的影響。首先，教皇代表著上帝，但他並不是上帝。他是選舉產生的，任職20～30年；而達賴與活佛無異，是終身制。其次，達賴是民族與文化的象徵，而教皇絕無這一功能。

若中共官員鼓勵僧人和普通百姓譴責達賴喇嘛，以便親北京的班禪喇嘛能儘快得到認同，簡直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僧人怎會去譴責自己的佛祖，自己的身份呢？藏民怎會否認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身份呢？如果要這樣做，他當初何必要當僧人呢？既然生為藏民，這種身份又如何放棄呢？同樣，一個信奉基督的漢人也不會去譴責自己的信仰或自己的漢人身份。迫於高壓時，西藏僧人可能會不得不臥薪嚐膽，尋找痛斥統治者的最佳時機。

西藏問題，似乎變成了時間遊戲。若達賴喇嘛過幾年去世，而藏民抗議活動盡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北京所考慮的就是提升班禪喇嘛的地位，使其的影響力超過其他流亡海外的喇嘛。即便到時北京與西藏流亡政府各選出一位達賴的轉世靈童，中國仍有20年來控制局勢。屆時，流亡海外的達賴將無法獲得藏民的認同，也就只剩下親北京的班禪與達賴了。

對中國而言，這種情況最為理想。它將獲得將西藏藩屬化的時間與機遇。但這可能造成漢人與藏民的分歧更加嚴重，因為藏民在文化上已瀕臨被徹底消滅的地步。

達賴喇嘛批評說，中國政府在西藏實行文化滅絕政策，破壞所有的文化遺產。但大部分中國人對這一點都閉耳不聞。在過去60年利，中國領導人已對自己的文化實施了「滅絕政策」，並認為這是邁向現代化、成為發達國家的必經之路。全球化，也是造成這一現象的部分原因。在全球化進程中，不少本土文化都消失在全球的大熔爐中。

中國人認為，他們對西藏文化的保護力度，遠大於對自己的文化。這種心態，相信還會持續到未來。畢竟，中國就是個歷史的大熔爐，成功消化了清朝的滿族文化、元朝的蒙古文化、唐朝的突厥文化。為何要放過西藏文化呢？

但如果達賴喇嘛依然健康長壽，藏民抗議活動不斷升級，國際社會的關注並未因奧運會勝利閉幕而轉移，北京就不得不同達賴喇嘛展開對話，不然將帶來重重麻煩。達賴也是能令西藏局勢走向緩和的唯一人物。

如果藏民抗議持續，但北京拒絕與達賴對話，那對國際社會而言，中國顯得非常無情。在國際社會上，達賴是位德高望重的宗教人物。長時間不與其展開對話，將有損中國的國際形象，特別是在全球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動機日益擔心的時候。廢除西藏傳統文化，屆時很可能會被視為一種令人警惕的信號。

中國與西藏的未來歷史如何書寫，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之後十年所發生的事情和中國在達賴喇嘛問題上的處理方式。

或許，中國應研究一番歷史在中華帝國與在古羅馬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在中國，歷史是為皇帝撰寫的；而古羅馬則允許歷史學家有著獨立觀點。事實上，他們常與元老院一條戰線，對皇帝並非言聽計從。正因如此，我們才知道古羅馬最荒淫的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曾提名他的禦馬進入元老院，而暴君尼祿（Nero）故意在羅馬城縱火，然後嫁禍於基督教徒，以便對他們進行迫害。這些皇帝的舉止，聽起來都瘋子一樣，但史書並未因此而抹殺他們在關鍵時期維護並擴大帝國疆域的功勞。就連古羅馬的宿敵漢尼拔（Hannibal），也被歷史學家描述成一位尊貴的將軍；雖然古羅馬視過著遊牧生活的日耳曼人為蠻族，但不妨礙史書將他們稱為偉大的好戰民族。

史書對古羅馬敵人和自身缺點的描述，非但未貶低國家的形象，反而讓它高尚起來，變成了一個成功克服了種種困難與挫折、並最終邁向勝利的帝國。在美國新聞界與當代史中，就可以察覺到這一傳統的影子：作家們深入探討國家面臨的種種問題，在最後呈現一個邁向勝利的美國形象。這樣的歷史更有說服力，因為它沒有刪除與之觀點相左的版本，聽起來更具真實性。隨著古羅馬最終的勝利，歷史更加證明了國家的真正偉大，因為它成功邁過了所有艱難險阻。

然而，上述情況不可能發生在中國。正史雖然談到了所有歷史事件，卻很難令人信服。目前，中國已無必要去繼續撰寫有利於自己的歷史，例如在西藏問題方面。拋開了舊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束縛及解放人類的觀念後，單說出於地域政治原因而控制西藏，已足以避開任何危及中國統治的理論上的挑戰。然而，地域政治原因也易令情況變得複雜：它將招致惟以實力計較得失的危險，從而引起其他國家的惴惴不安。地域政治，還需與一些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目標的溫和措施相配合。也就是說，中國應通過提高管治能力，來贏得海內外支持。

中國政府以目前的政治需求為方向來調整歷史角度的做法，讓外部世界普遍感到恐慌。北京無疑在告訴世界，中國人最初並不認為他們應統治西藏；而這或許是中國面臨的最棘手問題題。

歷史之所以為此，因為所發生的大背景已成為過去。蘇聯解體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但它不會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適用。目前，巴爾幹化趨勢在全球日益抬頭，超過100多個要求獨立的組織活躍在世界各地。假如它們都實現各自主張的話，世界將出現100多個新生國家。

若簡單地使用民族自決權來解決問題的話，相信會在全球激起更洶湧的獨立運動。為了生存與繁榮，這些新生國家只能融入國際貿易體系，代價是被迫向世貿、聯合國或歐盟之類的國際組織放棄部分領土要求。如此一來，當初分離又有何意義呢？難道是為了滿足少數民族的野心？還是反抗單一民族的統治，爭取自由？抑或是企圖通過分裂來削弱該國實力？或者是以上動機都有？

這些才是真真切切的問題；真正的解決方法不是尋求獨立，而是提高管治水平。

就像上世紀如火如荼的共產主義運動一樣，獨立運動儼然被當作了解決凡間種種問題的革命性救世良藥。在情緒化的爭拗面前，理性總是顯得非常無助。這大概是隱藏在偽理性歷史爭拗背後的可怕內容；稍處理不慎，又往往會燃起難以駕馭的民族主義情緒。

作者Francesco Sisci是義大利《新聞報》（La Stampa）的駐京編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