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二)

上編
延安整風運動的起源

第一章  毛澤東與原中共中央歷史上分歧的由來

一 「農民黨」、「軍黨」和毛澤東的「書記獨裁」問題

發端於1942年春的延安整風運動，在一定意義上是毛澤東長久以來對原中共中央不滿的一個總爆發。整風運動的起步有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它的近期的準備和醞釀，雖然可從1935年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和部署中尋找到蹤跡，但其根源則可追溯到蘇維埃運動時期。在長達七、八年的時間裡，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最高層之間積累了大量的矛盾和恩怨，雙方既有過合作，但更多的卻是互相猜疑和防範。在毛與原中共中央的矛盾中，政見分歧占突出地位，但其它因素——由毛的個性和工作作風而引起的對毛的反感和排斥也佔據一定的比重。正是基於這些原因，中共中央對於毛澤東，一直是欲用不能、欲棄不舍。
毛澤東之在中國成為遠近聞名的人物，始自於1927年秋率眾上了井岡山，最先走上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道路，從此成為中共武裝革命的著名領導人。在國民黨方面，毛固然為其心腹大患的「朱毛赤匪」的首領；而在中共及莫斯科方面，毛則是創建了可使中共賴以生存的紅色蘇區的頭等功臣。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毛卻因其思想、行為中的「異端」色彩不大見容於莫斯科及中共中央。毛澤東的「異端」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容與表現。1927—1930年，是毛「異端」萌生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莫斯科和中共中央密切注視著毛澤東在江西的活動，儘管對毛的部分觀點存在疑慮。對江西共產黨區域的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總的說來，對毛澤東的意見和毛在紅軍、根據地內的領導地位是承認和尊重的。
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看到了毛澤東對中共所作出的重大貢獻，這就是在1927年國共分裂后最嚴重的形勢下，毛以極大的勇氣和智能開闢了一塊中共領導的根據地，發展了一支由共產黨領導的紅色軍隊，使中共在國民黨統治的汪洋大海中有了可以立足、並實現其政綱的地盤。1928年6月，在毛澤東未出席的情況下，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仍選毛為中央委員。在處理毛澤東與其它重要軍政領導人的關係問題上，中共中央也極為謹慎，一般都以維護毛澤東的威信為重。1929年9月，周恩來指導起草的著名的「九月來信」，在毛澤東與朱德間就紅四軍中前委與軍委的許可權關係而發生的爭論中，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幫助恢復了毛對紅四軍的領導。
1927—1930年毛澤東主要以軍事領導人聞名於中共，其活動基本上也是圍繞軍事武裝問題而展開，理論活動只是其軍事活動的一個側面。中共中央認為毛的理論觀點仍在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路線的框架之內，毛並沒有要求中共中央修正以城市為中心的總路線。
這一時期，毛澤東在江西蘇維埃區域和紅軍中享有實際的最高權威，中共中央對江西根據地的指示基本是通過毛澤東來貫徹和實行的。對於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根據現實和自己的需要加以靈活的解釋，因而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上海的中共中央對毛並不構成直接和具體的約東。毛所領導的紅四軍是維繫根據地軍隊、黨、蘇維埃政權生存的唯一重要的柱石，而毛所擔任的前委書記一職是紅四軍的最高職務。江西蘇維埃區域各級黨、政機構的多數負責人，和主力紅軍的各級領導人中的大部分，都是跟隨毛上井岡山，或較早參加井岡山和贛南、閩西鬥爭的老同志。這些人雖然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充滿尊敬，但其中的大部分人，在情感和知識背景等方面卻和共產國際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存在著隔膜，他們對共產國際的尊崇和服從是以尊崇、服從毛澤東來實現的，因此，在這一時期，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只有通過毛澤東才能具體影響江西蘇維埃區域，而這種影響大體也處在毛的控制之下。
但是隨著1930年後中共中央對江西蘇維埃區域的日益重視，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逐漸向江西傾斜，從莫斯科學習歸來的幹部陸續被派往江西以加強根據地的各項工作，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關係漸漸微妙起來。
中共中央原先為了中共的發展和紅軍力量的加強，一度隱忍了對毛澤東某些「異端」觀點和行為的不滿，現在，從江西蘇區不斷傳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中共中央對毛逐漸形成了某些消極性看法。

一、「農民黨」的問題

「農民黨」的問題是由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贛邊界巡視的楊克敏於1929年2月25日在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提出來的。楊克敏就中共在邊界地區的組織狀況寫道：「因為根本是個農民區域，所以農民黨的色彩很濃厚」 。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也談到類似的情況：「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份的黨」。 「農民黨」問題的嚴重性首先表現為江西共產黨區域的各級基層組織的成員絕大部分都是農民。
其次，參加中共黨組織的農民中還包含許多「幫會」分子。據楊克敏的報告，酃縣中共黨員三、四百人，「且多洪會中人」。
第三，地方黨組織的家族化。由於根據地只能存在於偏僻的鄉村，而湘贛邊界的山地又基本上處於封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環境下，家族——宗族組織就成為維繫當地百姓社會生活的唯一重要紐帶，中共在鄉村的組織不可避免與這種家族——宗族結合在一起。一姓一族的成員組成黨支部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
第四，由於黨組織成員幾乎全為農民，文化程度很低，許多人甚至是文盲，「鬥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黨的思想訓練在實施中遇到極大的困難，許多黨員和基層黨組織表現出嚴重的「地方觀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的劣根性」。一些最基本的黨的知識也難以接受，對此毛澤東極為感慨：「說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得的」。
楊克敏的觀察和毛的看法基本一致：「農民做夢也想不到機器工業是一個什麼樣兒，是一回什麼事，帝國主義到底是一回什麼事。」
儘管毛澤東與楊克敏在對黨的「農民化」問題上的分析大致相同，但是兩人在對問題的性質及處理方法的認識上卻存在明顯的差別：
毛澤東只是提出黨的農民成份居多的事實，而楊克敏則認為邊界的黨組織是「農民黨」。毛認為，可以通過給農民灌輸通俗的革命知識將農民改造成布爾什維克；楊克敏則認為，由於農民文化如此低下，政治知識極度缺乏，「實在很難使農民有進步的思想發生」。楊克敏的看法實際上反映的是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正統觀點，即認為，只有通過黨的工人階級化才能克服「農民化」對黨的危害。
毛澤東雖然在1926年9月就曾表述過「農民最具革命性」的思想，但在1927—1928年，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概念對毛仍具有相當影響。由此出發，毛一度對黨的「農民化」表現出某種憂慮，但是經過在湘贛邊界一年多的游擊戰爭和對農村經濟社會狀況了解的加深，毛逐漸消除了他對黨的「農民化」趨向的擔心。毛認為儘管農民知識低下，但政治教育可以發揮作用；至於農民文化知識少，正可避免第二國際錯誤思想的影響。而更現實的問題是，在江西根據地幾乎不存在工人階級，即使勉強地把所有小作坊的工匠和店員列為工人，和農民相比，在人數上也只佔極小的比例。因此，毛很快就改變了對邊界黨組織「農民化」的批評，轉而致力於對農民黨員的思想訓練。
對於毛澤東的這種通過政治訓練改造農民黨員的觀點，中共中央很難提出任何正式批評，一則因為毛澤東並未否認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作用；二則如果按嚴格的蘇共標準衡量，蘇區的中共黨組織將不成其為共產黨；面對現實的唯一方法只能是依靠思想灌輸使農民黨員布爾什維克化。但是，中共中央對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解釋方面的靈活性卻有所不安，毛在一般肯定工人階級革命作用的同時，愈加突出強調農民對中國革命的意義，在中共中央看來，毛已開始表現出「離經叛道」的趨向。


二、「軍黨」的問題

1927年IO月，毛澤東率秋收暴動隊伍上井岡山以後，軍隊就成了維持蘇區存在的唯一重要的力量，在緊張的戰爭環境下，黨與紅軍已融為一體，軍隊實質上已成為中共黨組織的化身。
在紅軍中建立黨組織是毛澤東吸取中共在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為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而採取的一個重大措施。毛認為中共在1927年的失敗原因之一即是「我們在國民黨軍中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葉挺部也還是每團只有一個支部，故經不起嚴重的考驗」。1927年IO月，毛在永新縣三灣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10月中旬又在酃縣親自主持了六個士兵黨員的人黨宣誓儀式。從此，在紅軍中大力發展黨員，成為中共一項最基本的制度。
與「支部建在連上」相配套的是繼續採用仿效蘇聯紅軍模式的北伐時代的黨代表制度。自1929年起，紅軍中的黨代表改稱政治委員。連的政治委員從1931年起改稱政治指導員，此稱謂一直沿用至今。
軍隊的重要作用尤其體現在它實際上是地方黨的保姆和守護者。1928年4月之前，中共湘贛邊界的地方黨組織基本處在分散和工作全面停頓的狀態，5月中旬，毛澤東在寧崗茅坪主持召開了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此次會議正式確定「軍隊幫助地方黨發展」的方針，選舉了以毛為書記的邊界第一屆特委會，毛澤東從此一身兼軍隊和地方的最高領導。然而軍隊主力一旦轉移，地方黨的生存馬上就發生危機。1928年8月，遵照湖南省委指示，朱德率紅軍主力進攻湖南，導致「八月失敗」，邊界各縣黨組織和政權大部分解體。而一旦主力紅軍於9月重新佔領該地區，所有的中共組織和政權即迅速重建起來。軍隊的作用如此顯著，地方黨組織隸屬軍隊系統的領導也就逐漸被認為是順理成章了。
對於中共軍隊在根據地對黨組織所起的支配性作用，中共中央的態度是矛盾和複雜的。一方面，黨的領導人完全支持在軍隊中建立黨組織，也深知軍隊領導地方黨是艱苦惡劣環境下的必然產物；另一方面，又對中共軍隊的農民化、軍隊對地方黨組織支配性的關係深感憂慮。
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在《致朱德、毛澤東並前委信》中雖然承認了毛澤東統領湘贛邊界紅軍與地方黨的最高權威,但對湘贛邊界黨和軍隊的工作也提出了一系列批評。中共中央對紅軍中農民成份的急劇增長表示嚴重的憂慮，認為「無論在政權機關或黨的指導機關中都有很深厚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意識的影響」，要求毛澤東注意在紅軍「成份上儘可能增加工農和貧農的成份，減少流氓的成份」，指示毛澤東必須「徹底地改造各級黨部及指導機關，多提拔積極的工農分子特別是工人分子參加各級黨部的指導機關」。中共中央還批評湘贛邊界的「蘇維埃政權，多是上層的委派的而無下層選舉的基礎」，責令毛澤東改變方式，「禁止黨部和軍隊委派蘇維埃」，「絕對防止黨命令蘇維埃的毛病」。
中共中央關於改變紅軍成份，調整黨、軍隊與地方蘇維埃關係的訓令，實際上是一種仿效蘇共經驗的一廂情願的空想。1928年湘贛邊界共產黨的狀況與1917—1918年的俄共與蘇俄紅軍的情形不啻相距萬里。在湘贛邊界形成的由農民組成的紅軍，和在紅軍指導下建立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共產黨組織以及蘇維埃政權的三位一體，是客觀歷史環境的產物。這個以軍隊為核心的三位一體是作為蘇共模式一個分支的中國共產革命的一個基本形態，只是當時，它正處在剛剛成長的萌芽狀態，而不被正統的中共中央所理解。

三、毛澤東的「書記獨裁」的問題

毛澤東既是湘贛紅軍的創始人，也是湘贛邊界黨組織的領導者，由於軍隊對邊界共產黨的存在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毛兼軍隊與地方黨負責人於一身也就十分自然了。但是隨看毛身兼二職，全部權力逐漸集中到毛澤東手中，逐漸出現了對毛大權獨攬的議論。
曾經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巡視員的杜修經在給上級的報告中指出：
現在邊界特委工作日益擴大，實際上一切工作與指導，都集中在澤東同志身上，而澤東同志又負軍黨代表責，個人精力有限，怎理得這多？
一度擔任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亦有同感：
特委的事總是書記一個人處理，個人專政，書記獨裁，成為邊界的通弊。首先澤東為特委書記時，特委就在澤東一個人荷包裹，後來（楊）開明代理書記，特委又是開明一個人的獨腳戲。……黨員崇拜領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認得黨的組織。
和杜修經、楊開明議論毛澤東「書記獨裁」相聯繫，在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致朱德、毛澤東並前委信〉中，要求朱、毛取消紅四軍的黨代表制，建立政治部體制，也包含了分散作為紅四軍總黨代表毛澤東權力的意思。1929年紅四軍內部圍繞朱德與毛澤東的許可權範圍的問題終於爆發了一場嚴重爭論，雖然毛澤東的一系列重大戰略和戰術方針比較接近實際，但是由於他的專斷作風也十分明顯，紅四軍多數幹部對毛都存有不同程度的意見， 毛澤東曾一度被迫離開紅四軍，前往地方工作。最後，中共中央出於紅四軍統一和發展江西根據地的戰略考慮，決定在朱、毛之間支持毛作為紅四軍最高領導，才解決了這場領導機關內部的危機，但是對毛澤東「書記獨裁」的不安並沒有真正消除。
杜修經、楊開明對毛澤東「書記獨裁」的議論不是偶發的，它來源於中共中央，是處於轉折年代中共路線、方針和工作方式急劇變化的產物。這個時期，中共中央在理念和黨的作風上還受到俄國十月革命初期黨內民主化思想及其實踐的影響，因此對江西根據地的「書記獨裁」現象頗為不滿，所謂「群眾只認識個人不認識黨」，顯然是指只認識毛澤東而不認識黨。對此，中共中央別無他法，只能再次重申「增加工人領導力量，嚴格防止農民黨的傾向」，「反對個人領導，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一類的意見。
對於有關「書記獨裁」一類的議論和指責，毛澤東很不以為然。1927年「八七會議」后，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大改組，瞿秋白曾建議毛去上海黨中央工作，毛澤東表示「不願跟你們去住高褸大廈」，主動前往艱苦的農村，為共產黨開闢一條新路。毛在湘贛邊界也經常向中央彙報工作，反觀上海中央領導人，論資歷不及昔日的陳獨秀，論工作成績也乏善可陳，卻在上海的「洋房」里指手劃腳，只能徒增毛澤東對中共中央的反感。
綜上所述，1927—1930年，毛澤東與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在重大路線方面並無大的矛盾，但已隱藏著若干不協調的因素：「農民黨」的問題，「軍黨」的問題，以及毛澤東「書記獨裁」的問題，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在日後又發展為其它一系列新問題，導致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的關係進一步複雜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