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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說會不會破壞民族文化的傳承呢?
除了文革那樣以暴力摧毀文化的劫難以外,文化通常有兩個前途:
一是喪失生命力,成為供人參觀和研究的博物館或圖書館收藏品。
二是存留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延綿不斷,生生不息。
文化自身的命運歸根到底取決於兩個方面:
一方面看它是不是有利於人們的生存、交往,是不是有助於人類物質和文化生活的豐富和提高。
另一方面則取決於有沒有一個寬鬆、自由的環境。
中國各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應該保護和傳承下去。回顧19、20世紀中國歷史,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制度沒有確立是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的最大障礙,也是傳統文化保護的主要障礙。
有些人把傳統文化的困厄歸罪於新文化運動。實際情況是:新文化運動通過自由討論擴展了言論自由空間,推動了學術自由和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開創了現代學術和現代文學、藝術,催生了一大批學術和文學藝術巨星,傳統文化的研究和普及也是空前繁榮的。這是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上罕見的文化學術的黃金時代,是人的解放的新階段。至於文言文、小腳逐步在日常生活中消失,「國服」被西式服裝(從西裝革履到T恤牛仔褲)所取代,根本原因在於它或不方便或不美觀,不能贏得人們的喜愛;歸罪於新文化運動是倒果為因,太膚淺了。
第六.思想文化領域,製造意識形態恐怖。
有些極端民族主義者和老左的慣伎是給自己不喜歡的人亂戴帽子。
最新的一個例證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前所長、全國政協委員喻權域和騰訊網評論主持人的一段精彩對話:
喻權域:「比如人民日報有一個人叫馬立誠,他到日本出了一本書叫做《日本不必向中國道歉》,這不就是漢奸嘛。日本侵佔中國在抗日戰爭死了好多萬人。
主持人:馬立誠說日本不必向中國道歉的直接理由是什麼呢?
喻權域:我沒有看這本書。」 [7]
太驚人了!沒有看過別人的書,就據以斷定人家是漢奸!進一步考察,問題更加嚴重:馬立誠根本就沒有在日本出版過所謂《日本不必向中國道歉》的書,也沒有發表過有這樣意思的言論。
馬立誠寫過一篇《對日新思維》的文章。只要認真看看2002年12月在北京公開發表的這篇文章,公正之士都會為馬先生的遠見卓識所傾倒。馬先生的這些言論確實與當時眾多狂熱份子不同,卻與2007年4月12日溫家寶總理在日本眾議院的演講中的許多論點是相同或類似的:
(1)馬立誠說:「近年來我國出版的許多日本研究著作都肯定了日本基本上已經建立起民主和法治的體制,政府決策受到多方監督與掣肘。某些人想像中『軍部』為所欲為的情況已不復存在。」「就目前中國實力和內外環境來看,上世紀早期那種『亡國亡種』的危險已不復存在,中國面臨的挑戰更多來自國內。」溫家寶說:「日本戰後選擇和平發展道路,成為世界上主要的經濟大國和國際社會有重要影響的一員。」
(2)馬立誠說:「日本道歉問題已經解決,不必拘泥刻板形式。」溫家寶說:「中國政府和人民歷來堅持向前看,一貫主張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強調以史為鑒,不是要延續仇恨,而是為了更好地開闢未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日本政府和日本領導人多次在歷史問題上表明態度,公開承認侵略並對受害國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對此,中國政府和人民給予積極評價。」
(3)馬立誠說:「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連續向中國提供26679億9百萬日元低息貸款,幫助中國建設了北京地鐵二期、首都機場擴建、北京污水處理廠、武漢天河機場、五強溪水利發電、重慶長江第二大橋、秦皇島碼頭、稀陽至廣州鐵路擴建、朔黃鐵路、南昆鐵路等150個基礎設施項目,貸款年利率僅為0.79%-3.5%,償還期為30年或40年。這也表達了日本方面的誠意。長期以來,我們對此介紹不夠,現在應有正確的評價。」溫家寶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與幫助,對此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4)「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新的角力場是經濟體系和市場。亞洲的樞紐是中國與日本,兩國國民都應反思自己的民族主義,克服狹隘觀念,爭取向一體化邁進。就中國而言,促進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早日實施,推動中日韓三國締結自由貿易協定,是應盡的責任。這也是亞洲人心所向,潮流所向。」 [8]溫家寶說:「中日和則兩利,斗則俱傷。」「中日兩國存在著日益增長的共同利益,面臨著需要共同應對的重大課題。基於這樣的客觀事實,兩國領導人就構築戰略互惠關係達成了共識。」「經過多年努力和積累,兩國經濟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中日經濟合作是互利共贏的關係,兩國經濟的發展,對雙方來說,都是機遇而不是威脅。昨天我同安倍首相會談時,一致同意建立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機制,把兩國經濟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
判斷言論的是非非常困難;凡是創新的言論,更非一般庸眾所能立即理解,但對國家和社會發展非常重要。馬立誠2002年發表的上述意見,不論正確還是錯誤,都是一個公民不應受到侵犯的正常的言論,可是直至五年後卻被全國政協委員喻權域判定為「漢奸」言論!這是典型的冀圖以文化專制主義扼殺公民言論自由的事件。現代國家都把言論自由視為不能侵犯的公民的基本權利,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推進器。這個被誣為漢奸言論的小小事件,又是一個有力的佐證。此外,馬立誠不過是《人民日報》的一個記者和編輯,沒有掌握國家權力,也沒有出賣國家機密的記錄,怎樣「賣國」?
好在馬立誠大人大量,深知「最高的輕蔑是無言」,不屑與這位過去的頂頭上司(此公曾任《人民日報》總編室主任和編委)計較,不然的話,毀謗罪是逃不掉的。
這不是此公偶然的失誤。他說當代中國史學家有否定日本或其他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漢奸言論」,還煞有介事地建議制定「懲治漢奸言論法」予於嚴懲!
在這裡我們首先看到的是製造文字獄的卑劣伎倆。稍微了解中國史學現狀的人都知道,在中國大陸稱得上史學家的人無不嚴厲譴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他從別人的文章中聞到「漢奸言論」的味道,與誣陷馬立誠是漢奸一樣,完全是肆意捏造!乾隆爺時代製造文字獄還要從別人的著作中找到一兩句話作為根據,喻權域連這道工序也省了!
其次,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中國特有的新聞記者官僚化后的奇特臉譜。新聞記者,或被尊為「無冕之王」,或被稱為「黨的馴服工具」,都有準確的定位。問題是有些人混上或想混上一官半職,就開始越位了。最常見的是以自己可憐的見識為尺度,把一切與自己的尺度不符的言行宣布為應該剿滅的異端邪說!等而下之的則肆意捏造材料,誣陷別人,甚至冀圖把自己不喜歡的人送進監獄!目的都是把自己打扮成忠誠的思想衛士,諂媚領導,愚弄百姓,欺凌弱者,嘩眾取寵,謀取私利!
這樣的人居然以愛國主義典範自居,太滑稽了!
值得注意的是,提案人喻權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諮詢委員,附議的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王洛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授)和該院的三位學部委員即所謂院士:靳輝明(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前所長)、李崇富(又一位該院馬列研究所前所長)、白 鋼(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研究員)。他們同聲相應,製造了這麼一個騰笑四方的提案,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聲譽的損傷不問可知。這使我聯想起1947年中央研究院選舉第一屆院士,當時是國民黨執政,而眾所周知與共產黨親密無間的「黨外布爾什維克」郭沫若卻順利當選。原因很簡單:學術水平是他們的唯一標準。
文化民族主義迷思
極端思潮任何時候都有,任何人的言論自由都應該得到保障。這些現象表明一個思想言論多元化的格局已經在中國出現;這是值得稱許的進步。引人深思的不是這些言論的離奇,而是為什麼時至今日這些狂熱言論還有那麼大的市場? 愚意以為有幾條是不能忽視的:
第一.對道德高調的執迷。 發表這些言論的人們,大都以民族大義的化身自居。 他們忘了古代中國就有「以理殺人」的傳統。他們也忘了,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大義滅親」、「保衛革命」、「保衛人民利益」和其他道德高調掩蓋下,冤假錯案遍域中帶給數以億計的中國人的痛苦!維護法治,維護包括言論自由在內的公民自由,是現代人類的基本道德!這是從千百萬中國人的血淚中總結出來的不能退讓的底線!離開這條底線談什麼「國家利益」、「民族大義」,非愚則誣!
第二.沒有擺脫被欺凌的古老大國心態。 一個歷史久遠、文化積澱深厚而又受過列強侵略壓迫的大國,如果沉迷過去,不敢正視自身的弱點,不論處於逆境還是順境,只能或是狂暴,或是沉淪。中國人受夠了這種痛苦,不等於清醒地領悟了歷史教訓。 失敗之際,除了「罪己詔」中承認了的,一切都是由於西洋、東洋鬼子該死! 一旦重振家聲在望,立馬洋洋得意,過去的一切都是對的,有誰敢說半個不字都有辱國嫌疑! 不能坦然面對過去,是非功過不敢任由人們去評說,在維護國家尊嚴的藉口下,實際表露的是文化上缺乏自信,言論自由制度尚待確立。
第三.對中國傳統文化缺乏全面清醒的認識。 西歐社會轉型是以文藝復興為思想旗幟的。當代一些有心人冀圖模仿西方先輩,以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為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動力。
這是視域盲點帶來的失誤。
盲點之一:沒有清醒地看到,中國與西方不同,沒有法治傳統。法家也講法,但是,中國古代法家講的是對臣民的嚴刑峻法,這樣的專制統治者的工具很難與現代法治接榫。
盲點之二:沒有看到與800年前已經有《自由大憲章》(1215年)的英格蘭不同,中國的皇權不受契約關係約束。有些學者挖掘出「從道不從君」之說,冀圖證明古代中國的君權也是受契約限制的。可是,此說忽視了這句話僅是某些士大夫的勵志格言,最高的效果是說不定在若干年間可以出一兩個不惜「死諫」的忠臣,皇權對此沒有承擔任何義務。
盲點之三:對中國傳統文化沒有形式邏輯理論的嚴重後果認識不足。這是現代科學沒有從本土文化中產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後來不少噩夢發生的思想基礎。古代中國和西方都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遺產,不能把共有的文化現象誇大為中國特有的。如果既有辨證思維,又受到嚴格的形式邏輯訓練,加上容許自由探討的社會環境和自由辯駁的學術風氣,學術文化有可能比較順利發展,至少留下較多的生機。如果辯證思維成了專制統治的意識形態的載體——聖賢或聖上辯護的工具,學術淪喪、生靈塗炭就難於避免了。片面地為辯證思維唱讚歌是十分危險的。
不幸,中國思維發展史就陷入這個泥淖。
孟老夫子當年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兩千多年來,這種連形式邏輯都不講的現象,一直延綿不絕。
到了20世紀,這個錯誤在蘇聯哲學影響下,披上一襲革命外衣,甚至毛澤東也深受其害。他說「資產階級的形式論理學」,「乃是真正錯誤的思想」;「因為形式論理學不反映事物的真相,因此辯證法不能容許其存在。」[9]這不是毛澤東個人認識的失誤,作為蘇聯哲學的學生,毛澤東的哲學老師之一的艾思奇也未能免俗。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艾思奇應邀到清華園給師生作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報告,斷言形式邏輯是形而上學。報告結束,主持會議的著名的邏輯學家金岳霖說了一句結束語:「今天艾思奇同志的報告很好,好就好在合乎邏輯!」(大意)
此後的許多錯誤,無視常識,駭人聽聞,就其認識根源而言,都與違反邏輯息息相關。
中外合流的辯證法,成了令人目瞪口呆的變戲法!包括喻權域在內的一大批極端民族主義者的言論,不過是新近發生的一些小例子。此類言論的鼓吹者喪失了區分反省本國弱點與否定侵略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的能力。凡是敢於指出中國政府在處理對外事務中有不恰當之處的人,哪怕是批評慈禧太后之流支持義和團屠殺外國人的罪惡舉措,就被指摘否定了與帝國主義的主要矛盾,都被民族主義蒙住眼睛之輩稱為「漢奸」、「賣國賊」!他們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卻不知道或故意無視恩格斯的名言:「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中學習來得快。」
第四.對中國人接受外來先進文化的能力估計過低。
鴉片戰爭以降,稍有遠見的知識分子都知道救中國的唯一出路是學習西方。為了減少阻力,一些人提出「西學中源」說,把一切需要引進的西學都說成是中國古已有之,現在不過是「禮失求諸野」,不必大驚小怪,更不是離經叛道。墨子是現代科技的先祖;古代可以在其中議論時政的「鄉校」是國會的雛形。他們用心良苦,但成效不彰。成書於19世紀80年代的《盛世危言》已經褪去這些胎記;進入20世紀,這類議論更日益稀少。
近年來,海內外一些學人努力從中國古代文獻中尋找現代性,尋找現代公民自由和憲政的思想資源。這是有益的學術探索。不過,讀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固然有益,讀洛克的《政府論》和孟德斯鳩的《法的精神》不也發聾振聵?對2001年敢於毅然參加WTO的中國人說來,既然從物質生活到經濟制度都敢於與國際接軌,沒有計較它們是祖上沒有的東西,為什麼涉及公民權利和憲政等等話題,就非要找出祖宗的片言隻語為根據呢?
要避免各色各樣的極端言論干擾中國現代化進程,唯一途徑是擴大開放,了解世界全局,避免視域局限;與此同時,保障言論自由,在自由接觸各種觀點和參與辯論中,多數公民必然越來越冷靜和理性。這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法治的中國,自由的中國,民主憲政的中國,多元文化同生共育、爭妍競秀的中國,這是中國人通往夢寐以求的民富國強的康庄大道,又是中國人和諧生活的制度平台。不要讓極端思潮再次把中國引向歪路。
2007年5月2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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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甘陽:<新改革共識已形成>,《改革內參》2007年第12期(2007年4月20日出版)第7頁,北京。
[2] 蔣慶:《王道政治是當今中國政治最好的發展方向》(2004年5月23日)。
[3] 康曉光:《中國的道路》(自印本)第153頁。
[4] 樂山主編:《潛流: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與反思》,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80頁。
[5] 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2000年版第59頁。
[6] 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六)》。
[7] 喻權域:《制定懲治漢奸言論法不是以言定罪》http://news.QQ.com 2007年03月09日
[8]馬立誠:《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載《戰略與管理》2002年12月號,北京。
[9] 毛澤東:《辨證唯物論》(1938),《毛澤東集》補卷卷五,蒼蒼社1984年東京版第243、245、247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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