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政府創新需要更多的寬容

2008年04月08日 08:24:19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公推公選鄉鎮領導全國只有不到300個鄉鎮在實行，還不到全國鄉鎮總數的1%

    「這個題目太大了，半個小時規定時間，蜻蜓點水也談不了什麼，我想換一個角度，談一下自己對政府改革創新的一些想法。」3月26日上午10時，在位
於北京西城區西斜街36號的中央編譯局五樓辦公室，中央編譯局副局長、著名學者俞可平這樣做開場白。

    正在舉行的是一場小型座談會。座談會源於《中國政府創新藍皮書2008》的出版，此書由俞可平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對過去幾年我國地方政府創新的諸多案例進行了梳理總結。

    自2000年開始，中央編譯局推出的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至今已經四屆。「此書的目的一是忠實地記錄中國政府創新的歷程。二是通過分析這些案例,探討存在的問題。三是希望做一些理性的前瞻。」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副主任楊雪冬介紹。

    俞可平與會並發表演講，增加了這場小型座談會的吸引力，共有二三十家媒體參與。演講的原定主題是「30年來中國政府創新的總結」，但鑒於時間的限制，俞可平臨時改動了主題。

    俞可平一共談了十點想法，期間時常脫稿穿插一些案例和親身經歷，增加了演講的生動性。

    比如談及第七個想法「政府創新不能簡單地一刀切，不能簡單地學別人的經驗」。他舉身邊的事情為例：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宋亞平當年在擔任咸寧市咸安區區委書記期間，陸續推行了包括五保合一、兩推一選、幹部打工等十四項改革措施，咸安改革一時不脛而走，宋亞平也成為繼呂日周、仇和之後的又一位名噪全國的改革者。各地政府官員蜂擁而至，學習咸安經驗，為此當年湖北省委特批了一筆招待經費，供宋亞平使用。

    宋亞平前幾日給俞可平寫信，信中說，不少地方學了咸安的做法之後，做得並不成功，上級領導不肯定，下面的老百姓也不支持。「不成功以後，就開始抱怨咸安政改。他說，這是天大的冤枉，我又不是讓他照搬，咸安和別的地方差距很大，怎麼能照搬呢？照搬以後不成功，怎麼還能怪我們呢！」俞可平轉述道。

    演講結束后，俞可平接受了包括本刊記者在內數家媒體的採訪。

    推行公推公選的鄉鎮只有300個

    演講由務虛開局。第一點講政府創新的重要性，「政府創新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在整個社會體制當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他說，「政府是社會進步的火車頭，而善政是人類長期追求的政治理想，也是達到善治的關鍵。」

    第二點，俞可平呼籲政府創新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他引用了溫家寶總理在不久前兩會記者會上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來強調解放思想的重要性。

    「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新產生的問題，沒有現成的答案，也絕不能走回頭路，出路只有一條，就是轉變觀念，開動腦筋，想出新辦法，盡量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解決我們在改革開放中遇到的各種新問題。所以，我認為在政治改革，或者政府創新這個問題上，只要符合黨的領導、人民民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的所有改革舉措，都可以大膽地去試，去做。」

    接下來，俞可平由虛至實。他談到政府創新需要有整體戰略，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第四個想法，政府的改革創新，需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證。任何創新都有風險，政府改革的風險尤其大。如果沒有相應的法律和制度鼓勵政府的改革創新，許多大膽的改革創新舉措就會因為沒有制度保障而無法推出。」

    他提出兩個合法性的問題，一是法律的合法性，一是政治的合法性。「法律的合法性，就是符合法律條文的規定。政治的合法性，就是符合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被人民群眾所接受、所認可，也叫『正當性』……法律的合法性最終要符合政治的合法性，要修改相關的法律條文，鼓勵符合人民群眾利益的改革創新行為。」

    說到此處，俞可平又舉例為證。「比如鄉鎮領導的公推公選，我們的調查是，首先它符合中央倡導的發揮社會主義民主、黨的領導、依法治國、人民當家作主三者有機統一，同時很受人民群眾擁護，這是一項非常好的改革。」但是，他說，由於過去沒有明確的制度性規定，沒有上升到制度層面。

    「這樣一個好的改革，結果到現在加起來也不到300個鄉鎮在實行，還不到全國鄉鎮總數的1%。」

    對於真正的改革者不能說是作秀

    俞可平提到了創新的動力問題。他說，從根本上講，政府改革創新的動力來自經濟發展、政治進步、人民需要、全球化的衝擊，這是根本的。但是直接動力往往是壓力---上級壓力、下級壓力、群眾壓力、其他單位的壓力，以及來自激勵---體制內的激勵，比如說做得好可以陞官，還有民間的激勵---老百姓的擁護、支持，包括獲得政府創新獎。

    「但是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制度。制度是長久性的動力手段，制度是政府創新持續動力的最可靠保障……政府創新無論效果多好，多麼受到群眾的擁護，如果最終不以制度的形式得到推廣，肯定難以為繼。」

    他提到了人走政息的現象。「我們看到這些年來有很多地方政府改革非常好，老百姓擁護，上級也肯定，但是改革的創新者、強勢的領導一走，一變動，就沒了。」

    他論及創新者需要具備的素質，「首先要不計個人利益，要考慮政治責任。」俞可平還向與會者談到「創新不能照搬」以及「政府創新是世界性的潮流，要重視學習他人的先進經驗」。

    對於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的空間，俞可平說：「我們在研究的過程當中，有很多地方政府抱怨，說創新是中央的事，我們地方怎麼能改革呢？我認為這是一個誤解，事實上，在現行政策下面，地方政府改革創新方面是有很大空間的。」他說，「中央統一領導，並不是說地方政府要刻板地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做。相反，地方完全可以按照中央的精神，以改革創新的態度，從各地實際出發，大膽地進行創新實驗。」

    「中央推廣的許多制度最初都是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的產物。比如政府採購、行政審批等，中央已在全國範圍推廣，但最初都是一些地方自己的改革創新舉措。」

    不過，俞可平也提醒說：「政府創新不能搞政績工程，切勿搞政績秀。喜歡做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喜歡作秀已經成為一些地方黨政幹部的頑疾，改不掉的毛病。政府創新如果也搞成形象工程，就不是簡單的勞民傷財，就會嚴重的影響政府的公信力。」  

    俞可平呼籲專家學者要實事求是地看待各級政府的改革創新，也要充分肯定它的成績，不要以偏概全，否定改革創新者的業績，打擊改革創新者的熱情與勇氣。

    他說最近看到一個材料，一位外國人採訪了國內一位「還算是比較有影響的」學者，這位學者不主張中國搞民主，而主張把民主和法制分開，「這位外國人就問他怎麼看中國基層民主的嘗試，比如說四川的民主改革。」這位學者回答：「在我看來，所有地方民主改革都是在作秀。」

    俞可平說，聽了這樣的話令他感到「傷心」，「我們大量的地方改革者，應該說多數的地方政府改革者是想為老百姓做事情，是有一種責任感的。因為在我們已有的體制下面，如果他真要為自己的前途考慮，他只要按照上級說的做就可以了，沒有風險。而改革是有風險的……有些是真正的改革者，不能說他們是作秀。」  

    突破不是突變

    由中央編譯局組織的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評選活動，八年中，一共有1190個地方政府創新項目報名參選，並最終選出了40個優勝獎以及若干入圍獎。

    本刊記者在提問時說，從數量上看，地方政府創新獲得了相當大的突破，但是從「質」來看，突破的力度似乎顯得較弱，給人一種同水平重複之感。

    俞可平在回答中對此未予認可，「我倒不認為突破性太少，改革成就是很大的，只是顯得不太均衡。有一些領域比較多，有一些領域比較少；有一些地區比較多，有一些地區比較少；有一些部門比較多，有一些部門比較少。比如『一站式服務』，在廣東、浙江、江蘇等沿海發達地區早已經推廣了，但在有一些地方還沒有，老百姓去辦事還要去好多部門，還遇到推諉，事難辦。」

    「『突破』不是『突變』，『突破』是在已有的基礎上，符合我們既定的法律框架、政治框架，又符合老百姓利益，在以前改革存量的基礎上的一種增量改革。」

    而在回答本刊記者關於政府創新的阻力何在的問題時，俞可平總結了三點。「首先是動力不足。改革創新要有激勵機制，要有壓力機制，還要有制度保證。現在壓力沒有問題，但是激勵不足。也就是怎麼完善我們的幹部考核、選拔機制，讓那些政績突出，一心為老百姓辦實事，深得群眾擁護，自己也勤政廉潔的官員， 通過更加完善的幹部體制，讓他們脫穎而出。」

    「第二，在整個宏觀環境方面對改革創新還需要更加寬容。政府改革創新風險太大，如果沒有寬容，他們就受不起，就不敢做。」俞可平說，為什麼一般的學者都會很樂意接受媒體的採訪，都滔滔不絕，侃侃而談，但政府領導一般都躲著，因為「他怕說錯話，怕說錯了以後承擔責任」。

    「另外就是部門利益的問題。制度改革，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利益關係的調整。這是非常敏感的事情，一般來說都不太願意自己通過調整以後，自己的部門，或者是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失。」

    「還有一個原因是『惰性』，惰性也會影響我們改革創新的力度。人都有惰性，而制度也有它的慣性。這也導致我們一些應該改的地方，一些部門應該有突破性的改革卻沒有做。」《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舒泰峰/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