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建銘：貪腐是全黨共業非扁概括承受（全文）

　　
　　扁系大將柯建銘(中)強調，貪腐形象深植民心，是全民進黨的共業，而非僅陳水扁一人必需概括承受。(中評社資料照)

　　中評社台北4月2日電(記者 鄒麗泳)深受陳水扁倚重的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今日在民進黨中常會發表書面改革建言「啟動一場面對全社會的改革」，以下是改革建言全文：

　　2008年春，本黨在八年執政之後連續經歷「國會」暨「總統」大選二次重大挫敗，挫敗使得支持者鬱悶沮喪，黨內韃伐四起，社會輿論更以民進黨恐泡沫化譏之。然而，回顧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本黨創黨以來迄今，何嘗一帆風順？唐詩人杜牧在評論楚漢相爭中自刎於烏江的項羽時言道：「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題烏江亭），足可作為如今對本黨懷抱失敗主義的同志做為惕勵之言。失敗並不可恥，可恥的是面對失敗卻懷憂喪志，或互相指責，未能深切反躬自省，回應社會期待。

　　執政八年以來，我們自我構築了一幢封閉性的權力堡壘，在堡壘之內互相取暖，並以權力與資源分配對內形成了暫時性的恐怖平衡，以台灣主體論述構築了對外的防禦工事，一次又一次動員支持者與群眾支撐這一個搖搖欲墜的少數政權；這樣的文化從2000年因片面廢止核四興建案，導致藍委欲罷免「總統」引爆泛綠群眾包圍「立法院」開始，直到2006年因「國務機要費案」興起紅衫軍圍城甚而引起「國會」三度罷免「總統」，導致泛綠群眾齊聚凱達格蘭大道聲援 「總統」時達到巔峰。

　　這期間我們錯失了少數政府必需突圍的兩個機會之窗：分別是2001年成為「國會」最大黨及2004年「國會」改選之後所應該進行「國會」多數聯盟的合縱聯橫。長期在「國會」所遭遇的掣肘不但導致施政不穩定，甚而造成「國會」亂象及政黨惡鬥，這雖然是泛藍陣營基於權斗而惡意杯葛所致，但也因為缺乏解決這一亂象的政治能力，導至所有的污名及惡果均由執政黨概括承受，反應在這次大選中，為何本黨的「反一黨獨大」未能獲得選民傾睞，反而是國民黨的「完全執政，負完全責任」獲得壓倒性勝利的主要原因。正是八年少數執政的亂象導致中間選民對「藍綠共治」倒盡胃口，竟使保守主義思潮大舉興起，人民懷念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相對穩定的狀態，讓台灣的民主進程遭受重挫，究其實，本黨缺乏使社會穩定的執政能力其實難辭其疚。

　　八年來，由於黨內派系及山頭文化的傳統，也使得對內權力與資源分配形成派系分贓甚或山頭輪治的局面，直接表現為不斷輪替的「行政院長」一職，乃至於各派系搶食大大小小的國公營事業資源的圖象，這樣封閉性的資源分配使得黨內雖然可以維持暫時性權力的恐怖平衡與穩定，但是也使得黨內無法形成有機的執政經驗傳承與整合，舉例來說，每換一屆「行政院長」，必然是該派系人馬大舉進駐，而結局總是政息人亡，這樣頻繁的更替不但讓施政績效大打折扣，也造成黨內無法培養執政人才，經驗無法累積傳承。同時又因為是少數執政，在媒體惡意扭曲，「國會」蓄意杯葛的狀況下，封閉性的資源分配也導致所謂「吃相難看」的評語，往往少數人的不當言行便成了本黨被刻意放大扭曲的現成負面題材。究其實，本黨在執政後期所謂的「貪腐」形象深植民心，實是本黨所有同志的「共業」，而非僅陳「總統」一人必需概括承受；事實上，國民黨執政五十年所造成的制度性、結構性貪腐何止千百倍於本黨？但為何本黨竟然只有八年就使民心思變？其主要原因除了人民對於高舉清廉問政的本黨標準更為嚴苛之外，這種封閉性的、僅以黨內權力平衡為考慮的資源分配又何嘗不是一種執政能力與藝術的缺乏?

　　民主化與本土化是本黨創黨以來兩大主要基石。從推動解嚴打破黨禁乃至實現台灣社會首度政黨輪替，本黨可說成功帶領了台灣社會完成階段性的民主化任務。執政八年以來，過去的本土化訴求進一步衍生為強化台灣主體意識、打造台灣成為「正常國家」，「這一方面有基於抗衡全球化下中國崛起及其日益增強的武力威脅的不得不然」，但另一方面卻也有為鞏固政權基礎的策略權謀考慮。

　　可喜的是，台灣主體意識在本黨執政八年以來確實蔚為主流，甚至導致泛藍「總統」候選人在其後的「總統」大選中皆不得不跟進。不幸的是，當本土化已經成為台灣藍綠政壇人物琅琅上口的口號同時，本黨卻沒有體察這一情勢，進一步細緻深化本土論述，追求更深刻的轉型正義，卻反而因為少數政權遭逢了前所未有的外在壓力及黨內派系間權斗的考慮，竟發展為狹隘、排他性的大台灣人主義，其最具體的表現即是執政後期所爆發的紅衫軍事件，以及為抗衡紅衫軍而在黨內初選提名中首度採用所謂「排藍民調」，其所產生的災難性後果即是讓本黨在「修憲」后首度單一選區的「國會」改選中潰不成軍﹔同時，透過媒體催化動員，各種激越昂揚的基本教義派言論也在執政後期壟斷本黨所有論述，黨內中道力量退位。觀察這一時期的國民黨，他們反而主動壓抑了過於激進的紅衫軍力量，跟進台灣本土論述，以中道力量自許，而本黨雖為執政黨，卻坐令各種荒腔走板的極右翼激烈言論橫行，這不能不說是本黨自創黨以來所犯下最為嚴重的一項歷史性錯誤，也再次坐實外界對本黨缺乏中道穩定執政能力的指控。縱令本次「總統」大選中，本黨候選人企圖修正此一過於傾斜的偏激路線，揚棄族群對決，以一中共同市場政策公投、和解共生為主軸，卻仍然力無以回天﹗

　　八年來，由於倉促執政，本黨在未及調整體質的情況下，必需被迫以在野之姿去應付龐大「國家」機器的運轉與需求，其結局是政策、人才均出現窘境﹔作為僅掌握「國會」少數的少數政權，本黨更無法脫胎換骨為具備穩定執政能力的執政黨，反而僅能充當少數政權的救火隊與鐵衛隊。更嚴重的是，八年來，黨內派系、山頭的共治文化群性非但沒有消除，反而在爭食利益與資源分配的情況下進一步擴大再生產，過去路線與政策辯論的好傳統則被揚棄。如今我們已經交出政權，本黨重新扮演制衡與監督角色，本人認為當前必須進行的二項重大工作:一是切實執行擴大檢討會議，就執政時期與在野時期黨的角色與功能作出錯誤檢討與重新定位，同時廣徵社會各界意見，與公民社會重新對話，啟動一場面對全社會的黨改造運動。二是在黨主席改選問題上，必需正視黨內於執政時期所形成的只問權斗不談路線的派系與山頭文化惡習，過份強調民粹性的、數人頭式的甚至造成黨內撕裂的初選文化，重新啟動黨內路線辯論的好傳統，黨內各巨頭及派系領袖更應該揚棄一己之私，開誠布公進行政治協商與懇談，考慮協商共推黨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