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騷亂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文：黃大川
   西藏拉薩和其它的藏人居住區發生的騷亂事件使西藏問題再一次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中國大陸的官方將此次事件的責任歸罪於達賴集團，甚至利用傳媒對達賴喇嘛本人進行了近乎妖魔化的抨擊報道。筆者產生了三個疑問，一是3.14之前的幾天里拉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官方媒體對此三緘其口？二是中共方面為什麼要死死咬住達賴喇嘛和達賴集團，將此次騷亂事件的責任單方面推給達賴喇嘛？三是根據官方畫面和外國記者和遊客的觀察，3.14當天拉薩街頭出現打砸搶燒事件的時候，在幾個小時甚至更長的時間裡警察為什麼缺位，為什麼警方沒有出面維護社會治安制止這種暴力行徑？破解這幾個疑團能夠有助於我們了解遠在雪域高原發生事情的真相。
   對於第一個問題3.14之前幾天拉薩發生了什麼事情，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說法，此次拉薩事件的起因是藏族僧侶和平抗議遭到警察的毆打鎮壓，進而激起了西藏年輕一代中的激進人士的強烈不滿才釀出了3.14騷亂事件。我本人願意相信王力雄先生這種說法，但他同時所說的官方隱瞞有近百名藏民遇害，在沒有客觀公正調查之前所有的數字都暫時存疑。對於第二個問題，一位身在澳大利亞的張鶴慈先生著文給出的原因是：「中共借西藏的騷亂，一方面是想消弱達賴的形象。另一個中共咬住達賴的原因，是中共希望借達賴的影響力；制約西藏年輕的獨立者。」應該說這種分析的見解很獨到，也許是問題的一方面原因，但這個分析還不夠全面，中共官方主要是在維護中央在西藏的權威和「中間階層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維護中央的權威自然就要極力淡化和抹黑在藏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達賴喇嘛的影響和形象，西藏的「中間階層利益集團」是以當地藏族官員為主的自治區官僚階層。在1959年達賴喇嘛離開西藏后，中央以自治區的方式管理西藏內部事務以來形成的新官僚階層，由本地的藏族官員和內地委派的援藏幹部共同組成。這個集團最大的利益就在於從中央和內地其它地區得到援建西藏的各個項目和從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中獲得既得利益。而在國際上和藏民中都具有極高威望奉行中間道路身在印度達拉薩拉的達賴喇嘛則是中共高層和中層利益階層共同的「假想敵」，因為一旦讓達賴回歸西藏中央的權威是很難保住的官僚階層的利益也將受到最大的衝擊。對於第三個問題，一種說法是3.14當天西藏地方官員在事態發生之時沒有得到中央的命令，出於對奧運的芥蒂不敢輕舉妄動。我本人不能認同這種說法，因為警察具有維護社會治安的基本職責，即使不採取極端措施鎮壓騷亂也不應該完全不作為縱容騷亂，3.14事件之前僧侶和平示威都有警察出現3.14當天面對騷亂警察怎麼能不作為。只能解釋為或為中央授意或是地方官員自作主張故意讓警察不作為，事態擴大之後再將矛頭直指「達賴集團」，如果能將達賴定性為疆獨那樣的恐怖分子，在反恐打國際大背景下達賴喇嘛將永無返藏之日。將拉薩騷亂歸罪為「達賴集團」進而歸罪達賴喇嘛本人本身就是一個邏輯圈套，《華氏9.11》中通過布希家族和本•拉登家族有生意上的往來心裡暗示布希和本•拉登的關係如出一轍，畢竟布希和布希家族、本•拉登和本•拉登家族都不是一回事。就像中共集團內部出現的非正常事態都不能歸罪於中共的總書記一樣，也不能把一些把達賴奉為神明的人所作所為都歸罪於達賴喇嘛是一個道理。
   以警察不作為這種鋌而走險的方式博取政治利益所冒的政治風險也是顯而易見的，3.14事件后觀望事態發展的西方主流社會暫時容忍了中國在西藏問題上所採取的措施，但在隨後幾天里在其它藏人居住區所發生的一些騷亂事件尤其是3.24甘南地區發生的騷亂，雖然中國官方單方面宣傳繼續為「達賴集團」的「罪行」加碼，但西方社會也已經開始逐漸在人權和奧運問題上開始給中國的壓力加碼了。美國總統布希和國務卿賴斯以及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已經用不同的方式關注西藏問題，法國總統薩科奇拒絕排除抵制奧運會的可能，英國主流報紙甚至將08奧運與1936年納粹德國舉辦的奧運會相提並論，其它國家媒體刺耳的聲音都不罕見。畢竟抵制08奧運不僅是中國政府不願意看到的，也是國際奧委會和西方主流社會所不願意看到的，中國政府通過奧運會要的是宣傳效應，國際奧委會牽扯到太多贊助商的利益，而西方政要們的如意算盤是期望通過奧運會使中國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融入國際社會。一旦西藏問題讓西方民眾無法容忍，西方政要們受不住來自民間的壓力事情就將朝著惡性方向發展。眼下關鍵的問題是中國官方如何處理好素有無冕之王之稱的西方記者們在西藏問題上的不滿情緒，請國內傳媒專家和資深人士以批判會的方式抨擊西方媒體報道失實並非明智的做法，只能加深西方記者的反感，對中國自身的形象不利。記者是西方社會的耳朵和眼睛，根據《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外國記者可以在中國大陸範圍內可以隨意採訪，但此規定在3.14后的西藏卻不再有效，中國給出的官方解釋是「特殊情況下的中國法律和保護記者人身安全」，面對阿富汗、伊拉克、盧安達的戰亂都無所畏懼的西方無冕之王們顯然不能接受這樣的官方託辭。理性是建立在開放、公開、自由基礎之上的，否則在公眾事件中不能完全公開真相被妖魔化就很難完全避免。雖然近來有官方組織的境外媒體組團到拉薩採訪，但有嚴格限制的採訪同樣很難換回西方媒體中國官方所期待的「公正客觀」。在「洋人」壓力不算太大的時候一切都好辦，但是事態若擴大「洋人」壓力加碼後事態會向什麼方向發展呢？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處於高層和平民階層之間的「中間階層利益集團」是各種政治體系中普遍存在的政治現象，在威權或集權社會和理性民主社會都有存在，所不同的是在理性民主社會中由於信息公開利益博弈較為均衡，在求得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將可能由此產生的各種矛盾降到最低。而在一個理性相對匱乏的威權或集權社會，這種「中間階層利益集團」的雙刃性顯露無疑，一方面極權或威權社會少數人管制多數人，最高名器擁有者必須要以一個利益共同體集團對絕大多數平民階層採取分化瓦解統治；另外一方面，稍有操作不當，利益共同體內部派係為了利益起爭端就可能造成社會動蕩進而威脅自身利益。利益集團小了不足以威懾平民階層並從其身上榨取經濟利益，過於龐大又可能危及高層的穩定統治，何況還有底層平民化的動亂風險伴隨。最高統治者才會有曹操所感慨的「火上烤」的切身感受，走好這種政治鋼絲沒有一些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智慧是玩不來的。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還會產生一些特定的「中間階層利益集團」。以明朝末年為例，明與后金（滿清前身）在遼東地區的交戰就在明朝內部豢養了一批遼東本土軍人集團，袁崇煥提出遼人治遼，用遼東當地的漢人制約遼東新崛起的后金女真人政權。袁崇煥和毛文龍這對朝廷內部的死敵使用了完全相同的遼人軍人集團的戰略，即使在他們分別被處死後朝廷還在延續「遼人治遼」的策略。對於遼東軍人集團來說，最大的利益就在於明與后金對峙局面的長期存在，后金如若被消滅他們將就地下崗無利可圖，后金過於強大他們不是對手將受到朝廷的問罪。這與官匪之間特殊的利益結構鏈是一個道理，無匪官無利，匪勢力過大威脅官的權威地位。這種在特定條件下形成的利益集團在向民眾灌輸仁義道德忠君愛國的時候本身沒有任何道德和忠誠可言，他們只忠於自己的既得或長遠利益。明朝覆滅后，這些明朝豢養的遼東軍人集團立刻委身於清軍引領新主子挺進中原。只有那些由於各種原因不能投靠新主子或是一些不切合實際的理想主義者們才會選擇殉難以求得暴得大名。處理這種特殊利益集團與上下兩個階層關係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有智慧的政客，在清朝太平天國時期，朝廷為了鎮壓太平天國的需要，允許私募部隊用以鎮壓起義叛亂，曾國藩的「湘軍」由此成為那個特殊年代的特殊利益集團。在攻陷天京后，曾國藩就極有城府和智慧的主動解散了「湘軍」，化解了勝利后朝廷和私募部隊有可能產生的新矛盾。清初的三藩之亂吳三桂們是這方面的反面歷史教材，他們的政治智慧與同時期的洪承疇和祖大壽以及後代曾國藩相差甚遠。
   這種由利益集團帶來的社會矛盾其實就是吳思先生所說的拿不到前台的「潛規則」，而化解這種潛規則最好的辦法還得是透明公開公平正義的利益博弈遊戲規則，用公眾可以自由選擇認可的明規則代替只在幕後運作的潛規則，在民主社會的某些理性實踐為我們破解潛規則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日本的郵政改革就是破解潛規則的一個成功範例，日本郵政系統共吸納存款1.9萬億美元是全球最大的金融機構，由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主導的郵政民營化法案遭到了那些為了維護公務員既得利益者的堅決抵制。圍繞著郵政民營化法案，自民黨內部也因此出現了分裂，最終小泉冒著自民黨分裂的可能解散眾議院，重新舉行大選。結果是小泉在大選中大獲全勝，高層通過底層的民意戰勝了中間階層的既得利益者，郵政民營化方案得以順利實施。
   西藏問題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香港普選、新聞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問題一樣，都面臨著相同的政治命題的困擾，如何化解「中間階層利益集團」的阻力？中國政治改革的的阻力是官僚利益階層，香港的中間利益階層是那些與中央關係密切的「保皇派」精英，新聞自由的阻力來自新聞審查機構，宗教問題的阻力來自宗教管理機構和「三自教會」的上層，有利於社會正義轉型的改革勢必影響到這些權利擁有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高層是否願意啟動政改是一回事，高層願意政改中間階層利益集團的阻力也肯定存在，高層或許因為出於對這種阻力的憂慮而在故意拖延政改。
   香港的普選問題應該是阻力相對最小的，開放度很高的香港社會理性較為成熟，市民的普選意願相對較高，「保皇派」精英在市民強烈的普選意願面前勢單力孤。香港普選問題真正的強大阻力來源於中央高層，香港普選時機不成熟唯一的潛台詞解釋只能是高層懼怕香港政改普選影響到中國大陸現狀改變，中央政府還沒有做好在中國大陸政改的準備。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是，中央已經通過人大釋法的方式承諾如果時機成熟香港可以在2017年實現有條件的普選，許多人都將此時間表視為中央拖延香港政改的慣用伎倆。筆者卻認為2017年這個時間具有指示意義，它是中央政府管轄的範圍內第一個明確的單方面政改時間表，也與許多政治跡象表明的在中共下一代領導核心第二個五年任期2017—2020年左右啟動中國全方位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事件暗合，香港的政改普選與中國內地的政治體制改革同步或稍微領先一步進行。這恐怕才是中共高層的如意算盤，現在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是在千方百計的拖延政改的進程，而頻繁放風的「思想解放」「大部委改革」「制約利益集團」等等與政改有關的政治新動向都與這種拖延的大戰略有關或是為將來政改試水的目的為出發點的。
算盤打的很精明，但計劃沒有變化快，如果政治局勢平穩發展將政改拖到2017年或許沒有什麼問題。但是現有政治架構體系的「中間階層利益集團」由於利益難以受到底層的有效制約，而高層出於政治結構穩定的需要對中間階層的包庇縱容要遠多於敲打和制約。改革30年尤其是最近10年以來，中間階層對社會財富的盤剝和對弱勢群體權益的榨取到了幾近瘋狂的地步，這樣做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體現在經濟領域出現的「高燒過熱」現象，除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底層人群的收入不高之外，物價、房價、股價、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銀行貸款增長率和呆賬壞賬數量，幾乎所有的經濟指標都居高不下，中國經濟領域出現的過熱現象與不受制約的權利經濟因素密切相關。中央高層早已經意識到經濟過熱給整個社會發展帶來的不利因素，從2003年就已經開始實施的新一輪宏觀調控，如果調控措施能夠被有效落實，中國經濟完全可能重新回到相對健康的發展軌道。但由於高層和底層都對中間階層缺乏有效的制約手段，中間階層在調控的頭幾年時間裡為了各自的地方或部門利益，持續進行中央調控方向的逆操作，不僅沒有達到經濟降溫的既定目標而且還有越燒越旺之勢。去年十七大以後中央高層對中間階層制約有所加強，調控的效果比以往略好，但還是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對權利制約不利的現象，更為致命的是相當高水平的經濟過熱並沒有得到有效扼制，再加上國外美國次貸危機造成全球經濟可能陷入衰退的威脅，國際市場能源和原材料就愛個也居高不下，這些都加重了中國經濟產生的不利負面影響，中國經濟已經在內外交困多重不利因素共同作用下步入高危期。
   中國經濟領域出現的問題終究要得到解決，在不可能回到從前極左道路的前提下只能謀求政治體制改革化解當下經濟領域出現的諸多問題。現在這種危險時期搞政改總比經濟崩潰以後再搞政改社會成本代價的付出要小得多，與其拖延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不如先行啟動政改的前期準備，逐步放寬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為將來的政改鋪路，在社會理性較為成熟的香港提前實行普選為將來內地政改熱身，與西藏藏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進行實質性的談判並在適當的時候允許達賴回歸西藏，在不分裂的前提下為藏民選擇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提供政治便利，藏民不會說漢語找不到工作這樣的事情應該避免。以新聞自由為例，一種觀點認為新聞自由可能會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但要是換一個角度思考問題，新聞不自由變相縱容了「潛規則」堂而皇之的大行其道，有了新聞自由就可以通過事先防範的方式有效制約利益階層的無所顧忌，以預防為主曝光為輔只能給社會帶來更多的穩定而非相反的不穩定。政治改革帶來的自由和鬆動另外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由於歷史原因造成的民眾理性匱乏而容易導致的報復心理而對未來社會的不利影響。過去常有人說：「中國百姓是天下承受能力最強的一個老百姓。」我們應該對自由狀態下的理性比高壓非自由狀態的非理性抱有更大的信心，畢竟社會理性會隨著社會平民自由度的擴大而逐漸增加。
   如果中國內地能夠將預計到2017—2020年才實施的政治體制改革提前到08—09年預備啟動並有實質性明確的政改舉措出台到2020年基本完成政改，實際效果肯定比拖延政改要好的多。同民族同種文化背景的台灣已經為中國大陸提供了一整套可資借鑒的保守療法政治轉型之路，1986—1987以解除長達38年戒嚴為標誌的轉型啟動，1996年第一次實行全民「總統」大選，2000年順利實現政黨輪替，2008年國民黨全面「復辟」意味著台灣政改轉型的基本成功。中國大陸如能成功完成這種政改轉型，不僅中國大陸自身的經濟政治問題能夠得以解決，西藏所面臨的問題自然也會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