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專稿：西藏事件的來龍去脈

-- 2008年3月25日22:12:17(京港台時間) --多維新聞網  

一，前因()

3.14西藏事件的發生，看似偶然，但其實背後有三重原因，遠因更在49年之前。()

第一重原因是宗教信仰引發的衝突，肇因於1959年的達賴出走印度。這是中央政府對藏工作的一次重大挫折。如果達賴留在國內，自然會成為另一個班禪，藏民的宗教信仰將「班禪化」，不但不構成中央治理的障礙，反而可成為治理的臂助。實際上，藏傳佛教在歷史上一直是作為統治者臂助存在的。但如今宗教信仰的精神領袖身居國外，而且與中央政府處於對立狀態，由宗教信仰引發的緊張關係就將始終存在，而且不斷地通過各種偶發事件表現出來。()

第二重原因肇始於2006年7月的青藏鐵路全線通車。鐵路通西藏本是好事，改善了交通，促進了交流，有利於西藏的經濟發展。但發展不等於幸福，鐵路進藏的另一重效應是使得西藏門戶大開，有點類似於鴉片戰爭之於中國。在進入者看來，自己是帶來先進文明，促進了當地發展；但在被動接受者看來，自己是經濟上、資源上遭到剝奪，文化上、精神上遭受歧視（至少必須屈服於對方的「先進」之下），有被同化的危險。漢人隨鐵路大量入藏，加劇了漢藏摩擦、緊張、對立和衝突。從2006年到現在，不到兩年時間內，西藏的一些經濟指標確有增長，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在複製中國社會這30年的另一過程，即貧富分化加劇。縱然整體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通過對比，許多人還是覺得自己「虧了」，對現狀不是滿意而是怨恨。這種怨恨在西藏不但有著文化的加成，而且還有明確的對象，那就是漢人。毫無疑問，這幾年是西藏社會的過渡期，也將是事故的多發期，文化衝突疊加了經濟內涵，西藏的一些地區已經鋪滿乾柴。()

第三重原因是近因，即國際因素，具體指去年10月17日達賴獲頒美國國會金質獎。美國國會給達賴頒獎，當然有價值方面的原因，但是否僅僅只有價值原因，而沒有戰略考量？對於美國那些現實主義的戰略家來說，如果能夠給制度不同，發展迅猛，已經成為「最大潛在對手」的中國製造點麻煩，又何樂而不為？眾所周知，在美國白宮與國會的智囊中充斥著大量這種戰略家，他們對美國政策的制訂和政客們的言行有著極大影響力。因此，不能排除美國給達賴頒獎兼有戰略利益的考量。()

頒獎的結果是，「藏族民眾自發慶祝」。拉薩哲蚌寺的僧侶準備舉行儀式慶祝，遭當局制止，發生衝突。衝突的模式與3.14一樣，種子已經埋下，只不過在3.14又找了個理由重新爆發而已。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年3.14隻不過是去年10.17的邏輯延伸和延時爆發。()

二，是非曲直()

看不出中央政府在此次事件的處理上有何大的不妥。既然暴力事件發生了，已經殃及無辜，不管暴力的行使者有著怎樣的信念和理由，解決問題的有效方式只能是以暴止暴。政府方面唯一可指責的是：有西方遊客講述，在事件發生后的一段時間內，當地政府似乎只是旁觀，聽任騷亂藏民打砸搶燒。如果這一情節屬實，雖然政府的遲鈍或克制從事後的國際輿論反映上可以找到原因——及時行動將導致危害不顯，可能授人以批評的口實——但畢竟這是政府的失職，而且事實證明，政府的這種克制並無助於其免於被輿論指責。()

有些知識分子認為，事件是由於政府方面粗暴對待示威的藏僧或包圍宗教儀式（在甘肅）引起的。這一指責所隱含的前提是：如果政府不干涉，什麼災難也不會發生。但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會相信這一點，如果聽任藏僧或甘肅的喇嘛行動起來，他們可能動員起數以萬計的藏民。那時候如果再發生騷亂（這是必然的，批評者自己也說了「民變往往都會形成暴力，魚龍混雜，行為殘酷，沒有理性」），騷亂的規模和造成的死傷就絕非3.14可以同日而語了。()

只要承認宗教信仰在藏民地區有著巨大影響力，承認「慶祝」或「示威」並非極個別藏僧的孤立行為而是有著群眾基礎，就不能不承認上述結論。但有些批評者似乎確實是既認為藏僧的行為代表了藏民心愿，又認為這種行為不會引發大規模動員。這些提出「12點意見」的知識分子，除了指責，拿不出任何可行之方。他們的建議不是會造成天下大亂，就是要嚴重損害中央一方，不可能被接受的書生之見。當然，即使他們的建議導致了天下大亂，他們也不認為自己負有責任，因為「用什麼方法控制事態，那是當權者的責任，不是無權者的責任。當權者不能控制事態，那是他的失職，是有罪」——換言之，即使是自己的建言造成的後果，他們同樣可以理直氣壯地指責政府。()

三，各方反應()

儘管達賴本人表示事態已失控，如果繼續發生暴亂他將辭職，言下之意是騷亂者對事件負有責任；儘管許多西方遊客都證明騷亂者失去理性，手段殘忍，不可溝通，但「國際輿論」仍然幾乎千篇一律地指責「中國政府鎮壓藏民」——不鎮壓又能怎麼樣？同樣是暴力，同樣是傷及無辜，美英等國對恐怖分子不也是採取武力鎮壓嗎？()

輿論的反應既代表了一種「政治正確」籠罩下的理性盲目，同時與達賴獲獎一樣，也不能排除某些人有著戰略意圖操縱其間。中國政府由此應該明白，只要政治制度不變，自己在意識形態將永遠是西方國家和「國際輿論」的敵人；再多的共同經濟利益，也無法改變這一點。中國政府的尷尬是，無論是從綜合實力對比還是從經濟對外依賴而言，中國都沒有抗衡西方的能力。不能抗衡就只能盡量靠攏，爭取化解敵意。但中國向西方靠攏得越多，自己行為的可選擇性就越少，限制越多，左右為難的時候也越多。因此在3.14之初政府竟然不敢及時採取行動。對於中國政府的這一軟肋，西方戰略家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們時不時要在這兒戳幾下，製造點麻煩，讓你左右不是，忙於應付。()

至於中國某些知識分子也採取了與西方相同的立場，這是價值和利益同時被「政治正確」綁架的結果。對於某些人來說，如果現在不反對鎮壓，等自己遭受「鎮壓」之時，就沒有了爭取支持的道德立場了。所以一看到「鎮壓」二字，他們就條件反射，不論具體是非，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抗議再說。()

這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領銜倡議的王力雄。有資料顯示，王力雄在9.11等一系列恐怖事件上，也認為責任在美國，在伊拉克戰爭，恐怖分子也有其道義依託。這種觀點，與他在西藏事件上的立場是統一的，做到了前後一致。王力雄曾提出「以超越者聯盟抗衡精英聯盟」，他的這種態度，確實有「超越」味道：超越了某種觀念的束縛。反觀參與倡議的劉曉波等人，一會是「今夜美國人」，一會又成了西藏人；既譴責針對西方的恐怖活動，又認同發生在西藏的暴力騷亂——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打得不亦樂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