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層智囊：中國謀划防範金融風險穩住大局

2008年3月19日

香港《經濟導報》潘穎／國外金融資本規模大競爭力強，而中國實力尚弱小，如不積極防堵漏洞，一旦金融命脈為人所控，很易導致金融動蕩，被人「剪羊毛」，改革開放成果將流於一旦。所以金融業要儘快成熟起來能夠抵禦風險。本屆政府需努力實現「十一五」發展改革目標，而「十二五」要考慮的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如何實現發展方式的三大轉變。

3月份的北京在「兩會」的政治空氣包圍下，顯得比任何時候都重要。無數當代中國的知識和政治精英以及民間代表努力抓住這一時機，將他們各呈風采的陳情意見和智慧之思「上達天庭」。在去年為新一屆政府奠定執政思路的中共十七大之後，從今年開始，本屆政府需要在新的執政方針下運籌帷幄，尋找更符合「科學發展觀」的策略來推進改革。除此之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簡稱「十一五」，2006-2010年）會在本屆政府的執政期內結束，「十二五」發展規劃將著手制定。本報記者從國家發改委一位官員處得到確認，國家的「十二五」規劃現在已經開始調研，另從與接近中央決策層人士訪談中得知，新的發展思路也在「十七大」報告的引領下逐步醞釀中。

金融業發育不全，阻礙「大金融部」

3月11日，「大部制」改革方案面世，拉開了本屆政府行政管理體制變革的大幕。在國務院擬新組建的五個大部中，「大金融部」並未現身。預案公布后，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被外界視為中共智囊之一的鄭新立，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中國金融體制發展明顯滯后於國民經濟發展的整體水平，現在推出「大金融部」風險較大，時機尚不成熟。

就在大部制方案面世前一天，鄭新立談及政治體制改革的終極目標時對本報記者說：「政治體制改革要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有利於保持社會穩定，有利於增強人民的積極性，調動起經濟活力，不能為了民主而民主，也不能為了政治體制改革而改革。」

在鄭新立看來，金融體制發展滯后導致了「大金融部」的難產，現時中國金融業不僅規模小，競爭力也低，已成為當前亟需解決的難點問題之一。

鄭新立分析說，金融領域存在「五大滯后」：其一，整體規模遠遠落後實體經濟，中國實體經濟現已居於世界前列，200多種工農業產品產量世界第一，相比金融業帶動的虛擬經濟規模太小。

其二，銀行業間接融資比重太大，其與直接融資之比為2：8，而發達國家這一比例為7：3。

其三，在間接融資中，中小銀行獲得的支持落後於大銀行，原因是中國先發展「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繼而才有近十幾年發展起的各地中小商業銀行，而美國銀行業是從兩萬多家小銀行起步，逐步形成了幾家跨州經營的大銀行。

其四，在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中，債券融資規模小，它與股票融資之比約2：8，國外的數字是8：2。

其五，保險市場滯后貨幣市場，中國保險業收入佔GDP僅約3％，世界平均水平為8％。這些對比懸殊的數字令人感到不安。鄭新立表示，國外金融資本規模大、競爭力強，而中國實力弱小，保險業甚至還處在「不發育的階段」，「過分開放會很危險」，一旦命脈為人所控，大量虛擬資本短時間撤資，就會導致金融動蕩，資產價格下跌，繼而本國產業為手握重兵的外國資本收購，被人「剪羊毛」，那時改革開放成果將流於一旦。他說：「中國現在還沒被別人剪過羊毛，所以得加快金融業體制改革的步伐，使之成熟起來能夠抵禦金融風險。」

面對如此艱巨複雜的任務，鄭新立表示，過去國務院作出的分業監管決策是正確的，分設「一行三會」（央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由四個正部級機構在金融業內各領一攤，各司其職，只要加強綜合協調機制，分業監管模式對現在的中國「可能更為有利」。「假如證券業出了問題，就找證監會，保險出事了找保險去，這幾個部門要是哪個沒管好，老百姓是要找他們算賬的。」鄭新立隨後透露：「假如過一、二十年中國金融業成長壯大了，就可以考慮籌建大金融部。」

金融業需要防範漏洞警惕演繹成經濟危機

對中國可能遭遇的金融風險不僅鄭新立一人有所憂慮，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終身教授、經濟學家徐滇慶11日晚在一場內部講座中告誡道：中國或將面臨的社會危機中，「金融危機的問題恐怕更為嚴重」。他說：「我們對金融危機的認識，直到今天知之甚少。全世界爆發過很多次金融危機，十年前震撼了整個亞洲，但中國的發展模式和世界各國都不一樣，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結構與世界各國也都不一樣。」

徐滇慶強調：「如果中國爆發了金融危機，很可能是獨一無二的！是非常危險的，而且是內生的。我們對此分析研究極少，遺憾的是，我們現在很多人對金融危機的防?意識嚴重缺乏，對很多政策盲目樂觀，掩耳盜鈴。」他結合「兩會」上剛剛出爐的預算草案批評說，現在不同於過去，以前可以容忍有一些財政赤字搞建設，而現時政府應趁機節省大筆錢，留下來給銀行注資，防?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因此現在的財政「務必要消滅赤字」。對最近傳出國家要以外匯儲備給農行注資700億美元之事，他也批評說，外儲不是央行的財富，只能對外投資不能內部使用，否則「是給金融體系埋定時炸彈」。

金融業的種種疏漏，在資本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更加令人心急。為此鄭新立在呼籲「防?剪羊毛」後繼續提醒：「巴西就是過度開放」，把銀行讓給外國資本掌控，還放心地以為這些銀行是自己的，結果受制於人，不斷發生通脹。但鄭新立並不反對開放，他說：「開放才能發展。」

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樂教授此前曾對本報等新聞機構發表他的見解，呼籲在新的開放時代，中國人要「解放思想」，以新的經濟安全觀來應對越來越融為一體的世界。王志樂說，「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的經濟才最安全」。他以其在跨國公司領域的研究試圖證明，跨國公司正欲圖淡化「國籍」觀念，努力成為投資所在國的成員，履行當地的社會責任，以使其接納。他認為，當一個大型投資項目在中國土地上建起之時，外國資本對中國經濟保持平穩增長的願望比誰都強烈。

對此，鄭新立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認可，但是他指出，這種開放和融合是實體資本層面上的，國外資本在中國開工建廠可以帶來高新技術和管理經驗，對這種產業資本性質的外資，中國是歡迎的。但是建立在金融基礎上的虛擬資本則需要加以注意，不可過度開放。發改委一位官員以學者身份在一非公開場合也表示說，資本項目下的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大幅升值不可同時並舉。

改革轉為從「上」發力打好基礎迎「十二五」

面對本屆政府需努力實現的「十一五」發展改革目標，鄭新立委員對記者表示，其中的核心問題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如今要完成這一任務還非常困難，至少到「十二五」還要繼續努力。不過對未來他有信心地表示，中國到2015年的這八年間，能基本完成發展方式的轉變，為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目標奠定基礎，這對2020~2030年的發展，以及2050年實現基本現代化的目標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說：「十二五」要考慮的最重要的問題，還是怎為實現發展方式的三大轉變。今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德國排世界第三，正常的話，爭取2015年超過日本。現在的目標是，保證2020年前的這十二年間，中國經濟能繼續保持前五年平穩快速增長的勢頭，不出現大起大落，這是整個宏觀調控和長期發展戰略要實現的核心任務，也是今年溫總理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核心問題。另外鄭新立透露，近日有香港政協委員在分組討論時提出，希望能參與到「十二五」規劃的制定中，會有人將此提議提交給國家發改委和國務院，他們會根據香港的要求，支持香港的繁榮穩定發展。

不論是本港的發展問題，還是內地的一系列中宏觀發展任務，未來的路將更多取決於中央決策層的能力。上述那位不願對外具名的官員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到今天該迎來一個思路轉軌了：即由從「下」到「上」的自發改革，轉變為從「上」到「下」的推進改革。因為三十年的歷程已經把最容易的改了，留下的難題都是需要高層統籌決策，以大智慧推進的改革。比如破除行業壟斷、縮小貧富差距，科學宏觀調控，尋找不以環境資源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模式等等，而這些無一例外都需要「上面」的人跨越部門、階層利益，甚至犧牲自己利益來推進。